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的预言一点没有夸张。就在李颙一行人离去未几，道途之上就已风传起来，说是大、小二匡山术士施展神通，引来凤凰、大鹏还有孔雀，其兆大吉。而刺史也据此上表奏闻。依照往例，朝中必有封赏。闲话里，每每提及赵蕤和李白的姓名。过不了几个月，大明寺的慈元和尚便来了。
慈元赶了辆驴车，带来李客转托交付的衣物、米谷和大批油盐茶酱之属，还有一封简札，和几句要紧的口信—口信不外就是吩咐李白专志读书，上进不懈。简札则是要言不繁地嘱托赵蕤一件事—李白读书向道，皆是本分。不过，如果行有余力，实在应该让他能够“放迹江湖，磨砺行脚，以图自树立耳”。
这一份居心，赵蕤当然明白，李客自己是千里万里胡尘汉水走闯出身，长幼二子也早就及时立业；唯独这李白行将弱冠之年，好容易不再游手好闲，可是看来还不能通晓世事，练达人情；这一层忧虑，委实与日俱增。
月娘从赵蕤手中接过信，顺口问了句：“每年开春，李客都要往三峡随船浮江东行，今岁却不见行踪？”
慈元稽首合什，垂眉低脸，一言不答。
赵蕤则赶紧招呼李白将车上粮货卸了；见他走远，才低声问道：李客呢？”
“官司事了，”慈元低声道，“便下三峡去了。”
月娘仍旧大惑不解，作状要追问，赵蕤抬手止住，又低声对慈元道：“昌明市上传闻若何？”
“都说刺史上了表荐，”慈元犹豫了片刻，才道，“遂不便来。”
“亏他心思细密。的确，不来的好。”赵蕤点着头，可是一转眼，便沉下了脸色，道：“只这岁月迁延，某还真不敢说：他父子几时能复相见呢？”
月娘问：“天伦至亲，有何不可相见？”
“贾人之子，倘若传扬开来，日后如何取清要之官？”赵蕤说着，又转向慈元，道：“然则，李客行前还说了什么？”
“只道今秋回不得乡，盼能于来秋与檀越一会。”一面说着，慈元一面从海青大袖中摸出一卷扎缚停当的文书，捧付赵蕤：“这些都是李施主多年间往来成都经营所得，合是为李郎具备的盘缠。”
“是契券？”
“是‘无尽财’，敬奉檀越转呈李郎。”慈元道，“李施主还说：倘若李郎此行尚有敷余，便请檀越收取了，以为薪水之资。”
隋唐以降，佛门的福田思想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以为寺院资产之恢弘，即是菩萨行之践履。所谓“无尽财”，便成为大唐立国前后日益普遍的一种观念和教条了。《释氏要览·寺院长生钱》有云：“律云无尽财，盖子母辗转无尽故。”这是将佛法广大与万物无尽藏相互认证、相互诠解，以为佛寺资产必须经由不断的布施，以供养佛、法、僧、众生，日日常不断。
所谓布施，其事浅明。由于寺庙本身拥有资产，出借于穷困、急难或是缺乏生产之资的百姓，有时只是为了助人度过粥不继的生活难关，有时则帮助了小家小户得以务农、习艺甚至经商。缘借贷而收取微息，便是所谓的“子母相生”了。
然而所求者众，方便之门无时不开，总有遇事周转的需要。有的僧侣也愿意拿出私蓄来发展无尽财，其中自然不免有以慈悲发心者，也少不了借着这手段累积一些个人财富，而未必归于丛林常住者。无论动机若何，一旦寺庙穷于应付借贷方无边无际的需索，便得求助于家资雄厚的施主。从施主的立场而言，能够帮得上寺院的忙，接济穷困，深广福田，讨诸天神佛的欢喜，也是值得称道的情怀—更何况其中仍有微利可图。
慈元和李客所缔结的友情，便有了这一层通财之谊。不过，这仅仅是浮光一面，其底蕴尚与大明寺的来历有关。
绵州大明寺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丛林，施行子孙继承之制；建寺以来，原先都是由本寺僧徒中择贤担任住持。不过，大明寺所奉像法决疑经》并不常见。本经叙述佛陀入灭一千年后的佛法衰变之相，主旨在于劝导僧俗众生“修布施大悲之行”。由于从来不知此经译者之名，而被视为“伪妄乱真”，开宗数代，声闻不彰。
因此，寺僧群聚商议，丛林应改弦更张，由本寺徒僧先向十方传法寺院请法，接受法印。之后，复于本寺子孙徒众中遴选耳目聪慧、知见高明、德业贤能者嗣法主持。之所以如此，除了开拓本寺修业之外，也使大明寺有了向外传法的资格。
《像法决疑经》之所传，带有某种坚决的理念，一言以蔽之曰：义。”经文大旨，就是劝人将一切众生视同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等亲眷，因为这样一个家族之间本来具有相互照拂、看顾的义务。而这“义”字，又本有相反两重意涵—其一曰“宜”，凡事之恰切合理而正当，无庸置疑；其二曰“假”，于是俗有“义父”、“义兄”之称，也就反证了这个字的第一义—说的正是“以假为真”—这是一种要把原本非亲非故者视同亲故的感情能力。此义，又与一个一百多年之前、由佛教俗家信徒结成的信仰团体密切相关。
李客与慈元的通财之谊，还要从这个有些年月的秘密组织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