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喜欢孩子，我们只要一出门，我就觉得我丈夫很招惹那些孩子。孩子们老远就瞧着他，他也对着他们微笑。有一次弄得我都觉得很丢人，因为我丈夫无缘无故给一个孩子扇了个漂亮的小耳光，无缘无故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当我们沿着罗基特卡河漫步时，他常问孩子们：“喂，想不想要一个小耳光?”如果那小孩表示同意，他就轻轻地给他一个温柔的小耳光，这样一种友善的耳光。每个挨这耳光的孩子都闭上眼睛，甜滋滋地微笑着。因为我丈夫喜欢孩子，他之所以温柔地打着他们，是因为他爱所有的孩子，习惯于他们，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我们每星期一次地迎接午后的阳光出去散步。实际上我这位丈夫也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总是离我跑开去，我像位体面的女士在小道上迈着步子，我丈夫却总要跑到罗基特卡河边的太阳底下，我像其他人一样，选在阴凉的栗子树下、菩提和白杨树干影子底下走，我丈夫却蹲到河边去哗啦啦地用河水洗脸，不一会儿又跑回到我这儿来。他通常习惯走到我前面去，跟孩子们打招呼，给他们来个小耳光。有些孩子突然跟我丈夫一道跑开了，跑到什罗斯堡下面的草坪上别的孩子们中间去了。
这里有很多挺漂亮的小路，他们往上走，忽而消失不见，忽而弄得满身抄子出现在树林与灌木丛以及花圃之间。草坪上有个大抄坑，零乱散着几把长椅子，上面坐着妈妈们、奶奶们和负责照看这上百孩子的人。他们或用手牵着孩子，或推着儿童车将孩．子们送到这里。我丈夫最喜欢儿童车上的这些孩子了，趁妈妈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便对孩子们做鬼脸，孩子们都要被我丈夫吓出急惊风来。他们或从儿童车里对我丈夫探出身子来，一不小心就掉到车子外面，幸好有根帆布带拴着，结果常常这样头冲下地挂在车外。有一次被我丈夫碰见整个车子都翻倒在地，他正好在旁边，连忙帮着将车子扶正。他还安慰那妈妈说，他小时候也曾从儿童车上掉出来过好几次，或者保姆不留神让他的脑袋挨着了石头地面，可什么事儿也没出。有一次我丈夫还丢人现眼地将一个孩子抹好了果酱黄油的面包拿走，还没等人明白过来，便狼吞虎咽地大口吃掉了，我只得去给那位妈妈赔礼道歉，可我丈夫在那里窃笑，一边翻着口袋，找出五克朗给那哭着的孩子，有时甚至给十克朗，算是赔偿费，因为他吃了人家抹了黄油的面包。实际上我带出来散步的也是这么一个淘气的大孩子。而我眼下没有孩子，大概也没法有，因为我们在干那个的时候，我丈夫从来不注意，总是急匆匆的。我没怀过孕，也从来没怀过孕。
因此我对孩子也没多大兴趣，我对孩子从来没有过像我丈夫对孩子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我丈夫就成了我的孩子。可我丈夫观察孩子还不同于一般人：当他看到孩子们玩胶木猎枪、自动长枪和胶木手枪时，他简直痛不欲生。当他看着这些孩子在这样一个漂亮的宫堡花园玩耍，他们如何上树互相射击、靠肘子匍匐爬到灌木丛里，另一方也有这么一帮孩子这么爬过来时；当他看到小姑娘们也分组藏在树干后面用胶木玩具枪朝着对方射击时，他便咳嗽起来，四下里顾盼那些妈妈们，可她们却安安稳稳坐在长椅子上注视着由她们照看的孩子们，她们压根儿就没像我丈夫那样想到要制止他们玩这种游戏。我丈夫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你瞧，这上百孩子都是从电影上看来的，你瞧这些小东西多会隐蔽!你只管瞧瞧看那些野小子多会配合。当他一被击中，便会立即倒下，而射击的那一方便大摇大摆地朝那倒下的孩子走去，手里还老是端着那胶木枪，尽管那躺在地上的只是装着被击中的。你瞧，整个这美丽的花园都装满了玩打仗的孩子啊!这些野小子可鬼哩!那儿!你看见没有?那顶上，在演集中营。里!他们在挖坑埋人，他们拖着一个孩子朝灌木丛后面走去。这些无辜的孩子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党卫军那一套哩!我亲爱的小姑娘！”
我丈夫悄声对我说，“你坐在电车上也能见到有的孩子莫明其妙地掏出胶木手枪，躲在妈妈的肩膀后面瞄准我，一扣扳机，‘砰，打死他!’我因这个无辜的孩子仿佛就该死掉。可我们这些孩子，这些可爱的孩子，这些小不点儿们只是在闹着玩呀！‘上帝啊，就让他们玩去吧，既然天气又那么好!既然是孩子，现在不玩还等什么时候玩?’妈妈们和那些负责照看孩子的人这样对我说。要害是孩子演什么角色，将来就可能成为什么角色。小姑娘们玩娃娃，玩娃娃的小房间，等她们长大成人，真的有了孩子，这还能管点儿用；而这些孩子从他们很小的时候起就扮演土兵、宪兵、小偷，这一代人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呢?你瞧这些孩子，在进行毫不留情的对敌斗争，那些孩子在演集中营的那一套，大人们却在那儿聊天、坐着打瞌睡，或看着他们的小宝贝们玩得有多欢。谁也看不到这些孩子在玩这些游戏时想得很认真，以这么大的热情在进行着战争，就像他们现在作为孩子所演习的那样。”我丈夫说着，微笑一下，耸了耸肩膀，摊开着双手。我没理解他想要说明什么。然后他又站在儿童玩耍的沙坑那里，这是逝去的时光的一片绿洲。只有几个小孩子拿着小桶小铲在玩沙子，他们把沙子挖出来堆成一堆；另外有几个小孩在修花园，没有篱笆便插上一些树枝、小树干。我丈夫定睛地看着他们，然后坐到我身边来，轻声对我说：“你瞧，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些孩子长大了会是个什么样儿。那个小姑娘，等她长到十七岁，也就能给人送送奶，乖女孩一个；那个男孩也是，成不了大气候，只能当个机关职员，他胆子小，窝窝囊囊的，你瞧他，站在一边，不知干什么·好；可是那边那个，故意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还一直举着胶木手枪在射击的男孩，将来会不简单，不管在生活上或者在政治上。”
我丈夫这么说着，我才第一次地看了一眼，第一次地注意到孩子们在怎么玩，他们热情高涨地互相射击着，跟真的一样。瞧他们的脸有多凶，带着多大的敌意啊!当他们这样彼此地瞎打一气时，我看得都发抖了。因为在我小时候，那些男孩也是这么玩的，他们甚至还戴着纸做的军帽，拿着玩具武器，我认识的所有那些男孩，先毕业于希特勒预备军校，然后编人武装部队，最后丧命于东方战线某个地方。我就这么和我丈夫坐在那儿，那天下午天气很好，太阳已经落到罗基特卡河上，栗子树成行的阴影投射到我们身上。哪儿有阳光，哪儿就闪烁着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孩子们。五颜六色的儿童车像小船一样散落在草坪的绿色港口上。草坪上有株高大的白杨树，它的旁边有口泉水井。有几个人站在那里，有个人正弯下腰来，他的红毛衣鲜艳夺目，远看只见毛衣不见头。过了一会儿穿红毛衣的人直起身来，她挺直身子，提走一壶泉水。而所有这些孩子们的监护人都在慢悠悠地散着步，与正在玩耍的孩子们的那气氛形成鲜明对照：所有灌木、矮树和树枝树干上都是往上爬或朝下跳的孩子，整个这小山坡都是东爬西跑、行动迅速的孩子们，他们只是愣上一小会儿，然后便伸出他们的小手，眼睛藏在树枝树干或椅子后面，从胶木武器中射出看不见的子弹，被射中的那一个便从树枝上摔下来，摊开来躺到地上。劳动者们的美好休息场所、这宫堡花园却到处在打仗。我站起身来，边走边观察着所有妈妈们、所有男人们、所有爷爷奶奶们的脸，他们都在微笑，或者固执地望着自己前面那一小块地方，或者在美滋滋地打盹儿，却谁也没有像我丈夫那样担惊受怕去想过什么。实际上他也没受什么惊吓，只是翻来覆去老对我说他的所见，说他毫无办法，因为所有人对他们亲爱的小宝贝们玩这游戏表示宽容，只有我丈夫双手叉腰、站在草坪上杞人忧天地望着这幅孩子与成人的巨幅画面。
等我走到他跟前，他用手指着一个孩子说：“这个将来会拔尖，那边那个也同样，谁也挡不住他们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因为现在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出苗头。”到第二个星期周末，我丈夫下班早了一点儿，我们又出去散步，那次我们去的什洛斯堡。我丈夫又走到我前面去了，然后再走回到我跟前来。他性急得很，逼着我走快一些，老朝宫堡塔尖上的钟看，就这样我们来到一块美丽的宫堡草坪上。
逐有林xx道开始的地方，已经密密麻麻站了很多人，这些人都很激动，都充满一种伟大的期盼之情。宫堡附近的这些观众大多穿着节日盛装。我丈夫继续往前挤，继续在人群中望我，对我抬手，让我只管快些往前走，往前走。我已经不想往前走了，当我被人挤得要命时，我就会害怕起来。电车上太挤我也受不了，只要人们互相、或者冲我挤来，嘴里朝我呼出烤香肠和肉饼的臭气，我就无法忍受。扩音器里播放着管乐。我丈夫等着我，然后紧紧抓着我的手，拖着我跟他走。等我们挤出来，便清楚地看到：美丽的草坪上尽是小孩，每个孩子背上别着一个号码，那边站着他们的妈妈和照看他们的人。孩子们手里扶着双轮踏板车。在林xx道的栗树干之间横挂着一个条幅，上面标着“起跑线'几个大字。主持者们正安排第一批参加双轮踏板车比赛的孩子们准备起跑。
起跑线旁挤满观众，主要是这些马上就要比赛的孩子们的妈妈和亲戚。我看到，还没到时候，大家好像还开开玩笑什么的。可是我也看到，有的妈妈已经弯下腰去对着自己的孩子又是吼又是指责，还对孩子强调些什么。我从她们的动作和手势可以看出，这些妈妈开始在较劲儿了。
她们赌咒发誓地要求他们的孩子别错过机会，要争取当一名双轮踏板车的优胜选手。起跑的瞬间快要到了，大家都变得很严肃，观众们鸦雀无声地盯着那面小旗。我看到，那些妈妈们看那小旗的神情是那么严肃。小旗一挥，孩子们便蹬着双轮踏板车开跑。我丈夫抓着我的手，严肃得要命地望着他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所有其他人也都看到的：有的孩子已善于不顾一切地往前冲过去，毫不犹豫地用胳膊撞开挡道的人；有的孩子压根儿就没有开跑，放弃了比赛；另外一些则留在一群运动员中。当双轮踏板车赛手们拉开距离，我看到那些跑在前面的选手们的妈妈也在跟着他们跑，以给她们的孩子加油打气，呼喊他们。实际上这些孩子的妈妈们也跟着在比赛，也许比她们的这些孩子们，这些未来的头号种子更来劲；而那些只能得第二、也许第三名的孩子的妈妈甚至已经开始在彼此大喊大叫、骂娘，只因这个没让另一个跑到前头去。整个这场孩子们的比赛充满了喊9q声、加油声，甚至这里那里冒出的咒骂声。我同我丈夫之所以也在跑，是为了想听这些妈妈都在说什么，对她们的孩子们喊些什么，好让她们的孩子能够获胜。
直到白悬崖下，耸立着布洛夫卡医院的那儿，罗基特卡河面宽得变成了湾，然后从马宁纳旁边缓缓流进伏尔塔瓦河的那地方才算终点。我的丈夫已经站到那里，像那些期盼着胜利，跟参赛者一起跑着的人一样鼓着掌。第一名到达了终点，紧跟着是第二名，而第三名连人带车倒下了，他的妈妈跪在他身边，对着他直吼。那个气喘喘的孩子蹭破了膝盖，在他妈妈的强劲鼓励下终于作为第三名爬到了终点。、妈妈拥抱着孩子，幸福得哭了。我丈夫轻声对我说：“冠军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优胜者就是这么诞生的。我和沃拉吉米尔就这样竞赛着，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后来举行了五岁儿童双轮踏板比赛，然后是六岁的比赛。我回到起跑线那儿，在那里我用自己的眼睛，实际上是我丈夫的眼睛，因为靠我自己恐怕永远也注意不到这些，是我丈夫赠给了我一点点他的眼睛，因为直到现在我才看到，这些孩子来参加这双轮踏板车大赛时本来显得很平静、正常，可突然，一等主持比赛的人给他们戴上号码，便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如今那些妈妈一走过来，把号码又重新别了一番，让它显得更漂亮。孩子们从得到这个号码的时候起仿佛一下长大了十岁，每个号码就仿佛一种涂油式，一种天主教的坚信礼。有些戴着这号码的孩子开始心慌意乱，眼珠子直转悠，我真担心他们晕过去，得急惊风，不是因这号码，而是因为他妈妈怎么看待这号码。忧心忡忡的妈妈的目光在问：我的儿子你将来能有什么作为呀?我丈夫抚摸了一下这些孩子的脑袋÷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跑，他们没理由非赛不可。孩子们先拉开距离，缩着肩膀，一副无辜的样子，实际上这些孩子实在太小。
可是我倒看见了那些大一点的孩子们流里流气的眼神，他们的双轮踏板车很讲究。他们甚至还穿着赛车手的运动衫。他们的妈妈对他们满怀希望，认为他们通过这种双轮踏板车赛的胜利就能开始未来赛手的好运，有朝一日真能当上个冠军，甚至世界冠军。我丈夫越看这些娃娃赛车就越发变老了，眼睛下方有了黑圈，直喘气，摸额头，张开几个手指在眼前甩动了几下，仿佛要将糟糕的幻觉带来的梦魇驱走，仿佛无法相信他所看到而别人也许没有看到的事情。等到所有比赛都已结束，当有几位妈妈感到受了冒犯居然互相揪着头发打起来；当有几个孩子挨了妈妈一顿揍，吓得直发抖；当有几对夫妇为他们的孩子跑在最后名次而吵起嘴来，说是星期一要去提出离婚、起诉；当那些得胜的孩子们的妈妈带着她们幸运的孩子上糖果店，而那些没有得胜的孩子们的妈妈领着孩子悄悄地从偏僻的小胡同灰溜溜走回家时，我丈夫则一回到家便拉开被子蒙头躺下，只好由我来生炉子，由我拿着罐子去打啤酒，而我丈夫从孩子们的双轮踏板车比赛观看回来后，不吃不喝，只是蒙在被子下面轻声地悲泣……我开始不知不觉地常到小画家依尔卡·什梅卡尔的画室去走走。他住在热尔多维酒家的地下室里。他那画室大得几乎可以打网球或冰球。人们从地下室的窗前经过，你只能看到他们的一双脚。
依尔卡·什梅卡尔的厨房里还生着炉子，从屋角落的那一堆煤取燃料。依尔卡穿件白大褂，他笑得神秘莫测。他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一幅名叫《父亲的梦》的巨画，一幅从去年就开始创作的画。画布上躺着在睡觉的依尔卡的爸爸，在他上方有只蝴蝶在飞舞。依尔卡将一本全世界的蝴蝶画册翻给我看，还轻声向我透露说，他要将所有这些蝴蝶画到《父亲的梦》那幅画上去。说等他干上二十年，最后要以他的这幅巨作给观众一个惊喜。不过眼下依尔卡在这个地下室里有台巨大的压力机，跟一间电车车厢那么大。除此之外，这地下室里别无所有。可是依尔卡已经看到了未来，说这里不仅是他的画室，而且将是他的私人画廊。他和沃拉吉米尔一块儿在此于活，他们将石灰抹到墙上和天花板上。抹石灰时，依尔卡得用人字梯，而沃拉吉米尔弯着手就能轻而易举地往天花板上抹。依尔卡似乎出神地凝视我一番，我对他倒不是抱什么同情，只是受不了沃拉吉米尔和我丈夫看依尔卡的那副神气，好似瞧不起他，蔑视依尔卡所干的活儿。不过沃拉吉米尔还是喜似依尔卡的，因为他们一同在版画学校上过学，后来每当沃拉吉米尔需要做一些大幅的铜版画或铝合金的模子，就可以拿到依尔卡这儿用压力机压出一张张版画来。依尔卡这时正给《大自然》和《宇宙》两家杂志干活。他很热情。有一次亲自给我演示他是怎么做成那些蝴蝶版画的。
我一直惊讶地看着依尔卡如何将一张小小的铜板塞到那台巨型压力机里，在那块铜板翻面的时候依尔卡按一下电钮，哐当一声巨响。依尔卡站在那里微笑着，不禁使我想起《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个儿小小地站在许多机器的巨型齿轮组旁边，就像一名小个子司机站在那大型机车旁一样。依尔卡正在对我微笑，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而我丈夫和沃拉吉米尔却在拿依尔卡开心，但依尔卡心里有底，他知道未来属于他，’等他完成那幅《父亲的梦》之后，他将一举成为佼佼者。如今依尔卡只在为我而表演，让我看他那巨型压力机如何产生给《大自然》和《宇宙》杂志的小蝴蝶来。哐当巨响之后，他从一个巨大的轴辊下面取出一块面积不比火柴盒大的小板儿，揭下丝绒小方块，然后用镊子从模子上揭下那张小不点儿的版画，搁到我面前。那张小版画的确不比一张邮票大，上面有只很美丽的蝴蝶。“这是什么?”依尔卡问。我丈夫说：“我不想赶到你前面去。可你是未来的人民艺术家!”沃拉吉米尔提议说：“我说依尔卡，你寄一组蝴蝶到华沙《歪轮》杂志上去怎么样?要不寄到迈阿密的戴维斯那里去?让美国人也少耍点威风，让来自欧洲来自捷克的一个穷孩子来揉揉托比、罗斯科和威莱姆·德·库宁他们的眼睛，依尔卡，如今我一看到你这一艺术品，就想我大概得放弃我那行动版画了。”
我坐在椅子上，用眼睛扫一下这两个“世界冠军”，这两条自己宣称为世界冠军的汉子。依尔卡的蝴蝶我就是喜欢。我站起身来，观看依尔卡挂在墙上的一幅油画，这是他怀着深情画的他妈妈。我转过身来背对着那两个爷们儿。沃拉吉米尔走进厨房，拿来他的提包，然后同我丈夫将一张桌子抬进画室里。依尔卡直乐，友善地骂他们：“你们这些野小子!我不怕你们泼冷水!你们等着瞧吧，等我把我那《父亲的梦》弄完……不过，博士!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一转身，看到依尔卡·什梅卡尔直瞪着我丈夫。他握紧拳头，对着他们朝空中就这么一捶以增加自己的勇气。
沃拉吉米尔则轻声对我说：“年轻的太太，现在我给您表演一样东西，是我和您丈夫还有艾贡·博恩迪一起表演过的。我那时住在您现在住的地方，我睡的那张床，就是如今您和您丈夫那张床。这是‘沃拉吉米尔式的幻灯机’。”外面的天已近黄昏，沃拉吉米尔关上了木板窗门，将电炉子的电线插上，白墙上立即出现了一幅仙客来花的图画，花上绕着几根彩线……我丈夫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把脸转过来，望着墙上那朵大花和桌子上那部小幻灯机，灯光就是透过它射到墙上的。我一直看着那朵色彩灿烂的花，我丈夫握着我的手，直点头。然后我们一愣，不禁笑开了，因为那朵花突然冒出一个大泡泡，这泡泡一直在变大，像牛奶沸腾时那样，像有些花的叶子突然冒汁那样，像癫痫病人吐出的泡沫，泡沫胀大、爆裂，变成一种往下淌而又易蒸发的汁液。
如今那花开始冒出另一个泡泡，很快开始发生变化，那些彩线因热气和液体而膨胀起来伸向四面八方。我使劲盯着看，可总也弄不明白，沃拉吉米尔这鬼名堂是怎么弄出来的。沃拉吉米尔在我旁边蹲下，一只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轻声对我说：“年轻的太太，这是每个小孩都会做的普通玩意儿，连您也会弄，您可以在您那个堤坝巷的家里弄，不过不知您丈夫会不会允许。您把任何一种花搁在两个环套中间就全了，一加热，借着幻灯机的温度，它就会渐渐胀大，创造出前所未见的美丽图画。而且总在变化。”沃拉吉米尔解释着，他的一只手继续放在我的膝盖亡。我在看，沃拉吉米尔也在看我丈夫是不是注意到他的手。可是我丈夫在望着墙上的画。
如今，当温度变得很高时，那朵花仿佛要全力从这玻璃甲胄中挣脱出来，连同彩线一起膨胀起来，整个这画面似乎要爆裂，不过玻璃板没允许它这样，于是整个这朵花便渐渐溶化、变色，像果酱一样漫出，像李子甜饼那样流汗，像烤李子饼一样汁儿从烤盘流到烤箱里。沃拉吉米尔蹲在前面一点儿，他的鬈发几乎碰着我的脸颊，我看到了他轮廓鲜明、气度高贵的侧影和微微鼓起的嘴唇。我叹了一口气，又瞟了一眼旁边，看我丈夫是不是看到沃拉吉米尔那挨我眼睛很近的鬈发，是不是看见了那只老放在我膝盖上的手。这会儿我们大家都在盯着墙上看有什么变化，大家都为这画画和这朵被烤着的粗线绕着渐渐溶化的仙客来花而激动、心醉。后来，有人打开了从热尔多维街人行道通到这里的那扇门，司是依尔卡和我们大家都还在盯着墙上这幕戏，盯着仙客来花这幕不幸的悲剧，盯着绕线的这一命运。
随后，过道门被打开，有两个人走进画室，依尔卡跟他们打个招呼，便将手指头搁在唇边，继续盯着墙上看。那两双眼睛也随着我们一道直看到那朵可怜的花完全屈服，变得模糊不清，从墙上隐没，只留下一块不动的溶渣痕迹，那几根线绳也在开始逐渐消失。
依尔卡以手势示意，沃拉吉米尔连忙从我膝盖上挪开他的手。依尔卡扪开灯，我们大家你瞅我我瞅你，仿佛我们看到的是一都最美丽的电影，连沃拉吉米尔都为他所看到的而吃惊，我想他更加惊讶的是我们大家都被他的幻灯片，他墙上的图画而激动。
然后我们才注意到这进来的两个人。这是一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男子，同他一道来的是一身空姐打扮的年轻女子，她剪了个男孩发型，提一口像小女孩装洋娃娃的那种箱子。沃拉吉米尔与那个男人握手结识，他是《美术作品》杂志的一位编辑，名叫布尔达，他向我们介绍这位姑娘。依尔卡请大家回到他的厨房里去，沃拉吉米尔收拾好他的幻灯机，连同桌子一起搬进厨房。
那位编辑立即开门见山说，这位年轻的斯洛伐克姑娘名叫黛卡娜·霍莱尼奥娃，她刚来布拉格，想到一个绘画学校去上学，最好是能上美术学院。她带来一些作品想请大家评价一下，然后再送到教授委员会去审查。黛卡娜打开她那口小箱子，像散发广告单一样将她的画一张一张拿给大家看，重又蹲跪在那个青年男子面前，双手按着他的膝盖，用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这个青年男子接着谈到这位姑娘的巨大才干，说她现在不能，但几年之后一定能丰富我们的美术厅……随后让依尔卡·什梅卡尔说说他对这大约十五张水彩画的看法。
依尔卡没把握地笑笑，然后用他那双诚实的眼睛看着黛卡娜说：“我觉得，她天分是有，我想，我想她还需要学习素描、写生基本功，先只用铅笔画。”依尔卡喃喃地说，穿着那件满是颜色斑点的白大褂站在他那幅由画着些蝴蝶的框子框着的妈妈画像下面，然后补充说：“小姐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她练练素描、速写。”年轻的编辑点点头，搓搓手，朝天花板上望一眼，像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似的，叹一口气，然后友善地说：“我知道，您就是那位著名画家依尔卡·什梅卡尔，大家都很赞赏您登在《大自然》和《宇宙》杂志上的那些蝴蝶。”他看一眼沃拉吉米尔，可是沃拉吉米尔却在为那位斯洛伐克姑娘、那位黛卡娜在受折磨。而那位姑娘一直跪坐在那里，两只手都放在带她来的那个人的膝盖上。我立即猜到，沃拉吉米尔对这位空姐一见钟情了。她穿着一件蓝色短上衣，体型丰满，使那衣服紧得快要绷开了。
脚也很丰盈，小脸倒有点儿干瘦，像在节食，她笑的时候有只眼珠子上有个蓝色的斑痕。沃拉吉米尔放下她那些水彩画，凝视着这位年轻女子，他只是这么站着，凝视着，目光没法从她脸上移开。如今我丈夫将那些水彩画浏览了一遍，耸耸肩膀，说：“作为一个开头这是好的，毫无疑问天资是有。不过我想，当我看到十七岁的凡高最初画的那些画，恐怕也觉得，要是送到美术学院的教授那里去，肯定会将他连人带画撵出门外，可是，注意!到头来凡高还是冲到前面，他的画不管是在博里纳日还是在巴黎，最后在阿尔勒都打响了，这我们毫不怀疑。您怎么看，我的太太?’’我丈夫问我。我说：“你们都疯了还是怎么了?对我来说都是图画图画，胡涂乱画!别的什么也不是。，’黛卡娜站起身来，如今我看到，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还是个蛮可爱的女人，是一个挺会招男人为她神魂颠倒的女人；更主要的是，她是一位立即让依尔卡和沃拉吉米尔都爱上的姑娘，黛卡娜也马上意识到这一点。名叫布尔达的那位青年，从兜里掏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倒进一只既用来装酒又用来装咖啡的罐子里。
于是大家为这位专程从斯洛伐克来到布拉格开始学美术的年轻女郎黛卡娜未来的成就而干杯。……然后便各显神通，彼此抢着说话，在热尔多维街这间地下室里高谈阔论、东扯西拉什么凡高、蒙克、萨尔瓦多·达利，只有沃拉吉米尔默默不语，凝视着脏兮兮的地板，同时用他的一只斜眼睛跟踪着斯洛伐克姑娘的一举一动。他不是直接看她，而是用一个男孩的整个心灵在注意她我感到在他触碰到我的膝盖，他的鬈发挨着我的眼睛这一时刻，对我来说应该足够了，因为沃拉吉米尔，我马上就知道，这是他第一眼便爱上了的女郎，这姑娘将决定他的命运。黛卡娜仿佛突然从她的困境和烦恼中松一口气。她突然用斯洛伐克语说，依尔卡虽然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但如今不时兴这种发式了，她问依尔卡是不是愿意让她给他剪一个加拿大草坪式的发型。依尔卡笑开了，他抬起头对着天花板，眼泪鼻涕都笑出来，眼睛幸福地转悠着，他立即掏出剪子，黛卡娜便将一块毛巾围在他脖子上。坐在椅子上昀依尔卡抬着头，可黛卡娜将它按下去。咔嚓几下将他的头发剪去一大截。
沃拉吉米尔这时变得平静了些，而且有了笑脸，不过他笑得那么谨慎，仿佛他口里的牙齿有些破损不敢暴露似的，他看黛卡娜时也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只是瞅着她的背影。她正弯着腰给依尔卡剪头，剪完之后，黛卡娜拿开毛巾，依尔卡站起来，挨个挨个地看我们，仿佛在照镜子。我马上看出来，依尔卡成了一位很帅的青年男子，活像一位加拿大的专业冰球运动员。就像我所看到的，大家的印象跟我一样。黛卡娜从走廊上取下镜子，拿进来摆着，依尔卡看到的自己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我所看到的他。他大声嚷着：“咱们得庆祝一番！”说着跑进小贮藏室里拿来一瓶酒倒进罐里。于是我们大家又为依尔卡的发式而干杯。从这片刻起，依尔卡的确了完全不同的一位男土，他过不一会儿就去照照黛卡娜挂在走廊上的镜子。那位美术编辑没少吃惊，他卷起袖子说：“我马上得赶回去开一个会。喂，依尔卡，黛卡娜不仅没有地方过夜，压根儿就没有住处。我说依尔卡，我把你的那些蝴蝶登到美术专页上去，再写上几句话。你呢，就让她在这里呆一个星期，在她租到住房之前，也就是那么一小会儿。”
依尔卡乐了，感动极了，这种幸福简直是从天而降。依尔卡的高兴很正常，其他男人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也会同样。他深感荣幸的是，有位女士将在他这里借宿，更重要的是他还教她画画，他可以向她诉说有关他不幸命运的一切，即任何体面的女人都不想要他。依尔卡连忙说：“朋友，一切为了你，我这里不是还有一张行军床吗?她在这儿睡，我给她生上炉子，我在旁边那张行军床上睡，她可以舒舒服服睡在床上。”依尔卡·什梅卡尔简直是欣喜若狂。我们大家同时说：“咱们一块儿走吧!”我们开始告别。沃拉吉米尔与那女士握手时，脸色苍白，他还是不看她的眼睛，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了。他要是看一下她的眼睛，准会晕倒过去。我丈夫说，有一次裁缝给沃拉吉米尔量裤子尺寸，她将皮尺插进他两腿之间去量，他便立即晕倒过去了……我和我丈夫每个星期到他的表妹米拉达那里去游一次泳。她跟我丈夫一样也是布尔诺人，爱说一口摩拉维亚方言，也喜欢说布尔诺俚语。她出生在面包巷的一所公寓里。这公寓带有一个外廊，很像一座大监狱。
布尔诺的德国人管这条卖面包的街道叫面包巷。如今她住在霍莱肖维采的巴特里饭馆旁边。我们去的时候经过利本尼桥，回来的时候还经过利本尼桥。河上的空气很好，透过栏杆可以了望布洛夫卡。特别是在傍晚，我丈夫边走边抚摸着这石桥的栏杆，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当他凝视着河的深潭，顾盼着周围的景色以及医院走廊的灯光映在河上的光影时，总是默默不语，我也只好默不出声。
米拉达家很热闹，她的丈夫科齐扬特别能吃，从下午就给废品收购站的米拉达打电话，问她有没有忘丁买这买那晚饭用，还叮嘱她别到卡车司机班去，免得在那里喝多了。要是米拉达没有按时目来，科齐扬先生便手里拿着表，先到他们公寓的走廊上去等着米拉达。我经常遇上他一脸不放心地在公寓门口盼着他老婆回来，我于是同他一块儿等。等到我也有些惊奇了时，米拉达才拎着提包走下电车。科齐扬气得脸发青地走在米拉达旁边。他大喊大叫，骂个不停，还指着手表给米拉达看：“你在哪呐?都能闻到你的李子酒味尸在我们走上通向他们房门的楼梯之前，我的脸也吓得刷白。
科齐扬脸色发青，米拉达哭着说，她下午只吃了三块罗姆酒巧克力糖。来到家里，米拉这还在哭。科齐扬先生便成十遍地说他救了米拉达，把她从大街泥沼里拽出来。等到米拉达去烧晚饭，我洗澡时，他便已平静下来，一刻种之后便太平无事了。
科齐扬先生居然用走了调嗓门儿唱起了歌剧中的咏叹调：“亲爱的玛尔达……啊，亲爱的玛尔达……”我很喜欢在科齐扬家吃晚饭，赶上有卤味什么的，科齐扬先生总是大声嚷嚷，因为米拉达吃得太猛了，她总是将卤汁洒在衬衣上。“看得出来·，你就是在面包巷出生的！”齐扬先生吼着。他曾经是卡贝什暖气公司的代理，每年萨去外国，这是他最得意的了，每逢节假日便出去旅游。他根据旅游的地点决定戴什么帽子：去北欧，他便戴海军帽；要是去地中海，他便戴上热带遮阳帽。他一直将帽子放在纸口袋里，过了边境才戴上。他有兴致时便给我讲述他的旅游经历，他还乐意告诉我说，他是玫瑰园朗斯基伯爵的私生子。
每逢星期一他都要特别穿着打扮一番，到演员们、从前的政治家们以及其他头面人物常去的地方参加社交活动，那只是男人们的天地，女土们只能稍微开一点儿门挥挥手帕而已。科齐扬的一位朋友甚至在这里每周做一次世界大事的政治评述，那人名叫雅罗乌舍克，曾任驻玻利维亚领事和一个什么新闻评论员。这个星期一的傍晚，他又在刮脸，其实一大早就已经刮过脸了。然后染头发、摘下压头发的网帽、擦粉、擦皮鞋、挑选领带。他容光焕发、笑容满面，还在洗澡间高歌他的“亲爱的玛尔达……啊!亲爱的玛尔达……”唱得深情满怀，可却走了调。有一回，我去他们家的时候，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科齐扬先生摊开双臂躺在沙发椅上，眼睛发直：米拉达在抽泣……原来是她忘了买红菜头，因为晚上要吃熏肉末，而熏肉末少了红菜头就很难吃。
米拉达只得跑到赫拉夫尼街去买，可是商店这时已经关门。等她哭着回来时，科齐扬又在翻老账说是他把她从泥坑里救出来的。米拉达哭着对他说，让他呆在她屁眼儿里亲嘴去。科齐扬先生气坏了，于是躺下了。我来的时候，他嗓音微弱地对我说，他老婆让他呆在她屁眼儿里亲嘴去，而不是按照捷克说法钻进屁眼儿里，竟然让他、玫瑰园里的朗斯基伯爵的私生子呆在她的屁跟儿里亲嘴……我喜欢米拉达，因为我们常爱在一起玩一种这样的游戏，即先说出一个捷克语词，然后找出其相对的布尔诺方言。比如说；午饭、卷心白菜、钱包、财迷、说谎、面板、星星、风筝……
等等的布尔诺语都有另外一种说法。又比如：我们到布尔纳河去游泳的河，也不叫河。还有姐妹、花束、警察、王国、秃顶……等等的布尔诺方言都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丈夫一来，我们便可以这样说一个捷克语词，对上一个布尔诺方言地玩上好几个钟点。我丈夫和米拉达会的一般多。我丈夫总是提着罐子到巴特里去打啤酒，有时走得更远，一直到海员酒店或者哈英卡酒店，他说那里的酒最好。那时候我丈夫大声说着他的梦想，说他的未来是仅出版他终日梦想的一本书，等有朝一日这本书一问世，他就要穿上他那套婚礼服，跟我一块儿走到布拉格的民族大街上去，傍晚去瓦茨拉夫大街，那里的橱窗里将会陈列着他的书，上面还印着他的名字，我们则假装只是在慢步布拉格，每个书店橱窗里将会陈列出那给我丈夫带来荣耀的第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将是最棒的。结婚后那段时间我常见我丈夫作深思状一本正经地练签字，就象人门在报纸边沿、节目单上，在吃饭喝酒的账单最后一页上故意写着横七竖八、十分潦草、让人看不懂的那种签名，我丈夫就在这种毫不掩饰的片刻里练习着签字。半年之后他把他的姓练得定型了，然后拖出一长道与他的名的第一个字母连接起来。于是在所有报纸、甚至在杂志的边边角角上我老能看到他最后确定下来的签字，娴熟的签字。我不得不承认这是那种只在银行支票上才有的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