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回到了那凉爽的办公室。克里姆叫秘书去准备咖啡，自己打开了壁橱，拿出几套蓝色服装。他和邦德各从中挑了一套穿在身上，另外，还穿上一双橡胶靴。
秘书走进屋来，端来了咖啡和两只很长的手电筒。
秘书把东西放在桌上就转身出去了。克里姆说：“我的秘书实际上是我的大儿子。外面那些人也都是我家的小孩。司机和看门的是我的伯父。这里做生意的人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我们家的香料生意给我们的工作起了绝妙的掩护，还是M局长帮我搞起来的呢。他经常在伦敦的朋友中帮我大吹特吹。我现在是土耳其香料行业的巨头，借局长的钱也已还清了。我的孩子都是这里的股东，他们生活过得也不错。我每次需要帮手时，就选一个最能手的来帮我。他们都受过专门训练，个个精明强干，也都愿意为我赴汤蹈火。当然，也愿意为M局长做一切能做到的事。我对他们说，上帝最高，其次就是M局长。”克里姆挥了挥手，“我的意思是，这儿的人全都可靠。”
“我本来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吗？”克里姆拿起一只手电筒，又递给邦德一只，说；“hA们走吧。”
克里姆走向宽大的书柜旁。他把手伸到书柜后面，只听“吱噶”一声，书柜便向左边滑去。书柜后面有一扇小门，与墙壁齐平。克里姆轻轻一推，门就开了。眼前是黑咕隆咚的通往地下的石级，一股潮湿的霉味直往上冲。
“你先进去，”克里姆说，“就顺着这石级往下走。你在下面等我，我得把门关好。”
邦德拧亮电筒，小心翼翼地顺着石级向下走去。借着电筒光，邦德能看出，这个石级好象是刚刚修好的。石级下面二十英尺的地方好象有股水流。他来到阶梯底，才发现这是一条用石头筑成的古老地道，中间有一条水沟。地道从右到左由高向低一直延伸下去。他估计，该地道的出口应在金角湾的地方。
地道前面传来一片吱吱喳喳的声音，无数的红色小光点不停地闪烁。邦德用手电照了一下，发现在二十码以外的地方，成千上万只老鼠正窥视着这一陌生人。邦德可以想象，老鼠们的胡子这时肯定全都竖了起来，随时准备进攻。他不禁有些毛骨涑然。他不知道如果手电筒突然不亮时，老鼠是否会一拥而上。
克里姆突然在他身旁说：“前头还有好长一段路呢，大概要十五分钟，但愿你能喜欢这些小动物，”克里姆大笑起来，声音在地道中回荡。老鼠吓得全都趴在地下，一拱一拱地往后挪动。“没办法，到儿是老鼠和蝙蝠的世界，加起来估计够一个师的空军和和一个师的陆军。我们一边进，他们一边退。等我们走到地道底时，地道几乎就全被它们挤满了。走吧，这里空气还可以，水沟两边的地也是干的。冬天水涨起来时，我们就只好穿上潜水员的衣服了。你把手电照着脚。要是蝙蝠掉在你的头上，把它赶开就行了。这种事较少发生，它们的雷达系统比我们的眼睛还强！”
他们顺着地道的斜坡向上走去。空气里弥漫着老鼠和蝙蝠屎的怪味。邦德不知道得要几天才能去掉身上的这股臭味。
一串串的蝙蝠象藤上的干葡萄从地道顶倒挂下来。只要一碰它们，它们就会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克里姆的电筒时不时照到前面那一排排毗牙咧嘴的老鼠身上。它们变得越来越多。
他们紧握着手电筒，象握着枪一样，紧张地与这密密匝匝的敢死队相对。足足走了十五分钟，才到达地道中的一间凹室。
凹室墙上的砖是新砌的。天花板的两端各吊下两条用油布裹着的细长物品。它们的下面各放着一把长椅。
邦德在想，刚才他们如果再向前走几步，那些红了眼的老鼠肯定会疯狂地向他们这两个外来人扑来。而到那时，它们就不会只是瞪着眼睛了。
“别叫了！”克里姆大声说。
地道里突然一下子变得极其安静。老鼠们象得到了指令似的，一齐停止了吱吱的叫声。它们忽然着急地往回飞窜，看上去就象一股灰色潮水，一窝蜂地向前涌去。
鼠群慢慢地消失了，地道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偶尔飞过的几只蝙蝠发出了呼呼的声音。
克里姆嘟嚷道：“等伊斯坦布尔再次发生瘟疫，这些鬼老鼠都会死光的。我真后海没来得及上报这儿的鼠情。他们原本可以消灭这些老鼠的，但因为苏联人在这上面，我不想惹事，只好作罢。’他猛地抬头，向室顶上努了努嘴，又看了一下表说，“再过五分钟，他们就要坐下来开会了。每次有三个人必到，是三个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人，其中一个可能是苏联红军情报处的人。今天来的可能还有另外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两星期前来的，一个从希腊来，一个从伊朗来的，还有一个是星期一到的。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也搞不清楚他们来这里搞什么。有时候，那个叫塔吉妮娜的姑娘也会进来，送份情报或什么的。但愿今天你能见到她。她肯定会使你迷倒的。”
克里姆伸手拉下裹在一个细长物品上的油布。邦德马上就明白了。油布裹着的是一架闪闪发光的潜望镜。邦德笑着说：“达科，你可真有本事，从哪儿搞到这玩意儿的？”
“是土耳其海军的战争剩余物资。”克里姆的语气中表露出，他不愿就此再多说什么，“伦敦还想在上面装个窃听器，但那不是件容易事。潜里镶镜头和打火机差不多大小，升上去后，正好高出地板。我们安装对，先在上面的房间角落里挖了个老鼠洞，镜头就从这个洞里升上去。可洞不可能挖得太大，更没有多余的地方来装高灵敏度的窃听器。我们也不可能进入那房间，在屋子结构上改造一下。安装时，公共事务部门的朋友们帮了我大忙。他们请苏联人先搬出去几天，理由是因为有轨电车撼动了这房子的地基，必须检查一下。我花了几百英镑把那些人的腰包填满。公共事务部的人那几天检查了上面六幢房屋，最后说，这些房子都是安全的。当然这时，我和家里人已经把一切安装完毕。检查完后，苏联来了很多人。他们把整个屋子彻底地翻了个遍，想找出窃听器的听筒或定时炸弹之类的东西。”
从凹室的屋顶上还吊下来很大一块金属物品，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邦德问，“这是什么东西？”
“是炸弹，是威力相当大的炸弹。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我们同苏联人打起来了，我就可以在办公室里摇控引爆炸弹。不过除了苏联人外，可能还会有不少不相关的人死于非命。这将是一个悲剧。不过，一旦人发起火来，就会不顾一切的。这很自然的。”
克莱姆把两个把手中间的目镜擦了又擦。他看看表，伸手握住两个把手，慢慢把它们摇上去，一在使目镜和他的眼睛相平。当装有镜片的钢套管慢慢向上升去时，发出一阵噬惯的声音。克里姆把眼睛凑在目镜上，摇着手柄，调节着镜头的角度，然后他直起身来，向邦德说：“果然来了六个人。”
邦德好奇地把头向目镜凑去。
“你仔细地看看，”克莱姆说，“你最好能记住这些人的模样。坐首位的是他们情报站的常驻主任。他的左手边是他的两个助手。右面是三个新来的人。离主任最近的那个是刚到的，好象是什么重要人物。如果他们除了讲话外还有什么举动的话，马上告诉我。”
邦德让克里姆说话时轻点。他觉得自己就好象和苏联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就象秘书一样坐在角落里，作着会议记录。
潜望镜本来是从潜水艇上观察飞机或水面的船只用的。从这副潜望镜中，邦德看到了一副副奇特的画面。他首先看到的是一截截象树桩的腿。然后，他很清楚地看见两名副手。他们正襟危坐，一脸严肃。邦德默默在心里记下了他们的特征。主任脸上一副勤奋认真的模样，象个学究，眼睛片厚得象瓶底儿，瘦下巴，宽前额，稀疏的头发向后流着。他的左手边那位长着张方脸，呆里呆气的，鼻翼两边深陷，一头金发，左耳边有条疤痕。另一个副手看起来油头滑脑，一双圆骨碌眼睛狡黠明亮。他正在讲话，一副故作谦卑的模样，嘴里的假牙不时闪现金光。
邦德看不清那三个新来的人的面庞。他们侧着向他坐着。离他最近那个人稍微清楚些，兴许职位也最低。这人黑皮肤，眉毛浓黑，目光迟钝，鼻子肥大，长着双下巴，象是苏联的南方人。
他旁边那个人，邦德只能看见那肥胖的脖子后面的一个大疖子。他上身穿的西服磨得有些发亮的，脚上登着一双擦得侵亮的棕色皮鞋。他直直地坐在那里，好象没有讲话。
主任右手边的那位重要人物开始讲话了。这个人个子高大，长长的下巴，蓄着斯大林式的褐色胡子。邦德能看到他侧面的一只冷漠无情的灰色眼睛和一头正在泛灰的褐色头发。几个人当中只有他在抽烟，他不时地吸上几口。他的样子比在坐的其他人都要威风些。邦德估计，他可能是从莫斯科来的高级官员。
邦德的眼睛紧紧地看着屋子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时间一长，眼睛都有些发酸了。他小心地转着手柄，想通过上面的那个老鼠洞口看清房间的每个角落，但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房间的墙边放着两个橄榄绿色的公文柜。门边有个衣帽架，上面挂着六项差不多样式的的灰色呢帽。屋角上有个食品柜，上面放着一个水瓶和几只玻璃杯。邦德站起身来，离开目镜，使劲地眨了眨眼睛。
“要是能听到声音，那就好了。”克里姆遗憾地说，“那样，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可以一清二楚了。”
“是的。”邦德点头应和说，“达科，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道的？它原来是干什么用的？”
克里姆又在目镜上看了一眼，然后直起身来。
“它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廊柱厅的排水道，”他说，“廊柱厅现在已作为旅游胜地，就在圣-索非亚小山上面，就在我们头顶上。这个地道建于一千多年前。平常用来蓄水，当时打仗时，万一城堡被围困，这里就可以为他们提供用水。这个庞大的地道义有一百多码长，五十码宽，可以贮储几百万加仑的水，是由一个叫盖力斯的人在四百年前发现的。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了他关于这一发现的记载。他说，在一年冬天时，从一个‘轰隆作响的巨大水道’中涌出了许多水，淹没了廊柱厅。这话让我不由得想起，这廊柱厅下肯定有一个巨大的水道。一旦城堡被攻陷，便可以用该水道的水迅速地把廊柱厅淹没。于是，我买通了廊柱厅的看守人，带上我的儿子，在厅里用锤子和回声探测器一寸不漏地检查了一遍，结果找到了发出空洞声响的地方。然后，我在公共事务部部长身上花了不少钞票，让他把这个地段关闭一个星期‘进行整修’。在那一个星期中，我全家人全都扑到这件事中。”克里姆又低头看了一眼目镜，“我们在大厅的墙上挖了个洞，然后一直朝这处方内挖过来，直到发现一个通向地道的拱门。当时我们别提有多兴奋了。我们顺着地道往前走，但好象永远走不到尽头似的。一最后，我们才发现地道是通向山下，一直通向金角湾，出口就在加拉塔大桥旁，高我们家只有二十码。离地道不远的地方，上面是苏联人的领地。于是，我们填上大厅墙上的洞，从我家的房子那里开始向这里挖过来。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儿。我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挖到苏联人的房子底下。”克里姆笑道：“也许苏联人以后会发现什么，离开这个地方。恐怕那时候我已不再是T站的站长了。”
克里姆又看了一眼潜望镜，邦德见他神色紧张起来。克里姆急匆匆地说：“快来看！她走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