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第十七章结语：奥威尔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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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妮亚（如库斯勒也对西莉亚建议过）可能给奥威尔买过一套礼服并让他穿得精神一些。但对他想过的那种生活不感兴趣。难以想象她会穿着胶鞋在田间干活，她也永远无法忍受朱拉岛的偏远和艰苦生活。她缺乏母性本能，并非照料理查德的适当人选，理查德让她想到坎奴伯利广场那里的“卷心菜及没洗的尿布味”。如果奥威尔活下来，理查德本来会上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公学，结果却大不相同。患病时的爱琳对奥威尔那位非常冷漠和严厉的妹妹不放心，曾告诉亨利·戴金如果她死了，几乎谁都可以当理查德的妈，“只要不是阿芙利尔”。然而，这个男孩还是由阿芙利尔和比尔·邓恩在苏格兰（不在朱拉岛）抚养大，阿芙利尔和邓恩在奥威尔死后的1951年2月结婚。一贯长于使用机械的理查德上了一所农学院，成了一名农场主，后来推销马西-弗格森牌农业机械。尽管幼时命运多舛，但他长大后心态良好，婚姻幸福，育有两子，在索妮亚死后继承了其财产。阿芙利尔死于1978年，终年70岁，她外甥女简·戴金和比尔·邓恩年龄更接近得多，他们两人共同生活，直到邓恩去世。

索妮亚对理查德不感兴趣，他也不是个智力发达的孩子。她每周给阿芙利尔3镑作为理查德的补贴，那在亲戚中造成了很深的积怨。如格温·奥肖内西的女儿曾写道：“我妈被指定为里克的监护人，她觉得奥威尔的部分财产应该花在里克的教育和抚养上……家里人觉得索妮亚是看到有利可图才结婚的……阿芙利尔告诉过我索妮亚不愿为里克支付生活费，对他也漠不关心。”[1]

奥威尔死后，索妮亚再次努力过想与梅洛—庞蒂旧情复燃，也有过别的几个恋人。1954年到1956年，她为出版人乔治·威登菲尔德当过编辑，后者回忆了她性格中的许多矛盾之处：

1958年，神经质的40岁的索妮亚与迈克尔·皮特—里弗斯结婚，再次令她的朋友们震惊。皮特—里弗斯终生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个百万富翁，此前不久，他还因为在一起尽人皆知的性丑闻中的角色被判坐牢。索妮亚相信自己能改变其性习惯并重建其声誉。但在新婚之夜，他把她关在卧室外面，然后带着男友去度假了。这场婚姻于几个月后结束，索妮亚受到了很深的伤害。[2]

康诺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快乐的死亡》中，通过描述索妮亚和彼得·沃森（他是《地平线》杂志的资助者）的密切友谊，说明了她的性态度和第二次婚姻。索妮亚真心爱着迈克尔·皮特—里弗斯，因为“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不会唤起她的性矛盾感，她不会因为他想得到她或者别的女人而怨恨他。在性战争中，他可以说是个天使……他站在她这边”。雷纳·赫彭斯托尔直白地说索妮亚“对性有种病态的恐惧”，但“在她两次有名无实的婚姻中收获都很大”。

索妮亚觉得有责任维护奥威尔的名声，对他的兴趣比他活着时还要大。她把大量小册子藏品捐给了大英博物馆，1960年又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建立了奥威尔档案库，然而能接触的仅限于少数几个幸运儿，他们得到了索妮亚的允许可以研究奥威尔的文件。她未保存奥威尔写给她的信，而是将其烧掉。1968年，她和伊恩·安格斯共同编辑出版了奥威尔的《随笔、新闻文章及书信集》（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并加上了一篇有意具有误导性的前言。她想让传记作家不抱希望而假称：“他未留下任何有关个人的文件；他的信中未掩盖什么或特别揭示什么……可供写他生平的材料很少——除了‘为心理诠释所用’——他自己也未曾写过。”她也声称：“目前这几卷已是尽可能收集到的全部……有了他的小说和这些书，就组成了他的权威文集。”事实上，她所编的4卷本只有2041页，而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所编的具有真正权威性的《全集》（Complete Works，其中前9卷包括奥威尔主要出过的书）20卷内容超过8500页。[3]

跟奥威尔的朋友打交道时，索妮亚也可能表现得极为傲慢。1962年时，斯蒂文·朗西曼把奥威尔十几岁时所写的一封信投到了斯蒂芬·斯彭德所编的《相遇》杂志（Encounter），里面提到他在康沃尔郡睡得很难受。因为这封信显示他并非真的喜欢穷困潦倒，她就认为它有损他的传奇形象，拒绝发表这封信。赫彭斯托尔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制作人，他说：“作为奥威尔版权控制者，她是个滥用权力的遗孀……她同意制作关于奥威尔的一个节目……条件是我不参与。”

尽管奥威尔（像艾略特和奥登一样）要求别人不要为他写传记，索妮亚还是意识到他的传记终究会面世，就尽量控制此事。多年中，她邀请过奥威尔的几位朋友——库斯勒、马格里奇、西蒙斯、迈克尔·梅耶和德怀特·麦克唐纳——撰写，但她又会接着改变主意，收回邀请或拒绝允许他们引用奥威尔的文字。她也接触过理查德·艾尔曼和约翰·韦恩[4]，韦恩后来还听说美国学者约翰·奥尔德里奇“将做这件事”。

到最后，彼得·斯坦斯奇（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在未得到索妮亚（她也拒绝允许他们引用奥威尔的文字）同意的情况下继续写作。1972年和1979年，他们出版了两部奥威尔传记，涵盖了奥威尔到1938年的那段人生。为了报复，单是凭着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lick）发表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对一本评论集所做的短书评，索妮亚一时冲动地邀请伯纳德·克里克写作奥威尔传记。克里克的书完成后，她批评它写得过于政治化、枯燥和缺乏同情心，并企图阻止其出版，但他有份不可撤销的合同在手，他所写的传记在索妮亚1980年去世前不久出版。1991年，迈克尔·谢尔登中肯地批评克里克所写的传记集中了大量的事实，但有意不去努力理解奥威尔的内心生活，谢尔登还推出了一本好一些的传记，由奥威尔财产管理人授权。[5]

索妮亚·布劳内尔·布莱尔·皮特—里弗斯总称自己为索妮亚·奥威尔。当奥威尔的版税收入滚滚而来时，她凭此在艺术界成为一个女王般的人物。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传记作者曾写道，靠着足够的金钱和作为奥威尔遗孀在社会上的威望，“索妮亚不受约束地将她相当大的干劲集中于她最擅长的：与她钦敬的作家结交并帮助他们，而且不辞辛苦地举办餐会以让他们聚到一起，她烹制充足的食物，葡萄酒敞开供应，就在她那座舒适的住宅内……在南肯辛顿区。”就像索妮亚对奥威尔产生了不正常的情感那样，她也和年老的小说家乔·阿克利（Joe Ackerley）、艾维·康普顿—伯耐特（Ivy Compton-Burnett）和吉恩·里斯（Jean Rhys）结下友谊，曾慷慨帮助过他们，并在他们临终时都曾陪伴在侧。

但被同性恋者和老迈女士所吸引的索妮亚在性或思想上都未能得到拯救。曾经“快乐、像个酒吧服务员般善饮”的她到最后失去了容颜和金钱，并成了个红脸膛酒鬼。到生命晚期，她变成了一个醉言醉语、暴躁易怒和不顾身份大发其火的人。彼得·斯坦斯奇跟她在帕西街白塔餐馆共进午餐时，她醉醺醺地说：“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再喝一杯吧。”简妮塔·帕拉德责怪她喝酒喝得太厉害时，她恼火地说：“难道你不觉得我全知道吗？”[6]她知道她在自毁，但就是控制不了，她曾告诉戴维·普兰特：“我又那样做了。我上演了我的那一幕，作为乔治·奥威尔遗孀的那一幕。我难道不厉害吗？我很醉。他们以为我是个傻瓜吗？”怨愤并且极不开心的她曾向简妮塔承认道：“我每天都会哭着醒来。”斯蒂芬·斯彭德相信她的内疚感和消沉源自那场奇特的临终前婚姻，他说：“她让自己饱受关于跟他结婚是图财的指责……她埋怨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件错事。”[7]

索妮亚当然慷慨得起。传记作家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1982年时曾估计奥威尔的财产每年带来10万英镑左右的收益。但到她去世时，30年的版税不见了。用作何途，花于何处？伯纳德·克里克——可以理解的是他对索妮亚怀有怨气，因为她曾多次刁难于他——指出她“未将巨额财产用于慈善目的，她所过的豪华生活跟奥威尔的性格太格格不入……她挥霍那笔财产，试图建立一个文学沙龙和维持几个食客，那种行为对她决定发扬光大的那个名字几乎全无旌表作用”。索妮亚的忠实朋友对其看法更宽容一些。安妮·邓恩认为作为那笔财产的监护人“变得比她想象的复杂得多，面对法律问题、会计问题，她没有能力处理，而且这点后来也证明是无法克服的”。

会计——以前也是奥威尔的会计——从她那里骗走了大量钱财，并建议她移居国外躲税，她在那里生活得十分痛苦。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garet Drabble）曾解释道：“索妮亚去了巴黎生活，以为可以靠她那日益减少和管理不善的资金愉快而且低费用地生活，但那被证明是个很糟糕的决定：她写信给在英国的朋友抱怨过着流放生活。她根本不该走，这时又无钱回来。金钱和身体方面都变得糟糕。她抽烟抽得太厉害，法国人不友好，她住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她）结果住到了卢森堡公园旁边一处条件很差的地下室公寓里，衰老病弱”——独身一人，没有丈夫或子女，未老先衰，酗酒，无亲无故，也完全破产，弗朗西斯·培根支付了她的医疗费账单。她向哈里林—希尔会计公司提起诉讼，经过4年诉讼，以庭外和解告终。一周后的1980年12月，她死于脑瘤，终年62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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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奥威尔作品所赚的利润是该社出版其他名家作品加起来所赚的两倍——这些名家包括卡夫卡、纪德、托马斯·曼、斯维沃、穆齐尔、施瓦茨—巴特、卡尔维诺、川端康成、科莱特和三岛由纪夫[9]等，而他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和影响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严肃作家都要大。奥威尔作为道德楷模对政治及文学的影响无可估量，但可以说明他的影响范围。奥山康治曾对他在日本的重要地位介绍道：“乔治·奥威尔首次被介绍到日本是在冷战高潮时的1949年，由盟国占领军总部介绍，此举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相符合。他们的意图是明显的，即警告人们提防可怕的共产主义影响……因为奥威尔是第一个被介绍进来的。在日本至今已发表1200本（篇）用日语写的关于奥威尔的书和文章。”另外有学者强调了他在东欧的政治影响。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模仿奥威尔和格林厄姆·格林式语言，称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的档案处为“占据前恐惧部的真理部”。教皇约翰·保罗1977年在克拉科夫[10]当主教时，允许在教堂进行一场被当局所禁的关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及当代波兰”的讲座。1984年——当奥威尔的作品在全世界被颂扬时——波兰团结工会秘密发行了奥威尔邮票、非法日历和被禁的《动物农场》及《一九八四》，并且放映了以此两本小说改编的电影。苏联于1991年垮台后，关于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国家具有洞察力的理解，俄罗斯哲学家格里高利·波莫兰茨重复了切斯瓦夫·米沃什于1953年说过的话：“人们在首次读到《一九八四》时，发现在伊顿公学和殖民地缅甸接受教育的奥威尔比任何人更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灵魂或无灵魂的特点。”[11]

很多左派作家因为奥威尔抨击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而一直未能原谅他。他死后，新保守主义者把他拉为自己的一员，称赞他向全世界警告了极权主义的危险。在最近一份介绍冷战的书中，《一九八四》被形容为居保守立场反对共产主义的“规范文本”，是“关于冷战的具有想象力的关键宣言”，称赞奥威尔“创造了……政治谴责作品的十足诗意写作方式”。另外有篇论述文章提到（尽管奥威尔否认过）这部小说无疑“对政治保守派有利”。最荒诞的是，“约翰·伯奇协会[12]以前常卖这本书，它在首都华盛顿的总部办公室电话一度以1984结尾”。似乎是不让约翰·伯奇协会的狂热之举动美传，一些“左倾”市议会通过决议，用奥威尔的名字命名学校和广场，以此向他致敬。伦敦的艾辛顿区有一所乔治·奥威尔学校，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的尽头有处名为乔治·奥威尔的广场，在原来的法尔考旅馆附近。

奥威尔对电影少有好感，但电影将其观点带给了万千民众。根据《动物农场》拍成了两部电影（分别在1955和1999年），根据《一九八四》也拍了两部（分别在1954和1984年，第二部特别恐怖）。在《保持叶兰繁茂》的启发下，拍出了新颖、流畅而且非常感人的《一场甜美的战争》（A Merry War，1998）。肯·洛奇（Ken Loach）的《土地和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是不严格地根据《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拍成，它描写了西班牙内战中一个持理想主义的英国共产党员，以及当他被背叛时的惨痛醒悟。奥威尔在他关于西班牙那本书（1938年出版）中关于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提出了强烈警告——我们全“在睡着的英国中酣眠，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响惊醒”——被亨佛莱·鲍嘉在经久不衰的《卡萨布兰卡》（1942）中有效地精炼，而那部电影是迄今所拍的具有宣传性质的电影中最佳者。1941年12月，就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鲍嘉宣称美国人必须警惕起来，准备打仗：“我肯定纽约的人在沉睡，我肯定全美国的人都在沉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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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的语言一直极具影响，他笔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特别是《一九八四》中的——已经出现在几首好诗中。罗伯特·弗罗斯特[14]不加修饰、不蔓不枝的诗歌中用了奥威尔悖论式的短语“自由即奴役”来支持他自己的怀疑主义，而在《不当国王有多难》（How Hard It Is to Keep from Being King）中，他警告我们（就像奥威尔曾做的）要反抗强人领袖的奴役。

西尔维娅·普拉斯[15]采用了奥布兰关于未来的残酷意象——“一只皮靴踩在一张人脸上——永永远远”——并在《给特德的歌》（Ode for Ted）、《养蜂人之女》（The Beekeeper's Daughter）、《博克海滨》（Berck-Plage）（这首诗中的黑色皮靴是残忍的）和《爸爸》（Daddy）使用，以代表一个女性受害者所受到的来自男性的压迫。所有女性都崇拜法西斯分子，普拉斯写道：

皮靴踩在脸上，残忍的像你一样残忍之人那残忍的心

而在《来自一九八四年的新闻》（News From Nineteen Eight-Four）中，达纳·乔伊阿[16]对《一九八四》中急速播报的新闻公告（为了掩盖极权主义政权下饥馑、处决和持久的战争）做了一番奥登式讽刺性改写：

码头上的火得到控制疑犯在深夜搜捕中落网敌人在东方发动进攻已以巨大代价击退。但士气在高级志愿者中高涨昨晚以处决工会中不同政见者开始工人节春季咖啡配额提高至二十克逮捕在部里继续进行。[17]

奥威尔死后不久，他对20世纪50年代以“文学运动”（The Movement）著名的一批英国年轻作家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研究他们的历史学家布莱克·莫里森间接提到菲利浦·拉金的某一个重要用语，点明了这些作家眼中最重要的性格和观念：“《上来透口气》（1939）中的保灵是‘文学运动’小说中持清静无为主义主人公的前辈……奥威尔对清静无为主义的拥护，他对左派幻想破灭，他决定做到‘没那么上当’，他对极权主义日益加重的担心：这些对塑造‘文学运动’派的政治观点都起了关键作用……关于‘得体’和‘常识’的奥威尔式观点主宰了战后政策目标。”诗人汤姆·冈恩（Thom Gunn）认为奥威尔表达观点的方式跟他要说的话同样重要：“50年代时，他对我意义极大。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作为随笔家和社会记录者的他，甚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他……我特别以他为散文写作的榜样所钦佩。1958年后，我在伯克利大学教大一学生写作课时，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讲了很多遍。他知道怎样证明他的信仰，而且展示如何通过经验来证明——也许这是仅次于拥有信仰第二重要的。”[18]

罗伯特·康奎斯特是另外一位“文学运动”派诗人，后来（凭《大清洗》及其他几本书）成为主要的批苏历史作家，他称奥威尔——“因为他忠于事实，而不是忠于意识形态”——是“对当代诗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向奥威尔致敬的诗中，康奎斯特形容他难免犯错，然而是：

一个有道德的天才。寻求真理有时成为我们不以为然的蠢行，就像达尔文向植物奏巴松管；他亦有过失，但并不自称天使。[19]

菲利浦·拉金从文学圈退隐到外地的哈尔[20]（就像奥威尔去了朱拉岛那样），他也抗议过英国乡村的消失，并把关于失败的主题提升到高超艺术的层次。

《保持叶兰繁茂》中的戈登·科姆斯托克激烈反对虚伪及使用术语，影响了约翰·韦恩的第一部小说《每况愈下》（1953）中的主人公查尔斯·拉姆利，以及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第一部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1954）中的吉姆·狄克逊。就像艾米斯早期这部虚构作品是从《上来透口气》得到启发，《反死联盟》（The Anti-Death League，1966）写的也是《一九八四》那种残酷氛围。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1957）中，艾米斯赞扬了奥威尔的真诚和不含糊其辞：“在对战后知识分子圈具有吸引力的所有作家中，他是最吸引人的一个，远过于其他人……没有别的哪位当代作家拥有那种气质，即热诚相信他要说的，也坚定不移地尽可能说得有力而且简单明了。”在此前一年所写的一篇评论中，艾米斯肯定了奥威尔的影响无远弗届，不限于政治：“奥威尔是那种你永远无法真正摆脱的作家……似乎无可避免受到其影响，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他们能拟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名单，不管他们的年龄（在合理范围内）如何，不管他们另外还喜欢谁，而且——头一眼看上去更是难以理解——不管他们的政治派别如何，很可能都会把他放在前两名或前三名。”

戈登·科姆斯托克也是“愤怒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20世纪50年代另外一个重要文学团体）的原型。《狮子与独角兽》（1941）中《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一节启发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写出引起轰动的剧本《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1957），他在其中用了很多奥威尔的性格、观点和措辞，出场人物包括一个心怀不满的左派知识分子、一个在西班牙内战中打过仗的父亲和一个极其顽固保守的前军人。主人公吉姆·波特也强烈谴责了英国的阶级制度、公学和政府的愚蠢。他也对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有怀旧的感情，然而意识到他的理想化回忆是不真实的。就像奥威尔曾在《我为何写作》中写道：“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所以奥斯本在《乔治·狄龙的墓志铭》（Epitaph for George Dillon，1958）中关于那个患了肺结核的主人公（名字也是来自奥威尔）写道：“他从不让自己有一天心境平和。他热爱这个世界上的具体事物，身体却让他有心无力。”[21]

许多当代作家都赞扬过奥威尔并解释了其作品为何重要。“愤怒青年”的一员艾伦·西利托（Alan Silitoe）特别钦佩奥威尔的道德品质：“我觉得在我看来，正直一词确实在他的品格列表上高居前列，因为它闪耀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除了《牧师的女儿》和《上来透口气》，“我都给满分。他展示了正直——你可以称之为真诚——再加上令人读着愉快、意义明晰的英语，就能产生某种难以驳倒的结果”。小说家、评论家戴维·洛奇回忆道：“我还是个年轻的大学教师时，阅读了奥威尔战前所写的小说，并意识到他对50年代英国‘愤怒青年’那代人有重要影响，而这些人又影响了我早期写小说的努力方向。但是我想我仍然钦佩他是个随笔家和纪录性作家，因为他具有‘讲述事实’特点（当然部分说来也是修辞上的成就）。”[22]

除了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剧本，另外还有雷·布拉德伯雷（Ray Bradbury）和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小说，都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奥威尔关于未来凶险幻象的影响。布拉德伯雷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53）采用了奥威尔关于通过摧毁文化进行政治压迫的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蒙太格就像温斯顿销毁事实记录一样，受雇于从事销毁书本。这本小说描述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他们记住伟大的文学作品，目的是将“人类遗产”传递下去。

在安东尼·伯吉斯的《马来亚三部曲》（The Malayan Trilogy，1956—1959）中，“阿邦”是个蜕化、有权势的马来人，其称号字面意思是“兄”，他“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书，想到精心盗用大洋国领导人的称号。有段时间，他得意地考虑过在马来的达哈加到处张贴宣传画，画上有他——一个传奇人物——的硕大头像”，下面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伯吉斯的《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62）思考了奥威尔关于权力渴求的主题，探讨了罪恶本身的问题。跟《一九八四》一样，这个讽刺性寓言作品的背景放在英国不远的将来，在一个工人国度里，一群少年犯在夜间自由来去，政治有利代替了法规和道德规则。叙述者是一个反社会的违法者，像奥威尔笔下的奥布兰一样，以皮靴蹬踩人脸为乐事。伯吉斯的《1985》（1978）把我们带到未来的英国，在那里，有组织的工会主宰个人意愿，工人英语是新官方语言，街头恶棍滔滔不绝地讲着黑话，阿拉伯人拥有的阿尔多尔塞斯特欢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而工人的象征比尔从无数贴于墙上的宣传画上注视着。

生于捷克的汤姆·斯托帕德利用奥威尔式主题写了两部剧本。《职业邪者》（Professional Foul，1978）抨击了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虚伪并与禁锢行为合流。《每个好孩子都该受宠》（Every Good Boy Deserves Favour，1978）的故事背景是苏联一间精神病院，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那里被惩罚，同时还有一个管弦乐队伴奏。这出戏剧的中心寓意表达了社会“同声同气”与持不同政见者代表的不和谐音符之间的冲突。斯托帕德笔下的主人公就像温斯顿·史密斯，牢牢守着对与错、真相与谎言之间的区别，尽管那些医生们滥用话语，并企图用药物使他迷失方向。奥威尔那种文件式真实加个人正直的混合文体引人入胜，也打动了斯托帕德：“我对读到被一颗子弹击中的感觉所吸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比《永别了，武器》（我知道那不是一颗子弹）更有技术性。那本关于‘回到过去’的小说（《上来透口气》）引起了我的共鸣。很久以后，我类似这样去寻找我关于英国最初的记忆，得到的是类似结果。但总而言之，奥威尔提出了一种真诚——关于知识分子式真诚的标准。”[23]

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据汤姆·沃尔夫[24]所言），“奥威尔进行那种体验的目的是写它……作为一个记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则展示好的报道不仅描写较大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也捕捉那个地方的精神。这两本书影响了参与式新闻写作的概念及方法，受到奥威尔影响的，包括从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杜鲁曼·卡波蒂到琼·迪迪昂、乔治·普林布顿[25]和汤姆·沃尔夫等人。梅勒也赞赏《保持叶兰繁茂》的人道主义一面：“说来有趣的是，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有好处，是它给了我更多慈爱和怜悯之心，单是靠我自己天生的可能没那么多。读奥威尔总有利于培养那些感情。”他也喜欢《政治和英语》中列出的文体原则：“多年来我对他极为钦佩，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认为凡是用英语写作的人，读他的随笔都能学会写得好一点。甚至他那些关于写好文章的格言及指导都说得十分恰当。”[26]

保罗·泰鲁[27]曾写道，他60年代在非洲时——当时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刚起步：“奥威尔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想维迪亚（奈保尔）之所以贬低他，是想让他自己在我的生活中显得更重要。”然而后来，奈保尔赞扬过奥威尔有勇气脱离传统形式和写作主题，脱离自己关于社会阶层、精英教育和殖民主义的“所有最早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奈保尔称他为“英国历史上最富想象力的人，（因为）他是向着新方向行进”。

安格斯·威尔逊赞赏奥威尔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揭露了英格兰北部工业城镇的贫困：“奥威尔对当时的失业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左派和右派都讲的谎言和所发生之事的关心绝无虚假，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那可以说是一道指引方向的光芒。所以我想奥威尔是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人之一。”[28]多丽丝·莱辛[29]称赞了他的政治洞察力：“在我们左派眼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引起的反应让我们第一次对那些同志们所能表现出的深度仇恨有了印象。我要说批判奥威尔运动的卑鄙促使我们排斥共产党。然后《动物农场》出来了，批判更卑鄙、更不公正、更多诽谤……《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是杰作。”约翰·勒卡雷[30]评论说奥威尔的生活与作品融为一个高尚的理想：“奥威尔曾经是，现在仍对我意义重大……《缅甸岁月》仍是关于殖民主义堕落性的一个以小见大的精彩作品。奥威尔对艰苦生活的执着给我们都上了一课。我在伊顿公学教过书。我总觉得有意思的是布莱尔（即奥威尔）用了很大努力与那个地方断绝关系，而没上过伊顿的伊夫林·沃却用了类似的努力装作上过。奥威尔对贪欲、术语和‘唯我’社会的憎恨在他那个时代及现在都同样需要——也许现在更需要。他一直是我向往达到的目标——在写得清晰、表达愤怒和进行对象十分明确的讽刺等方面。”所有这些作家都在奥威尔身上发现了令他们钦佩的不同方面，而且也发现了经历、风格与这个人之间的统一性。

尽管奥威尔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从来不是某一运动中的一分子，也从未开创一个流派。他始终是个独来独往、与众不同的作家，其声誉和精神高度除来自其作品，还来自其以身作则。卡莱尔关于塞缪尔·约翰逊的贫穷、疾病、勇气和执着的描写用在奥威尔身上也恰当不过：

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他已和约翰逊、布莱克和劳伦斯一样，在英国代有人出的先知先觉的道德主义者行列中占了一席之地。

[1]　索妮亚·奥威尔所言，见迈克尔·谢尔登《诺言之友》第160页；对亨利·戴金的采访；凯瑟琳·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　乔治·威登菲尔德，《想着我的好友》（Remembering My Good Friends，纽约，1994），第240页；对理查德·布莱尔、西莉亚·佩吉·古德曼、娜塔莎·斯彭德和简妮塔·帕拉德（关于索妮亚和皮特－里弗斯）的采访。——原注

[3]　谢尔登，《诺言之友》，第77页；赫彭斯托尔，《日记》，第263页；索妮亚·奥威尔，乔治·奥威尔的4卷本《随笔、新闻文章及书信集》序言，第一卷第16、19、16—17页。

我对索妮亚和戴维森所编版本的评论可参考我所著的《乔治·奥威尔：关键遗产》第373—381页；另见我写的《一个不加掩饰的声音》（A Voice That Naked Goes，刊于2001年1—3月号《伦敦杂志》）。——原注

[4]　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英国评论家、传记作家，著有《乔伊斯传》《王尔德传》等；约翰·韦恩（John Wain，1925—1994），英国作家、评论家，著有《每况愈下》《新诗行》等。

[5]　对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访；赫彭斯托尔，《日记》，第263页；约翰·韦恩1970年10月2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

奥威尔作品的出版人汤姆·罗森塔尔觉得跟索妮亚打交道极难，她“有次重版奥威尔某本书时，因为护封上广告文句中的一个词大发雷霆，要求将两万册书销毁”（《演出她的奥威尔孀妇一幕》，见1998年6月27日《每日电讯报》）。

1968年春天，我从所在的大学获得一份资金去奥威尔档案库进行研究。我事先写信给图书馆馆长询问是否可以阅读未发表的书信和手稿并及时得到了他的允许。但当我那年夏天到达并书面立据说我并非在写一部传记时，却被冷冷地告知未发表的资料不开放，我只能阅读已发表过的（我已经读过）。我试图唤起他们的英国式公平感，却被告知只有索妮亚·奥威尔才能授权我接触那些资料，而她永远不会那样做。

关于我对几本传记的评论，参见《现代小说评论》第19卷（1973年夏）第203页，《弗吉尼亚季刊评论》第58卷（1982年春）第353—359页和1991年10月21日《波士顿环球报》A—16版。——原注

[6]　迈克尔·佩皮亚特（Michael Peppiatt），《弗朗西斯·培根：解开一个谜》（纽约，1996），第203页；对迈克尔·梅耶的采访；1998年9月16日在加利福尼亚希尔斯堡对彼得·斯坦斯奇的采访；对简妮塔·帕拉德的采访。——原注

[7]　普兰特，《难以对付的女人》，第97页；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1页。——原注

[8]　伯纳德·克里克，信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1年11月1日，第15版；安妮·邓恩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安格斯·威尔逊传》（1993年初版；伦敦，1996），第533、605页；对理查德·布莱尔、西莉娅·佩吉·古德曼、娜塔莎·斯彭德和简妮塔·帕拉德的采访。——原注

[9]　伊塔洛·斯维沃（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著有《塞诺的意识》《一生》等；罗伯特·穆齐尔（Musil，1880—1952），奥地利小说家，著有《没有个性的人》《五个女人》等；安德烈·施瓦茨—巴特（1928—），法国小说家，著有《最后的正义者》《一个名叫孤独的女人》等；科莱特（Colette，1873—1954），法国女小说家，著有《流浪的女人》《琪琪》等；三岛由纪夫（Mishima，1925—1970），日本作家，著有《金阁寺》《潮骚》等，1970年煽动军队组织武装政变失败，切腹自杀。

[10]　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

[11]　奥山康治，《奥威尔：适于每个时代的人》（Orwell：The Man for All Times，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99），第9、10页；蒂莫西·加什·艾顿，《档案》（纽约，1997），第20页；参看威廉·布莱尔《奥威尔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刊登于1996年1月号《波兰—美国杂志》第13页）及彼得·斯坦斯奇《奥威尔年》——见《1984年文学传记年鉴》（吉恩·罗斯编，底特律吉尔版，1985）第52—62页；戴维·雷姆内克（David Remnick），《列宁墓》（Lenin's Tomb，纽约，1993），第122页。——原注

[12]　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成立于1958年，是一个保守反共的极右组织，约翰·伯奇（1918—1945）是美军传教人员，也是情报人员，1945年死于中国苏州附近。

奥威尔——他与塞尚（1877年）为其资助人维克托·肖所画的一幅肖像一样，长着同样竖起的头发，脸长而且苍白，鼻子突出，眼神忧郁，神情悲哀——除启发别人写出过一些讽刺作品和剧本外，也启发过别人制作雕像和绘画。在汉普斯特德区旁德街和南端街街角（他于1934—1935年在那里的书店工作过）有一个铭牌，上面有他的一个粗糙的浮雕头像。理查德·里斯画过他在巴恩希尔的卧室，沃伯格的妻子帕梅拉·德巴尤1940年夏为他画过一张逼真的炭笔肖像画。《乔治·奥威尔的世界》第159页对页有一张那个铭牌的照片；德巴尤的绘画出现在沃伯格的《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36页对页。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喜剧连续剧《福梯塔》中关于厨房的一幕中，曾提到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关于法国豪华餐馆里如何加工食物的令人恶心的描述。《私眼》（Private Eye）杂志上的“虚伪者之角”专栏直接发展自奥威尔在《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6）中所举的矫揉做作使用术语的例子；关于他，至少出现过3部剧本：罗伯特·霍曼（Robert Holman）的《鲸外》（Outside the Whale，1976）写的是他当教师的那几年，斯蒂文·洛（Steven Lowe）的《神圣的闲话》（Divine Gossip，1988）写的是他在巴黎过的那段贫穷生活，迈克尔·麦克沃伊（Michael McEvoy）的《欧洲最后一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1998）——此为《一九八四》的原名——写的是他在克兰汉姆疗养院的那段生活。——原注

[13]　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残酷的和平》（The Cruel Peace，伦敦，1991），103—104；阿博特·格利森（Abbot Gleason），《极权主义：冷战内史》（Totalitarianism：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纽约，1995），第84页，此两处都在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的《奥威尔的政治观》（Orwell's Politics，伦敦，1999）122页上得到引用；朱利叶斯·爱泼斯坦、菲利浦·爱泼斯坦和霍华德·科克，《卡萨布兰卡》（理查德·阿诺贝尔，纽约，1974），第77页。

[14]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著有《少年的意志》《林间空地》等。

[15]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女诗人、作家，著有《爱丽尔》《钟形罩》等。

[16]　达纳·乔伊阿（Dana Gioia，1950—），美国诗人、评论家，著有《冬天众神》《中午的审问》等。

[17]　罗伯特·弗洛斯特，《诗集》（爱德华·康纳利·莱塞姆编辑，纽约，1975），第460页；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特德·休斯编，纽约，1981），第223页（也可参见第29、118、197页）；达纳·乔伊阿，《冬天众神》（The Gods of Winter，圣保罗格里沃夫版，1991），第29页。

斯蒂维·史密斯和安东尼·鲍威尔都以奥威尔为原型塑造过人物；奥威尔的作品启发了一些书名、影射作品、后殖民地和未来派小说、虚构传记及历史作品等。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dford）的《冷天里的爱情》（Love in a Cold Climate，1949）书名来自《保持叶兰繁茂》（4.115），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k）的《那本书与兄弟会》（The Book and the Brotherhood，1987）影射了《一九八四》中戈斯坦因的书和老大哥。索尔·贝娄在《塞姆斯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1970年初版，纽约富塞特1971年版）第42页提到了奥威尔的评论，即英国的激进者能畅所欲言是因为他们“全在英国海军的保护之下”。在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的《一个好人在非洲》（A Good Man in Africa，1981）中，奥威尔式主人公摩根·利非是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中约翰·弗洛里的一个喜剧化翻版。摩根·利非体重超标、酗酒、郁郁寡欢，他在一个闷热潮湿、缺乏人情和势利的后殖民地社会中追求一个姑娘。

吉奥吉·达洛斯（György Dalos）的《1985：历史报告》（1985：A Hitorical Report，1982）也延续了《一九八四》这种作品类型。对奥威尔的文论极为欣赏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rtwood）承认“《动物庄园》对《一个待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极为重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98年10月2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她的这部小说以全球性僵化不前及影响在各方面都已程式化的情形为基础，描写了一个腐败和闭关自守的极权主义国家。戴维·考特（David Caute）就共产主义写过几本重要的书，在他的《奥威尔医生和布莱尔先生》（Dr. Orwell and Mr. Blair，1994）中，对奥威尔如何写出《动物农场》进行了一番虚构。

奥威尔的作品也可能被误用。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的《乔吉克夫妇》（The Georgics，1981）——该书名间接用了奥威尔的名字——在其中他企图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战斗描写用于他的书中。西蒙重写了奥威尔的文本，而未直接引用，而且不加分析和领悟地把大段材料进行改写，他一方面批评奥威尔表现真实的企图，另一方面令其写作主题既做作又令人厌烦。——原注

[18]　布莱克·莫里森，《“文学运动”：20世纪50年代英国诗歌与虚构作品》（The Movements：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of the 1950s，1980年初版，伦敦，1986年），第94—95页；汤姆·冈恩1998年10月1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9]　罗伯特·康奎斯特，《新诗行》（伦敦，1956）前言，第15页；罗伯特·康奎斯特，《乔治·奥威尔》，《爱之歌剧中的咏叹调》（Arias From a Love Opera，伦敦，1968），第32页。——原注

[20]　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小海港。

[21]　金斯利·艾米斯，《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伦敦，1957），第8页；金斯利·艾米斯，《通往第一空域之路》（Road to Airstrip One），《观众》杂志，197期（1956年8月31日），第292页；《全集》，18.319—320；约翰·奥斯本和安东尼·克赖顿（Antoney Creighton），《乔治·狄龙的墓志铭》（纽约，1958），第87页。——原注

[22]　艾伦·西里托1998年10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戴维·洛奇1998年10月1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3]　安东尼·伯吉斯，《马来亚三部曲》（1956—1959年初版；伦敦潘恩，1964），第247页；汤姆·斯托帕德1998年12月14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我关于布拉德伯雷、伯吉斯和斯托帕德的讨论是基于瓦莱丽·迈耶斯的《乔治·奥威尔》（伦敦，1991）第143—145页。——原注

[24]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美国作家，新新闻主义写作风格的代表，著有《货色对头》《名利场大火》等。

[25]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美国作家，著有《团伙》《吃人肉者与传教士》等；诺曼·米勒（Norman Miller，1923—），美国作家，著有《裸者和死者》《美国梦》《刽子手之歌》等；杜鲁曼·卡波蒂（Truman Capote，1924—1985），美国作家、剧作家，著有《冷血》《草竖琴》等；琼·迪迪昂（Joan Didion，1934—），美国作家、记者，著有《民主》《迈阿密》等；乔治·普林布顿（George Plimpton，1927—2003），美国作家、评论家、名编辑，著有《焰火》《杜鲁曼·卡波蒂》等。

[26]　汤姆·沃尔夫，《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rlalism，纽约，1973），第45页；诺曼·米勒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诺曼·米勒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原注

[27]　保罗·泰鲁（Paul Theroux，1941—），美国小说家、游记作家，著有《大洋洲的逍遥列岛》《九龙》等。

[28]　保罗·泰鲁1998年10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巴哈拉蒂·穆克哈吉与罗伯特·鲍耶斯，《与V.S.奈保尔一席谈》，《杂录》杂志（Salmugundi），第54期（1981年秋），第11页；安格斯·威尔逊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9]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英国小说家，著有《暴力的孩子们》《金色笔记》等。

[30]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英国小说家，著有《辛格公司》《巴拿马裁缝》等。

[31]　多丽丝·莱辛1998年10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约翰·勒卡雷1998年9月27日致杰弗斯·迈耶斯的信；托马斯·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年初版；伦敦人人版，1959），第41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