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座位有人吗？”我向独自坐在酒吧休息室里的那位年轻而有魅力的女士问道。
她正在看报，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有回答。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把我的啤酒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她又看起报来，并慢慢喝着波旁威士忌①和可口可乐混合的饮料。我又问她：“你经常来这儿吗？”
①这是原产于美国肯塔基州波旁的一种主要用玉米酿制的威士忌酒。
“走开。”
“你的暗号是什么？”
“别捣乱。”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没有。”
“见过。在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在一次鸡尾酒会上。”
“也许你说得对。”她勉强承认了，“当时你喝得大醉，都吐到盛混合饮料的那个大杯里了。”
“这世界太小了。”我说。的确太小了。现在正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士名叫辛西娅-森希尔。她并非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熟人，实际上，像人们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很深的交往。显然是她不愿意记起那许多往事。我说：“是你吐了。当时我告诉你，波旁威士忌跟可口可乐混合对你的胃没有好处。”
“是你对我的胃没有好处。”
凭她这态度，你就知道过去是我遗弃了她。
我们正坐在佐治亚州哈德雷堡军官俱乐部酒吧的休息室里。此时正是欢乐时刻，除了我们俩，大家似乎都很快活。我身着一套蓝色的便装，辛西娅穿的是粉红色的针织礼服，非常漂亮，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褐色的皮肤，红褐色的头发，淡褐色的眼睛和那令人难忘的体型更加迷人。我又问道：“你是来这儿执行任务的吗？”
“我无暇谈论此事。”
“你住在哪儿？”
没有回答。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
她又看起报纸来。
“你真的嫁给那个你把他当配角的人啦？”
她放下手中的报纸，两眼直盯着我说：“那会儿我是把你当做配角，我和他已经订了婚。”
“那好啊。你们俩现在还只是订了婚吗？”
“这跟你无关。”
“可能有关。”
“今生是不可能了。”她郑重地告诉我，然后又拿起报纸看了起来。
我在她手上没有看到订婚戒指，也没有看到结婚戒指，不过干我们这行的这些迹象不一定具有真实意义。这是我在布鲁塞尔得到的教训。
说起来，辛西娅-森希尔现在已接近30，而我刚40出头，所以我俩谈情说爱并不像从5月到11月的差距那么大，而是更像从5月到9月，也许是到8月那么相近。
我和辛西娅在欧洲住了一年时间。她的未婚夫是特种部队的少校，当时驻扎在巴拿马。军事生活使各种关系都很不协调，为了捍卫西方文明，人们都变得像头上长了角。
在这次巧遇之前，我和辛西娅已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那次分别的情景只能用“糟透了”三个字来形容。很显然，我们两人都做得不好，我一直痛心不已，而她也一直怒气未消。那位被她背叛了的未婚夫看起来也十分烦恼，记得我最后一次在布鲁塞尔见到他时，他手里还握着手枪呢。
哈德雷堡的军官俱乐部，其建筑风格有些像西班牙式的，又有几分像摩尔人的建筑。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一下子想起了《卡萨布兰卡》①，于是一句讥讽的话脱口而出：“世界上那么多酒吧她不去，偏偏走进了我这个。”
①摩洛哥港口城市，也叫达尔贝达，此处是一部爱情故事片的片名，下文那句讥讽话是影片中男主角说的。
她也许没听见我的话，也许是她心情不好，不乐意听，她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张《星条旗报》。这种报纸一般没有人读，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但辛西娅有一点假道学。她不像当过几年兵的男性军人那样玩世不恭，那样颓废厌世，而是像一个热情、忠诚，有献身精神的战士。“心里充满了激情、嫉妒和仇恨，”我这么提示了一下。
辛西娅说：“你走开，保罗。”
“对不起，我破坏了你的一生。”我诚恳地说。
“你连破坏我的一天都不可能。”
“可你伤透了我的心。”我更加诚恳地说。
“我还想掐断你的脖子呢。”她说。话中充满了真正的狂热。
看得出，我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某种感情，但我不敢肯定那是激情。我记起了一首诗，我们俩亲近的时刻，我经常小声念给她听。我现在靠近她用柔和的声音念道：“只有辛西娅能照亮我的双目，只有辛西娅能愉悦我的双耳，只有辛西娅才能占据我的心。为了辛西娅，我已经放弃了一切财富；只要辛西娅高兴，我愿为她牺牲。”
“很好。死了就好。”她站起身毫不犹豫地走开了。
“再弹一遍吧，萨姆。”①我把啤酒喝完，站起来，向吧台走去。
①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一句台词。
我羞愧地侧身走向长长的吧台，那里全是些颇有生活阅历的男人。有些人胸前挂满了勋章或步兵战斗奖章；有些人身佩着参加朝鲜、越南、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湾战争得来的绶带。我的右边是一位头发灰白的陆军上校，他对我说：“孩子，战争就是地狱，但地狱里没有像受到一个女人的轻蔑那样令人愤怒的事情。”
“阿门。”
“全部情况我从吧台里的镜子中都看到了。”他告诉我。
“吧台的镜子都很有意思。”我回答说。
“是啊。”实际上，现在他正从镜子里研究我呢。看到我的便服时，他问我：“你退伍了？”
“是的。”其实，我还没退。
他跟我谈起了他对女军人的看法——她们得蹲着小便，要是带着野外作战的全部装备可就麻烦喽——接着喊道：“撒尿去喽！”说完，他缓缓地向厕所走去，我想他是站在便池旁的。
我从俱乐部出来，8月的夜晚还是很热。我钻进了我的追光牌汽车里，驶过基地中心。这儿有点像闹市区，但没有规划好，布局很乱，有个陆军消费合作社，有个军供商店，还有一些位置不当的营房和一个荒废了的坦克维修厂。
哈德雷堡是佐治亚洲南部一个不大的军事基地，建于1917年。当时，步兵先在这儿训练，然后被送到西线去卖命。这里军用土地面积很大——有十多万英亩，几乎全被森林覆盖着，很适合作战演习，以及战略撤退、游击战的训练等等。
步兵学校现在已近末日了，好多地方看上去让我感到凄凉。不过这儿还有一所学校，叫“特种军事学校”，办学宗旨似乎不大明确，也许是慈善性的，但依我看是实验性的。就我所知，这所学校是一个进行多种军事训练的学校。它研究心理战、部队士气、孤独和贫困环境、管理手段以及其他精神战术问题。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但了解部队生活的人都知道，不管最初的宗旨怎样，可培养出来的士兵都训练有素、通晓礼仪、讲究仪表，个个靴子都擦得锃亮。
哈德雷堡北边有一个中等城市叫米德兰。从某些方面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城，这儿的居民大都是退伍军人，还有某地雇用的民工、为士兵售货的商人，再就是一些虽与部队无关但很喜欢这种军事生活的人。
我驾车到了哈德雷堡和米德兰交界的地方，向北经过一片开阔的田野，很快就到了一处荒废的活动房屋集中地。这里就是我的临时寓所。我觉得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对我的工作来说倒是很方便。
说到我的工作，我是美国军队的一名军官，但官不大。在这里，这种工作中的军衔还得保密呢。我在军队犯罪调查处工作。在这种部门，军衔是个敏感问题，所以最好的军衔就是没有军衔。但是实际上，像犯罪调查处的大多数军官一样，我是一名准尉。这是一个特殊的军衔，比授了军衔的小，又比未授军衔的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军衔，既能享受军官的主要特权，又不负很多指挥责任，也就是说可以免除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准尉被称为“先生”。犯罪调查处的人一般都穿便服，就像我那天晚上穿的一样。有些时候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平民。
不过，我的确也有穿军装的时候。在部队总部交给我一项新任务时，我被授予一个相应的军衔，同时发给一套合适的军服。我带着任务去需要调查的单位报到，然后就四处奔波，去追寻我的目标，搜集足够的证据，回去交给军法署署长。
要做一个密探，必须什么都会干。我本人什么都干过，从厨师到化学战专家——尽管在部队里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准尉有4个级别，我是最高的一级，第1级。我们都屏息等待着国会批准我们再往上晋升个两级。我们有些人因等得过久已窒息而死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特别犯罪调查处的一员，这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机构，不过我使用“精英”一词时犹豫了一下。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都是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将，不但能巧捉罪犯而且能个个准确定罪。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打破部队的繁文缛节的特殊权力。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逮捕任何一个军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我并不想马上运用这个特权去拘捕任何一个有关的将领，但我总想看看我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正准备实践一下权力。
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犯罪调查处总部，但我为了办案却不得不跑遍全世界。游览、冒险、闲散，精神和肉体的挑战，有时头头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要求呢？哦，当然有，那就是女人。这种要求也是有的。在布鲁塞尔时并非我最后一次找女人，而是最后一次让我感到此事关系重大。
不幸的是，有些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如强xx或谋杀来寻求刺激，满足欲望。就是在那个闷热的8月的夜晚，在佐治亚州的哈德雷堡发生了这样一起奸杀案，受害者是安，坎贝尔上尉。她是外号叫“好战的约瑟夫”的约瑟夫-坎贝尔中将的女儿。更不幸的是，她年轻漂亮，聪明而有才干，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她是哈德雷堡的骄傲，是部队中受宠爱的人物，是征兵时的广告女郎，是一个尊重女性的新型部队的发言人，还是海湾战争的功臣等等等等。因此我听说她被奸杀的消息时并没感到特别震惊。她自找的，对吗？当然不对。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欢乐时刻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我和辛西娅谈话、和那位上校聊天时，安-坎贝尔上尉还活着，正在离我们50英尺远的军官俱乐部餐厅吃饭，吃的是色拉、鸡块，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这是我在后来的调查中知道的。
我到达了活动房屋集中地，把车开进了那个松树林，停在一个离我的住房还有一段距离的地点。我在黑暗中沿着一条铺有腐烂木板的小路向前走去。有几座无人住的小屋零散地分布在那片开垦地的周围，但大部分地方是空地，地上还有一些水泥板，这上面从前曾有近百所活动房屋。
现在这儿依然还有电灯、电话，还有一口井供应用水。我在水里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喝了。
我开了房门，走进去，打开灯，屋内厨房。餐室和起居室三合为一的结构便看得清清楚楚。
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打开收音机，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就坐在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扶手椅上，开始慢慢喝了起来。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特别的活动房屋集中地，它还有个名字，叫“低语松林”。它是60年代末几位有事业心的退役中士，看到亚洲的战争毫无结束的迹象而兴建起来的。哈德雷堡是步兵训练中心，当时住满了战士及家属。我记得这块“低语松林”住的全是结了婚的年轻战士。这儿有的是酗酒，有的是无聊，但没有钱；战争的云雾使未来暗淡，前途未卜。
美国人的理想不该是这个样子。男人打仗去了，其他的男人深夜从狭长的活动房子后边频频潜入卧室。我当时也住在这儿，也打仗去了，有个男人就占据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年轻的妻子。这已是好几次战争以前的事了，以后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唯一难忘的苦涩就是那个杂种还牵走了我的狗。
我读了几本杂志，又喝了几杯啤酒，时断时续地想起辛西娅来。
我通常还会有比这更多的消遣，可是不能忘了，我必须清晨5点钟准时赶到训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