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决定将该年度最高荣誉奖授予中国的王世襄，旨在表彰其为发掘和传播几近湮灭的中国家具等传统工艺文化所做出的开创性卓越贡献。当这一消息传来时，王世襄正在医院陪护已报病危的老伴袁荃猷，但是神志依然清醒的袁荃猷女士与王世襄可谓是心心相印、血脉相通，两人共同决定将十万欧元奖金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2006年6月，当中荷友好小学在武夷山市一个叫五夫的小镇落成时，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及夫人特地赶到武夷山市参加这所见证中荷两国文化友谊学校的落成典礼，王世襄则因年事已高身体羸弱等原因未能前往，而袁荃猷女士却于两年多前神归道山了，也就是在她和王世襄共同决定以奖金捐建希望小学的那年那月底。
2003年10月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老伴袁荃猷辞世后，王世襄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几近崩塌，遂不顾九秩高龄赋《告荃猷》组诗十四首并短序。净心捧读时，人们不能不被老人这种发乎中动于情的深沉倾诉和追忆催迫得心鼻发酸，泪水涔下，特别是其中表露出那种真诚而朴实的愧疚与怀念之情，真可谓是撼人灵魂、感天动地。兹录王世襄“悼亡诗”前几首及短序如下：
出行二人同提一筐，行人见白头偕老，每有羡意，惜终有先行者。
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
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
年年叶落时，提筐同捡拾。
今年叶又黄，未落已掩泣。
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
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
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昨夜见君来，谈笑皆自若。
言甫就医归，病痊可勿药。
梦醒喜成悲，涕泪枕边落。
何如不复醒，梦里常欢乐。
潸然泪读中，不由怀想袁荃猷女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与王世襄在长达五十八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中，相互之间到底有何助益呢？
2007年11月5日，笔者在采访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志雄先生时，他曾直言不讳地坦诚相告说，市面上一些关于王世襄的书刊文字，几乎全都是顺遂王世襄对老伴多年支持自己事业的一种感怀之说，即袁荃猷女士为了王世襄的事业是甘愿全部牺牲和奉献，以至于竟没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对于这种说法，刘志雄先生以自己与王世襄夫妇相识相交二十多年的亲历亲闻，特别表示并不能认同，反而认为这不仅没有参透王世襄文章中感怀之真情，也完全与袁荃猷女士的本真性情不相符合，虽然她为了王世襄的事业付出巨大，但是并非没有自己的性情、见解和成就。
2006年6月，王世襄捐建的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落成
对于刘志雄先生之所言，笔者在细心揣读王世襄有关文章及袁荃猷女士的几部著述后，不仅表示认可和相信，也有一种深深的理解和感悟。否则，袁荃猷女士何以能编著出获得国家图书奖的皇皇巨著，又何能以自己素无绘图基础之笔，绘制出让治学极为讲究甚至有些苛刻的王世襄表示赞赏和钦佩的图画呢？诚如斯言，我们实在希望了解一个并非没有自我且愿意表述自己生活感悟和学术观点的袁荃猷女士，只是不知笔者在这里的努力能否还原真实的袁荃猷女士，也不知能否让笔者采访后不久便不幸病逝的刘志雄先生满意和如愿。
自幼在祖父身边长大的袁荃猷，从小就在家馆中接受传统国学的滋润和教养，还有幸师从汪孟舒先生学习书法、绘画和古琴艺术，后来又得到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的悉心传授，因此培养了她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艺术和古文物器物的浓厚兴趣。据说，当年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她常常到图书馆借阅相关图书典籍，诸如书画书籍和敦煌、云冈及龙门等石窟图录等，都是她案头枕边常备常翻之图籍。对此，别说袁荃猷是一位年少女生，即便当年燕京大学的男生中也是极为鲜见的，至于她绝妙之刻纸艺术和娟秀之行楷书法，那更是罕有匹比者，这从2002年4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游刃集——荃猷刻纸》一书，以及《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第三卷中由其手录的那些诗词中，不难窥见一斑。由此可见，王世襄与袁荃猷当年在燕京大学从相识到相爱当是一份天赐良缘，因为他们自幼接受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是何其相似啊！就连他们的相识也是以中国绘画艺术为纽带的。
原来，就在王世襄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潜心论画时，低年级同学袁荃猷正在该校读大学，当时因为编撰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苦于缺少参考资料且无人指点，遂在其就读教育系主任的引荐下找到了王世襄，随后在王世襄的辅导下顺利编撰完成，从此两人也在频繁接触和相互交流学习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国难深重的岁月里，他们的爱情并不能水到渠成地进展下去，特别是随着王世襄离京南下求职谋生，一时由于行踪未定就连书信也无法正常传递。待王世襄穿越皖南烽火线来到四川李庄就职于中国营造学社后，才因为这里“特殊的环境，密聚的学人，可叙之事渐多，书信也频繁起来”。
其实，我们相信王世襄和袁荃猷都是性情浪漫的人，何况他们当时正处在热恋之中，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是最讲究并懂得享受浪漫的，比如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及的，王世襄以一对自己火绘葫芦片嵌镶红木圆盒盛放红豆献送给袁荃猷以表达相思之情，便是证明。
作为名人传记，传主的书信和笔记是最最珍贵的真实参考资料，遗憾的是笔者见之甚为有限，如果有朝一日能有《王世襄书信集》公开出版的话，那无疑将是修正和充实这部传记的一座资料宝库。在此，笔者之所以有此奢望和念想，是因为今日依然不能获见王世襄在四川李庄一年间与袁荃猷鸿雁传书之内情，否则本章节内容肯定要比现在充实丰富得多。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难想象当年蛰居在四川李庄的王世襄，留给聚居在那里诸多学人的印象，身着白色西装，手牵壮硕猎犬，高大英俊、风流倜傥之潇洒风采。但是他时刻牵挂远在千里之外的热恋女友袁荃猷之内心情感，恐怕难有旁人知晓内情，即便王世襄能够向他人述说，又有谁能够理解和宽慰他呢？
好在仅仅过了一年之后，阻隔王世襄与袁荃猷两人之间恋情的日寇侵华战争终于结束了，这就预示着这对恋人相见有期。特别是当王世襄获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这一消息时，他明白如果自己能够参加这项工作，便可以请求派遣自己返回北京。当然，我们完全相信王世襄当时渴望参加“清损会”之真实目的，就是要为国追缴那些遭受损失的珍贵文物，这从随后他全力以赴从事这项艰巨任务并取得巨大成绩中可得证明，特别是他不顾与袁荃猷新婚燕尔而是一心侦查追缴文物之举动，更让人们对他当时从李庄急迫赶往重庆请求马衡和梁思成推介他参加“清损会”的行为表示深刻理解，因为他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热爱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不过，我们似乎还不该忘记或能够理解王世襄渴望早日返回北京的另一个愿望，那就是与相恋多年且已经分别一年多的袁荃猷共诉衷肠，这从王世襄返回北京的当年底便与袁荃猷喜结连理这件事上可以明了。当王世襄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又因交通工具紧张而一时难以成行时，只有用归心似箭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恐怕是比较贴切的。而就在这时，王世襄因陪同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调查中国战后文物损失情况，遂得以搭乘美国军用飞机提前返回了北京。
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初，与恋人袁荃猷一年不曾相见的王世襄，一边忙于筹备成立“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一边忙于筹备与袁荃猷结婚事宜，真可以说是忙碌并幸福着。当年岁末，王世襄与袁荃猷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终于喜结连理，从此袁荃猷也开始了与王世襄历经两情相悦、同喜共忧、琴瑟和鸣、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长达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
不过，新婚燕尔的王世襄并没能与妻子袁荃猷度过一个所谓的蜜月时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侦查追缴文物上。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文物事业的袁荃猷，对丈夫王世襄所从事的这项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每天不仅与丈夫分享着追缴文物大有进展的喜悦，也共同承受着追缴文物陷入困境时的惆怅，真可谓是同喜同悲，心心相连。比如，当王世襄为了追缴德国侨商杨宁史非法购买的青铜器而遭遇国民党九十四军阻挠一筹莫展时，妻子袁荃猷与丈夫一样忧心忡忡、束手无策。随后又因在朱启钤先生运筹帷幄下一举解决了接收杨宁史青铜器和郭觯斋藏瓷两件事后，夫妻俩又不由得额手称庆、欣喜万分。就这样，在王世襄追缴文物的整整一年间，虽然事务极其繁忙、复杂和曲折，但是因为能够与妻子朝夕相伴，特别是有了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他始终拥有一股蓬勃的朝气和强劲动力。
转眼间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王世襄受命前往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不得不暂时离开已经身怀六甲的妻子袁荃猷。好在王世襄在日本工作的时间不长，便于第二年2月押运着一百零七箱善本书返回国内，出色地完成了“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之使命，随即走马上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一职。进入梦寐以求的故宫博物院工作后，王世襄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博物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他一心想着要把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院。人逢喜事精神爽，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王世襄，因为心情舒畅、工作愉快，总感觉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量，而随着爱子王敦煌的出生，他和妻子袁荃猷更是每天都徜徉在幸福的河流当中。
幸福似乎总是稍纵即逝，身体本来较弱的妻子袁荃猷，自儿子王敦煌出生后不久便感染上了肺结核，当时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和药物缺乏等原因，她的肺结核病竟然出现了危险的空洞。后经协和医院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的精心治疗，袁荃猷的病情才逐渐有所缓解，但是卧床静养一年时间也未能脱离危险，而这时王世襄却迎来了到美国等地参观考察博物馆的机会。面对身患重病的妻子和到国外参观学习这一心存良久的难得机会，王世襄一时间陷入了两难境地。而一贯支持和理解丈夫事业的袁荃猷却没有丝毫犹豫，坚决支持王世襄前往美国等地参观学习，并宽慰丈夫说她可以把父母接来照顾自己。就这样，待王世襄从国外参观学习一年回来后，虽然妻子袁荃猷的病情因为有了青霉素已大有好转，但是对此他一直到晚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不该把出国参观学习的机会看得比妻子的生命还重要。
女大学生袁荃猷
不过，短暂的分别使夫妻俩更加恩爱，特别是随着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稳定而顺利地开展，他们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满足两人的共同兴趣——文物收藏。此后，虽然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王世襄也始终陷于政治运动之旋涡中，但是他的明式家具及各类藏品竟然多是在此期间所搜集，这从其为所收藏品标注的时间上可以得到确证。如果说政治运动使王世襄始终挣扎在冤狱之中的话，那么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地搜集到诸多藏品，则又使夫妻两人时常沉浸在如获至宝的幸福当中。虽然为了搜集藏品曾导致生活常常陷入拮据，但是两人并没有为此而产生过分歧，这不能不说是妻子袁荃猷的理解和支持让王世襄在收藏世界里如鱼得水、大有收获。比如，有一次妻子袁荃猷让王世襄到鼓楼商店去买内衣，而王世襄路经一家小古玩店时，发现其中有一尊明青铜藏传米拉日巴尊者像，顿时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于是将原本用来买内衣的钱把那尊铜像买了回去。而妻子袁荃猷不仅没有怪罪丈夫王世襄，反而表示出她也非常喜欢这尊铜像，并坦诚地说：“要是我也先把他请回来，内衣以后再说。”
王世襄、袁荃猷结婚照
性格、情趣和爱好都极为相投的夫妻俩，正是在这种夫唱妇随的幸福和谐中度过了遭受冤狱的艰难岁月，并在人生磨难和同荣共辱中，探讨并最终选择了今后要走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那就是“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地走自珍之路。对此，王世襄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妻子袁荃猷在思想上对他的帮助，他才能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坚持走这条自珍之路，从而让世人对他的努力和成就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正确评价。对此，王世襄在文章中曾这样回忆说：
荃猷深明大义，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尽人皆知。思想上的帮助尤为重要。我被文物局、故宫开除后，她提出一定要坚强，对能否坚强的道理，更是一语中的。她说：“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竟被开除公职，处理不公问题在上级，因此我们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我们从此时起探讨选择今后要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正是基于对丈夫王世襄一心为文物事业而甘愿奉献的深沉了解，表面柔弱的妻子袁荃猷有时也会变得十分刚直坚强，甚至面对强权也毫无惧色。比如，王世襄在“三反”运动中遭受逼供和被关押期间，袁荃猷在有关部门对王世襄进行彻底审查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后，便找到看守所负责审讯王世襄的老班长，理直气壮地慷慨陈词，历数丈夫王世襄自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5—1946）追缴文物的一件件往事，以及奔赴日本费尽周折运回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等经过，使看守所老班长也不由为之打动。这就是弱女子袁荃猷的坚强！
坚强的弱女子袁荃猷，是一个能够理解和支持丈夫事业的好妻子，还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更是一个勇于担当、敢于迎难而上的智识聪慧之人。对此，我们且看王世襄在《告荃猷》组诗中第十首所追忆一事：
明式家具，一经图解，更见其比例之匀称、结构之巧妙，拙作中有线图多至数百幅者，均劳君绘制，常至深夜。
哲匠从来擅巧思，每经图解见神奇。
阴阳衲凿纵横线，画到西窗月落时。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在《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这两部皇皇巨著中欣赏到成百上千幅精妙线图，并不仅仅依靠袁荃猷女士这种“画到西窗月落时”的勤奋，更在于她拥有敢于迎难而上的自学天赋。诚如王世襄在文章中所说，妻子袁荃猷在绘制明式家具线图之前，“根本没有用过制图笔（通称鸭嘴笔），且在我收集研究家具之前，她并不了解其造型及结构”，但是当王世襄先后延请工艺美术学院家具系毕业的高才生及家具厂家绘图师帮忙绘制难尽人意时，妻子袁荃猷竟然从头学起，从一开始勉强承担绘图任务到后来让“难伺候极了”的王世襄满意乃至赞不绝口，妻子袁荃猷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而当明式家具那种精心设计、雅而不俗、雕琢精细、攒斗巧妙的花纹图案，通过王世襄细腻的文字叙述和袁荃猷精妙的线图展示，让世界人民直观形象地观赏到结构纵横复杂、榫卯阴阳交错的明式家具之风格与神韵，谁能不承认袁荃猷女士确实具有非凡的自学才能和绘图天赋呢？
王世襄与袁荃猷婚后情投意合
对于妻子袁荃猷精通琴棋书画，我们不妨先说说她在古琴音乐方面的造诣。众所周知，袁荃猷女士先后师从汪孟舒和管平湖这两位古琴大师学琴，虽然王世襄为其谦说没有接受过音乐学教育，只能做一些有关中国音乐史的资料工作，但是他没有否认，当有外宾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参观并想听一听中国的古琴音韵时，还是要邀请袁荃猷女士演奏几曲的。试想，民族音乐研究所领导邀请袁荃猷女士为外宾演奏古琴，岂是王世襄所说她“也能演奏几曲”的水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天高云淡、月朗星稀的夜晚，王世襄与妻子袁荃猷在古老而清静幽雅的芳嘉园四合院里，彼此对坐在那张自制的黄花梨琴案前，在檀香袅袅中以“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共抚一曲《潇湘水云》或《水仙操》之情景，那简直就是让神仙也要羡慕十分的眷侣生活。让世人万分艳羡的还有王世襄在《题荃猷山水襄补丛林》一诗中所描述的，即夫妻俩站在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前，一人泼墨勾勒突兀之山石，一人提笔绘出其间绿树枝丫。这就是王世襄与妻子袁荃猷真实生活之一景：
君画突兀山，我写丫杈树。
云生山树间，是真合画处。
由此可见，在生活中妻子袁荃猷实在是一个充满情趣的人，并非人们片面想象中那种一味为丈夫王世襄奉献牺牲的角色和形象。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袁荃猷女士的几部著作，因为这也许是说明其并非一味奉献牺牲而是拥有自己事业并取得斐然成绩的最好实例。
供职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期间，袁荃猷女士一直从事中国音乐史料工作，逐渐步入到国外所谓“音乐图像学”的范畴，并致力于收集乐器以外一切与音乐有关的内容和图像。因此，她特别渴望能够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博物馆特别是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和收集音乐图像资料，但是在当时那种极端不正常的社会状态下，这些本属正常的学术研究愿望都成为了一种梦想或泡影。不过，外在艰难的客观环境并不能阻止袁荃猷女士在这方面的工作热情和动力，她将自己经过多年搜集来的资料制作成数百张幻灯片，然后又编写成了《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一书，使其成为全国各地音乐院校讲授音乐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当该书编撰完成出版时，袁荃猷女士竟然主动辞让主编一衔，目的则是为其中一位参与者能够顺利地评定上职称。
老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
不惜以金针度人的袁荃猷女士，还有过一次编书倒贴钱的稀有举动。1988年，袁荃猷女士退休后又被民族音乐研究所返聘在家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参与编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全书，她负责编撰的是第一卷——《北京卷》。毫无疑问，作为一套具有二三十卷之多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首卷，袁荃猷女士负责的《北京卷》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体例和翔实的内容，否则势必会影响全书之体例和质量。姑且不详细论述由袁荃猷女士负责主编的《北京卷》内容如何，单是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全书后来获得国家图书奖来看，她主编的《北京卷》无疑是具有一种提纲挈领之作用。而有趣甚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袁荃猷女士在主编时主张所有条目都由文物所在单位同志负责编写，并拟定了按照字数多少计算稿酬，可由于她一时疏忽统计有误，当稿酬统一领到时才发现根本不够分配，于是她为了符合定例情愿自费弥补，遂使此事成为朋友之间长期传说的一桩美谈。
1997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在上海博物馆看望他们曾收藏过的明式家具
至于袁荃猷女士不顾年届八旬高龄创作新稿拾掇旧作出版《游刃集——荃猷刻纸》一事，更让人们对她有了一种别样的认知。关于袁荃猷女士刻纸艺术和摹绘山水景致这平生两大嗜好，王世襄在《告荃猷》第九首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愧疚：
君曾一再言，平生有二好：
访古摹饰文，游山写实貌。
一自助著书，制图兼编校。
伏案年复年，勤劳致衰耗。
二好愿未酬，我痛难偿报。
因为《游刃集——荃猷刻纸》一书之出版，王世襄始终悔恨说因为自己的鼓励和“怂恿”，竟让年届八旬的老伴袁荃猷在近两年时间内日夜伏案劳作，致使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而先他离开世间。其实，王世襄不必愧疚自责，已归道山的袁荃猷女士如果在世外圣境有知的话，一定不愿意看到老伴王世襄因为对她满怀愧疚而损伤自己羸弱的身体，何况她所嗜爱的刻纸艺术毕竟已经结集出版，以印制精美的《游刃集——荃猷刻纸》这种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并大受赞叹和好评。我们不妨打开装帧精美、设计巧妙的《游刃集——荃猷刻纸》一书，首先看到的就是王世襄为此所作的一首“怂恿”题诗及诗注：
画稿盈箱箧，朱笺刻未遑。
频遭风雨袭，时为补缝忙。
秋水眸仍澈，柔荑指不僵。
刃过皆剔透，老发少年狂。
荃猷喜游刃于纸，积稿盈箧，而为国难家务所扰，久置未刻，孰意年届八旬，目明指活，不减当年。为编印此集，竭数月之力而尽刻之，可谓老发少年狂矣。
试想，这又何尝不是两位老人相互勉励、扶持着为中华文化事业所进行的一种孜孜不倦努力的人生写照呢？在《游刃集——荃猷刻纸》中，收录了袁荃猷女士自20世纪40年代至出版当年近六十年间刻纸艺术之成果，共分为旧作、庆贺、乐舞、文物、花草和拾萃六个部分，约有六百多幅作品，真可谓是巧夺天工、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其中，除了记载时代印记和传递社会生活气息之作外，占有极大比重的则是文物类刻纸，比如涉及绘画、雕塑、玉器、陶器、漆器、青铜器和画像砖石等内容的就达两百多幅，且“每选一图，虽有旧稿，也要找来原器图片，以免失真”，这恐怕不仅与作者夫妇长年从事文物工作有关，还反映了袁荃猷女士在治学上细致和严谨的作风。至于“花草”一类，简直就像是进入一处春光明媚、百花争艳、鸟语花香、繁花似锦的大花园，其实这就是当年芳嘉园那座四合院内之景象。如若不信，请看作者自己所说：
早在（20世纪）40年代，芳嘉园庭院中就有各种花草。南墙下一溜玉簪花，绿油油的叶片，雪白的花苞，净洁无瑕。西南角有四五丛芍药，单瓣重蕊，都是名种。西窗外有一株太平花，一串串小白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东北墙角，植竿牵绳，牵牛花缘绕而上，灿若朝霞，摇曳多姿。东厢房外，一大架藤萝，盛开时，蝶闹蜂喧。过道门外，有一棵凌霄，攀缘到影壁上，抬头仰望，蓝天白云，托着黄得发红的花朵，绚丽夺目。
对此，袁荃猷女士表示：“这里刻的，就是从几个速写本里，画满了的草稿中选出来的。”正因如此，不仅王世襄后来对这些刻纸作品有“淳厚巧妙的古韵，生动活泼的生机，镌刻得淋漓尽致”之评价，作者袁荃猷女士也发出了“俱往矣，天高气爽，雨顺风调，万紫千红，繁华烂漫。但盼眼仍明，手仍健，还能再作些喜滋滋、活泼泼的刻纸，使精神常在最美好的图像中升华”之感叹和期盼，这怎能说不是两位老人对生活和文化的一种热爱呢？
遗憾的是，凝结了袁荃猷女士长达六十年刻纸艺术的心血之作《游刃集——荃猷刻纸》一书，在2002年4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仅仅一年多之后，这位老人却没能再作些喜滋滋、活泼泼的刻纸作品，便带着老伴王世襄的无限深情离他而去。回想袁荃猷女士与自己长达五十八年的婚姻生活，王世襄愧疚自责之情与日俱增，遂有大量感天动地的缅怀旧日深情生活的诗文喷薄而出。比如，收录在2007年7月出版的《锦灰不成堆》一书开头那四篇文章，不论是带有总结定论性质的《集美德于一身》一文，还是《三言两语说荃猷》，抑或直接题为《我负荃猷》，都让人们在泪眼迷茫中不忍卒读。至于前面已经多有引录的《告荃猷》一组“悼亡诗”，在此还想再抄录一首：
五十八年多祸患，苦中有乐更难忘。
西山待我来归日，共赏朝霞与夕阳。
啰唆如许，还不若让我们来共同默诵王世襄在《大树图歌》中所吟唱：
我年三十一，荃猷廿五馀，
结缡五十载，鬓发皆萧疏。
情趣多谐契，书画常自娱，
同砚临禊帖，淡墨学倪迂。
或展折股箑，君画我作书，
或缅濠梁趣，题诗朱砂鱼。
典钗易古斫，爱此唐桐枯，
松风与梅月，一一入我庐。
合弹平沙曲，鸿雁下寒芦，
笑我指生涩，绰注每龃龉。
老妻多巧思，事事我弗如：
不谙运规矩，家具将无图；
不工描彩绘，髹器谁能摹。
兴来制剪纸，裁刻费功夫，
物象融俗雅，格调前所无。
我生度八秩，甲戌五月初，
老妻以何寿，鄙彼玉与珠。
浏览古纹饰，取舍几踌躇，
定稿始游刃，团栾树一株。
片纸奚足贵，珍之如头颅，
枝间与叶底，处处见真吾。
为此托歌咏，与树同呼吸。
歌成老妻喜，喜谓道不孤。
婆娑欲起舞，相将至庭除，
老舞不成步，老眼半模糊，
人老情不老，呵呵笑相扶。
试问，今日夫妻又有几人堪与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