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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药》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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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他们看电视,看瓦茨的暴乱时,孩子们也在一起。
  “天哪!”安德鲁低低叫了一声。荧光屏上可怕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出现——烧呀、抢呀、破坏呀、耍野蛮呀,受伤的、死了的,在那隔离的、不幸而卑微的黑人贫民区木炭巷里,被激怒的黑人正和遭到围攻的警方凶猛地搏斗。它活生生展现了贫穷和不幸是多么可怕,而这一点世人过去忽略了。只是在现在这种时刻,当瓦茨大度地向电视联播节目提供这一新闻事件的详情,而且还将连续五个白天和夜晚播出这一可怕事件时,世人才记起来了。
  “天哪!”安德鲁又叫了一声。“你能相信这种事竟发生在我们的国家里吗?”
  他们的注意力全给电视屏幕吸引住了,直到节目快完了西莉亚才注意到布鲁斯泪流满面,抖抖颤颤地在抽泣。她走过去抱起他来,催安德鲁说,“把它关掉!”
  但布鲁斯嚷道,“不关,爹爹!不关!”于是他们一直看到那些可怕的场面播完为止。
  “他们在伤害人,妈咪!”布鲁斯后来抗议说。
  仍在安慰他的西莉亚答道,“是的,布鲁斯,他们是在伤害人。这很不幸,也很不对,但这种事有时要发生。”她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你就要明白的是,你所看到的这一类事情经常发生。”
  后来,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安德鲁说,“这些事真叫人闷气,不过你给布鲁斯的回答是正确的。像我们这样生活在蚕茧般小天地里的人太多了。他迟早得知道蚕茧外面还有一个世界。”
  “对,”西莉亚说。她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我一直要和你谈谈蚕茧的问题。我想,我自己就生活在蚕茧里面。”
  丈夫的脸上微微一笑,很快笑容就消逝了。他问道,“难道是门市产品分部的蚕茧?”
  “和那差不离吧。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中,包含着你所不赞同的事,安德鲁——比如‘促他健’和500号合剂。你并没有说多少话。你是否心里很不自在呢?”
  “或许有一点儿。”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我为你感到骄傲,西莉亚,也为你所做的事骄傲。因此,有朝一日你回到费尔丁-罗思处方药那一边去时,我将非常高兴。我们俩都知道,那边比你门市产品这边重要得多。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有些事情我也让步了。第一件,人们还将去买蛇油,不管是你还是别人做出它来,所以,谁做都毫无区别。还有一件:如果人们不去买门市产品那里的药,都去找医生,我们就要忙死了——我们对付不了。”
  “你这不是在硬找理由吗?”西莉亚不相信地问道。“只因为是我的缘故吧?”
  “就算是硬找理由,有什么不可以?你是我的妻子,而且我爱你。”
  “这理由对我们俩都起作用。”她凑过去吻他。“好啦,你不必再硬找理由了,亲爱的,因为我主意已定:我干门市产品的时间够长的了,明天就去请求调动。”
  “如果你真想调动,我希望你成功。”但安德鲁这回答是无意间作出的反应。从瓦茨摄来的电视镜头引起的沮丧情绪还停留在他心上。他还有一个严酷的个人问题,这与西莉亚或他的家庭没有关系——这问题使他痛苦不堪,而且不会、不可能离他而去。
  “难处在于,”萨姆·霍索恩第二天对西莉亚说,“你太成功了——也可以说,你的成功大大超出别人的估计。你是下金蛋的鹅,所以才把你放在布雷联营公司独当一面。”
  他们此刻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萨姆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应西莉亚的要求安排的,她刚刚提出要求:调出门市产品分部。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可能你感兴趣,”萨姆说。他伸手把办公桌上的几个文件夹翻来翻去,终于抽出一个并把它打开。从办公桌另一边,西莉亚可以看见那里面是一些财务报表。
  “这报表还没有转出去,不过董事会很快就要见到的。”萨姆指着一个数字说。“你调到布雷联营公司去的时候,那分部的总收入占费尔丁-罗思总销售量的百分之十。今年将是百分之十五,利润也相应地上去了。”萨姆合上文件夹后微微一笑。“当然,你也得力于处方药这边的销售量下降。反正你成绩辉煌,西莉亚。祝贺你!”
  “谢谢。”西莉亚很高兴。她本来估计数字不会小,却没料到像萨姆刚才说的那么突出。她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对他说,“我认为门市产品的势头能保持下去,而且比尔·英格拉姆已变得非常能干了。既然如你所说,处方药那边的生意有所下降,我去了或许有点用处。”
  “你会去的,”萨姆说。“我答应你。同时,我们还会有特殊而且有趣的事给你干。只不过请你再耐心等几个月。”
  安德鲁神色严峻地面对着医院的院长。他们在伦纳德·斯威廷的办公室里,两人都站着,空气紧张。
  这是星期五,已近中午时分。
  “乔丹大夫,”圣比德医院的院长一本正经地说——他声音严厉,表情认真——“在你往下讲以前,我要提醒一声,你对说的话要绝对有把握,而且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见鬼!”一夜的失眠使安德鲁很急躁,随时都会发作。“你以为我这点都没做到?”
  “我想你是做到的,只是要再落实一下。”和往常一样,斯威廷说话时,他那浓密的眉毛不停地上上下下。
  “好吧——再说一遍,伦纳德,这一次我正正式式地说。”安德鲁往下说时,谨慎地挑选着字眼,他内心痛苦,实在不愿意把话明说出来。
  “和我共事的诺亚·汤森大夫,”安德鲁说,“此刻正在病房查房。据我个人所知,汤森大夫已受麻醉药之害,他已服药成瘾了。我认为他不能行医了,因为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另外,也是据我个人所知,这星期里本医院有一个病人已不必要地死去,这是由于诺亚·汤森在药性发作时处理错误所致。”
  “主耶稣呀!”一听到最后这句话,院长的脸变得煞白。现在他请求道,“安德鲁,你能不能至少不提最后这一点呢?”
  “我不能,我也不愿意!我还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安德鲁又愤愤地说,“四年前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时你本该采取行动,但是你和别人宁愿闭上嘴,眼睛瞧着别处。”
  伦纳德·斯威廷大声咆哮,“我是得采取行动了。在你讲了这些以后,从法律角度来看,我没有别的办法。至于从前的事,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安德鲁说,“我们俩都清楚这点。但这事我也算了,因为当时我和你一样糟糕,一样胆小。我所关心的是现在。”
  院长叹了一口气。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想,有朝一日这事总会露馅的。”于是他走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筒。
  话筒里传来了秘书呱呱的声音,斯威廷吩咐说,“给我在市中心把董事长找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叫他的人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事情很紧急。你把这做完后,你和你那里其他人分头打电话,通知召开医务委员会议。马上就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开。”斯威廷看了一眼时钟。“现在各部门的头儿应该都在医院里。”
  院长放下话筒,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相,然后他态度温和了。“今天这日子不好,安德鲁。对我们大家、对医院都不好。不过我知道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安德鲁沉闷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就要召开医务委员会议,到时候要请你进去。先等在这里。”
  外边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汽笛,时已中午。
  时间。等待。等啊等。
  安德鲁灰心丧气地在想:过去,他等啊等的,等得过了头。他等得太久了。直等到病人——一个还可以活许多年的年轻病人——死去。
  四年零八个月以前,安德鲁就发现诺亚·汤森已服药上瘾。从那以后,他一直尽可能地看住这位比他老的内科医生——目的是保证不出医疗事故,也不要有重大的误诊。由于安德鲁显然难以一直保持近距离观察,他也就满足于没有重大治疗事故发生。
  诺亚似乎理解并接受这位同事的关心,他经常和安德鲁商讨难以处理的病例。很明显的是,不管他是否服用麻醉药,这位老大夫的诊断术继续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汤森大夫显而易见地变得更无所顾忌地服用麻醉剂。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回避安德鲁了,而受麻醉剂影响的征兆也愈来愈明显——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双手发抖——在诊所和在圣比德医院都一样。他让几十个装处方用麻醉药样品的瓶子摊得诊所里到处都是,懒得费工夫把它们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常把手伸进瓶子去掏——偶尔安德鲁就在他身旁——仿佛瓶里装的是糖果。
  有时安德鲁不明白,汤森怎么能一边不断地服麻醉剂,一边却又似乎能行使职责。后来他这样推断:习惯难改,本能也一样。诺亚已行医这么多年了,他做的许多事——包括对别人说来很难的诊断病情——在他都轻而易举。安德鲁想,诺亚多少有点儿像一架有毛病的机器,还在凭它本身的动量运转。但问题在于:这动量能维持多久呢?
  在圣比德医院,看来还是没有别人来分担安德鲁的忧虑。但在一九六一年——这是在安德鲁发现诺亚的事,并和伦纳德·斯威廷作了不欢而散的第一次谈话的后一年——诺亚·汤森不当内科主任,也不参加医院的医务委员会了。这些变动究竟是汤森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悄悄建议的结果,安德鲁从来没弄清楚。而且,从那以后,汤森的社会活动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在诊所里,他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多半把新病人推给安德鲁和一个新来他们诊所的年轻医生奥斯卡·阿伦斯。
  安德鲁还是常替诺亚和病人担忧,但因为看来没出什么大问题,安德鲁就——眼下他才明白——只是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同时又凭其主观愿望,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到这个星期。
  事情的高xdx潮到来时,它来得猝不及防,粉碎了安德鲁的主观愿望。
  起初安德鲁只听到不完全、不连贯的消息。因为他怀疑并经过一番调查,很快他就能把发生的各种事按正确的顺序串起来了。
  事情开始于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岁的库尔特·怀拉齐克那天来到汤森大夫的诊所,诉说喉咙痛,恶心,老是咳嗽,还感到发烧。检查证明,他喉咙发炎,体温102华氏度,呼吸急促。经过听诊,诺亚·汤森写的病历表明:他听到受抑制的呼吸声,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叫怀拉齐克前去马上能收他住院的圣比德医院,并说当天晚一些时候,再去那里看他。
  怀拉齐克并不是初诊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来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来的,当时汤森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的几天里,怀拉齐克的喉咙恢复正常,但全身出现了发痒的皮疹。
  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夫在病人的病历上画了红星,鲜明地记下了这一条。
  从那以后,怀拉齐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第二次,怀拉齐克因为生了小病又到诊所来。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看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禁用青霉素这点。那一次这条用不着,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一次——这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怀拉齐克。
  怀拉齐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置在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很快一个写病史的实习医生来给他做正常的病情检查。这是例行公事。实习医生提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对什么药过敏?”怀拉齐克回答,“嗯——我对青霉素过敏。”问题和回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
  汤森大夫信守诺言,后来是到医院去看怀拉齐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电话到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着做了。既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讲,用青霉素治疗肺炎是正常的,那么,似乎汤森已经看到病历上的过敏禁忌,或是他记得这点——或许他既记得也看到了。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齐克时,照理他会——或者说应该——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从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后来发生的,或者说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库尔特·怀拉齐克是个温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结婚也没有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孤独的人”。他住院后没人来探望。怀拉齐克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去世,父亲在堪萨斯一个小城和库尔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们是库尔特·怀拉齐克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但是他生病住在圣比德医院的事,他没有通知他们。
  情况就这样维持到怀拉齐克住院的第二天。
  次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汤森大夫又来看他。在这一点上,安德鲁又和这事有间接的关系。
  近来,诺亚·汤森到医院来查房的钟点很古怪。事后安德鲁和别人推想,他这样做也许是避免白天遇上共事的医生,要不就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使他迷迷糊糊。那天晚上恰巧安德鲁也在医院里,他是从家里被叫来处理紧急情况的。安德鲁正要离去时,汤森来到医院,他们交谈了几句。
  安德鲁从诺亚·汤森的举止和言谈中,马上觉察到这位老医生正处于麻醉药的影响之下,看来这药还刚服下不久。安德鲁犹豫了一下,但既然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这种情况,他就认为不会发生事故,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苦苦地责备自己。
  安德鲁驱车离去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查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齐克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当时汤森脑子里想些什么可只能猜测了。只知道怀拉齐克那时的情况虽不紧急,但病情稍稍重了一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看来,汤森在迷迷糊糊的状况下,很可能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下新的医嘱,离开怀拉齐克,亲自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医嘱是每隔六小时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肌内注射,立即打第一针。
  由于一个老护士生病没来,值夜班的只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也很忙,既在汤森大夫的医嘱上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立即去执行。她先前没看过,当时也没去查看病人病历表上记的东西;因此她不知道此人因过敏而禁用青霉素。
  护士来到时,怀拉齐克本人既在发烧又昏昏欲睡,没有问给他注射的是什么,护士也没有主动给他讲。注射完毕,护士就离开了怀拉齐克的病房。
  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得靠推测,另一部分则根据同病房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
  根据已知的青霉素反应,怀拉齐克打针后不一会儿就会感到异常恐惧,浑身发痒,皮肤变得火红。紧接着很快他就会因过敏反应而惊厥,脸、眼、嘴、舌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发出窒息、喘气以及从胸腔发出的其他临死前的异常声音。最为严重的是喉咙肿胀,这就堵住了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不能呼吸,紧接着——在痛苦和恐惧之后,总算老天开恩——是失去知觉,然后是死亡。全过程只有五分钟或可能稍长一些。
  如果采取抢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的肾上腺素并立即切开气管——在颈部把气管切开——使空气进入肺部。但并没有及时叫人,等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看到邻床病人翻滚挣扎、听到他窒息的声音,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赶紧按铃把护士叫回来。但等她赶来时,未得到任何抢救的库尔特·怀拉齐克已经一命呜呼了。
  护士马上大喊住院医生的名字。她也喊汤森大夫,指望他还在医院里。
  他果然还在,而且比住院医生先到。
  汤森接手后,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原因又只能凭猜测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凭意志的力量,他理清了思路,开始其本来可以成功的掩盖手法——
  只要后来安德鲁不插手的话。他当时一定清楚,护士并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同时,只要特别走运,可据以定罪的两件事——早先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和他让打的青霉素——人们或许不会去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他能把死亡说成是出于自然原因,也许就不会有人去注意真正的死因。还有一点是汤森不会不注意的:库尔特·怀拉齐克没有好朋友,看来不会有人来刨根究底地询问死因。
  “可怜的小伙子!”汤森对护士说。“他的心脏受不住了。我本来就担心可能出事。你知道,他有心脏病。”
  “是的,大夫。”年轻的护士顿时放了心,因为她没有为任何事受到责备。汤森是给人印象很深的有经验的权威,他说的话护士毫不怀疑,住院医生也是一样毫不怀疑。他被叫来以后,看到有人在现场处理;既然无需他帮忙,他也就去干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死了个病人后,我们得做一些事情。年轻的女士,你我两人一起来干吧。”
  事情之一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填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星期四上午,安德鲁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齐克去世的消息。
  走过诊所接待室时——这接待室由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他听到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接待护士佩吉在打电话,说是“汤森大夫的病人昨晚死了。”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同情地说,“听说你失去一位病人。”
  长者点点头。“挺惨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次你替我给他看的病。
  叫怀拉齐克。他肺炎很厉害,心脏又弱。他心力衰竭而死。我本来就担心可能这样。”
  安德鲁或许不会再想这事的;一个病人死了,当然很遗憾,但这种事并不少见。可汤森的态度有点尴尬,使安德鲁隐隐感到不安。大约一小时以后,汤森离开诊所了。安德鲁的不安促使他抽出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查看。对,安德鲁现在记起病人的模样了,而且在查看时他注意到两点。一是有青霉素过敏的标记,这点看来并不重要。另一点是病历上没提到有心脏病,这倒有些蹊跷。
  安德鲁这时还是不太在意,只是感到奇怪,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的时候,谨慎地打听一下怀拉齐克死的情况。
  那天下午,他来到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在怀拉齐克死后,他的病历以及其他文件都从病房转到那里了。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由汤森大夫记下的死亡原因——然后依次往前看。几乎马上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同样使他希望破灭的是:
  护士已作了此针已打的标记。而根据顺序来看,打这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齐克死亡前一会儿。
  安德鲁看着病历上的其他部分——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青霉素过敏以及早先用红霉素的医嘱——看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人员时,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心怦怦直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再到哪里去呢?
  安德鲁到太平间去看怀拉齐克的尸体。
  死者的脸部表情平静,眼睛是闭上的。除了皮肤略带青紫色(这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没有任何露出马脚的过敏反应性惊厥的痕迹。这时,安德鲁已确信:正是这种反应使这年轻人白白死掉。
  他问陪伴他的太平间管理人员,“有没有吩咐做尸体剖检?”
  “没有,先生。”这人又说,“死者有个姐姐应该从堪萨斯来。她来了以后尸体就火化。”
  安德鲁的思想一片混乱。想起他早先在院长跟前的那番经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显然必须做点什么,但做啥呢?他是否该提醒说,得做尸体剖检呢?有一点安德鲁是有把握的:剖检会证明决非心脏病致死。
  但即使不剖检,病人病历上的记载就是定罪的确证。
  现在已是傍晚,医院里大多数管事的人都回家了,除了等到第二天再说,别无选择余地。
  整个夜晚,西莉亚睡在他身旁,一点儿也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各种行动步骤在他脑中翻来覆去,使他睡不着。他应该到医院里去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同事们吗?如果他找医院外的有关当局谈,是不是更能确保公正处理呢?
  他该不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诺亚的解释呢?不过安德鲁接着就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因为诺亚的品德明显地变了,比表面看得见的变化甚至更严重——这是多年以来服用麻醉药的恶果。
  安德鲁一度了解、尊敬、有时深爱过的诺亚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对伦理、医德非常重视,因此,他决不宽恕他自己或旁人由于疏忽而犯下可怕的医疗错误,后来巧辞掩饰,就像他最近表现的那样。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后果多么严重。不行,两人私下相见不解决任何问题。
  安德鲁最难受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和深沉的悲哀。
  最后,疲惫不堪的安德鲁下了决心,只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院内的人。
  如果需要采取对外的其他行动,这决心得由医院其他的人来下。第二天上午,他在诊所里从容地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总结。然后,他在午前不久来到圣比德医院与院长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