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为何玩弄今井武夫的”桐工作”？
原来日本侵略中国，一直由少壮派军人在主持；其中最急进的是，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即为石原所策划而由板垣执行，所以有”石原智略、板垣实行”之称。
七七战起，板垣正任陆相；后来又转任总参谋长。原以为战事在短期内即可结束，哪知中国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决定抗战到底；眼看日军陷入泥淖，亟亟乎希望自拔，因而多方设法求和。
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在对华求和的路线上，两人的主张积不相容。
影佐祯昭走的是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直截了当地，想跟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谈和。当汪政府密锣紧鼓地预备登场时；今井武夫亦派人在香港钻头觅缝找寻重庆的关系。
关系终于找到了，是重庆派在香港一位器具权威的秘密代表。他当然深知最高当局决不移易的决心，与日本决无谈和的可能；但正不妨利用此一机会，打击汪精卫的”组府”；因此打电报回重庆，认为与今井武夫接触，有利无害，除了打击汪精卫以外，还可以从日本开出来的条件中，研判出日本军部的意向。
重庆的复电，批准了他的计划。于是经过细心的安排，由中间人与今井派来的心腹铃木卓尔中佐，取得了联系。这是民国28年11月，日本阿部内阁尚未垮台时的事。
当时铃木表示，初步谈判的代表是今井；日本可以首先提出和平的条件。今井的对手，不必一定要在国民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人士；但必须是能够直接跟蒋委员长说得上话的人。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军部对谈和是采取了很实际的态度；不愿通过外交的途径，作令人难耐的折冲，而希望领导中国全民抗战的最高领袖，作一个旋乾转坤的决定。
这是妄想！但日本军部有一个观念始终扭不过来，从前清甲午年开始，中日间所有的武装冲突，都是在中国委屈求全的原则下，和平结束的；日本军部认为中国这一次所遭遇到的困难，过于往昔，而他们所开的条件，又较之过去已宽大得多，所以必定能为中国所接受。何况还有汪精卫这张牌可打。
除此以外，还有板垣个人品切期待能结束中国战局的渴望——日本陆军本为极端封建性与地方性的组织，从山县有朋以来，一直以幕府时代的长州阀为主流，所以有”长州陆军”之称；陆军大臣一直由长州系所把持，以后由于人才不济，又重用大分阀的南次郎等人，结成长州、大分集团。
与长州、大分系对立的萨摩、佐贺、土佐三阀的联合势力，由萨摩系的荒木贞夫领导。”二二六”事变，恢复陆军大臣现役制，使得陆军干政，达到内阀不能不俯首听命的地步；因为陆军如果拒绝推荐现役将官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即无法组成；或者陆军不满内阁的政策，由陆军大臣提出辞呈，亦立即可倒阁，这一来，陆军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决定了日本的外交政策。
但是陆军的态度并不一致，即由于长州，大分系与萨摩、佐贺、土佐系的国防思想不同，前者主张积极侵华，称为”统制派”；后者则积极警戒日本的赤化，保持纯粹的日本精神，称为”皇道派”，这一派除了一意对苏俄以外，反对进兵中国或者其他东南亚地区。
“二二六事变”，皇道派全部垮台；统制派大为得势，因而逐渐形成”七七事变”，演变为大规模的入侵中国。但在”八一三”以后，大藏省首先表示，军费负担极重；其他阁员亦深感不安。因而统制派中，对于中国战局，分裂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以陆相杉山元为首，其他巨头包括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大致皆为陆军省方面的要员。
不扩大派集中在参谋本部。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两要角，板坦征四郎与石原莞尔，根本就反对在中国发动事变；这因为板垣与石原，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比较深刻的缘故。
还有一件事非常不利于板垣的是，昭和天皇对板垣的印象很坏，在”帷幄上奏”时，常常给他软钉子碰；而平治内阁垮台，提出总辞时，昭和更面责陆相板垣不合作。因此，当阿部受命继平治组阁，面降敕命所作的训辞、竟一反常例，直接指定陆相的人选。
从”二二六”事件以来，昭和在历任首相受命之顷，照例有3点指示：第一、尊重宪法；第二、对国际联盟不得过分引起无谓的摩擦；第三、对财政、经济方面，力求稳定。这一次对阿部的训辞，除去这照例的三条以外，另有很具体的3条：第一、对英、美必须协调；第二、指定陆军大臣，无论”三长官”如何决定，在梅津美治郎及畑俊六等两人中，选定一人；第三，内务与司法，有关国内治安，人选须特别注意。
原来陆军大臣现役制，本是明治时代确定的；到了大正12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才扩大为预备役的将官，亦可担任；等于许可非军人出任陆军大臣，为一种倾向于民主政治的有力表现，所以是极可珍贵的改革。虽然，从山本权兵卫以后，从未出现过预备役的陆军大臣，但陆军大臣的选择，首相自保有全权。及至”二二六”事变以后，陆军大臣现役制复活；陆军大臣即非内阁现役”三长官”推荐不可。所谓现役”三长官”是陆军大臣、教育总监、参谋总长。
昭和指示阿部、不顾”三长官”的决定；这在现役陆军大将的阿部信行，是件很难的事。岂不得已跟板垣去商量；板垣心里明白，这是昭和天皇对他及陆军非常不满的表示；如果仍旧高唱”为国家而违背圣意为不得已之举”的论调，势必与皇室及重臣发生极严重的冲突。因此，他表示谅解，打消原想推荐矶谷廉介的决定，同意以畑俊六为陆军大臣。
转任参谋总长的板垣，直接掌握陆军，在行动上获得更多的方便；同时由于汪精卫组府的工作，在周佛海积极推动之下，雏形已具，一旦成立，势必成为”桐工作”的一个障碍，所以今井武夫受命应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与重庆谈判和平的直接通路。”桐工作”的成员，心情焦灼，对”敌情”不能出以冷静理智的判断，自不免受愚了。
当铃木卓尔提出对方人选的要求时，戴笠的代表特别按照铃木的条件，开了一张名单；今井选中的一个是在西南运输工作方面，负部分重要责任的舒先生；此人年纪还轻，家世显赫。今井选中他的原因是，他的家族在国民政府中极有地位，而且颇为蒋委员长所重视；纯粹作为一个”密使”来看，舒先生是很理想的人选。
可是，舒先生从未跟日本人交往过，所以没有一个日本人认识舒先生。即使在中国，由于舒先生交游的圈子不广，也从没有照片在报上发表过；所以也绝少有人识得他的真面目。这一来，跟铃木卓尔及今井武夫见面的，就不一定非舒先生不可。
但是，舒先生与日本军部代表秘密接触的消息，如果为西方的情报人员所知，对国家将有不利的影响。因为美国和英国是支持中国抗战的；而且日德意已缔结了军事同盟，德苏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方始进攻波兰，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与日本虽都宣布，对欧战采取中立的立场，但谁都知道，日本倾向德国、美国支持英法。如果日本能自中国战场这个泥淖中拔出腿去，等于德国增加了极大的援助，直接对英法，间接对美国，都将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一来国民政府与美国、英国合作的诚意，受到怀疑，在谈判中的贷款，能否成功，大成问题。
因此，舒先生还是以不出面为宜；但已经允许了日本方面，未便出尔反尔。经过周密的研判，决定运用孙子兵法中”兵不厌诈”的原则，走一步是一步。
原来是说明白的，舒先生出面是使用化名。所以找了一个姓郑的工作同志，使用郑士杰的化名，跟铃木卓尔见面；这是一个试探，要看日本方面认不认识舒先生，如果不认识，那末对舒先生的一切又了解多少？
在特定的地点见了面，透过翻译的介绍，铃木卓尔很热烈地跟郑士杰握了手，也很客气地道了仰慕，然后谈入正题。
“今井武夫大佐，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今天不能跟郑先生见面；我还没有资格跟郑先生谈到停战的实质问题，只是第一、希望了解贵方的意愿；第二、约定郑先生跟今井武夫大佐见面的日期。”
“今井大佐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来？”郑士杰用广东话说；同时很注意铃木所带来的翻译，一个懂粤语的姓杨的上海人。
杨翻译没有任何怀疑的表情，郑士杰心里有数了，对方对舒先生一无所知。舒先生长在上海，除了上海话和英语外，一句广东话都不懂。杨翻译连一点都不知道；铃木的语气，亦很显然地，还认他就是舒先生，这样，自然应该照预定的步骤进行。
预定的步骤是，如果对方觉察到他并非舒先生；郑士杰便即声明他是舒先生的代表；倘或毫无所觉，不妨冒充舒先生到底。
“今天是1月6日，一个月以后如何？”铃木问说。
“那就是2月6日。我想，原则可以同意。但如贵方并无谈判的诚意，2月6日见面亦是无益的。”
“舒先生误会了！如果我们没有谋取和平的诚意，根本就不必跟舒先生见面。”
“话是这么说，但贵方的行动，告诉我们必须小心。”
“舒先生认为我们什么行动，显示了缺乏谈判的诚意？”
“你们不是积极在扶植汪精卫吗？”
“扶植汪精卫，目的亦是为了谋取全面和平。”铃木卓尔答说：“我们也想到贵方一定会对此有所怀疑，但是我可以负责告诉舒先生，汪精卫即使组织了政权，绝不会成为日本与中国谈判全面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汪精卫发布声明。”略停一下，铃木又说：“而且据我知道，汪精卫的政权，能不能出现，还颇成疑问。”
对这一点郑士杰当然非常注意，但不便形诸表面，只淡淡地说：“青岛会议，不是已经开了吗？”
“是的。青岛会议正在开，会议主题，就是决定维新政府及华北临时政府未来的地位。不过——”铃木迟疑了一会，方又说道：“有一个消息，尚未证实，不妨提供舒先生作参考；青岛会议结束以后，周佛海将飞日本，讨论全面和平的问题；这就是说，贵方如果愿意合作谈和，只要有切实的保证，我们可以让汪精卫停止组织政权的工作。”
“喔！”郑士杰问道：“所谓切实的保证是什么？”
“譬如请蒋委员长发布声明，愿意照近卫声明调整中日国交。”
郑士杰本想率直拒绝，但觉得拖延一下也好；于是点点头说：“好！我可以转陈请示。”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答复？”
3天至5天。”
“那末就折衷定为4天好了。”铃木扳着手指说：“7、8、9、10，1月10日我们再见面。”
“好！1月10日。”
“请问，舒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回去的？”
“有。第一，为了表现贵方的诚意，应该先停止组织意味着对抗国民政府的汪伪政权——。”
“这一点，”铃木立即接口，”我们刚才已经有结论了。请说第二点。”
“第二，谈和是由贵方所发动，请把条件开过来。”郑士杰紧接着又说：“近卫声明是不能接受的，如能接受，中日的和平早就实现了。”
“是的。这句话很透彻。请问还有什么？”
“初步接触，能在这两点上获致结果，已经很好了。”
“那末，我答复舒先生，关于我方的条件，希望下一次，也就是1月10日见面时，能够提交贵方。但希望那一天，舒先生同样也有很具体的答复给我。”
当下在相当融洽的气氛中分手。郑士杰回去报告经过，大家都认为颇有收获；同时根据各种情势研判，认为采取”高姿势”，效果将会更好。
所谓采取”高姿势”，不独指坚持强硬的立场，而且也不妨出以傲慢的态度，因为日本军人的性格中，包含着一种变质的武士道精神，吃硬不吃软，叱斥往往比情商来得有效果。
因此，透过中间人很快地给了铃木答复：近卫声明说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是一侮辱；所以日本方面的要求，不但无理，而且无礼。
如果日本政府能正式发布声明，不承认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外的任何伪政权；那末，中国政府将会作出有利的反应。
这当然是日本军部所办不到的事。本来影佐祯昭策动汪精卫从抗战阵营脱逃，只是利用他来作一个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没有扶植他另组”政权”的打算。但由于周佛海的大肆活动，现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样，以致日本军部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卫；一方面又觉得汪精卫的”组府”，可以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因而在举岂不定的状况中，形成听其自然的情势。
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组府”一事，认为是日本有无求和诚意的一个考验，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于是今井与影佐密商决定，今井仍按约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响佐对汪精卫方面所提出的”还都”的条件，如国旗问题、承认问题，设法拖延不作解决，同时在侧面鼓励汪精卫、周佛海向重庆表达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汪、日密约原件，及高、陶关于汪、日勾结的说明，不但对汪系要角，就是对影佐及他的”梅机关”，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周佛海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向犬养健说：“高陶发表的文件，对我们非常不利。如今要谈补救之道，只有以行动来证明那些文件之不确。”
周佛海提出3项行动：第一、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别处，表示汪政府并非敌军占领下的傀儡政权；第二、加在国旗上的那条杏黄色飘带取消；第三、日本尽快承认”新政府”。
犬养健表示同意，把握机会劝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顺便谈一谈对重庆谈和的问题。于是周佛海征得汪精卫同意后，由犬养健及梅机关的石原少佐陪着，乘飞机秘密抵达福冈；参谋本部接到犬养健的通知，已经派了第八课长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参谋本部向重庆试探和平的负责人是”双井”——今井与臼井；此时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荣屋旅馆，密谈对重庆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说得很堂皇，实际上是要劝服日本军部全力支持”汪政权”尽快出现。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才能进一步向国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个”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强调，日本对国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过急，否则，重庆方面将会以为日本目前已陷于非常困难的地位，调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则不达。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希望日本军部了解，全面和平决不能在短期内出现，所以不应以向重庆试探谈和而影响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日本军部只希望从周佛海口中，了解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国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权为谈和的先决条件，汪精卫持何态度。
“汪先生一直抱着苟利于国，生死以之的基本态度，将来新政府一定不会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满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问：“现在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实际上是你在推动；所以你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后，跟国民政府决非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不存见谅于蒋先生的心；尤不存见用于蒋先生的心。为和平而来，当然为和平而去，将来和议告成，我要摆脱一切，做一个平民。”
臼井不了解周佛海是想过一手创一个”政权”的瘾，只觉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对组织新政府，又表现得那样热中？不过，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紧；一旦跟国民政府谈和谈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话，逼他下场，他想恋栈也不行！
这样一想，臼井觉得此行的任务已经完全达成，欣然辞去，当天就回东京，草拟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军部求和之心甚亟，却不知道”两井”在香港的活动；觉得此行仅仅只跟参谋本部主管”联合情报”的第八课长见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场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是件相当泄气的事。
但臼井却不同，兴匆匆地，紧接在周佛海之后，到了上海，与今井会齐，由铃木陪着，秘密到达香港，今井要求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提供一项协助，在不使对方知道的情况下，摄得舒先生的照片。他们的总领事一口答应，决无问题。
到得见面时，双方都是3个人；中国方面除了”舒先生”，还有两个人，一个姓张，是外交官；一个姓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副官，张、程二人都精日语，就不必另带翻译了。
“我们带来了条件。”今井说道：“由这3个条件中，充分表现了日本希望与中国旗等提携的诚意，第一个是关于撤兵问题。扬子江以南，立刻可以撤兵；稍后是华北。”
“你看怎样？”“舒先生”问姓张的外交官——外交部专员。
“满洲怎么样？”张专员径自用日语发问。
“满洲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井答说：“第二个条件是，国民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舒先生”经由张专员的翻译以后，断然决然地答说。
“关于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不过旧事重提而已。当贵方蒋作宾先生担任驻日公使时，与近卫公爵商谈调整中日邦交时，贵方对满洲国问题，曾有过口头的承诺。经过的情形，我还记得——”
据今井说，1933年暮春，近卫公爵住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时，正好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那里静养；有一天蒋作宾带着他的秘书丁绍仞去拜访近卫——丁绍仞是近卫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
从这次友谊性的拜访以后，蒋作宾与近卫大约每个月会晤一次；谈到中日邦交问题，两人的意见渐渐接近，认为日本军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
1935年夏天，中日两国决定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蒋作宾即于此时回国，专程晋谒驻节成都、亲自指挥剿共军事的蒋委员长，将在日本与近卫及其他在野各派如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恳谈所获得的结论，细细陈述。同时提出他所拟促进中日和平的具体方案。
蒋委员长听取了外交部门的意见，经过慎重的考虑，批准了蒋作宾的方案，于是仍派丁绍仞携回日本，转交已移居轻井泽的近卫。
这方案的主要内容，共为4点：第一、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第二、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与东三省有关者暂时除外。同时停止自以为优越的宣传；中国停止排日教育。第三、以平等互惠原则，展开经济提携。第四、在经济提携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
今井追述到此，作了补充说明：“当时缔结军事协定，即是为了共同防共；如果能到达这个阶段的合作，蒋委员长曾表示准备亲自访日，与我们的军事当局商谈。至于所谓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即是事实上的承认。”
“不然，这是作为一个悬案”，张专员又说：“而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形势根本不同。”
“舒先生”仿佛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便故意问道：“我想请今井大佐告诉我，近卫公爵接到这个方案以后，如何处置？”
这一问，击中了今井，也是日本陆军的要害。原来当时谈判之无结果，责任全在军部，近卫与广田外相都愿本此条件，努力进行，但军部坚持，必须中国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因而使得丁绍仞黯然而归。但临行时与近卫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有意重新进行和平谈判，请近卫派密使联络，而且决定了密使的人选，年轻的是宫崎龙之介，年长一辈的是秋山定辅，都是与中国革命有深厚渊源的朋友。
这些情形，今井当然明了；他不便认错，但更无法强辩不错，只说：“当初是失去了中日和平的机会；希望这种珍贵的机会，不要再从我们手中失去。”
“我们要检讨这种机会失去的原因，以及责任问题。”张专员追询丁绍仞与近卫的约定，复又提出质问：“七七事变发生后，近卫首相认为除了能与蒋委员长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事件扩大的办法。这时想起有两个密使可派，于是征得杉山陆相同意后，派宫崎龙之介到南京联络。结果如何？”
结果是宫崎在神户上船时，为宪兵所扣押；秋山亦在东京寓所被捕，两人的罪名是”间谍嫌疑”。几经交涉，只说同意释放，却不履行；根本上近卫与杉山商量，便是与虎谋皮，杉山元在”七七事变”是扩大派，表面尊重近卫首相的地位，暗中是绝不容宫崎去作他的密使的。
今井对其中的曲折原委，完全明了，可是这时候，他除了抵赖，更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这回事！”他说：“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只是传闻而已。”
“舒先生”正好抓住他这句话——原抱着虚与委蛇的态度，但决裂必须有理由；而又要避免彻底决裂，以便利用对方来干扰汪政权的成立。现在是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了，”这样铁证如山，而且可以向近卫首相求证的事，你居然说只是传闻！”他指着今井说：“你根本没有诚意。”
这一指责很厉害。谈判决裂如果由于条件谈不拢，今井无过失可言；倘因他的态度言词不当而决裂，便须负谈判失败的责任。这一点对他个人的前途很有关系；同办一事的臼井，办受连累，所以他觉得有为今井解释辩护的必要。
“今井大佐的话，只是假设之词；就情理的推断，似乎杉山元大将不致对近卫公爵口是心非。”臼井紧接着说：“过去当然犯了错误，才有今天的局面；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弥补过去的错误，寻求挽救和平的道路。这一点，衷诚希望贵方同意。”
“是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个原则。但因过去贵方缺乏诚意，才会造成今天的结果；所以要谈弥补错误，首先要显示确实的诚意。现在，你们的军部，一方面派影佐祯昭大佐拊植汪精卫；一方面请你们两位来试探和平，自以为是左右逢源的手法，而适足以表现其为毫无诚意。”“舒先生”略停一下说：
“我说得很率直，请原谅。”
今井无辞以对，只表示将尽力阻挠汪政权的成立；不过他也很委婉地解说，汪精卫是响应近卫声明，并且是日本军部设法接他离开重庆的，如今在道义上不便公然阻止他的行动，只能侧面掣肘，希望汪精卫能知难而退。
“舒先生”与张专员所接到的命令，亦只是利用”双井”对汪精卫发生牵制的作用。如今今井的态度，恰符目标；所以”舒先生”亦表现了很诚恳的反应，说他将要专程回重庆，转达日本的条件；有了结果，会通知今井，约期再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