这是一段奇怪的情节，但是在把它作为奥威尔“黑暗面”的证据之前，还要记住不止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关于他的几点。第一是这个事件的确发生了。赫彭斯特尔第二天一早在梅布尔·菲尔兹家寻求庇护，她证实了这点。第二是这事件在多年后被彻底改动了，因为考虑到关于奥威尔的新信息以及他的作品当时还没有在手头（例如，赫彭斯特尔不可能在《一九八四》前说出“虐待的兴奋”这样一个短语，这与这部作品有着直接联系）。第三是赫彭斯特尔在写到关于其他作家时，他总是有个秘密记录隐藏在表面之下。他公认是脾气暴躁，而且易于憎恨他后来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比他更有才华的文学人士——伊夫林·沃就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他很有可能会间接贬低别人的成就。“一个用棍子打自己酒醉朋友的人怎么还可能是个伟大的作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赫彭斯特尔关于这场楼梯混战的描述中直接出现过，但却随着害怕和虐待的兴奋的回顾同样潜伏在那里。无疑，中年的赫彭斯特尔把它看成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的转变期，然而，证据表明这只是两个朋友暂时的争吵。迈克尔·塞耶对这次事件的回忆提到这之中有政治关系，是因为赫彭斯特尔与米德尔顿·穆瑞的关系而引起的。奥威尔当时（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怀疑他有莫塞莱分子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友谊仍然继续着，奥威尔年末的信中没有任何委屈愤恨的痕迹。如果碰到一个真正的虐待狂，赫彭斯特尔肯定会对他敬而远之的。
无可非议，奥威尔有着权威的一面：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不可能做5年的缅甸警察。关于杰克·伦敦，他认为他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自己有法西斯的倾向——这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写出了老大哥这样的独裁者、101号房间和装满饥饿老鼠的笼子。奥威尔对于极权主义心理的洞察力很少像是借用了别人的——读者会感到他了解这一切，他是为自己而写的——但是，如果把举起的手杖当成奥威尔极权主义阴影的象征的话也是错误的。
秋天奥威尔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上。摩尔开始为他协商给《新闻纪事》写连载，这标志着奥威尔地位的提升。这种给流行报纸写连载几乎成为战前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套路是由有名的文学代理人A.D.彼得斯提出来的：“连载就是8万字。你先写一个5千字的部分，定下一个基本场景，男女主角在此期间相遇，最后一行必须要有妙语。然后写第二部分，大约3千字，也要有妙句。编辑会对前两部分付酬金。”报酬还不错——大概是350英镑，还可能最后写成一部小说。也许是注定的，奥威尔异乎寻常地不适应这项工作。9月末给赫彭斯特尔的信中，他说这样的写作就是“无法形容的折磨”。尽管他可能是延续了彼得斯的模式，但是，这个故事却是它讲的东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个星期的“痛苦”之后，这篇“糟透了的东西”呈给了摩尔，他带着“微小的希望”期待这篇文章好歹能有些优点。奥威尔是对的：这是他唯一一次尝试给流行新闻界写作。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虑。他的小说即将完成。他还计划去索思伍德度假，从那里他可以到海滨的诺福克去拜访和米德尔顿·默里在一起的赫彭斯特尔。艾琳不会和他结婚，因为她没有真正的收入，又不愿意白白靠他的收入养活自己——但只要她结束学习，下一年还是有希望。他被邀请去伍德福特的文学协会演讲，这充分证明了他的职业地位。他给400余人讲了《巴黎伦敦落难记》（他告诉赫彭斯特尔说“大受欢迎”）。劳福德路的家庭解散了。到了秋季中期，只有奥威尔还留在那里，而租金的负担让他经济很紧张。有没有可能从戈兰茨那先拿到预付款呢？他在11月初向摩尔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意向。在他正为小说的结尾部分而努力工作时，对金钱的担忧是他最不想要的。
发表在《新英语周刊》上对《北回归线》的评论暗示着奥威尔思想转变的方向。他深受米勒对30年代巴黎近乎波希米亚式生活的平铺直叙回顾的吸引，很快就把小说中对世界从下向上的看法与宗教信仰的衰落联系起来。奥威尔认为，这种衰落的结果之一就是“对生活的物质层面随意理想化”。像《北回归线》这样通过坦白的事实描写性的小说，也许把钟摆摇得太过了，但摇摆的方向是正确的。奥威尔总结说，人虽不是《格列佛游记》中雅虎那样的人形兽，但是很像雅虎，而且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一点。对于生活同样的兴趣让他这一年早些时候在《阿黛菲》上发表了关于工人阶级作家杰克·希尔顿的《凯列班的尖叫》的评论。这本书是从内部来探讨它的主题的。奥威尔说：读者对贫穷有深刻的感觉，而不是仅仅了解到关于贫穷的一系列“事实”。奥威尔对这类的作品有所反应是因为它们促使他往他自己希望的方向走，即使在《牧师的女儿》中小说情节发展的要求有时会有些阻碍。
扩展来说，像戈登·康姆斯道克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过时的年轻诗人白天在一家邋遢的书店工作，晚上闷在威斯别克夫人的寄宿处，追求处女罗斯玛丽——换句话说，这完全不像奥威尔本人，他在1935年末就已发表了3部小说，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差不多准备结婚。在奥威尔30年代完成的作品中，《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与他自己作家生涯联系最紧密的小说。而这个标题要追溯到《牧师的女儿》中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幕，这里被免去圣职的牧师托波尔斯先生颤声唱着嘲弄的圣歌。然而它注定处在一个奇怪的角度来表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它一方面展现了对奥威尔自己所处的同样世界的另一种看法，另一方面缩减了几年来夸大的他自己的困扰，而最后表达了一种终极的破灭感觉。评论家们总是把这种感觉和非常忧郁的维多利亚后期小说家乔治·吉辛联系在一起。《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过渡性的小说，因为环境而开始的一段路程，奥威尔以前曾经也写过类似的问题，如安东尼·鲍威尔所说，当时吉辛已不得不停止了。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个自我奋斗的维多利亚时期富豪的孙子，他的生命力因为无能的家族而消散了，如今，穷困的子孙们都被压制性的个性压垮了。他是受到好评的诗人，唯一的诗集被认为表现了“非凡的诺言”——戈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机器和“高尚”生活的伦理道德都是对抗的（出现在他所住过的每个房间的叶兰可能就象征了这种斗争），他放弃了做广告行打字员的工作（广告业是“泔水桶的最后一搅”），而是逃避到了麦肯坚尼的书店。戈登的这一努力得到了他的主要资助人雷文斯顿和他的女朋友罗斯玛丽的支持，前者是因为他尊重戈登对于原则的追求，后者是因为她贞洁地爱着他。尽管每个人都越发感觉到——戈登自己也深深地觉得——在爱书角书店度过的白天和晚上、在威斯别克家保存自己的香烟，这些都不可能为写出诗歌或是至少“好的诗歌”提供环境。产自小气、性爱受挫、嫉妒和破落的气氛中，戈登对于他认为自己受歧视的世界的现状、文学界的社交活动的责难，女人和金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论读者会多么同情戈登——因为某种原因，戈登是个奇怪的吸引人的角色——人们会感觉到他是很难满足的，他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内心强烈不满的反映。
不久以后，戈登的事情急转成了危机。戈登因为一次不幸的醉酒事件而上了法庭——这是预料之外的来自一个美国杂志的支票造成的后果——他丢掉了工作，结果只能在贪婪的奇斯曼先生破旧的2便士的外借图书馆当职员。即使是卖旧书，也是一种落魄，但是戈登不服气。他热切渴望的是每周赚上几个先令，可以过上温暖、无忧无虑的“地下”生活。雷文斯顿尽管赞成原则，一面假装支持他，私下里却认为戈登从文明生活的假象中撤退是个错误。罗斯玛丽则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在某天下午他破旧的寄宿处看他时（“即使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也能看到房间脏乱的情景——桌上是吃剩的食物和纸、壁炉里冰冷的灰烬、围栏旁肮脏的瓦罐、死叶兰”），她终于同意跟他上床。后来，面对不可避免的她怀孕的事实，戈登面临着残酷的选择：要么抛弃她，要么负起责任。他勉强接受了可敬的地位，回头了原来的工作，而这也不是没有个人疑虑的。小说以他们在埃奇韦尔路的小公寓新婚结束，最后是这样讽刺的句子：好戏又一次要在康姆斯道克家上演了。
这样用简明易懂的话对穷要面子的描述最大的缺点就是结尾不能让人信服。像威尔，受到阴郁的20世纪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传统小说的教育，也会知道这一点。吉辛是在《让叶兰继续飞扬》时期最常拿来与奥威尔比较的作家，他总是坚持自己的美学原则。无论是写出了无情的进步或是衰落，他始终坚持。《新格鲁勃街》中不成功的小说家里尔顿和《在流放中诞生》中挫败的反英雄皮克都没有完成自己的雄心：他们都因明白没有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而死。决定论者的结局会是戈登在贫民窟房间里虚度光阴或是跟娼妓鬼混，而罗斯玛丽成了未婚母亲，后来死去。在这本小说里，戈登只是重新开始而奇迹般的得到了他原来那么任性扔掉的“好”工作，就像某人穿上了新外套，转而采用了他在小说的前200页愤怒批判的价值体系。
奥威尔的个人经历与写出《老鼠》的戈登·康姆斯道克本质上的孤独世界很不同，但是，《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确有许多并不显眼的自传性成分——戈登学生时期的“叛逆”，散乱写成的长诗（“大约两千行，极好的押韵，描写了伦敦的一天”）；甚至戈登逃脱出的警局牢房都是出自1931年《阿黛菲》上的一篇文章。同时它也展现了奥威尔是怎样成长为一个作家的：早期的唯美主义仍旧很明显，但是渐渐被一种不祥的预示所覆盖。例如，当戈登在晚上的街市闲逛时，他看到3个十来岁的女孩，她们的脸“并排凑在一起就像一捆石竹花或是夹竹桃”。当他凝视她们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个时，“她脸上泛起红晕，就像一波水彩浮上来”。《在缅甸的日子里》中也同样像绘画一样描绘了伊丽莎白的脸。而戈登和罗斯玛丽去伯纳姆比奇远足时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在早一些的小说中也不会不合适：
大路下面，薄雾笼罩的树篱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略带紫色的棕色，就像冬天光秃秃的灌木中欧楂果的颜色。突然，就在他们又回到大路上时，树篱上的露珠闪过钻石般的光芒。太阳穿透了云层。金黄色的阳光斜斜的洒在田野上，万物都突然反射出出人意料的美丽色彩，就像哪个巨人的孩子拿了颜料盒出来玩耍。
尽管就奥威尔来说是可以断定的，关于这点奇怪的是同时还并存着一种习惯性而且越发夸大的对臭味、贫穷、衰落的苛求。例如，戈登从小商品市场的工人阶级的酒吧回来，还拉着不情愿的雷文斯顿喝两杯啤酒：
这些是便宜的厚玻璃杯，几乎像果酱罐一样厚，暗淡而且满是油污。啤酒上那层薄薄的黄色泡沫渐渐沉了下去。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一样浓烈的烟味。雷文斯顿瞥见一个装得满满的痰盂，赶忙转开视线。他想到这啤酒可能是从哪个满是小虫子的酒窖里通过黏糊糊的管子装出来的，而这些杯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洗过，只是泡过啤酒水。
在奥威尔30出头的时候，他一面仍然追求着19世纪90年代老式的唯美主义，而另一面则高兴地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斯威夫特式的恐惧。它们之中都有着虽然微小却坚持不懈的预言式的口气。“不久就会有飞机来了，”戈登早前反思道。“嗖嗖地飞过来了！整个世界都会在一场大爆炸中被炸毁。”“我的诗歌是死的，因为我死了。你也死了。我们都死了。死亡的世界中死亡的人们。”戈登这样告诉罗斯玛丽，神秘而又精确地预示着《一九八四》。甚至戈登回到广告行后，在做防汗脚的广告海报时——“排汗脚你呢？”（这个口号被认为是“险恶的简洁”）——看上去跟“老大哥”和思想警察的世界很接近了。
最重要的是，《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部关于成为一个作家和普通的文学生活情况的小说。作为一部战时的小说，它延续了《潘丹尼斯》和《新格鲁勃街》的文学传统，也影响了后来的安东尼·鲍威尔作品《塞满房间的书》。在他快要结束这部小说时，奥威尔听说了将会戏剧性改变他自己写作环境的一些消息，而这也的确对他未来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消息来自维克多·戈兰茨，让他去英国北部研究当地的社会情况，写出一份长篇报告。
因此，奥威尔写出了《通往威根堤之路》。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大马士纳斯的变化——向30年代末血性的社会主义迈出的第一步。显然，这其中也没有什么强烈的经济诱因（尽管奥威尔告诉杰弗里·戈尔说没有戈兰茨的支持他不能完成这次旅行）。这次冒险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任何东西保证奥威尔会写出一本关于萧条的工业中心地带的作品，也没有任何许诺奥威尔的报告一定会发表。然而在1936年初，他搬离了劳福德街，在沃里克大厦待了几天。在韦斯特罗普家居住的时间刚好够他交出手稿，给《新英语周刊》写一篇吉卜林逝世的文章——他很精明地表达了吉卜林的作品给他童年时期的深刻影响以平衡他对吉卜林的殖民主义倾向的遗憾。1月31日，奥威尔带着对第一部小说可能引起诽谤嫌疑的担心，离开伦敦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