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1943）11月的一天，年近而立之年的王世襄来向他的“游乐王国”——王家花园告别，因为他即将遵照父命南下陪都重庆求职谋生。众所周知，王世襄离开京城南下求职是时事所迫，因为日本早在六年前就已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于民国三十年（1941）底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占领了整个北京城。
寇入京城，生灵涂炭。王世襄昔日的“游乐王国”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勃发，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处荒地废园，房舍倾颓残破、杂草疯长衰枯、树木干折凋零……真是完全败落了。回想旧日，再思眼前，已经完成学业的王世襄面对王家花园乃至整个北京城萧条肃杀的沦陷景象，以及父亲早在十多年前便赋闲在家的实际状况，离开京城自谋生活实在是势在必行了。
不过，王世襄没有想到就此一走，展开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幅辉煌与沧桑交织的人生画卷。至于王家花园所见证的内容，除了此前那几年潇洒游艺与潜心论画之外，六十年后还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趣话。对此，王世襄曾在2002年至2004年先后四次接受《中国书画》杂志访谈中，讲述了这一趣话的来龙去脉：
20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已去世。北京大学占用了燕京校园，需要办一个托儿所，和我联系购买此园（王家花园），我家卖给了北大，此后我再也没去看过。后来北大又将托儿所改为小学。完全出我意外，去年夏，小学校长来到我家，他说王家花园的松树已长大成林，十分幽美。又有一棵怪柳，通称三川流，长得特别高大，北京市园林局定为受保护的珍贵名树。因此北大小学已成为北京极少数的园林式小学，时常有外宾来参观。我们知道您在此居住过好几年，此后出版了多种著作，在文物研究方面有贡献，所以希望您为园中的三间北房写一个“王家花园”的匾额，给楹柱上写一副对联，并来校和学生会面一次。我只写了对联，因行动不便，没能前往。对联字句如下：
名曰花园，栽菜范匏，种瓜架豆。
号称学子，斗蛩放鸽，遛狗鹰。
前几个月，我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和文化部与几家报纸合办、经网上选出的2003年杰出文化名人奖。北大小学可能更乐意我去一次，来个现身说法，自我批判，说明任何人不求上进，贪玩逃学，如果一旦悔悟，幡然改过，努力学习工作，还是能成为有益于人民国家之人的。于是我又在对联两旁加了四行小字：
四年大学，我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此园度过。1939年慈母逝世，悲痛万分，幡然改悔。从此努力学习工作，直至今日。数十年来，出版著作约四十种。二千又三年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奖及文化部等机构选出的杰出文化人奖。可见有过知改，仍能成为有益于世之人。愿全体同学，以上大学之我为戒。
王世襄敬告。
趣话过后，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王世襄南下求职的经历吧。
其实，王世襄南下求职并非单纯谋生一途，更多成分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民国三十二年（1943）11月，王世襄收拾行囊准备启程，行囊里除了他刚刚完成的《中国画论研究》手稿外，还有母亲金章撰述的《濠梁知乐集》四卷，以及一些有关中国美术方面的书刊史料。王世襄是立志要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所以他南下求职的首选之地就是故宫博物院，而当时已经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长达十年之久的马衡马叔平先生，就是父亲王继曾早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当年马衡先生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还聘请王继曾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一职，每逢有外宾参观故宫时，他都要被邀请前来陪同接待，至于故宫有外文函件时，也要邀请他代为翻译拟复，由此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厚。
对于父亲王继曾的这位至交挚友，王世襄从小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马老伯，而这位马老伯也曾多次对王世襄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既然有这么一层关系，再加上故宫当时实在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圣地，王世襄将求职目标选定在故宫博物院应当是一有远见之举。不过，要想前往当时已经南迁到重庆南岸海棠溪的故宫求职，王世襄还须穿越战火纷飞的日军封锁线，这对于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的王世襄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在王世襄毕竟有过多年在北京玩乐游艺的生活经历，他这时已经完全具备了独立生存闯荡世界的能力，所以他果断地从北京乘车南下。先是选择从安徽北部的界首穿越日军封锁线，然后绕道河南和陕西两省，最后到达中国当时的大后方四川省境内。作为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王世襄在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拜访校长梅贻琦先生时，婉言辞谢了梅先生希望他担任该校中国文学助教的盛情挽留，一心奔向他日夜向往的故宫博物院。
同年12月，王世襄终于来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故宫博物院办事处当面向马衡院长表达了自己热爱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热切心愿，并表示愿意终身从事这一神圣事业。对于王世襄的这一志向，马衡这位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金石学家，当即表示赞赏与接纳：“青年人有此志愿的不多，值得欢迎，如愿在故宫工作，可任秘书一职。”而当王世襄问及具体工作时，得知当时南迁的故宫文物都分散保存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和贵州安顺的几个山洞里，一时还无法进行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王世襄遂机敏地答复说：“请容许我考虑一下再决定。”
王世襄之所以有此回答，是因为他觉得从事行政事务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与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愿望大相径庭。几天后，当王世襄已经接受了当时主持中国营造学社事务的梁思成邀约后，遂巧妙地答复马衡院长说：“我先到梁思成先生那里学习古代建筑，待今后故宫可以开展研究工作时，希望能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不愧是看着王世襄长大的马老伯，马衡爽快地回答说：“那也好，将来故宫复原，肯定要增加人，那时你可参加。现在先去学学古建筑，今后在故宫工作也是用得上的。”就此，也算是奠定了王世襄与故宫博物院的爱恨情缘。
不过，王世襄在接受梁思成先生邀约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之前，他求职的第二个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只是在此他遭遇了时任所长傅斯年先生直截了当的拒绝。对此，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曾多次提及：“1943年冬我从北京来到重庆，一心想去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其实王世襄一心想去的是故宫博物院），主要的考虑是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集中在这川南小镇，到那里可以有请教学习的机会。史语所所长正是傅先生，办公地点在重庆聚贤新村。承蒙梁思成先生亲自带我去拜见他。这次进谒，傅先生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我只得赧然而退。”
那么，傅斯年先生为什么会说出“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这句有伤燕京大学人的话呢？对此，王世襄曾这样解释说：“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还是非常看重师承关系的。那么，傅斯年先生到底又是何许人也？对此，王世襄也有一句言简意赅的回答：“傅斯年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历史语言学家，也是文史研究机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此可知，王世襄并没有因为傅斯年先生的拒绝而挂记在怀，反而“自恨缘悭，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关于另外两句话，王世襄在回忆文章《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中记述说：
1946年11月南京举办“抗战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通知故宫参加。我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铜器前往。会后杭立武召开清损会会议。此时已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鸿宝（森玉）前辈前往，因他年事已高，改派我赴日。那天与会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济、徐鸿宝、蒋复璁、曾昭燏等诸位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傅先生居然还认得我，又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aggressive在这里意为“积极进取的”——编者注）。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对于这后两句话，王世襄这样理解：“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很显然，那时傅斯年先生并不知道王世襄还是一位极为难得的研究型人才、学术研究型奇才，否则当年何止是要留下他，肯定还要对他青眼相加呢。如此，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位令王世襄“十分尊敬的历史语言学家，也是文史研究机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傅斯年先生到底是何许人吧。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祖先傅以渐是大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其祖父傅继勋曾在安徽任职多年，培植出了像李鸿章和丁宝桢这样的晚清权贵贞臣，而此后傅氏子孙不再热衷于仕宦之途。比如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虽是清朝末年举人，却没有出来做官，而是出任了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比如傅斯年本人也曾多次拒绝在国民政府任职，但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职，以及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随后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则呕心沥血、尽心尽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不过，这位以学术成就扬名世界的著名历史语言学家，其求学之路也颇富传奇色彩。据说，傅斯年四岁时与祖父傅继勋同榻而眠，每日临睡觉和起床前都要聆听祖父绘声绘色地讲授历史故事，四年下来竟将一部二十四史口授完毕。傅斯年九岁时，父亲傅旭安不幸在壮年病逝于任上，由母亲李太夫人教养成人。民国五年（1916），年满二十岁的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因其国学根底深厚遂在同学中有“孔子以后第一人”之戏说。当然，这一戏说虽属过誉，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据说经学大师黄侃和刘师培就曾争着要傅斯年当自己的衣钵传人。至于同学俞大维有“学文史的出了一个傅胖子，我们再去弄文史便永无出头之日了”之语，并随即改学自然科学一事，恐怕也绝非是空穴来风。
确实，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仅三年时间便声名鹊起，即在民国八年（1919）成为著名“五四运动”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因谣言中伤而远赴欧洲求学。在海外求学几年间，傅斯年先是在伦敦大学研究院从事试验心理学研究，同时兼修物理、化学和数学等学科，三年后又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并旁涉比较语言学和“科学的史学”等，终于在语言学与历史学之间找到了结合点。七年后，傅斯年虽然没能获得任何学位而回国，但他此时可以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民国十七年（1928），傅斯年说服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创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从此奠定了这一新学科之基础。
在该研究所成立之日，傅斯年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其中提出了最能彰显其学术主张和个人性情的三条宣言：
一、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
如此鲜明、张扬、绝对的学术研究宣言，以笔者鄙陋之闻还不见有二。确实，这位随后以《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两部著述蜚声学术界的狷介学人，在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不仅发出了以上黄钟大吕般的铿锵号声，而且搜罗组织了诸如陈寅恪、赵元任、董作宾、李济和徐仲舒等一大批学术大才，共同开启了令世界学术界都极为瞩目的“史语学派”，以至胡适先生在评价傅斯年这一行为时说：英国培根所谓三百年前“集团研究的办法”之理想，一百多年前才在西方一些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而傅斯年却在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当然，以傅斯年之大才奇能所创造的奇迹远不止这些，比如在培养后生学者方面，笔者愿意举这样一个例子：据说，有一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前往南京鸡鸣山寻访当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时，陪同其寻访的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先生曾这样问道：“当年史语所的年轻人后来有没有没有太大成就的？”而周祖谟极为肯定地回答说：“没有！”接着，鲁国尧追问道：“为什么呢？”周祖谟再答曰：“进来时都是精选过的。”那么，傅斯年当年是如何精选人才的？他精选人才的标准与拒绝王世襄之求职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下面不妨再试举几例，读者也许能从中有所窥见。
一例：曾任台湾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华盛顿大学与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语言学会名誉会员、国际著名语言学家周法高先生，是民国三十年（1941）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生，他后来在一篇题为《两句话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的文章中这样回忆傅斯年：
南京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中央大学。1937年正当升上大三时，中日战争爆发，中大迁到重庆沙坪坝。那时中大中文系四年级通常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的。我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只利用了一小部分《经典释文》的材料，使用陈澧《切韵考》联系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寄到北大文科研究所。
除了毕业论文还有笔试和口试，我记得口试是在傅斯年先生重庆上清寺寓所里举行的。傅先生对我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你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他这两句话就断定了我终生研究的方向，我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见。
如果与周法高先生相比，王世襄还比他多听了两句话，看来傅斯年先生真是金口玉言。
二例：民国三十年（1941）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严耕望先生，后来受聘于安徽学院，是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当年他在跟随钱穆先生内迁到四川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学习时，因为战争滞留重庆而想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可苦于无人引荐，遂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投考方式并如愿以偿。
也许就在这时，我兴起了进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愿望，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推荐；因此也曾想到毛遂自荐，又觉得不大可能，后来内子的朋友曾祥和女士说傅孟真先生的脾气比较特别，请有名的人介绍，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几篇论文去申请入所，他如果欣赏，就渴望成功。我急切希望有个读书环境，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姑且一试。那年的7月中旬，写了一封申请书，连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论文，直接寄呈傅先生，那是天真的做法，当然不存多大希望，不想8月21日就接到傅先生在前一天写的一封快件，果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说是照论文程度，自当为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只能为助理员。
三例：与周法高、严耕望两位一样以学术论文赢得傅斯年先生器重的，还有著名文史专家王利器先生，不过他在接受傅斯年先生考试时可谓是险象环生。原来，以论文《风俗通义校注》获得满分的王利器，从四川大学毕业后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时，因为误了考试时间遂直接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先生，并幸运地接受了傅斯年先生破例的单独考试。而仅仅在第一场的英语考试中，傅斯年与王利器就躲避敌机轰炸达七次之多。这一场考试后，傅斯年在招待王利器吃中午饭时对他说：“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不久，王利器来到李庄成了傅斯年的门生。
这就是傅斯年。
既然傅斯年拒绝了王世襄的求职，引荐人梁思成随即对王世襄说：“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如果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职位是助理研究员。”毫无疑问，面对傅斯年的拒绝与梁思成的召唤，梁思成的这一席坦诚之言与傅斯年断定周法高终生研究方向的那两句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于是，王世襄欣然接受了梁思成的这一召唤，遂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1月底（或2月初）跟随梁思成搭乘江轮由重庆前往素有“万里长江第一镇”之称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就此王世襄便被建筑巨人梁思成领进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