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士”缪斌赴日与小矶国昭垮台。
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当小矶内阁成立不久，即已开始，关键人物是早就参与内阁情报工作的绪方竹虎。
他是福冈县人，出身于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毕业后加入《朝日新闻》工作；后来又留学欧美，学成回国仍回《朝日》，当到”专务总主笔”、副社长。由于他的家世、籍贯、经历，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关系。福冈在北九州，介乎长州、萨摩之间，与两派藩阀都拉得上关系；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将，又正是他的福冈小同乡，话亦可以讲得通。
他的父亲绪方通平是福冈农工银行界的领袖，以此渊源，获得财阀的支持，自不在话下。再由于留学欧美，自由主义的味道较浓，与一班因大东亚战争而被闲置的政治家如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都有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朝日新闻》服务30年，使得他能遍识日本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还有各国的许多外交官。在日本社会中，可再也没有比绪方具有更多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因此，在东条内阁，他受邀担任”情报部参与”；小矶内阁成立，更一跃而为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表面上是主持宣传工作，实际上获得小矶的支持，军部的默许，从多方面去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
他所恃的”触角”，便是朝日新闻社派在国内外各地的记者。日本新闻记者，往往负有政治任务；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与新闻机构结有深厚的关系，如同盟社之掩护近卫，担当过许多必须保持机密的任务。当多田骏与石原莞尔，决定排除杉山元，间接建议起用板垣征四郎时，作为第五师团长的板垣，正受困于台儿庄，与前线将领的任何联络，必须通过军部，而近卫不愿军部知道他的意图，结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战地记者古野伊之助携着近卫的亲笔信，在台儿庄阵地面交板垣，方能将他召回东京。
绪方的探索和平工作，亦由《朝日新闻》记者秘密担任；最初是由朝日新闻社经理铃木文史郎与瑞典驻日公使伯桂接触，到了1945年3月间，铃木将这一层关系移交给了外相重光葵。与此同时，《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田村真知，回东京时面告绪方竹虎，说汪政府的”立法院前院长”缪斌有意作为东京与重庆谈和的中间人；而且他也有资格作中间人。
于是绪方便告诉小矶，有这样一条路子，值得一试。小矶认为可疑，因为缪斌是早就由于贪污而为中国政府所淘汰的人物；但以急于脱出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淖，不愿轻易舍弃这一机会，因而决定，派他在士官的同学、已列入预备役的陆军大佐山县初男到上海，了解缪斌的情况。
山县的来意为军统所获知，戴笠便设计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业，迂回曲折地供给了山县许多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指出，缪斌与重庆方面有一种”特殊关系”；并且有重庆的要人”支持”；如果他出任中日谈和的”中间人”，一定能将日本方面的意见”转达”最高当局，并受到”重视”。
接得山县的报告，小矶颇为兴奋，便在阁议中正式提出，透过缪斌直接向重庆谋和的建议。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第一、对中国的和平工作，应取得”汪政府”的谅解，必须通过南京到达重庆。第二、缪斌是不足以信任的。当缪斌自江苏民政厅长任内因案免职时，重光正在上海当总领事，所以对缪斌的劣迹，相当了解；所提出的论据是很有力的。
此外，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则都表示，鉴于过去的工作事例，对这件事不必寄以太多的期望。不过态度虽不热心，亦未像重光那样极力反对。
话虽如此，小矶相信他的同学，过于阁僚；只是外相既然不赞成，未便独断独行，所以改换一个名义，以听取情报为理由，派绪方安排缪斌作东京之行。
缪斌出卖风云雷雨的手法，一向很高明，除了他所说的另有一名”中国政府”的特别代表，需要经过他先跟日本最高决策人士接触以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展开直接谈判以外，另有一组工作人员，携带专用的电台，随同赴日。这也就是使小矶”入迷”的主要原因，所以特别叮嘱，这些工作人员及电台，一定要带来。
哪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亦竟信以为真，而冈村宁次正在进行老河口、芷江作战，妄想进攻重庆，正急电大本营要求增援，且四十七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亦正由青森县之西的弘前驻地，赶往中国战场，如果此时与重庆谈和，势必破坏他的军事行动，因而决定加以阻挠，禁止缪斌的随员及无线电器材上飞机。小矶接到报告，对于军方的行动颇为惊异，但亦无可奈何；因为他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地位远不及东条，对于军部毫无约束的力量。
缪斌单身到了东京，在见小矶时，率直提出要求，晋见日皇。他的理由是，倘非日皇有所表示，蒋委员长是不会作任何考虑的。
几经折冲，才决定由日本皇族代表日皇，先跟缪斌作初步接触。当然，所选的这个皇族，必须是中国政府所熟悉的人物。
日本的皇族，人数不多；天皇的直系亲属，称为”皇族”；兄弟伯叔，便是”华族”，自是五等爵以上的王位，有封号并有称号，称号为”宫”，此是一家族的总称，当时皇族中，比较为中国所熟悉的是”东久迩宫稔彦王”。
这个理由光明正大，而且正因为提出了这样的理由，见得缪斌的来头不小；所以小矶欣然乐从，派绪方去见木户幸一，提出缪斌的要求，希望日皇能予接见。
但木户认为缪斌晋见日皇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而缪斌坚持立场，仿佛在报复当年近卫的声明，”不以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所以如今亦不愿与日本政府谈和，只有日皇有所表示，他才能负起”中间人”的任务。
照日本的”皇室典范令”，皇室、皇族必须学习军事；东久迩宫稔彦是陆军出身，而且军旅的经验很丰富，位至中将，做过师团长。七七事变初期，他的师团派至华北，并参加过进攻汉口的战役。回国以后，久任参谋总长；当然，那多少是一种”荣誉职”。
日本的皇族共14家，除了昭和的3个胞弟，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称为”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都是孝明天皇之后。日本皇室、皇族，有近亲结婚的传统，因此，昭和皇后良子，实际是昭和天皇裕仁同曾祖的堂妹，而东久迩宫稔彦王与昭和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
东久迩宫稔彦的父亲，是明治天皇的兄弟、朝彦亲王，所以他是昭和嫡堂的叔父；但同时也是姑丈，因为他的妻子是明治天皇的九皇女，例封内亲王，称号为”泰宫”的聪子。朝颜亲王的儿子很多，所以这一支在皇族中的势力最大；除”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中占了3家，梨本宫守正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四子，一直是”元帅府”的首席，现在是”伊势神宫”的”斋主”、朝香宫鸠彦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八子，为现役陆军中将；东久迩行九，与朝香宫同岁。由于他又是他的胞伯明治天皇的女婿，所以特见重用。
东久迩稔彦接见缪斌，是在3月18那天；东久迩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日本朝野最关心的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否承认日本天皇？”
“当然。蒋委员长及中国政府，只对日本军阀有反感。”
“国民政府为什么想跟日本谋求和平？”
“中国不希望日本灭亡，为了中国的防卫起见，需要日本的存在。中国希望日本在灭亡之前，与美国谋和。”
缪斌将日本比作中国的”防波堤”，当然是为了防止赤色浪潮，他说：“现在如果实现中日和平的话，可以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
“你是小矶首相邀请来的，为什么先想谒见天皇呢？”
“在日本谁都不可靠。”缪斌发挥了他一向善作惊人之论的特长，”可以信赖的，只有天皇。既然本人不能直接拜见天皇陛下，希望殿下转达我所陈述的意见。”
东久迩宫稔彦当即表示，接受缪斌的要求，据情转陈日皇；当然也还要表明态度，却是十足空洞的外交词令；他说：“希望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而以此和平工作为基础，来结束世界大战。”
“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的具体条件，缪斌向小矶及绪方提出一个所谓”中日全面和平”方案，要点一共4项：第一，停止敌对行为，自中国撤退所有日本军队；第二，取消南京政府，承认蒋委员长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第三，满洲问题，另行交涉；第四，恢复日本与英美间的和平。
于是在3月20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小矶报告了缪斌来日以后的活动，然后提出请求：以缪斌所提方案为前提，讨论日本与中国政府的和平交涉问题。
“本人很怀疑，此种工作会有什么效果？”陆相杉山元一马当先，兜头浇了冷水，”缪斌是中国政府抛弃的人物；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和平的诚意，不应该让这样的人物来居间。”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海相米内光政便说：“请外相表示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首相与本人并没有认真讨论过，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所以本人不能负责。”外相重光葵接着又说：“据本人所知，缪斌并非汪政权的忠实分子；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亦早已将他排除在外。”
“这是表面的看法。”小矶的信心毫未动摇，”我有好些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缪斌的工作是重庆所许可的。”
“过去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工作，结果都证明是重庆情报机关所弄的玄虚。”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说，”对于一向与中国政府隔绝的缪斌来谈和，本人始终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想，我们不必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米内光政问道：“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人都以沉默表示附议；小矶与绪方知道，在这个会议上任何争论，都是徒费唇舌，所以亦未开口。缪斌的”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了。
但小矶还不死心，特意在梅津身上下工夫；因为参谋总长在理论上是日皇的幕僚长，可以单独”帷幄上奏”，同时参谋总长主管军令，对于停战问题处在有力的发言地位。可是梅津没有被小矶所说服。
情势很明显了，内阁总理大臣亲自主持一项工作，竟至于连讨论都不讨论，即为他的阁僚所否决；这不就等于全体阁员投了他的”不信任票”？交缪斌找了来会出现这样的恶劣的副作用，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对小矶自是一大打击。经过多方考虑，他认为日本为要想求得和平，只剩下一个机会，就是在本土决战时，对登陆的敌人迎头痛击；让敌人知道，虽已踏上日本的本土，但有如日军在中国大陆那样，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的危险，不如讲和为妙。
这个机会要从胜利中取得；尤其重要的是，当机会来临时，要能及时捕捉。因此，小矶旧事重提，要求积极参预。
经过深切的考虑，小矶决定打最后一张牌：直接诉之日皇。
小矶是在4月2日单独晋见日皇，要求对缪斌路线赐予支持。昭和不是明治，无法作此重大的决定，他仍旧要召见陆、海、外三相后，才能答复。这一来，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当天便由木户内相转告，日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据说：陆、海、外三相一致反对小矶的计划的理由，倒不是因为缪斌不够资格；而是认为中国与英美有坚强的同盟关系，若非事前与英美充分磋商，绝难单独与日本进入和平关系。日皇深以为然，所以这样答复小矶。
由于日本宪法上的缺点，统帅与国务是脱节的：东条英机之能独断独行，是由于人事上的手段，弥补制度上的缺点，由特旨先兼陆相，再兼参谋总长。小矶组阁本是预备役的大将，自无法援东条之例，因而要求总理大臣得列席大本营会议，为陆军所拒绝。到得缪斌来日之前，这一点终于争取到了；但虽得列席，每周召开两次的大本营会议，既无发言权，又无表决权，论地位还不如军部的一名课长；不过一个高级的旁听者而已。
因此，小矶在晋见日皇的第二天，亲访杉山元；他本来是陆相，由于与畑俊六分任本土防卫的第一、二总军司令官、晋衔元帅，并交卸陆相；推荐阿南惟几继任，尚未到职。小矶的要求是，由他兼任陆相，以便强力参与大本营的决策；同时可以事先估计，谈和的时机将会在何时来临，以便准备。
军部断然拒绝了！仍旧是现役与预备役的理由。
小矶无路可走了；4月4日上午进宫、捧呈辞表；并且上奏，后继内阁必须是”大本营内阁”。
对缪斌的东京之行，周佛海明知道不会有何结果；始终存着一个”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的万一之想，因为果真东京与重庆能够直接谈和，他的肩头就会轻松得多。
缪斌毕竟铩羽而归了。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说日本天皇曾经亲自接见；又派东久迩宫代表赐宴，日本很可能派皇室出面来谈和，但周佛海由日本方面接到情报，证实缪斌是白去了一趟。
及至小矶内阁垮台，退役海军铃木贯太郎组阁，汪政府中人都不知道日本对”本土作战”正在积极部署，认为铃木内阁是”投降内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汪政府当然亦要解体，个人的出处，已到非作安排不可的地步了。
于是有的打算建功赎罪；有的准备隐姓埋名；当然也有人持着听天由命的想法，但个人的安危生死能看得破，却不可连累亲友，金雄白就是这样，早在汪精卫刚死时，他就在悄悄收束他的事业了。
有一天，有个新闻界的朋友胡东雅去看他，说第三战区派来一个姓张的高参，托他引见周佛海。这些事金雄白不知做过多少次，当即打电话跟周佛海联络好，将张高参带到周家，达成了引见的任务，随即就走了。
过了几天，胡东雅又来看他；一见面就喜孜孜地说：“雄白，恭喜你，有个极好的消息，张高参向周先生提出要求，希望派一个比较熟悉他的情形的人，常驻三战区，作为联络官。三战区属意老兄；张高参请你马上向周先生去请示，什么时候跟张高参一起走。”
金雄白既惊且喜，便即问说：“怎么会看中了我？是不是你的推荐？”
“不是。听说是顾将军自己决定的。”
金雄白回忆往事，想起曾经替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将军出过一回力，那时他是江苏省政府主席，曾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上海的新闻界，大张挞伐，更为愤激。后来是由杜月笙调停，方得无事；不过期间金雄白亦曾由顾将军透过周佛海的关系，托金雄白从中斡旋，也许是因为这层渊源，顾将军才会想其他。
不论如何，反正这是个出深渊而登青云的大好机遇；金雄白不敢怠慢，当天便去看周佛海，说明来意。
“我向张高参表示，同意你去，完全是敷衍他的话。”
兜得一盆冷水，将金雄白浇得背脊都发凉了。
“我想过，你去了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你就不能去。”
“何以不能回来？”金雄白问。
“日本人对你注意已久，你去了浙东回来，一定会有麻烦。平常有麻烦不怕，这时候有麻烦，我没有能解决的把握。”周佛海加以解释，”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人，尤其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人，心情之复杂、之不可理喻，你总想象得到。”
金雄白不能不承认周佛海的话，是经过考虑，出自衷心，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如果你去了不回来，好些只有你才能办，或者一向是你经手，别人茫无所知的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也是实话。金雄白经手的”关系”，大部分固然可以交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部分，是无法交出去，而这极少数的部分，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譬如周佛海跟蒋委员长的代表蒋伯诚的关系，就非金雄白作桥梁不可。
“再说，我也少不了你。既然是共患难，当然以朝夕不离为最宜。”
前面的分析，由于理智，最后的一个留他的理由，出于知友深情，更令人感动。金雄白到这时候，连怅然若失的感觉都消失了。
“好！这件事，我们不谈了。”
“那就谈最要紧的一件事，照你看我当前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
金雄白毫不迟疑地答说：“自然是如何接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不错。日本在中国的部队有300万；一旦本土决战，当然要调一部分回去。这调回去的一部分，必然是精锐，留下来的即或不是战斗力怎么强的部队，不过数量很大，仍不可轻敌。”周佛海又说：“不过政府也有60万人，虽然战斗力不高，仍旧可以发生牵制作用；我当前的课题是不知如何将这个牵制作用发挥到最高度；以及如何在国军所希望的地区，发生牵制作用？”
“既能发生牵制作用，何不将这个作用，索性化成战斗？”
“你的意思是，直接对日军攻击？”
“正是。”金雄白点点头。
与其牵制，不如进攻；联络游击队，组织沦陷区民众，而遥引国军正规部队为后援，以待麦克阿瑟的艨艟巨舰，起事着实可为。金雄白所建议的这一策，当时为周佛海笑为书生之见；其实却是针对日本大本营战略上的弱点而加以痛击的上上之策。
因为情况是很明显的，日本为了本土决战，以及防备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否定冈村宁次往西南深入冒险，严令将部队集中到海口，以便增援本土。既然如此，就不必作静态的牵制；大可放手攻击——战略家、政论家一直在鼓吹、在强调的是，日本派遣大量部队侵华，是自陷泥淖，来得去不得；现在不正就是日军归心如箭，急于从沼泽中拔出泥腿，溜之大吉；而中国应该拖住它的时候吗？
赞成金雄白的主张的人，甚至还作了这样的一个譬喻，例如有流氓自道急人之急，侵入良善人家，软哄硬骗，盘踞不去；哪知多行不义必自毙，此流氓之家遭人袭击，已经失火了；流氓急于脱身回家救火，那末与他暗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岂不应该乘机反抗？这个流氓为了根本有失，无心恋战，一定是采取只求摆脱的守势；那时就岂不容他脱身，让他眼睁睁看老巢沦为一片瓦烁，岂不也是绝大的胜利？
但周佛海不听。虽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毕竟也有其可取之处；而所以连考虑都不考虑的最大原因是，不管军统也好，三战区也好，都只能由他配合对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应行动；而不能由他作主来采取任何战术；更不用谈战略了。
到了民国34年6月初，任何公共场所都在公开谈论日本人在哪里惨败，怎么样惨败；以及蒋委员长最近发表了什么令人兴奋的谈话？常挂在一般人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天快亮了！”而且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有人指出”中央储备银行”钞票的花纹中，分散隐藏的”中央马上来”五字——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种惊喜之情，是谁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
金雄白既兴奋又苦闷，与周佛海的接触当然亦更密切；一天傍晚，周佛海跟他说：“有件事要请你赶快办。中央要我办一个规模比较好的印刷厂，作为反攻开始以后，敌后宣传之用。这件事要快；请你负责筹备。经费不成问题，向我要。”
“钱是小事。”金雄白踌躇着说：“印刷器材都仰给于国外；海运中断，来源缺乏，只有去找存货。这时间上就很难说了。”
“一定要想办法！”周佛海近乎不讲理地说：“没有办法也要有办法。”
金雄白灵机一动，顿有无比轻松之感；原来他早想结束《平报》，却以种种顾虑，下不了决心。现在他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理由；迟疑犹豫，一扫而空，所以觉得轻松。
“没有办法中想办法，倒逼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把《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留用原有的员工设备，留待他日之用，如何？”
“很好！就这样，请你马上进行。”
于是金雄白找了个清静地方，一个人先盘算停当；然后在半夜里，坐车到报馆，等总编辑王治明看过”大样”，邀他一起到亚尔培路2号去消夜。
关起门来，樽边密谈；金雄白将决定停刊的缘故，告诉了王治明，问他的意见。
“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我完全赞成。不过这是机密，不便向同仁公开；总要有个合理的说法才好。”
“是的，我想过。反正大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只说办报没有前途，决定改为印刷所。”金雄白又说：“这话也不必太早宣布；目前请经理部先准备，该收的广告费、报费尽量收回。订户奉送报费一个月，预收的要退回。”
王治明点点头问：“定在什么时候停刊？”
“6月底。”
“有20天的工夫，够了。”王治明又问：“向读者报告停刊的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理由。这篇停刊词我自己来写。”
“当然非如椽大笔不可。”王治明很仔细地想了一会，”有两个问题，现在要考虑，第一是留用人员的薪水——。”
“那不成问题，《海报》只谈风花雪月，照常出版；《海报》逐月的盈余，可以维持《平报》同仁的薪水，虽然还差一点，仍旧还可望自给自足。因为《平报》一停，广告客户转到《海报》，收入还会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实在是我的建议；现在白报纸缺货，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来，一旦要用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点不错！你有什么好办法？”
“很简单，我们多报配额，少印报。一天积余20吨，10天就是200吨。”
“好极，好极！此法甚妙，准定照这样做。”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便少印了好些报；但对”宣传部”却以时局紧张，报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额。不过，问题是多报少印，一进一出所积余的大量白报纸，需要善作处理；如果存在仓库，到有紧急用途时，只怕无法提取；摆在报馆，未免惹眼，万一有人检举，真赃俱在，很难解释。
想来想去，只有凭一道空心的夹墙，作为贮存白报纸之用。以原定的一天20吨为目标，到停刊那天，预定可以容纳400吨左右的夹墙中，也差不多堆满了。
《停刊辞》见报那天，自然引起社会普遍的注目。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由，并不足取信于读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才会停刊。
当然，有许多事业上的，交情上的亲友来打听他停办《平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金雄白只说：“就是《停刊辞》上的那些话。”
《停刊辞》上的话，有几句的弦外余音，耐人寻味，而终于为宪兵队识破机关；金雄白亲自执笔的这篇文章中说：“国家如果需要我们，我们将随时期而效劳。”这句话便是指改办印刷所而言；日本宪兵队认为语意暧昧，大动疑心。最不巧的是，杜月笙恰好在《平报》停刊之前，到达浙东淳安；此地是戴雨农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所以杜月笙此来极可能是为了策划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方面如何接应国军反攻，而《平报》迟不停，早不停，恰于此时停刊，其中定有关联，已决定采取行动，要求金雄白解释——解释得不够圆满，座上客立刻就会变成阶下囚。
得到这个消息，金雄白又惊又喜；但亦不无疑惑，杜月笙的健康状况极差，溽暑之际，长途跋涉，来到这个生活起居及医疗条件，远不及重庆的浙东小城，有必要吗？如说指挥策应，仅有电台可用；而且在重庆有副完整的班底，应比在淳安方便得多。于是，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听；证实了杜月笙已到淳安，一行7人，除了两名佣人以外，其余是顾嘉棠、叶焯山及一个胡秘书、一个名片而为名医的庞医师，都是金雄白的熟人。
谈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镇重庆，遥为指挥，而须亲临并不能发生太大作用的浙东；果然有段内幕。
民国34年夏天，财政部决定调整”黄金储蓄券”的价格。原定的办法是，存入法币两万元，期满取黄金一两；调整的幅度是百分之五十，每两三万元，一日之隔，升值一半，自是暴利。
这当然是绝对机密的决定，但有极少数的人，或者消息灵通；或者脑筋灵活，仍旧大发利市。有个省银行的经理姓潘，接到财政部长从重庆来电话，垂询一事；谈完了，部长问道：“黄金储蓄券销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潘经理随口回答。
“你查一查，没有销出去的都把它收回来好了。”
“是、是！”
挂断电话，这潘经理心想，抗战以来政府销各类公债；销”美金储蓄券”，唯恐销行不尽；何以对”黄金储蓄券”竟似不愿多销？看起来此券身价看涨。法币日益贬值，倒不知收买”黄金储蓄券”保值为妙。
这样一盘算，立即调动了一笔头寸，将分销各处的”黄金储蓄券”都由他一个人包了；而且发了一个电报出去：“本行承销黄金储蓄券悉数售出，特行报备。”没有几天，财政部正式公告，调整黄金储券价格。这个潘经理一念之间，发了一笔大财。
消息灵通的人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国家银行印钞票的大业公司总经理李祖永；这天周末中午餐会，无意之中听得有关金储券的一言半语，判断下星期一就会调高售价。他自己不敢捡这个便宜，将这个情分送了给杜月笙，仆人密语，坚劝杜月笙以一千万法币购进500两，转眼之间，可净赚黄金170两。
170两黄金，自不在杜月笙眼中；但以李祖永如此热心，不忍在他头上泼冷水，便开了一张通商银行一千万元的支票交了给李祖永。
到得第三天财政部的公告一发布；那就像赌场里开了一宝大冷门一样，顿时轰动；而且很快地谣诼纷传，说事先消息走漏，有某人某人藉此大获暴利。佐证是：一向销路不太好的黄金储蓄券，在上星期六，销数突然到达一个高峰。这一下惊动了监察委员，立即展开调查；杜月笙所开的那张一千万元支票，亦在被查之列。
不久，监察院公布了纠举书，指摘财政部此次办理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一万元，事先泄漏机密，以致加价之前的星期六一天中，黄金储蓄券销数，突然大增；个中必有弊窦，显而易见。同时列举加价之前一二日内，大量购券人的九名商号，”杜镛”二字，赫然在列。
这自然是报纸的头条新闻；而由于有杜月笙的姓名在内，更惹人注目，一时茶余酒后的闲谈，莫不以此为话题。杜月笙是名誉心极重的人，身经这种尴尬而又窝囊的丑闻，真如佛头着粪，万般无奈；精神上的抑郁沮丧，为”八一三”以来所未有。
当然，监察院既有表示，司法方面不能不问；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处，着手侦查此案。杜月笙既然”榜上有名”，将来起诉，势必亦在被告之列。他心里在想，到那时消息传开来，上海滩上传一句：“杜先生吃官司哉！”三千年道行，打得精光；胜利以后，还有什么脸回上海？因而忧心如焚，形神憔悴；最苦的是，这件事不能托人情，一托人情便见得自己情虚；同时也不能向友好解释，一解释揭穿真相，便等于出卖了李祖永，而人家是一片好意；这种江湖上视为”半吊子”的事，打死杜月笙也不肯做的。
结果是，他自己绝口不提；至亲好友亦讳莫如深，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僵局，而就在传闻侦查终结，即将提起公诉，杜月笙自忖黄鳝修行，化到龙身，而终恐不免又堕泥涂之际，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那时正是小矶内阁垮台以后不久。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来通知杜月笙，委员长召见。如其晋见回来，杜月笙的神平安静了；但对蒋委员长跟他说了些什么，一字不提。不过，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亲自送来一本密码；这表示杜月笙将有远行，而此行的任务，是可以用这本密码直接报告蒋委员长的。
那么是到哪里去呢？有人问他，杜月笙摇头不答。但根据各种迹象，大致可以推断他是作东南之行；而任务是在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为什么推断是策应盟军呢？因为一年以前，在麦帅总部情报部门工作的昆丁-罗斯福少校——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在美国曾通过”钨沙大王”李国钦的关系，请杜月笙的一个在美留学的儿子杜维新，出信介绍昆丁-罗斯福给他父亲。
在重庆见面以后，昆丁-罗斯福坦率地提出要求，希望杜月笙接受美国政府的委任，负责在上海地区策应盟军反攻的工作。杜月笙很委婉地谢绝了，但答应以盟友的立场，提供情报上的相互便利。当然，这番说法，是征得戴雨农同意的。因为有此一段往事，衡诸当前局势的发展，所以大家对杜月笙东南之行的任务，有这样一种猜测。
这个猜测是正确的；有些人不说，此为出于戴雨农的策动，这个猜测也是正确的，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戴雨农请示蒋委员长召见杜月笙，别有深意。
原来戴雨农与杜月笙缔交以后，在为国宣劳方面，始终合作无间；但在私交上却曾有过波折。为了高宗武事件，杜月笙未让戴雨农经手，彼此耿耿于怀，戴雨农觉得杜月笙不够朋友；而杜月笙也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不让戴雨农经手，总是伤了朋友的面子，他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度量，一直在想，总要为戴雨农好好帮个忙，朋友交情上才有交代。
偏偏要帮戴雨农的忙就不容易。他的工作，若说要帮忙，个个要帮，那怕穷乡僻壤，不知天下之大的一个村妇，说不定对他的一桩重要任务，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要人帮忙，谁也帮不上忙。但终于有一次，杜月笙帮了他一个大忙。
事起于一个有”财神”之号的显要，与戴雨农发生了严重的误会，有解职听勘的可能；杜月笙得知其事，神思默运，看准了”财神”是忠厚长者，事虽凶险，却不难化解；于是一方面安慰戴雨农，表示要在他身上”掼沙蟹”，一方面悄然奔走，运用灵活的手腕，以及他的具有特殊逻辑的说服力，从中斡旋，结果不但使得误会涣然冰释，而且为戴雨农挣得一个十足的面子。
这一来便轮到戴雨农觉得欠杜月笙的这个情，非报不可。这一回出了这么一件窝囊事，戴雨农将心比心，最了解杜月笙的心情；今日之情，不是法律问题，不是是非问题，也还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要怎么样才能使得杜月笙心里不觉得委屈的问题。
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在领袖面前，从容进言：大局到了紧要关头，盟军一旦在东南登陆，国军反攻，不能缺少上海社会上多方面的配合；而上海方面的动员，又不能缺少杜月笙的号召。不过最近他有无妄之灾，心情不好，加以天气又热，他的健康状况又差，即使肯去，只怕鼓不起劲来；如果委员长能召见，当面慰勉，杜月笙感恩图报，卖命都肯的。
杜月笙深知人生在世，没有人一生处顺境；但也没有人一生都在逆境。安身立命的良方，是懂得加减乘除的道理，行有余力，多加多乘；遇到该减当除之际，自会有所弥补。若说”杜月笙吃官司”这句话是奇耻大辱，那么”委员长召见”就是无上光荣；最要紧的是”委员长召见”，正当知道”杜月笙吃官司”将成定局时，这就表示蒋委员长知道他是冤枉的，召见而赋予为国效劳的任务，便等于为他作了洗刷；司法如何处置，无足介怀了。
他又在想：以戴雨农相知之深，自然了解，照他在抗战以来的表现，不要说是到东南去策应敌后；哪怕让他假”落水”，真”卧底”，回上海去做”汉奸”，只要戴雨农说一句话：“月笙哥，这件事对国家的关系很大，非你不可。”他也会答一句：“好！雨农兄，格末侬说哪能就哪能。”既然如此，又何用惊动蒋委员长，特地召见？
这一自问，自会恍然，戴雨农是将他的心境体会到至深至微之处，才苦心以这样的安排。当然，这件事只有心照不宣；事前事后，戴雨农都不能说的。这就是所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也就是他一向深认不疑的加减乘除的道理。
为了保密起见，杜月笙是带着4名随员、两名片从，单独从重庆出发，循川黔公路经綦江、桐梓、遵义而到达贵阳，与戴雨农相会合。
在一起的还有”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海军准将梅乐斯。
前一年”财神”与戴雨农发生严重误会，别有因果；但使得戴雨农几乎栽跟头的一事由，却是为了梅乐斯与他的部属。请了人家来，自然要有地方给人家住，但供给的住处，总不能让洋人上露天茅坑，起码要有简陋的卫生设备；事机紧迫，又为了保防上的严格要求，无法正式备公事，请预算、公款公用，为盖中美合作所宿舍挪动了一个短时间，不道为”赵玄坛”座下的”黑老虎”抓住了”小辫子”。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这话自然就难说了。
有此一段渊源，加以梅乐斯久知杜月笙的名声，所以相处极欢。”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有戴、杜、梅同心合力到东南去部署，盟军登陆、国军反攻，可说胜算在握。因此，当杜月笙换上中山装，登上军用机时，步履轻快，豪情万丈，似乎年轻了好几岁。
第一站是贵州东行的要冲芷江；逗留3天，续飞福建长汀，循陆路经连城、永安而抵南平；复由建甄、崇安入江西转道入浙，安抵淳安。
“那么，”金雄白问道：“你们恒社总有人去见杜先生吧？”
“杜先生从重庆动身，我们就派人到半路上去接了。在长汀见的面。”唐世昌又说：“到了淳安，有熟人回上海；杜先生托他带了信来，说就要回来了。”
“怎么回来法？打回来？”
唐世昌笑笑答说：“这就不知道了。这些都是采丞经手；你最好跟他详细谈一谈。”
“过几天再去看他，这两天我遇到点麻烦，先要把他摆平了再说。”
“是，”唐世昌关切地问：“为了《平报》停刊的事？”
“是的。”金雄白问：“你听到什么没有？”
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发展谢葆生为”警务处长”；此人当年是杜门”八股党”之一，此时在上海开一家”仙乐斯舞厅”。他之”荣任警务处长”，在观感上不仅比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还要滑稽；而且还会使人将瓦冈寨上，头插两根野鸡毛的程咬金，与汪精卫联想在一起。陈彬龢便毫不容情地斥之为”流氓政治”。汪政府的”高官”自是人人愤怒，但却无可奈何。
由此可知，陈彬龢仆人，里外皆红。里红是赤化，外红是日本国旗上的太阳；当然，很少人识得透他的外红是掩护里红。不过，在里外两层红之间，总还裹着薄薄的一层白；如与金难白的友谊便是。
金雄白跟他本无深交，只为周佛海对这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陈彬龢颇为头痛，特地关照金雄白去接近拉拢；周佛海给他一个原则：凡是陈彬龢参加的社团，金雄白也要参加。这样，如果不能影响陈彬龢的态度，不得已而求其次，还可掣他的肘。
因此，金雄白的名字便常与陈彬龢连在一起，看起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实际上有如法警与犯人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形影相随，而立场相反。
他们一起参加了好些社团，最重要的一个是”上海市市政咨询委员会”。这个组织仿佛市参议会，但实际权力很大；比较重要的市政设施，在决策之前，先须这个委员会认可。”咨询委员”一共19人，包括政坛耆宿颜惠庆、李思浩；”海上三老”；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实业家吴蕴斋、项康元、郭顺等等知名之士。报界被延揽的，就只有陈彬龢与金雄白。
有一次市政咨询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因为粮源不继，配给的”户口米”将告中断。
太湖区域，本来是中国的谷仓之一，但是日本军队将产米的苏州、松江、青溥一带划为军米区；新谷登场由日军全部收购为军粮，以致上海的民食问题，一直形成市政上的重大压力。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可购洋米补充；此时海运中断，唯有从内地军米区去设法，这就不能不与虎谋皮了；当场推定陈彬龢与金雄白负责解决这个问题——19名委员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跟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打过各式各样的交道。
日军军米区的管辖者，是在日军中颇有势力的苏州特务机关长金子，恰好他到上海，住在江西路都城饭店。陈、金二人联袂往访，直道来意，希望金子能在日军军米中拨出多少吨，维持上海”户口米”的配给。
金子考虑了一会说：“米不成问题，不过要有交换条件。”
“请你开出来。”陈彬龢说。
金子开的条件是：第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第二、负责疏散上海部分工厂，迁往内地；第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构筑防御工事。
这3个条件都是难题。首先，现钞——”中储券”由于印钞票的原料不继，异常缺乏；市面交易数字稍大，都用各银行同业往来的支付凭证，诨名”八卦丹”的”拨款单”代表，要筹大量现钞，自然煞费周章，但并非不能解决。
无法办到的是另外的两个条件；金雄白正准备与金子交涉时，不想陈彬龢已一口应承，”可以！”他说：“我们接受条件。”
“那么做一个书面纪录。”
金子找来一张白纸，潦潦草草地写成一个备忘录。陈彬龢稍为看了一下，很快地签了字；接着将笔递了给金雄白。
在这种情况下，立场应该是一致的；金雄白万般无奈，举笔如扛鼎似地也签了字。金子收下备忘录，表示满意。
“我们已经接受了条件。”陈彬龢说：“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希望贵方能够尽快交来。”
“可以！不过，你们应该先履行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缴纳米价的全部现款。”银货两起”是交易惯例，不能说金子苛求；陈彬龢便说：“3天以内缴款。”
“我也在3天之内缴米。”
谈判看起来很顺利；金子还开了一瓶日本清酒款客。小饮数杯、双双告辞；一到了汽车上，金雄白便埋怨陈彬龢。
“这样的条件，你怎么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内迁；也不能征集那么多民夫去替日本人做防御工事。完全是办不到的事！”
“我根本也没有打算办到。上海几百万人要断炊了，我们先把米骗到手再说。”
“你倒说得轻松！日本人肯放过你吗？”金雄白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应付得过去？”
“只有拖在那里再说。到拖不过去了，我跟你两个人共同负责；你怕日本人杀你，是不是？”
金雄白默然，冷静地想一想，舍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可让日本人乖乖地运米到上海来。
当然，全部米价现钞，以周佛海的地位，是不会太困难的。其余的两个条件，陈彬龢只在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多好吃懒做的所民，说是”第一批，先送备用”以外，就再也不理日本人的催促了。
由于这一次共事的经验，金雄白对陈彬龢有了深一层的认识；陈彬龢也觉得金雄白是有担当的人，大可结交。因此，仅管在公的方面，常有争执；私交却是很不坏的。
这时由于唐世昌的提醒，金雄白便直接去找陈彬龢，说明来意。果然，陈彬龢话不多说，起身取了帽子，只说得一个字：“走！”
他陪着金雄白，到日本陆海军报道部、宪兵队、大使馆，费尽唇舌，多方解释；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金雄白又逃避了一次难关。
“雄白兄，”陈彬龢问道：“你几时有空，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今天就可以。”
“今天不行！”陈彬龢说：“我们需要找一个从容的时间；很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局势。”
“那么，明天晚上如何？”金雄白说：“地点由你挑。”
“好！明天下午我打电话给你；那时再约地点。”
第二天下午，陈彬龢打电话到《海报》，约他7点钟在旧法租界霞飞路一处公寓中见面。金雄白准时而往，只见那座公寓很大，但已相当陈旧；到得4楼找到3号，揿了门铃，应口的是一个着和服的少妇。
金雄白从未听说过陈彬龢有日本籍的妻子或情妇，因而不敢冒昧；只用中国话问：“这里有位陈先生吗？”
陈彬龢已经闻声出现；将他迎了进来说道：“我这里从没有朋友来过，你是第一位。”接着便问：“你是喝咖啡？还是喝酒？”
“都可以。”
“喝酒吧！人生几何？为欢几何？”
等那日本女子端了啤酒和下酒的咸杏仁来，金雄白便问：“我应该怎么称呼？”
“她叫清子。叫她的名字好了。”
陈彬龢始终没有介绍她的身分，金雄白亦就无法作适当的称呼；惟有在她递烟斟酒时，道声：“谢谢！”同时也不免存着戒心。
“她听不懂中国话。”陈彬龢看出他的心意，”你尽管放言高论，不必顾忌。”
金雄白点点头；看着书架上、书桌上乱堆着的书籍、资料、稿纸，便即问道：“这里是你写作的地方？”
“也可以这么说。”陈彬龢答道：“是我逃避现实的地方。你看，连电话都没有！一躲在这里，就像隐居一样，没有人找得到我；左右邻居只知道我姓陈，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许多人说你神秘。”金雄白笑道：“看起来是有一点。”陈彬龢不作声；点上烟斗，深深吸了两口，在青色的烟氛中发声：“你看局势怎么样？”
“盟军积极反攻；日本人也不肯认输，我看总还有一年半载好打。”
“不然！”陈彬龢说日本人说的，”不定很快就会投降！”
“投降？”金雄白不同意这个看法，”日本的海军是垮了；空军出以自杀的下策，可是陆军的实力还在，肯轻易投降吗？”
陈彬龢认为金雄白以数量来估量日本陆军的实力，是极肤浅的看法，”早在去年春天，征兵体检的内科医生，就奉到命令，要让百分之九十的被征者通过。防卫日本本土的部队，父子兵多得很。”
他说，”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有一次东久迩宫去视察防空部队，发现好些视线不良，腿有残疾的兵；对于大本营采取前线第一主义，将本土防卫，委诸老弱残兵，大感不安。所谓决号作战，贺阳宫对近卫说过一句话：陆军准备拼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过表面逞强而已。你我如果看不清楚这一点，一旦发现事不可为，已经身陷重围，要想全身而退，亦成梦想。”
“全身而退”4字，对金雄白来说，十分动听，当即虚心讨教；但陈彬龢的目标，其实是周佛海，他作了强烈的暗示，周佛海本来是中共最原始的发仆人之一，中道分辙，是思想的演变、时势的推移；他认为周佛海唯有跟中共恢复关系，才有足够坚强的地位”跟重庆谈条件”。
金雄白憬然有悟，陈彬龢在他面前的许多表现，间接是做给周佛海看的。对于陈彬龢希望他能劝周佛海往左面倒过去，他知道那是决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周佛海跟陈公博希望将功赎罪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在沿海部署兵力，一面防日、一面防共；而防共更甚于防日，以期谅于重庆。既然如此，何能一反前辙、自毁立场？
因此，他装作没有听懂；只在日本必败这一点上着眼，”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日本处于必败之地，你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他问：“何以看你替日本人卖力卖得更起劲了？”
陈彬龢笑一笑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他们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撤退了，一定大烧大杀，发他的兽性来泄愤，你们非但岂不了作用，而且首先要拿你们来开刀。你信不信？”
金雄白如何不信？想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时，”陈彬龢接下来从容而又显得得意地说：“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跟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像我，哪个不骂陈彬龢是彻头彻尾的亲日派？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请你们听朋友的话，不要乱烧乱杀。我不敢说，可以让日本人放下屠刀；至少可以保障一方，救我的亲戚朋友。为了那时候我的话能够发生一点作用，所以在这最后关头，我要做得更积极，让他们更相信我。”
这使得金雄白想到残唐五代许多诡言异行之士，他们的道德观念，感情状态，与常人不同，有人不惜自污，甚至以妻妾为军阀荐寝，为的是保障一方生灵。英雄制造乱世，圣贤开平盛世；而乱世之民连佛都救不得，只有像陈彬龢这种作风的人，竟能为苍生造福——可惜的是陈彬龢不全是清白之心；这就大大减损了他的苦心的价值了。
“我很佩服你。”金雄白说了老实话，”不过，你所建议的一整套办法，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只是尽我的心而已。”陈彬龢说：“总有一天你觉得我应该是曲突徙薪的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