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捧王世襄的自选集《锦灰堆》，笔者首先对文雅而略似费解的书名产生了兴趣，接着被题签装帧古色古香的封面所吸引，打开扉页又为那种既华丽又透露出一股沧桑韵味的编排方式而欣喜，待到阅读正文时已不能不完全沉浸其中为之击节叫好、拍案叫绝了，乃至手指碰痛磕伤亦不觉也。两天两夜间，囫囵吞下全书七十五万字之后，掩卷遐思，不由在心中数点自己数十年来读书之所历，似乎除了幼时生长乡野村间因为图书鲜少而每获一册为之手舞足蹈外，能与今日阅读《锦灰堆》而感觉到是一种美妙享受相类的，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王世襄却在手书自序中这样写道：
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见《石渠宝笈初编》《吴越所见书画录》），所图乃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等物，皆食余剥剩，无用当弃者。窃念历年拙作，琐屑芜杂，与之差似，因以《锦灰堆》名吾集。
不知何故，社会上一度风行所谓自我推销自我炒作之邪气，如果谁要是表示谦虚逊让反倒真的被认为是无能之辈，于是应聘无津求职无门成为必然，遭受他人白眼相加或言语奚落也不是什么少见之事。诚如此看待王世襄对自选集《锦灰堆》之谦辞，实乃大谬，反遭真知灼见者的讥刺则又不能算是冤枉了。
王世襄笑迎新世纪
我们姑且不论收入《锦灰堆》第一卷中家具、髹漆、竹刻、工艺、则例和书画这些为王世襄赢得巨大国际声誉之专长学术研究成果，也不必说第二卷中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和杂稿这些独抒己见且文采斐然之妙文佳作，单是第三卷“畅安吟哦”的一百二十首诗词，不仅是王世襄与老伴袁荃猷用“柔婉、典雅”之小楷手抄影印，在视觉上即给人一种传统的美感和享受，如果再能跟随“畅安吟哦”一番的话，那么久违了的“空灵、清新”则扑面而来，旧体诗词能达到作者王世襄独创明式家具十六品中之“柔婉、典雅、空灵、清新”这四“品”的，恐怕在今人中也要屈指可数了。至于王世襄在后记中特意提出老伴袁荃猷为此所付才智和辛劳之补记，则又不能不让人有所感怀矣：
为了《锦灰堆》的出版，老妻不得不运用才智，付出辛劳。集中有她游刃的刻纸，撰写的说明；所绘有谨严的线图，抒情的速写；有硬笔标注的名称，毛颖书写的诗词；她有时还对版面的调整，图片的安排提出合理的建议。尤为繁重的是一遍遍校对改正八九百页的校样，前后历时数载。1995年我因校对此稿而罹目疾，此后阅读维艰。没有老妻的多方参与，全力支援，《锦灰堆》的出版不仅困难甚多，也不可能编印成现在的规模。
如此，我们今天能够阅读到《锦灰堆》这样的鸿文美著，怎能不向已归道山的袁荃猷女士表示深深的缅怀和敬仰呢？
而就在这种缅怀和敬仰还萦绕于心头时，《锦灰堆》之续编《锦灰二堆》又新鲜出炉，这让读者在享受大快朵颐的阅读美餐时，又不能不再次怀想袁荃猷女士为了此书出版付出了怎样让人心痛的辛劳。至于说到此书属于新鲜出炉，因为除了少数篇章及诗词是作者早年旧作之外，其余都是王世襄在《锦灰堆》出版后所写。试想，几度严寒酷暑伏案劳作，对于一位年近九旬且左目失明的老人来说，爱戴和景仰作者学识、文章、品操的读者，又会生出一种怎样于心不忍也极为不安的感恩情怀呢？即便是《锦灰二堆》中那些“旧料新工”之作，我们依然在再次阅读中感受到了鲜活和激动，因为王世襄这些忆往旧章中所涉及的人、事、物，似乎就在我们眼前或者发生在昨天。而之所以有此感受，则又要完全依赖于作者心中怀有至真至性的真爱浓情，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鲜活乱跳的文字，组织成如此令人欢欣喜悦之美章的。虽然作者自云《锦灰二堆》与《锦灰堆》相比显得“更加琐屑芜杂”，一再向读者表示“惭愧，惭愧”，并声称“已届望九之年，精力日衰，自知已难再有《锦灰三堆》矣”，但是两年后我们还是欣喜且又满含欣慰地看到了《锦灰三堆》。
关于再次满足热爱王世襄文章读者愿望的《锦灰三堆》，我们和作者一样要感谢其两位友人的真诚相助，否则可能真如王世襄所言难有《锦灰三堆》问世。机缘来自2005年初春，同样敬仰热爱王世襄的友人杨元铮先生赴京搜集古琴资料时，竟在中央音乐学院查阜西先生遗存的书稿中，发现了半个世纪前王世襄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时所撰写部分稿件的晒蓝本，于是将其打印成帙，连同当年发表在期刊上的一些稿件复印后送给了王世襄，这不由使老人对那个时期所“遗留之雪泥鸿爪”，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怀旧之情。随后，北京大学王风先生又前往位于北京城北的音乐研究所新址，从其资料室中借出琴谱等件填补打印，因为其中多是明刊善本，王世襄为了学琴者免受到图书馆借阅之繁琐，认为值得录入其中，于是《锦灰三堆》成矣。
在《锦灰三堆》二十八篇文章中，共分音乐、忆往、文物和序跋四类，另有二十首诗词和四十三副联语，诗词联语均以作者手书影印。其中，除了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音乐类文章外，在忆往类文章里还回忆管平湖、张伯驹、郑振铎、张光宇和王季迁等文化界巨擘故友，至于涉及绘画、家具、竹刻、传统工艺和民间游艺等研究，也都是具有个人总结性质之作。而收入《锦灰三堆》中我们曾在前面章节里特别关注的那组《告荃猷》“悼亡诗”，细细读来，更是让人泪流涕下。关于书中涉及古典家具鉴定等内容时，记得王世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一再表示说，由于自己年纪大、行动不便、足不出户等原因，所得新的见闻自然也就少了，致使新作难免显得单薄，而深感愧对读者。其实，王世襄在文章中至少为人们指出了诸多补充新知识有效而可行的途径，这种毫无保留以金针度人的做法，难道不值得后人敬仰吗？因此，即便王世襄自谦地评价说《锦灰堆》系列是“一堆不如一堆”，也不妨碍人们对收入其中诸多妙文的追捧阅读。2005年11月程毅中先生在阅读《锦灰堆》之后，曾赋感怀诗《巨匠行》曰：
斗鸡走马少年行，盛唐气象现燕京。
王老十五二十时，豪气如虹追鲲鹏。
冬夏读书春秋猎，右牵黄耳左臂鹰。
葫芦就范造奇器，蟋蟀神勇百战赢。
赏心乐事不丧志，格物致知绝学兴。
追回国宝归故土，敌寇手中夺百城。
先生老去童心在，著书立说有定评。
锦绣成堆志未灰，精光四射灿日星。
国际知名获重奖，巨匠挥斤大器成。
九十老翁何所求，华夏文化有继承。
宝藏精品乐于众，行有余力续鸽经。
愿见珍禽四海飞，人人爱护年年传信报和平。
诚如斯言，王世襄的《锦灰堆》系列并非“一堆不如一堆”，更不是什么“食余剥剩，无用当弃”之物，而是展现这位文化老人、收藏奇士从未曾暗淡变灰的鸿鹄之志之载体，堪称是“锦绣成堆”。否则，2007年7月又何来《锦灰不成堆》之作呢？在《锦灰不成堆》中，我们感受最强烈的是王世襄对逝去老伴的深情追怀，即便是“三言两语”也让读者对袁荃猷女士那集于一身之美德，有一种平凡而朴素的亲切感。而书中回忆起的那些昔日故人旧事，无论是学术宏博年高德劭的文化巨擘，还是清寒无名不为人知的巷间匠师，抑或是鄙陋之人不堪之事，王世襄都真诚坦荡地褒奖有加或直陈批评，就是不掺杂假意虚妄之成分，这也是其文章引人阅读耐人回味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世襄在亲手制作的卞萝卜麦苗盆景旁留影
至于王世襄在前言、正文、附录和后记中多次提及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未曾给予其明确“平反”之旧事冤情，我们实在能够理解一位老人的耿耿于怀，因为他太珍惜自己历经磨难和坎坷而被证明的清白人生了，这与今天那些不要尊严一味贪蠹的厚颜无耻之徒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正是王世襄这些锥人心血的合情合理之诉求，不仅让人们更加理解了他选择走自珍之路的深层动因，也感受到了这位文化老人数十年来坚持走自珍之路的积极人生态度，因此洗刷强加于老人身上的不白之冤，给予老人一个符合事实的公正结论，并不是耄耋老人的耿耿于怀，而是一切有良知和信奉真理者的全体愿望。否则，何以面对老人在后记中所发出的那铮铮有声而悲壮之誓言呢？
人总有老的时候，我已九十有三，不可能有所作为。不过只要一息尚存，仍誓必为人民、为国家做有益的工作。
就在笔者这部《奇士王世襄》杀青时，老人依然伏在那张散发着沧桑岁月幽光的花梨独面板大画案前，以一支早已磨秃但仍不失锋锐的笔触，在不可预知的学术领域里用心躬耕，但是古老文化的那种醇厚味道已经溢了出来，直勾人们心里的阅读馋虫。
其实，纵观王世襄九十多年的学术人生，他的学术影响和他本人一样实在不可预知，就如中外历代先贤和他们的著述创造一样，在当时往往不为人知或受到应有的重视，这虽然与他们超越时代局限的卓越思想和惊人行动有关，但更多的则是时人太过注重眼前当下之利害，而不愿也不能脱离时代窠臼束缚的缘故。好在王世襄通过自己“五十四年如一日”坚持“茹辛含苦著书”的实际行动，使“世人终渐识真吾”，还蕴藏了极为丰厚独特的文化学术宝藏在等待着世人的慧眼发掘，谁也不敢预测何时会有人从中发现如明式家具一样的稀世珍藏，从而在世界范围刮起一次次强劲的“王氏旋风”。因此，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不仅仅是等待，更应该有行动，比如合上这部书的这一页便迈入王世襄的学术天地，这才是笔者撰写这部拙作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