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王世襄同志和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时期的一段往事和情谊
罗哲文
我和世襄同志（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在八十年前就把研究营造同人称为同志，言志同道合者，并早已称世襄为同志）的交往，从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共同学习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开始，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没有中断过。抗战胜利，复员北平，新中国成立，他在逆境之中，以至粉碎“四人帮”参加全国政协，为家具、鸽子而努力等，近七十年可追思回忆之事甚多。今仅就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追思回忆，寄托怀念之情，并以在2009年12月8日国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馆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王世襄先生追思会”上，即席所成小诗一首中的几件往事，以为追思回忆：
难忘六十六年前，古建班门习调研。
杂草丛中勘古墓，旋螺殿下测飞檐。
陪都共赴护瑰宝，学社辛勤复汇刊。
老友魂兮巴蜀望，巴山蜀水笑开颜。
古建班门习调研
世襄同志于1943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满腔热情，冲破日寇占领区的重重封锁，来到被称为大后方的四川重庆参加抗战和寻求工作，因被一些“正统”观念研究院所和文教机构拒收（当时的大学研究生是很缺少的）找到了梁思成先生，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见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广泛的技艺才能，认为正是营造学社所需要的人才，便毅然接纳他成为学社的正式工作人员，给予了助理研究员的职称，并对他进行培养和重用。
中国营造学社自1946年进入清华大学创办清华建筑系（营建系），并与清华大学合办建筑研究所，到1948年北平围城，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为解放军提供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完全停止了工作。曾经在学社工作过的同志仅世襄和我两人了，他的离去更使我无限感伤。在四川李庄、重庆这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中，我和世襄同志同窗共事，在梁思成、林徽因和刘致平、莫宗江等师长先进的教导与指引下，学会了基本的古建田野测绘调查研究技能，也决定了世襄同志一生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和丰硕成果。在他的第一篇宋墓考古报告的后记中，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杂草丛中勘古墓
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时期，除了调查测绘一些古建筑外，还参加了许多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中很需要建筑测绘和研究的工作，如莫宗江先生参加了成都王建墓的考古发掘，陈明达先生参加了彭山、乐山崖墓考古发掘，刘致平先生也在李庄清理了宋墓。世襄先生的第一篇田野调研报告即是《四川南溪李庄宋墓》（这篇报告虽然十分简要）该宋墓早已被盗掘一空，文物珍宝已经荡然无存，但墓室建筑结构与艺术依然无恙，却是研究宋代建筑的参考资料。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分配我和王世襄一起测绘，并分配刘致平、莫宗江先生作为指导，田野工作完成之后他写研究文章报告，我画图。报告完成之后他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说画图只是工具、次要的，作为协助即可，他认为“助”不好，后来写了个协理工作。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他的后记，说明了他在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指导下对其一生学问产生的很大影响。由原来只是从事狭小的画学图籍艺术研究，而扩展成了多方面的学术领域研究，特别是古建筑的广阔领域，室内室外装修，家具门窗，油饰彩绘等。他重要的学术成果《明式家具珍赏》《髹饰录解说》等都是在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和梁思成先生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完成的。就是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战区文物保护和战后文物接管，也是在梁思成先生的极力举荐之下参与的。
他的文学基础很好，从这篇宋墓调研报告的后记中可以看出，现将他的手迹原文影印如下：
旋螺殿下测飞檐
这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安排的王世襄、卢绳和我共同实习田野古建筑调查研究的一个项目。在李庄附近有一座早已闻名的亭阁式建筑，它内部的藻井呈旋涡式的精巧如意斗拱，在历史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是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建造的。初步去考查了一下，确实有斗拱比较雄大、出檐较为深远的特征，于是派我们去实测研究。这一任务主要由卢绳来承担，我和王世襄做辅助工作，主要是拉皮尺量尺寸，卢绳勾画草图注尺寸。这一建筑虽然不算十分高大，但结构特殊，在四川当时所知明代建筑很少的情况下，也算是十分珍贵了。卢绳后来写了一篇较为丰富的考察报告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一期上。其时，他已回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文字和图也是我为之抄写描绘石印的。
这里要说到世襄的情况，他本不谙拉皮尺量尺寸之道，但是为了学习也很是卖力。我和他上上下下，满场地奔跑，我上房他在下面指点部位，卢绳记录形制和尺寸。他很注意飞檐的挑出比例和尺度，因为这是鉴别古建筑年代的一个标准。最有意思的是，他后来也把这一工作当作玩意儿来对待，这就不觉得累了，有点“寓学于乐”的意味，而他被称为“大玩家”的说法从这时就已开始了。
这里还回忆起一件我和他玩蛇的故事。他说起在北平玩鹰、玩狗、玩鸟、玩蝈蝈的情况，我说还有一件东西要不要玩，他问是什么，我说说出来不要害怕，就是“蛇”。他有些紧张，我说不要紧，我能玩，可教你，他说试试看。四川多蛇，李庄学社经常有蛇出没，有一次我隔壁卢绳的斗室中忽然从屋顶上掉下一条蛇来，吓得他惊叫起来，我马上过去把它赶走了。我和世襄发掘古墓时，杂草丛中也有蛇，他起初有些怕，知我会玩蛇也就胆大了。在旋螺殿测绘时，忽然从斗拱上掉下蛇来，我马上过去抓住了它，等它一点也不动了，举起来玩了一阵才把它放了。四川许多人都能抓蛇，打蛇要诀是抓“七寸”、打“七寸”，就是蛇头之下七寸的地方是它的神经中枢，一抓、一打就不动了。这里也有学问，无毒蛇可抓，有毒的先要猛打，还要看蛇的大小定位，并非全在七寸位置。我教了世襄几次，他也了解了，但仍然不敢玩蛇，他说这玩意儿北方没有，不好玩，人都怕，玩不出门道来，就罢休了。
陪都共赴护瑰宝
要说的这件事情（陪都共赴护瑰宝）我和世襄虽然当时都在重庆，但未曾见过面，是后来谈起各自工作时才知道的。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出现转折，轴心国德、意、日行将败北，欧洲战场上的德、意法西斯相继失败，在亚洲，中国和太平洋各国对日本侵略军的反击也取得了节节胜利，中美盟军计划联合向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和日本国土进行轰炸，重庆国民政府成立了“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在反攻战争和轰炸中保护战区的文物古迹。梁思成先生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实际上是由梁思成先生在负责工作，他亲自草拟了敌占区的古建筑文物目录，他的手稿最近已在美国有关历史档案中找到。在文物目录上，还附有所在地区的文物位置图。由于这一工作十分浩繁，目录还有英文对照，因为世襄的英文甚好，于是在1944年夏天梁思成先生把世襄从李庄调往重庆为他整理编校目录（见1986 年第5、6 期与1987 年第1 期《文物天地》王世襄所写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以及1994 年1 月号香港《明报月刊》王世襄所写的《梁思成和〈战区文物目录〉》）。我也同时被梁思成先生由李庄调到重庆参加在军用地图上画图、标识出文物古建筑位置的工作。由于我的工作是绝密的，所以两三个月时间都是在一座小楼顶层上单独的一个房间里，思成师每天抱着一捆图纸用铅笔画上标志符号，我用绘图墨水鸭嘴笔上墨，为的是要复印发到军队的指挥员手中。梁思成先生在这里背着国民政府十分秘密地向盟军（美军）提出了保护日本古都京都、奈良古建筑的特殊建议，因为在当时尚未认识到珍贵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财富的意义，较之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三十年。这一行动如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或其他部门知道了就形同卖国。我当时在标识地图的时候也惊异有一批日本地图上的古建筑，但只是按老师的指示做工作罢了，绝对机密不敢提问。直到1947年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听梁思成先生讲座时，少数人才听闻了梁思成先生谈到这一保护人类共同遗产——京都、奈良文物古建筑的事。
最近，我在详读《梁思成全集》时果然发现他在《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一文中，伏笔谈了一句“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时在1944年，正是盟军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的前夕，后来东京、大阪等被轰炸成焦土，而古都京都、奈良未被轰炸，大批相当于中国隋、唐、宋、元、明、清的木构古建筑得以保存。最近，日方友好人士和政界要人正筹备在明年（2010）古都奈良正式建都一千三百周年之际，在奈良为梁思成先生竖立纪念碑铜像，以表彰他保护日本古都文物古建筑的功绩。
学社辛勤复汇刊
这是世襄和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共同参加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学术刊物是一个研究单位十分重要的事，调查研究的成果都要在刊物上发表，积累的资料和经验，也是向资助单位和个人、向社会的公开报告。已经出版的六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由于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加之条件极端困难，只好一度停办了。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李庄乡下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狠下决心要恢复。1943年至1944年，学社只剩下了梁、林二师和刘、莫二公，以及世襄和我几个人，思成师常在重庆，徽因师躺在病床上，致平先生为家小所累，主力就是莫宗江先生、世襄和我三人。今天，人们从汇刊七卷一、二期上不难看出，誊写、描图大部分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手迹。
恢复汇刊可以说是学社同人全体总动员，全民齐动手，在齐心协力、互相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的。田野考察报告，各种写作、翻译文章，都要自己写、自己抄，图自己画，一些离社的人的文章和图，我们三人分别为之抄写和描绘。第一步是选择了石印的方法，因为它比油印好，能表现手写手绘的真实性。其法是在一种特制药纸上用特制的墨水书写和画图，然后将它拓印在光平的石板上，用橡皮滚筒加上油墨压印出来，效果甚好。我们三人每天分别把写好的药纸送到镇上的石印铺里，印好后背回到学社来。约有三里的路程，道路十分难走，但心里非常高兴，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成果。印完之后，还有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就是要把双面的印张折叠起来，以便装订。两百本上百页上万张的印张都要一张一张用手工折叠，实不容易。于是，发动全体，实在也没有几人，就连徽因先生的老母亲也来参加了。然后，就是分页成本、垛齐、装订，这又是一番复杂而又技术性很强的活儿。世襄兄本来不谙此道，但在此大气氛下也干得不错，而且他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事来玩，虽然没有多大的学问可言，也算是一个玩的工作吧。装订完了之后，还要发行，也都是我们背到镇上邮局去的。
世襄和我秋天从重庆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忙着七卷一、二期汇刊恢复之事，足足半年多的时间，总算完成了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时期一件最重要的大事。两期汇刊的内容十分精彩，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建筑的报告首次发表，西南古建筑调查的文章和国外城镇、住宅的介绍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艰苦奋斗而又乐观的精神，永远也不能忘记。不久，鬼子投降，世襄被梁思成先生推荐参加战后文物接管保护工作。1946年回到北平后，我们又重新相聚。
其他
在李庄我和世襄好玩之事很多，在那样的条件下，没有剧场、没有电影等任何文娱活动，只能找些事情自娱自乐。在李庄时，他就喜欢厨艺，不仅向我们请的厨师学了不少手艺，而且经常到镇上有名的饭馆“留芬”去学艺，当然是先要吃饭付钱，然后到厨房与厨师拉关系，渐渐成了朋友。世襄有个特点，三教九流诸色人等都能混到一起，各种场合他都叫着我一起去玩，后山采橘子，过江抓兔子等，他都找我和他一起去。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于世襄、莫宗江和我三人均是单身，几乎每天下班后都结伴到镇上去玩。世襄年纪最大，长莫宗江两岁，长我近十岁。他牵着一条大黄狗，是金岳霖先生养的，很肥胖，叫菲提（fat），金回昆明西南联大后就归了他。莫宗江背了一个竹筐，为了上街买点东西之用，我提着一个竹篮子，他在前，莫宗江跟着，我在后。到了镇上，找一个茶馆坐下来，喝茶，吃花生瓜子，与大学教授、学生及当地士绅人等谈天说地，自娱自乐消遣，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前些年去李庄时，还有一些老人说起当年的情景。快七十年过去了，两位良师益友已驾鹤仙去，我已八十有六，真有人生苦短之感。
2009年12月8日
作者注：1944年初，罗哲文与王世襄两位前辈先贤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相识后，就建立起了极为深厚的情谊，直到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辞世，这种历久弥新而醇厚绵长的情谊竟延续了长达近六十六年之久，这仅从罗哲文先生在2009年12月8日由国家文物局、中央文史馆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王世襄先生追思会”上，即席所成的一首小诗中不难获知。七年前，本书作者在罗哲文先生的美言引荐下，得以拜访王世襄先生并为其作传，后有幸得到罗哲文先生这位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唯一健在者的厚爱，将其依照先生所作小诗中所述两人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期间交往几事而撰写的回忆文章作为本书序言，在此敬以万分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