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到巴黎后，那身衣服就该洗了。千万别把它放进洗衣篮，雷奥娜尔德太太会把它交给洗衣房去洗的。我对这种料子不放心，它会缩水的。你最好自己把它送到达姆斯街去洗。”
他只有两次独自在洛让得尔街的家中生活，那是因多米尼克二次去医院分娩，不，三次，她姐姐分娩时她还去哈佛尔待了三天。她姐姐同拉唐萨旅馆的老板结了婚。
难道是为了与回荡在耳边的这个声音抗衡，他才把那身奶油色的西装塞进洗衣篮？
“亲爱的，你到家后一定非常累。你要到下午才去上班，尽量睡一会儿，让雷奥娜尔德太太帮你打开行李好了。”
雷奥娜尔德太太是他们请的女佣人，一周只来两个下午，她虽然长得干瘪，身后却挺着个硕大的臀部，所以从外形上看她总是一副朝前奔跑的样子。她早年同一个有病的男人结了婚，伺候了他将近二十年。现在她从早到晚都帮人家干活。夜里附近谁家死了人，她也常去帮死人梳洗。
她独居在附近街上的一间房子里，不同任何人搭腔。从她的嘴里只能听到这一句话：“这些有钱人，都是一路货！”
在她眼里，这些顾客都是有钱人，经商的更不例外，连守门人也是有钱人。
卡尔马坐在澡盆里，心里却一直在想着她的事，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在失望中沉沦下去，反而生活下来了。在巴黎，象她这种境遇的人恐怕有成千上万，还不算那些连屋子都很难出、或者完全瘫倒在床上依靠邻居和社会福利救济而生活的更不幸的人吧？
衣柜下藏着一笔财富，他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也不想立即知道。
“尽量睡会儿觉……”
他要努力试着去睡，因为他的确累了。(仿佛并不是独自在家似的)他穿上了睡衣，然后拉上窗帘躺到床上。但是任凭他怎样努力，脑子里非但摆脱不掉那只箱子，反而开始以箱子为中心迷迷糊糊地又转动起来。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旅程，又洗了个澡，他的人已经发木了。
也许来自威尼斯的陌生人是个国际窃贼，故意利用他以避免亲自冒风险去取手提箱。
如果这一事实成立，为什么又有人把阿尔贝莱特·斯多布杀死了呢？真的，他的钱夹子里现在还有一张纸，那上面有草草写下的这个女人的地址。这可是危险的。他在办公室里从口袋往外掏钱夹时，纸片有可能从里面掉出来。万一不久以后报纸土出现了这个名字……
他坐起身来，走到衣柜前，因为他刚才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在那儿了。他把那张纸撕成碎片，正要扔进纸篓，突然想到下午只有雷奥娜尔德在房里，她有可能好奇地把纸片拼起来。
他一下子成了个有谨小慎微怪癖的人。他把纸片烧成了灰，扔进马桶，又拉动了抽水阀。
等他再度躺下时已睡意全消，他不再强求自己闭上眼睛。
万一那些票子是假的呢？他觉得火车上那位陌生人又很象是个伪币组织的头头。一切都有可能。武器贩子？间谍？箱子里到底有多少钱？他曾强迫自己休息二、三个小时后临近中午时再去数，以示自己的沉稳，但此刻他又一次坐了起来，由于对面楼里有个女人，他没再拉开窗帘，而是坐到多米尼克的梳妆台前。
每一捆美元果真是一百张。这意味着比一本简装小说还要薄一点的一捆就有一万美元。
二十捆。一律是新崭崭的票子，合起来是二十万美元！还有英国钞票，五十捆二十英镑一张的，合五万英镑。他去拿了一张纸、一支笔，开始计算总金额。美元可折合约一百万新法郎。他顿时一阵晕眩，遍体生津，双手打颤。
一百万！外加近七十万法郎的英镑！还没算手提箱底部不屑被人用皮筋捆起来的零散钞票，以及二万德国马克和十张一千瑞士法郎的又宽又厚的票子。
“警长先生，我给您带来一只手提箱，它……是……一位陌生人，在从威尼斯开来的火车上给了我一把钥匙，请我……他给我在一张纸片上写了个地址……我刚才把它烧了……为什么？……因为雷奥娜尔德太太，我们的女佣人……不，我并不想把这笔钱留下……我之所以撬开锁……”
不可思议。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话。
“我乘出租汽车来到指定地点布尼翁大街一个叫阿尔莱特·斯多布的人的家……我按了门铃……由于没人回答，我不由自主地转了转门把，没想到门自己就开了……那个年轻女人已经死了……我估计她是被人杀死的……我没见到血……说不定她是被勒死的？这会儿，洛桑的警察局也许已经发现她死了。”
当他突然想到应该把这只箱子尤其是里面的东西藏起来时，他更加坐立不安。箱子嘛，他可以等天一黑便扔到什么地方，比方说扔进塞纳河。至于在下午这段时间，他可以把它锁进衣柜的抽屉，抽屉都是带锁的。
雷奥娜尔德太太会不会发现抽屉都上了锁？因为要锁就得三个都锁，可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他第一次发现整座房子里从来没有任何家具是上锁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藏匿任何东西。不管是他的妻子、孩子、雷奥娜尔德太太，还是他的小姨子们或岳母来做客时都可以随意拉开任何抽屉，任何柜子或壁橱。
然而，星期六妻子、孩子就要度假归来，他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想找个藏钱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想把钱留下，起码不是想永远留下，不过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把事情弄清楚。
他穿着睡衣，到各个房间慢慢地转起来。他先看了他们的卧室，这是一间标准的普通人家夫妇的卧室，家具的样式够得上现代化，质量也很不错，可惜过于俗气。在上千户类似的房间里，为数不少的卧室与这间一模一样。
然而这已经前进了一步了。他们结婚时还住在巴的尼奥勒街上一幢老房子里，只有两间房。当时他们买的是旧家具，特别是那张胡桃木的床很高，与他童年时在父母房间里见到的床毫无差别。
现在用的这张床很矮，他好久才适应过来。同样，对轻巧的衣柜、两张蒙着桔黄丝绒的扶手椅、桌子和梳妆台他也都有个适应过程。
这是他岳父岳母的房子。自从他岳父路易·拉沃从克利希广场上维普来尔旅馆主的位子上退下来，到布瓦西丘陵地区开业定居之后，他就继承了这所房子。
现在的客厅和卧室现代化程度不相上下。而在拉沃的时代，房子里色彩黯淡，墙上糊了一层仿铜的黄色装饰纸。
“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孩子们，因为这成为你们的家了。不过你们再也不会找到这种质量的装饰纸，它不怕大水冲洗，绝不会鼓胀起来。约瑟菲娜，你洗过几次了？”
那时的家具都是实心橡木的，非常笨重。桌子摆在中央，四周的椅子都蒙着烫有凸凹花纹的皮套。
这一切同在他父母家雷同，只有一点例外，即在他父母家几乎从来不用饭厅，而是在铺子后面的厨房吃饭。
他不是小偷。他无意使用这笔暂时看来不属于任何人的钱。
假设他把火车上那位陌生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局呢……假设这个人被活着找回来了呢……这岂不背叛了这个人对自己的信任吗？
而这种信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包厢的旅伴会随随便便给予他的。这个人对他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向他提出很多很细致的问题，以至于车到米兰时，他可以说对他的全部生活都有所了解了。
当他在镇上上到高中时，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蛆。不仅因为他比别人胖，而且因为他父亲是洛努阿尔岸边卖渔具的贩子，他的店设在离横跨罗瓦河上的老桥不远的地方。
店房很低矮，有一道带齿轮边的山墙，就象现在在布鲁塞尔还能见到的那种。狭小的店铺里堆满了芦苇秆和竹竿，四周摆着玻璃小匣，里面盛着各种颜色的大大小小的浮漂、马尾毛、成卷的羊肠线、铅陀及上百种甚至上千种他父亲独家经营的物件。
此外，他还卖蛆、木头托架。每逢周日，他另外为有白斑狗鱼的人准备满满一鱼塘的钩鱼。
他父亲与他截然相反，又高又大，长着一头黄发，稀疏的胡须朝下垂着。朱斯坦给他起了个绰号，但从未对任何人讲过：贫血的高卢人。
因为他面色灰白，皮肤上遍布红棕色斑点，总是一副疲乏的样子，细长的躯干仿佛随时都可能被折成两段。
他死时很年轻，只四十二岁，死于肺病。他母亲说是肺炎，其实更象肺结核。
母亲继续并始终独自经营着小店。蛆用勺卖。他小时，一汤匙蛆卖二十五生丁。
奇怪，他在找地方藏钞票时居然会想到这些。没有合适的地方。连他们结婚时那只硕大的带镜子的柜子都没有了，那个柜顶上还可以遮掩些东西。
他又去拿自己的提包，把里面的东西全掏了出来——全都是商品说明书——然后把一捆捆的钱塞进去。他从中抽出一张一百美元的票子，只抽了一张，想去试一试。
这是一次必要的试验。他仍然没有干什么坏事，他永远不会有偷盗行为。为了决定他下一步的措施，难道不该识别这些钱的真伪吗？
“朱斯坦，一定要到艾蒂安纳饭馆去吃饭……”
偏爱，可能家家都会有。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当他还是卡尔诺中学的见习教师时，他们收入很少。有时，隔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去巴第乌里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一顿真正的晚餐。饭馆古色古香，四壁嵌着镜子，出纳台高筑，抹布上饰有金属球。出纳员正是艾蒂安纳太太。长着个大红鼻子的艾蒂安纳先生在顾客席间走来走去，为顾客推荐诺曼底的磐蝎鱼或是什锦火锅。
多米尼克怀孕后他们去的次数就较多一些了。好几次结婚纪念日他们都在那里进晚餐。在他妻子眼里，直到现在也还是只有在艾蒂安纳那里才能吃得又好又干净。
他决定不到艾蒂安纳餐馆吃午饭。他还有别的事要做，要考虑。考虑这个词儿用得太轻了。
他打开窗帘，穿好衣服，随手扭开收音机旋钮，听到的都是些音乐和广告：“周末特别快车的数目大破记录，因为大多数度假的人都利用了8月20日的连假……”
很少有可能在欧洲一号电台或卢森堡电台中报导洛桑一间民宅里发现一具被害年轻妇女尸体一事，除非它涉及的是一起重大国际案件。而这一点，如果人们不知道有这只箱子的存在则是很难了解到的。
在火车站的报亭那儿，人家告诉他洛桑的报纸十二点或十二点半左右才能来。
他不能把锁撬开的手提箱留在房子里引起雷奥娜尔德太太的好奇。最好把它包起来。他又一次感到有些一眼看来极为容易的事做起来竟会有那么多困难。家里连包装纸都没有！
有一个抽屉里装着许多小绳子，还有一个放着各种工具和罐头刀，就是找不到打包裹的牛皮纸。雷奥娜尔德太太利用假期他们不在家的时间进行了大扫除，他现在连旧报纸也找不到了。
他记得衣柜抽屉底板上铺着纸，不是棕色的，而是青蓝色的。他拿了一张。他以后可以再换上一张的，只不过那张会比较新，多米尼克肯定会发现：“咦！你把第二个抽屉的纸换了？”
这是他放衬衣和内衣的抽屉。他该怎么回答呢？
“我打翻了……”
打翻了什么？谁也不会一边开着抽屉找衣服一边喝咖啡或葡萄酒的。
“我把香烟掉进了……”
会有词儿的。如果从现在开始他就被这些枝节问题纠缠住，那以后就摆脱不出困境了。
他捆了个结结实实的包，又把他的书包锁好，按平时习惯放在壁橱里，深信雷奥娜尔德太太不至于象他对手提箱那样产生撬锁的念头。他想得太多了。他必须保持镇定，三思而后行，但切忌不要使自己陷于忙乱之中。
他走出去了。看门女人同他打了个招呼。
“我还以为您睡觉了……经过这么累人的旅行……”
“很遗憾！我还有事要做，戈都太太……”
“要注意身体。我相信卡尔马太太一定不愿意知道她不在家的时候丈夫放任自流……我还记得我那可怜的丈夫……在我们共同生活期间我只离开过他十五天，我知道男人们一旦独自待着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
他走近稍远处街上的车库。
“哟！是卡尔马先生……我还以为您下周才回来呢……我准是弄错了日子……时间不算长。”
他的车放在了最里面，上面布满尘土，需要移动十几辆车才能把他那辆开出来。
“请您原谅……我要早知道……我好歹给您擦一下吧……”
他手头那个包使他行动很不方便。只希望不要引起车库老板的注意。他没有把包放进车尾箱，只是随手扔在一个座位上。
“祝您一天顺利，尽管天热一点……不知您在那边时气候怎么样？这儿可已经有好几年没这么热了，您在这儿生活也十三年了，对此地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我……这儿的人可真够勇敢的……我看见有些主妇们居然身穿着运动短裤去买菜，跟在海滩上一样！孩子们就穿着游泳衣在街上玩儿……”
他顺着几条差不多空荡无人的街道朝歌剧院开去，幸运地在欧贝尔大街找到一个位置停放汽车，然后便匆匆地朝林荫大道上的一家银行走去。
就在他踏上台阶，步入与室外的阳光形成鲜明对照的阴森森、凉飕飕的大厅时，一阵恐慌将他攫住。
他意识到这是异常重要的第一步。不！第一步应该算在洛桑车站1号站台打开寄存箱……也不完全对，因为当时火车上陌生人的故事似乎还是真实的……必要时，难道就不能想办法找到在巴都附近查票的那位意大利检票员？这个人也许能回亿起来自己曾从那个本子上撕下了一页玫瑰色的纸？
还有那个多莫多索拉的警察，他曾经慢条斯理地验证护照，送还时还近乎毕恭毕敬地微微致意……
为什么要致意？同是这个警察就没向卡尔马致意。莫非那是某位名流或是某国的要员？外交官？不，他不象一位外交官。什么也不象。他是个难于用言语描绘的人。
他开始寻找兑换窗口。那前面排着五、六个人，是些美国人，还有两个德国人。
那几个美国人递进去几张旅行支票，出纳员要求他们签字，然后飞快地用眼对比了一下就给他们数了法郎。有一个人因不太满意而争执了几句，后面那两个德国母女脸上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已经接近正午了。他害怕看到窗口关闭，同时还想起他把那个手提箱的纸包就放在汽车座上了，而没有按原计划把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街上以便把纸包锁进车尾箱——唔，车是锁着的，一只捆得歪歪扭扭的纸包不会吸引小偷。
还差两个人……一个……轮到他了。他递进去那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尽量控制着不让手打颤，然后静候着。出纳员抬头望了他一眼，略微有点惊讶，用姆指和食指把票子摸索了一阵以便证实它确实应有的厚度和密度，然后朝亮处照了照。
“请稍等片刻。”
他退到里面，打开肚子前的一只抽屉，取出一本窄长的登记簿，上面列着几行数字。
这一套手续不过只延续了几分钟，就又有一群年轻的意大利人在卡尔马后面等候了。
抽屉又关上了，出纳员问：“是换法国货币吧？”
“劳驾……”
他拿出一叠捆得同箱子里的美元和英镑一样的十法郎的票子，掀着钱角点起来。钞票在他手指中嚓嚓发响。接着他又点起小额纸币，最后又点了些一法郎和二法郎的零钱。
卡尔马懒得把票子放进钱夹，他把它们统统揣进口袋。
美元不是假的！在洛让得尔大街他住所的壁橱里有他信手放进去的提包，那里面有一百五十多万法郎。
他生平第一次花不属于他的钱。不，他偷过一次，真正的偷，并且知道原因。那时他才十到十一岁。天气很热，同今天一样。当时他的父母和他是不去度假的，相反，这正是经商的好季节。有时他父亲午饭后坐在厨房的爆柳竹扶手椅上打盹时会突然被铺子里的铃声惊醒。
他记不清那天母亲到哪儿去了，也许是到花园的草地上晒衣服去了？反正他蹑手蹑脚地钻进柜台，把手伸进放钱的抽屉,他只拿到五十生丁。几分钟之后，他在一个推着一辆小推车沿街叫卖的意大利小贩那里买了一支圆锥形的小蛋卷冰淇淋。
他边走边舔着加了香料的奶油，突然他瞥见远处有一个同校同学。由于这不是星期日，而他平日是没有可能给自己买上个冰淇淋卷的，他连忙把奶油卷扔进小溪，然后立即转头朝左边头一条街走去。
他满脸通红，觉得血直往两穴涌。他到一家杂货店照了照镜子后，连忙跑到教堂去做忏悔，他当时还是个神秘主义者。
这一次，在和平咖啡馆的二等厅内，他无须提心吊胆了。他不愿意提心吊胆。平台上更凉快一些，他之所以没有坐到那里，是因为他不想让门市部的同事或顾客看见他，他平时很难有机会光顾这样昂贵的场所。
他叫了不少价格高昂的菜肴，各式拚盘、半只龙虾，又叫了一串烤鸡鸭肝，都是些在家里极罕见的菜肴。
这无疑又走了一步，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到银行去兑换那张一百美元的票子并不是为了贪便宜，而是为了弄清一些情况，所以他现在口袋里装着他不能合法花销的钱。
如果他买一件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一只烟嘴或一只气体打火机，多米尼克随即就会发现，他若想送她一件礼物或给孩子们买点玩具也一样。
无论怎么做帐也对不上。她不一定要检查他的花费，至少不是出于怀疑。但她清楚地知道他挣多少钱，交给她过日子的钱之后他自己还能剩多少零用钱。这五百法郎没有正当来源，必须在星期六之前花完，因为它的存在不合法。
这一点开始使他郁郁寡欢。他非常清楚“开始”这个词)L意味着什么。自从在威尼斯他观赏以女儿为轴心的那一幅静止的画面开始，发生了一系列不容置辩的事实。他曾经感到自己的身边有一个人，这个人上上下下地在打量自己。这一切还记忆犹新。
从那以后，没有一件事是出于他的主动。他的所作所为毫无主观意志，只是下意识地一个一个表现出来。
他走进和平咖啡馆前曾问过报亭，洛桑法庭报还未到。
“也许再过半小时……”
他完全估计到，自己很有可能被迫保存下书包里装的那一百五十万，雷奥娜尔德太太也万万不会猜疑到它的存在。
这位太太对有钱人，一切有钱的人，一切比她多几个子儿、多一些余暇的人深恶痛绝。
那末……就拿事情目前的状况和他所掌握的情况来说，也用不着把钱交到警察分署。但他也不能把钱整个儿存进银行，然后等他一旦知道了钱的归属情况后再取出来。
这一举动想必是很浪漫的。他边吃着拚盘边遐想着。他将保持缄默。对任何人都不提威尼斯火车之事，不提书包和阿尔莱特·斯多布。他将严守秘密，尽管这会使他在不安中度过一生，尽管他会遭到种种猜疑。
等到报纸披露了火车上陌生人的真情及存放在洛桑车站自动存取箱里的财富的那一天，他就跑到区警察分局，或者最好越一级，到司法警察局去。
“局长先生，我是来送钱的……您可以查证……全部钱都在这里，除了一张一百美元的，因为我以为应该到意大利大街上的银行兑换一下以辨明真伪……”
为什么不可以呢？很可能某一天就出现这种局面，大家都将向他表示祝贺。
“你们应该理解我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是的，在从布尼翁大街阿尔莱特·斯多布家出来时，我本该通知警方……因为我当时极度惊慌失态，没能顾得上。假若我不是个诚实的人，我也许就不会那样惊慌失措了……从此以后，我就不得不……”
不过，不拿出身份证明来是无法到银行开户头的。银行在必要时不是有义务向税务官提供顾客的帐目吗？
租保险箱也如此，不仅要出示证件，还要签名填写其它表格。
荒唐的念头……还是吃龙虾吧……今晚回家之前，他计划把旧箱子丢进塞纳河。为什么不同时把钱也丢进去呢？一阵钞票雨！一百五十万法郎将随波逐流……
不能这样做。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这样放弃一笔财富。
他把自己的胃口估计过大了，他只勉勉强强地尝了点鸡鸭肝。
“劳驾，服务员，您能不能问一下报亭洛桑法庭报到了吗？如果到了，请给我带一份来。”
又做了件蠢事。一点蛛丝马迹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些被人遗忘了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到了有用时会突然回闪进入人的记忆。
“对！就是那天，一位要了份丰盛午餐的顾客让我给买了份洛桑法庭报。”
他读报时需不需要隐匿？他边喝咖啡边浏览了一下报纸，因为他不吃尾食了。
第一版面没有社会新闻，没有大字标题，只有一些国外政治新闻。第二版面尽是些启事。第三版面是一篇关于日内瓦湖污染问题的长篇文章及市议会的一篇工作汇报。
后面的版面上：瓦莱的新闻，然后是N市、日内瓦及V市的新闻：M地发生火灾，C地汽车相撞，某地骑车人被撞洛桑：“我们的客人”一栏里刊登了美国教育学代表团来访……撞车……车辆急速掉头……一家珠宝店的一起盗窃未遂案……一位相貌丑陋的先生……
下面是体育版面，背面仍是国外政治消息。没有任何关于阿尔莱特·斯多布的消息，没有任何关于在圣普龙隧道从火车上失踪的人的报导(除非他在布瑞格下了车)。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知道该看哪一个版面了。
“算帐，老板先生……”
报纸没有解决他的任何问题，于是他把它撂在长凳上。
现在是9点三十分，在利都，多米尼克和孩子们正从寄宿户出来重返海滨他们占据的老位置。海边上每个人都多少占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似乎相互都有默契。当大家重逢时，相互仍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只是互相微微一笑了事。
“听着，约瑟，不到游泳时间别把脚放进水里。”
“那我呢？”天真无邪的“瓶瓶”问道。
“你当然也不例外。我对你姐姐讲……”
“是因为我最不听话，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浑身都是毛病。可别人也并不是等两个钟头之后才把腿放进水里或是才下水……”
也许在寄宿户家吃午饭时多米尼克就想到了：“这会儿，你们的父亲正在艾蒂安纳吃饭。我希望他不要选一份油太大不好消化的菜。”
他回到汽车旁，这一次没有忘记把那只旧箱子锁进车尾箱。他通过香榭丽舍大街回到诺义大街。把车停在国防部稍靠前一点的地方一座油成淡黄色的楼房前，楼前挂有Asfa——Rabur——Rob字样的牌子。
下面一排小字注明：xx公司。
房子只有三层，外加阁楼，但是相当宽敞。战前时，这是个旧式五金店，里面什么都有，铝锅、钉子桶、各种直径的螺栓、各种手工工具、鸡笼、杠铃以及幕布拉杆。当时，老博德兰先生还活着，但已满头白发。他从早到晚穿着一件长长的与他出售的各种铁器颜色相同的灰色工作服。
他的儿子，现在的约瑟夫·博德兰也是同样的服饰，也在这颇似鱼缸的房子里转来转去。房内的库房以及连带的一条长廊都是靠朝院子一面墙壁上安装的大玻璃窗采光的。
院子尽头，有一间类似车库的小房间。小博德兰最初的试验就是在那儿进行的。他那时对塑料的性质还一窍不通，只不过发现塑料在家用器皿及各种物件上越来越多地应用了。
他没有去请教专家，而是去找了一位同学，靠给人化验尿和血谋生的化学家艾蒂安·拉西奈。拉西奈是独身，五短身材、面孔发红、脾气甚好。他在化验室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周之后他成功了，还钻研消化了一大本有关这一时期出现的产品的文字资料，从那以后还陆续在它的清单上加上许多产品，因为每个星期可以说都有新产品问世，如聚乙烯、聚苯乙烯、聚碳酸脂，等等。
“要想获得原材料是不成问题的……商品可以分粉末状、粒状、锭状或糊状的出售。如果您想要成品，需要一个混合器，因为要往里加一系列的成分，要一只炉子，好给混合物加温，还要一只压力机和几架磨子……”
“要占很大地方吗？”
“那要看制造多大的成品……”
博德兰从小规格的物件开始，如牙刷柄、野餐用的勺和叉子、海滨用的小桶、儿童玩儿的铲子和耙子、蛋杯、毛巾架……
老五金店只剩了个架子。现代化的一楼安上了带照明的天花板，成了ARR产品的陈列大厅。
办公室都设在二楼，准确地说，设在巴黎的办公室都在二楼，农泰尔没有。总部设在B街的厂里。
卡尔马疾步登上大理石合阶，在标有“接待室”字样的办公室玻璃门前犹豫了一下。
“老板在吗？”
“他今儿早上来了，还问起了你。”
“可他知道我今天下午才该上班啊……”
“卡尔马先生，您忘了他的为人了？”
老板不是个坏心眼的人。但是他最讨厌在他认为该见到某个人的地方没有见到他们。各人应当有各人的位置。他理想的、他憧憬的一定是一个既无星期日又无休假日的世界。他自己度过假吗？一个既无妻子又无儿女的世界。他的妻子和女儿带着四、五个仆人住在布洛尼树林对面R大街的一套双重套房内。他常回家吗？他一周顶多迈进家门一次。他几乎不认识他给家人在M地新买的别墅。他就睡在上面过去堆放杂物的房里，在旁边简单安置了个浴室。
“他去B街了？”
“谁也说不清他的事情。”
也许是B街，也许是农泰尔，再不就是菲尼斯泰尔正在施工的工地。有时大家以为他在郊区，而他却从伦敦或法兰克福打来电话。这就是他的生活。这也是卡尔马的一部分生活，因为他在诺义大街已经足足度过了三分之一的光阴。
“总算回来了？”
是儒佛快活的声音。大家都叫他“活宝”，一个乐天派，公司里有名的活宝。
“瞧瞧，你又见肥了，可一点没晒黑……你能肯定你去的就是威尼斯吗？”活宝皱了皱眉。
“哪儿不对劲，老朋友？”
儒佛是他唯一的朋友。他打起精神，微笑着回答。
“没有，旅途上……第一辆车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过道里挤得连想小便都过不去，接着又换了一辆车坐了一整夜……”
“你老婆孩子呢？”
“留在那儿了，星期六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