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须用重典
紧靠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新开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布袍素巾、腰缠麻丝，一身守制装束的曾国藩在这个衙门里办事，当起以安境保民为主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已经有两个月了。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自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迎接。来到又一村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张亮基带着前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高级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当夜，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席，为曾国藩洗尘。张亮基如此隆重而诚恳地迎接，使曾国藩深为感动。一连几天，张亮基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官场要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厉镇压。张亮基完全赞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方略，张亮基也甚为欣赏。曾国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匪乱的建议。张亮基个人也表示同意，只是兹事体大，要曾国藩亲自给皇上上一奏章。最后，张亮基紧握曾国藩的双手，说：“今后有关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托给仁兄了，全仗大才经纬。湖南是仁兄桑梓，仁兄对湖南的挚爱之心，定不在亮基之下，千万莫存避嫌之念，尽管放开手脚，施补天之术，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宁。”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恨与张亮基相见太晚，对先前的谢绝颇感愧赧。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曾国藩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蒋益澧、萧启江、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錱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官员和士绅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春节刚过，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以道州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牌吊码，扩大组织，会众发展到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宣布起义，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曾国藩速派刘长佑、李朝辅带楚勇四百，王錱带湘勇四百前去镇压。刚出发不久，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王錱，叫他先去草市，然后再去道州。过几天，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起义，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积极发展会众，酝酿起事。更使曾国藩头痛的是，这几个月里，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劫；一种是太平军与清兵交战过程中，被烧了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一种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用过之后，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破坏性很大。
曾国藩指示审案局，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天天都装着犯人，天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怵，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往巡抚签押房，有几个心肠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并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成效，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一切都很顺利，心中甚为得意。
但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太平军在江宁建都立国，与朝廷作对，一百八十年前的三藩之乱重演以来，朝廷在任命曾国藩为第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后，又火速在安徽、江苏、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个帮办团练大臣，用以协助地方文武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骚乱。太平军声威大震，东南河山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向荣、张国梁奉命带领从广西跟踪出来的绿营沿江追击，在江宁南部建江南大营，把江宁城团团围住。琦善带着一支军队匆匆南下，在长江北岸的扬州建起江北大营，虎视江宁。本已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百姓，从此以后，又陷于血与火的战乱之中，命运更加悲惨。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张亮基视江忠源为左右手，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带到武昌，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这时，郭嵩焘也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接着罗绕典奉命到江西当巡抚，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他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更换一新。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瞧不起。曾国藩知道今后会有掣肘，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近来，长沙城里常有小股骚乱，抢劫、斗殴、聚众闹事等时有发生。团丁一去，肇事者先闻讯走了，往往抓不到。曾国藩很是恼火，为着警告闹事的匪徒，也为着在新巡抚面前表示团练坚决镇压的强硬态度，曾国藩亲自草拟“格杀勿论”的告示，印刷数百份，每份都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大印，大街小巷，城门码头，广为张贴。又加派团丁，四处巡逻监视，市中心和各主要街道上，更是严加防范。百姓人人低眉敛容，生怕与闹事匪徒沾上边。长沙城俨然处于恐怖之中，几天来，一片肃杀死寂。眼看坚决镇压的措施取得成效，曾国藩想：看来严刑峻法，确为治国治民的不易之道。
谁知没有安静几天，长沙城又爆发一场更大的骚乱。
曾剃头
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么？”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场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是由于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若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协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的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瓒又提出一个问题。
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瓒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瓒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合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瓒浑身热血奔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瓒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瓒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间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当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事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要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国葆押解犯人走后不久，荆七便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大人，衙门外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人，口口声声要见大人。”
“是些什么人？”曾国藩警觉起来，心想，“难道是串子会的人来了不成？”
“大半是老头老太婆，看来不像是歹人。”荆七回答，“要么，大人下令，叫康福带团丁轰走算了。”见曾国藩在犹豫，荆七自作主张地说：“我这就去叫康福。”说完扭头便走。
“回来！”曾国藩吼道。他对荆七这个行动甚为恼火，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等候训斥，但曾国藩并未训斥他，只是吩咐，“叫康福带着蒋益澧、萧启江等人跟着我，我要亲自见他们。”
曾国藩整了整衣冠，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门外，果然见外面跪着几十个头发斑白的老翁老妪。那些人见曾国藩一出来，便乱哄哄地喊着：“曾大人，曾大人。”头不停地叩着。曾国藩和颜悦色地说：“诸位父老乡亲，不知唤鄙人出来有何赐教？”
一个须发皆白、身穿旧布长袍的老者，拄着拐杖站起，说：“曾大人，各位公推老朽说几句话。”
老者刚一开口，便咳嗽起来。曾国藩高喊：“荆七，拿条凳子来，让老伯坐下说话。”
老者连称不敢，见荆七真的搬了凳子来，也便坐下。康福也为曾国藩搬了把太师椅，但他并不坐。
“各位乡亲都说，曾大人这几个月来，严厉镇压匪乱，长沙风气大为好转，这是曾大人的功劳。不过，”老者又咳起来，吐了一口痰说，“昨天，大西门内抢米之事，实乃奸商吴新刚逼出来的。廖仁和等为受害四邻打抱不平，开仓放粮，也是应百姓所求。且吴新刚仓中堆积的谷米，完全是这几年盘剥市民所得，现将它还给市民，亦不能称之为犯法。老汉今年八十了，年轻时也读过几年书，《礼》曰，‘贼贤害民则伐之’。吴新刚一贯害民，廖仁和等施以惩罚，亦合古训。望大人怜抢米者事出有因，宽恕其举措不当，释放廖仁和等十三人，以孚众望。另外，昨日数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终日，一并求大人开恩。”
老者说完，跪着的人一齐喊：“求大人开恩！”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着人群，心里狠狠地骂道：一群糊涂人！他强压恼怒，仍旧用平缓的口气说：“各位乡亲父老们，鄙人奉圣旨办团练，目的在镇压骚乱，保境安民。刚才这位老伯说的，几个月来长沙风气有所好转，鄙人深谢各位的支持。五谷丰老板吴新刚贪婪害民，鄙人亦有所闻。倘若昨日抢米者果真出自义愤，尽管举措不当，造成骚乱，鄙人亦可考虑从宽处理。但是，乡亲们，”说到这里，曾国藩提高嗓门，语气变得冷峻起来，“你们都受欺骗了，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根本不是见义勇为的豪杰，而是会堂匪徒！他们都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
阶下人群莫不惊愕万分，纷纷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本部堂有铁证在此。”曾国藩转脸对荆七说，“将昨夜串子会送来的恐吓信和短刀拿出来，让这些好心的父老们见识见识。”
荆七将刀和信拿了出来。曾国藩将刀一扬：“这就是串子会昨夜送来扬言要刺杀本部堂的短刀。”又拿起信说，“这就是他们的恐吓信，大家不妨看看。”
信在人群中传阅，有的叹息，有的点头，有的摇首。大家都被这封信给镇住了。
“各位父老乡亲，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都是串子会的骨干，借百姓对五谷丰米行的怨恨，乘机行此不法之事，妄图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以便乱中起事，附逆长毛。这等会匪，不杀何以平民愤，何以护纲纪？至于昨日不明真相、贪图小利的百姓，”曾国藩停下来，换成较为和缓的语气说，“烦各位父老转告，请他们放宽心，本部堂一概不追究。大家回去吧！”
见阶下人并无起身的样子，曾国藩突然大声说：“诸位到红牌楼看热闹去吧，十三名会匪的头颅已挂在那里半天了！”
众人惊惶不已，这才纷纷起身，向红牌楼奔去。刚才说话的老者边走边摇头，自言自语：“事情真蹊跷，怎么都成串子会了，先前从没听说过呀！”
旁边一个老妇人说：“阿弥陀佛，造孽呀，造孽，一下子砍掉十三个脑壳，这杀人就跟剃头一样。”
另一个老婆婆气愤地说：“么子曾大人，曾剃头！”
老妪无意间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从那天起，“曾剃头”一词，便在长沙城里四处传开。
过了几天，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买了几丈黄绫，做了一把硕大的万民伞，带着米行十几个伙计来到审案局，要面谒曾大人，谢谢他救了米行，并请他下令收缴那天被分出去的米。当王荆七将吴新刚的来意禀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扫帚眉倒竖，三角眼冒火，恶狠狠地说：“这个奸商，本部堂暂不动他，他倒翘起了狗尾巴！本部堂要他什么万民伞！你去正告他，今后若不改恶从善，老实经商，再有不法情事出现，本部堂将查封米行，严惩不贷！”
吴新刚听完王荆七疾言厉色的正告，吓得万民伞也顾不得拿，带着伙计们抱头鼠窜。曾国藩吩咐，就在门外将万民伞烧掉。
又是杀头，又是烧万民伞，长沙市民都摸不透这位团练大臣——曾剃头的心思。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审案局的委员们过了半个月的安静日子后，忽然又报抓了一个勾结串子会谋反的人，此人还是个秀才。黄廷瓒知曾国藩最恨串子会，又见犯人是个有功名的人，怕做不得主，请曾国藩亲自审理。曾国藩说：“一个秀才有多大的功名，何况他身为黉门中人，竟串通会匪，更是罪加一等。”他略微翻了翻黄廷瓒送来的案卷，吩咐升堂。待犯人押上来，曾国藩将特制的茶木条往案桌上重重一拍，厉声喝道：“林明光，你这个衣冠败类，快将如何与串子会匪首魏逵勾结的事，在本部堂面前如实招来！”
两旁团丁扶着水火棍，凶神恶煞般的吆喝一声：“招！”
案桌下那个长得白白净净、年约二十四五岁的秀才吓得叩头不止，连忙说：“大人明鉴，这完全是一桩诬陷案。学生是圣人门徒，岂肯与会匪往来，玷污清白。”
“这是怎么回事？”曾国藩一脸杀气地问站在旁边的善化县平塘都团总郭家虎，林明光就是被郭家虎押到审案局来的。郭家虎忙上前一步，低头说：“现有林明光的同里熊秉国为证。”
“带熊秉国！”
熊秉国被带上堂来，也是个二十多岁、穿着大袖宽袍的读书人。熊秉国靠着林明光的身边跪下。曾国藩又将茶木条重重一拍，声色俱厉地问：“熊秉国，林明光如何勾结会匪，你须实事求是讲来，不可在本部堂面前有半句假话！”
“是。”熊秉国磕了一个头，神气十足地说，“这有串子会大龙头魏逵的令牌为证。”说着，从怀中抽出一支上红下黑约一寸宽、六寸长的竹牌，站起来，双手递给曾国藩，自己又跪在原地。曾国藩看那令牌正面写着“串子会大龙头魏逵”一行字，背面画着红、蓝、黑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与半个月前收到的恐吓信上的标记一模一样。他心头火起，暗骂道：“这串子会果然猖狂！”于是绷着脸问：“这块牌子从哪里得来的？”
熊秉国答：“今早从林明光的书房里搜得。”
曾国藩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熊秉国良久，猛然大声问：“熊秉国，你如何知道林家有串子会的令牌？”
熊秉国被曾国藩的如电目光、如雷吼声吓得两腿发抖，全身冒出虚汗，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本都颜癞子告诉我的。”
“颜癞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曾国藩追问。
“大人，”熊秉国终于镇静下来，“颜癞子也一起来了，他可以当堂做证。”
团丁带上颜癞子。曾国藩见此人三十余岁年纪，一头癞子，鼻勾腮尖，贼眉贼眼的，心中已先讨厌。那颜癞子跪在熊秉国后面，不待审讯，就主动地说：“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是亲眼看到林明光与串子会大龙头魏逵勾勾搭搭的。前天夜里，小人因赌输急了，想到林家捞几个钱。刚爬上林家屋梁，就看见书房里灯火明亮，林明光与一个头扎黑布、身穿夜行服的人在悄悄说话。只听见那人说，‘这一百两银子是魏龙头的心意。魏龙头说，当初若不是老太太的恩德，他也没有今天。滴水之恩，尚且要涌泉相报，何况老太太的大恩大德。请你老千万收下。’我心想，好哇！你林秀才表面装得一本正经，看不起我颜癞子，原来背地里却与串子会偷偷来往，看我不告发你！曾大人，听说你老的告示上写明，捉一个匪徒，赏银五两，有这事吗？”
颜癞子抬起头来，挤弄鼠眼望着曾国藩。见曾国藩铁青着面孔，眼光凶恶，颜癞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低下头。
曾国藩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条，凛然喝道：“你还看见了什么？”
“是，是。小人在梁上还看见他们推来推去。最后，那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牌子说，‘这块牌子是魏龙头的令牌，他要我送给你老。魏龙头讲，只要这块令牌在身，方圆百里之内，无人敢动你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过令牌。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他勾结串子会的铁证吗？趁着林明光送那人出门的时候，我从梁上溜了下来。昨天一早，我到镇上酒店里喝酒，心里高兴，对老板说，‘给我打二两老白酒、一碟牛肉，记到账上，过两天就还钱！’我见老板还在犹豫，就高声说，‘你放心，你大爷要发财了，还能欠你这几个钱？’不想熊二爷这时也在店里喝酒。”
熊秉国点点头说：“治下当时正在那里……”
“不许多嘴！”茶木条重重地响了一下，熊秉国吓得赶紧缩口。曾国藩冷冷地望了颜癞子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是！”颜癞子继续说，“我心里想，熊二爷是个有脸面的人，凭我这副模样，又没有抓到林明光，这五两银子怕领不到，不如把它卖给熊二爷。打定了主意，我便附着熊二爷的耳边说，‘二爷，有个串子会的头目，被我发现了，你老要抓吗？’熊二爷一听，忙说，‘到我家里详说。’到了熊二爷的家，我把昨夜看到的都对他说了。熊二爷说，‘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里去讨赏，我给你五两银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说出去。’今日早上，熊二爷带着郭团总把林明光抓了起来。大人在上，小人说的句句是实。”
颜癞子说完，又在公堂上磕了几个响头。
这是个痞子！曾国藩心里骂道，对颜癞子说：“你下去吧！”
待到颜癞子下堂去后，曾国藩问林明光：“刚才此人说的是实话吗？”
林明光答：“大人，颜癞子所说的，有的是事实，有的不对。前夜的确有个人来我家，说是奉魏逵之令送银子来，也的确拿出了一百两纹银，但我分文未收。”
“你跟魏逵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要送你这么多银子？”
“大人，”林明光答，“这魏逵与我家非亲非故。五年前的一天，有一汉子突然晕倒在我家屋门边。家母信佛，一向乐善好施。见此情景，叫人将他抬进屋，又喊太爷给他诊治。原来此人得了乌痧症。太爷给他放痧，醒过来后，家母又留他住了一天。见他贫寒，临走时，又打发一点旧衣和钱。那人自称名叫魏逵，说今生今世不忘家母救命之恩，日后富贵了，要重重报答。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魏逵，也不记得此事了。前几个月，风言说串子会的大龙头名叫魏逵，我们也没有将两个魏逵联系起来。前夜，来人自称是串子会大龙头魏逵派来的，又拿出一百两银子，说是谢家母恩德。我这才知道，原来串子会的大龙头，就是当年倒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人。大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里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从来是安分守法的，我怎么愿意跟造反谋乱的串子会拉扯上？我坚决不受银子，那人见我一定不要，又从怀里拿出魏逵的一块令牌，说是可以护身，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我丝毫。我想目前世道这样乱，危急之间，有这道护身符在身也好，便收下了。大人明鉴，学生一时糊涂，不该收下魏逵的令牌，但学生决不想与魏逵有往来，更不愿参与他们谋乱的事。大人，学生再蠢，也是个秀才，懂得国法，岂敢做这杀头灭门的事！”说罢，磕头不止。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做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何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嫌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你老别看熊秉国穿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癞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的一只癞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贰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贰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还是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倘若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曾国藩便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他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勾。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出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贻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家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堂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之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作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敏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錱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錱、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錱、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摩，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弈，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面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上次岳阳楼上多多冒犯，请大人海涵。”
曾国藩亲手扶起杨载福，乐呵呵地说：“什么冒犯，说哪里话来？我能在洞庭湖畔结识足下，实为有幸。这一年来，足下可好？”
曾国藩上下打量着杨载福，见他身穿一套绿营军官衣服，便又问：“足下在哪个营做事，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杨载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去年蒙大人给我指明出路，第二天，我便将排上事安排好，带着大人写的荐书，到长沙投奔骆抚台。骆抚台问我，‘曾大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曾大人与我非亲非故，得荐书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骆抚台问我荐书怎么来的，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骆抚台说，‘你这个毛头小子，你知道曾大人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骆抚台说，‘曾大人是当今礼部侍郎，因回家奔丧，让你有幸给碰上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起大人的确说过回家奔母丧的话。骆抚台把我留在抚标右营，见我武艺尚可，今年初，提拔我当了个外委把总，派我到辰州协训练新兵，前几天才回长沙来交差。昨日在街上见到大人出的告示，方知大人在省里办团练。今天特地请了假，来拜谒大人。”
曾国藩见杨载福不负推荐，很是高兴，说：“足下这一年来长进很大，又有了训练新兵的经验，我想请足下到大团来训练勇丁，足下肯吗？”
杨载福说：“大人是我的恩人，莫说叫我来大团当教官，就是叫我立即入狼窝虎穴，敢不从命！”
曾国藩甚喜，当即给骆秉章写封亲笔信，请他放杨载福来大团听命，骆秉章自然准许。次日，杨载福即到曾国藩衙门报到。吃过早饭，曾国藩带杨载福到南门外操场，分到罗泽南一营当个哨官，并兼管全营教习。下午，曾国藩徒步从南门口操场回鱼塘口，途经盐道街口时，见提刑按察使司的几个差役锁拿一个汉子往前走。忽然，从后面跌跌撞撞地跑来一个妇人。那妇人抱住汉子的大腿，哭喊着：“春霆，我跟你一起去吧！”妇人哭声极为悲哀，引得路人全都停下来观看。又见后面跑来两三个汉子，扯着妇人的手往回拖，妇人死命不肯。那汉子满脸是泪，说道：“菊英，你多保重，过几年我再来接你。”差役们吆喝着，赶着汉子走。
曾国藩定睛看那汉子，年约二十六七岁，身材长大，足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膀阔腰圆，面孔虽黧黑消瘦，但两眼却大而有神，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曾国藩心想：好一条汉子，不知犯了何事？提刑按察使司的差役见是曾国藩，忙点头哈腰问好：“曾大人，你老回府去？”
那汉子听差役叫“曾大人”，连忙喊：“你老就是曾大人？我鲍超今日落难受辱，请你老救我。”
曾国藩感觉意外，问：“要我救你？”
“曾大人，你老不是在奉旨操练团练吗？鲍超愿投效你老帐下。我现在好比当年落难的薛仁贵，日后，我会辅助你老征东扫北。”
曾国藩想：此人口气倒不小，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妨将此人带到审案局详细问问。他对差役说：“把他押到审案局去，我要审问审问。”
差役面有难色，说：“陶大人要小的们这就押去，若送到审案局，陶大人怪罪下来，小的们吃不了。”
“不要紧，我这就打发人告诉陶大人，审问后即给他送去。”
鲍超又说：“曾大人，这妇人是小人的女人，请你老发点慈悲心，让她再在旅店住几天，待小人与她见一面后，再由马家带去。”
曾国藩叫王荆七把那女人送到旅店后，再到臬台衙门去告诉陶恩培，并要那几个汉子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差役无奈，只好跟着到了审案局。
曾国藩坐在大堂太师椅上，鲍超跪在堂下。他屏退差役后，对鲍超说：“你因何事被锁拿，要从实告诉我。”
鲍超磕了一个头，答道：“是。”然后慢慢地将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鲍超字春霆，是四川奉节人，自小父母双亡，帮人拾粪放牛糊口。十五岁时，曾经人介绍到峨眉山清虚观，为观里道人打柴担水，混一口斋饭吃。鲍超有力气，做事又勤快，虽性情暴烈，但为人爽直，很得观主清安道长的喜爱，清安道长空闲时教他一些武艺。鲍超不识字，却悟性好。各种武艺，一经点拨，便熟记在心，又肯下功夫苦练，三四年过后，鲍超便成为清虚观里第一号高手。清安道长有心想把他留在观里，但鲍超却过不惯峨眉山上的冷清生活，他要凭借这身武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挣个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前程。清安道长得知他的志向后，深为惋惜，悔不该当初看错了人。二十岁那年，鲍超为一件小事与观里另一道人口角起来，他挥起铁拳把那道人打得口吐鲜血，晕死过去。清安道长大怒，把他捆绑起来，打了五十水火棍。鲍超岂咽得下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便卷起包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想起师傅五年来的教诲之恩，自思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对师傅不起，便又转身上山，向清安道长告辞。道长并不挽留他，只叮嘱：“日后不管立下多大功劳，不管有多高官爵，都不要再对人提起清虚观这几年的事，更不要提为师的姓名。”
鲍超下山，来到成都投了军。几年过去，东打西跑，辛苦不已，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鲍超灰心了。
恰好，那年广西洪杨事发，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一来便被向荣看中，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地招呼鲍超。菊英爱鲍超一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了。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到长沙后，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鲍超夫妇好不气馁。盘缠眼看就要用光，伙铺老板又天天催房租，鲍超气得在一家酒店里喝了两斤白干，醉得昏昏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在酒店里大嚷：“谁要老婆，二百两银子，我把老婆卖给他。”大家都觉得好笑，便怂恿酒店马老板去买。马老板四十多岁，去年刚死了老婆，正要续弦，看鲍超不过二十几岁，料想老婆一定年轻，便问：“汉子，真的卖老婆？”
“真的。”鲍超布满血丝的双眼乜斜着酒店老板。
“不反悔？”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嗯。”马老板心想，连老婆都要卖的人，还有脸说男子汉大丈夫。他用鄙夷的眼神对鲍超说，“汉子，去看看你的老婆长得如何，麻脸瞎眼的我可不要。”
当场便有几个好事之徒，兴高采烈地跟着去看热闹。马老板见菊英年轻漂亮，大喜过望，当下拉出鲍超，说：“汉子，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婆娘，诸位帮忙做个证，可不许反悔呀！”
立即便有人写来一张字据，鲍超印了手模。
这天晚上，鲍超酒醒了，对白天卖老婆的荒唐之事后悔不迭。但木已成舟，他只得告诉菊英。菊英一听，顿时昏厥过去，老半天才醒过来，对鲍超的绝情灭义恨得要死。鲍超安慰妻子，说实在是万不得已，与其两人都死在此地，不如换得银子到江宁去，找到向提督，一两年后立了军功当了官，一定回长沙再来赎回。夫妻俩抱头痛哭一夜，第二天，马老板拿着二百两银子来，要把菊英带走。老婆是自己卖的，一时反悔不成，但他毕竟是个血性男儿，见真来抬老婆了，又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起，将马老板痛打了一顿。马老板无辜挨打，如何气得过，便到臬台衙门告了鲍超一状。又有手模契约，又有十多个人证，臬台陶恩培下令提拿鲍超，并将韦菊英判给马老板。
曾国藩细细听了鲍超这段叙述，心想：这个莽夫人品的确不太好，日后保不定忘恩负义、卖友求荣。转过来又想：鲍超也可怜，空有一身本事，却命运不济，英雄短路，也难怪他做出这等没良心的事来，吴起不也有过杀妻求将的事吗？现在正要几个有真本领的人来教习团丁，且不去管他的人品，先看看他的本事究竟如何。
曾国藩唤来差役，打开鲍超手上的锁链，又赏他一顿酒饭，要他当面表演几套拳术刀枪。
鲍超甚喜，他恨不得在曾大人面前把全身解数都使出来。当时来到射圃，脱了衣服，先表演了一套长拳。这套拳打得真好！将少林拳和峨眉拳融为一路，几声轻啸之后，但听得风声霍霍人影流窜。猛然间一声怒吼，只见他一拳冲出，“哗啦”一声，三层牛皮绷成的箭靶被打出一个窟窿。曾国藩脱口称赞：“好神力！”
一路拳打下来，鲍超心不跳，脸不红。曾国藩自己并不会武功，但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他身手不凡，心想大团一千多号勇丁，只怕少有能超过他的，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有这等本事，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大丈夫要的是封妻荫子，怎能做出卖老婆的蠢事来。你也不必到江宁去找向提督了，本部堂派你当个哨官，也管百十来号人，你愿意吗？”
鲍超受宠若惊，赶快跪下磕头，激动地说：“谢大人！大人好比鲍超的再生父母。今生今世，鲍超跟定大人，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曾国藩扶起鲍超，说：“今后要将本事全部教给勇丁，莫要保留。从我这里拿五十两银子回去，给二十两与酒店老板，当养伤之费，给人赔个不是，把字据取回；另三十两给你的老婆，把家安顿好。后天就到我这里来上任，陶大人那里，我叫人去了结。”
鲍超喜从天降，千恩万谢，回旅店去了。这里曾国藩修书一封，说明鲍超是个人才，要留下他教习团丁，不必再追究云云，交给差役回去复命。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骆中丞，这曾国藩做事，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久前才从衡永郴桂道任上提拔起来的陶恩培，拿着曾国藩写给他的信，来到骆秉章的签押房。
“什么事？”骆秉章问。
“一个兵痞子，自愿卖老婆，与人讲好了，还盖了手模。第二天翻脸不认账，还打得人家半死。状子告到我这里，情况属实，我把兵痞锁拿到衙门来审问。半路之中，曾国藩把他截走了，说是一个人才，他要留用。骆中丞，你看这办事还有个规矩吗？杀了那么多人，还弄些个什么站笼，惨无人道。杀人抢人，自行其是，全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下去，湖南一省，只要他曾国藩就行了。”陶恩培越说越有气。
“这曾国藩也是跋扈了些。”骆秉章同情陶恩培，“那十个站笼，倒是经我劝说，又拿出几份状子给他看，总算拆了。可是专断自决，则一点未改。上月到浏阳剿征义堂，又擅自杀了县团练副总张义山。张义山的副总是我批的，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杀了。回来后我虽不讲他，也给他碰了个冷钉子，平征义堂的事，一句不提。”
“那还提得，再提，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了。”陶恩培把身子往骆秉章跟前凑了凑，说，“中丞，听说鲍提督也讨厌这个姓曾的。”
正说着，左宗棠进来，把刚起草的《湖南境内匪患次第肃清》的奏稿送给骆秉章过目。
“中丞，肃清湖南境内土匪，主要靠的是曾涤生的团练，尤其是这次剿平征义堂，厥功甚伟。征义堂闹了好几年，浏阳县对之束手无策，上次江岷樵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山中，全赖曾涤生彻底扑灭。但奏稿对此只一笔带过，曾国藩的名字都未提及。我虽然按中丞的意思写了，但终究有点为涤生抱屈。”
“怎么是彻底扑灭？周国虞三兄弟一个都没逮住，难保不死灰复燃。”陶恩培不买曾国藩的账，更看不起连个进士都没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瞟了陶恩培一眼，权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对骆秉章说：“添不添，由中丞决定，但有功不赏已不当，现在连在皇上面前一句好话都舍不得说，只怕将来难以服人心。”
说完，抬脚就走。骆秉章连忙叫住：“季高，你看着添几句吧！”把奏稿又塞给了左宗棠。待左宗棠走后，骆秉章对陶恩培说，“曾国藩虽然专断了些，但他勇于任事，也难能可贵。皇上信任他，你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陶恩培说：“我倒无所谓，只是中丞你处于这种地位难以应付。论年龄，论资历，论现在的官位，哪样不在他曾国藩之上？团练就只能做团练的事，不能事事都插手。安徽的吕贤基、江苏的季芝昌，哪个不是在巡抚的管辖下办事？团练大臣几十个，没有哪个像他曾国藩这样！”
骆秉章没有作声。从他心里说，对曾国藩快刀斩乱麻、敢于任事、不避嫌疑的作风，并不反感。他是个老官僚，对官场那种推诿、敷衍、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的习气看得多了，深知国事就坏在这种风气上。难得曾国藩这几个月来雷厉风行，湖南境内的动乱已渐次肃清，功劳是大的。但曾国藩也太不顾各衙门的面子了，开口闭口总说湖南官员暮气深重，要起用一班书生来代替他们，气势咄咄逼人，办事从不与他们商量，许多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擅自处理。长此以往，弄得各衙门都不痛快，叫他这个巡抚如何当！停了一会，骆秉章问：“你刚才说鲍提督讨厌他，是什么事？”
陶恩培说：“听说曾国藩要撤换清德副将，提拔塔齐布，清德到鲍提督那里诉苦。鲍提督大为恼火，这不是清除异己、培植亲信吗？塔齐布还只是早几个月前才授予都司衔，现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署理抚标中营守备，比起清德来，还差得远呀！”
“呵，呵。”骆秉章漫应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他今年六十岁了，常常感到精力不支，陶恩培见状，便起身告辞了。
两个月前，当曾国藩把大团三营勇丁整顿好后，便与提督鲍起豹商量，这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来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已全部回防，本省一部分士兵随张亮基去了湖北，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去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份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在操练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中几个尖子。一个是署抚标中营守备塔齐布，他带的营每次会操都按时到齐，自己短衣紧裤，脚穿草鞋，为兵士作示范。曾国藩见塔齐布是上三旗中的人，对他格外亲切，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要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因此特别把他去年守城时的功劳提出，向朝廷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另一个是提标二营的千总诸殿元，他是武举出身，技艺精熟，训练士兵有方。还有一个把总周凤山，是镇筸兵中的小头目。此人不仅武艺好，且熟悉兵法，在镇筸兵中很有威信。大团中的三营，带队的几乎都是书生，虽然热情很高，有的武艺也很不错，但毕竟缺乏行伍经验。近来虽有杨载福、鲍超做教师，两个人究竟不够，于是曾国藩将塔齐布、诸殿元、周凤山请来当大团勇丁的教师，给他们双份饷。大团勇丁的武艺在一天天进步，绿营的训练也有起色。但不久，麻烦事来了。
原来，那些绿营兵，平素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次操练。就这一两次，去的人也不多，用几个钱雇个人代替，本人则睡觉、上馆子、下妓院。操练也有名无实，集个合，点个名，走走步伐，各自拿刀枪挥舞几下，就算完了。三伏天、三九天照例是不操练的。但曾国藩练兵，作风却大不一般。
大团一天的操练总在四个时辰以上，事事讲认真过硬，一丝也不许马虎。他自己一天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只能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集合上操场。那些绿营兵油子擦着惺忪的眼睛，胡乱穿上号褂，昏昏沉沉地跟着走，个个嘀嘀咕咕。曾国藩整天一刻也不离开练兵场。将士们无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天下来，浑身骨架都散了。不仅如此，他还要训话，喋喋不休地聒噪个把时辰，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尽忠报国，等等，讲得那些绿营兵腻烦极了，个个昏昏欲睡，一回到营里，便骂开了：
“这个曾剃头，早点死了好！”
“曾国藩不过是个团练大臣罢了，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们！”
“跟那些作田佬一起操练，脸都丢尽了。”
一个湘乡籍的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是个蛇皮癞，他每天都痒不可当，死命地抓，抓下的癣皮有一饭碗，血流不止。”
“活该！这是天报应。”
“让他一天痒到晚，上不了操场就好。”
士兵们在一阵笑骂中放出满肚皮怨气。
个把月后，除塔齐布的抚标中营外，其他营的士兵常常缺席。最近一段时期，上操场的绿营兵越来越少了，抚标中营也受到影响。曾国藩对此很恼火，尤使他难堪的是，长沙协副将清德，几个月来，凡会操一概不参加，派人请也请不动。这两次会操，长沙协缺席的又特别多，经打听，原来是清德对曾国藩重用塔齐布很嫉妒。塔齐布还是火器营的护军时，清德便已是副将了。曾国藩一来，便保奏塔齐布为游击，最近又保奏为参将，眼看就要与他平起平坐了。清德如何能服气！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明显地在讨好满人，想用满人来取代他。因此，清德不但自己不会操，而且对不会操的长沙协士兵也暗中支持。对于清德明目张胆的对抗，曾国藩十分恼怒。他听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有一次清德竟摘去顶戴，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查实以后，便决定拿清德开刀。
机会来了。六月初八日，是清德最宠爱的四姨太二十五岁寿辰。早在五天前，清德就大发请柬，准备为四姨太热闹一天。而这天，又恰恰是逢八的会操期。
初七日上午，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了一个告示，晓谕全体绿营和团丁，明早在南门外大操场会操，要对半年来的操练作一番全面大检查，不管是谁，不管任何原因，一律不得请假。
当晚，长沙协中被清德安排为酒席服务的兵士，公推几个代表到副将衙门，把曾国藩的告示给清德看。清德看完，把告示揉成一团丢到脚下，冷冷一笑：“不要理他，他神气得几天？长毛一平，他就得滚蛋。”
“大人，是不是让他点了名以后再来？”一个外委把总试探地问。
清德眼睛一瞪：“你们的饷是谁关的？长沙协归谁管？曾国藩的一张告示，你们就这样怕得要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副将！明天，操办喜事的人一个不能少。另外，有事有病的兄弟都可以不去。你们就说是我清德讲的，看他曾国藩能奈何我个屌！”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穿戴利索，骑马上南门外练兵场。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口烧红了的大锅。而南门外练兵场，无一株树，无一堵墙，灰尘扑面，沙石烫脚，更如同这口大锅的锅底正中，无情地折磨穿着号褂舞刀弄棒的兵丁们。
点名时，曾国藩知道长沙协缺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发作。到了巳正时分，曾国藩特意来到长沙协操练地。本来应到五百人的长沙协左营，现在不到三百人了。曾国藩顿时火起，下令全场停止操练，声色俱厉地问长沙协带队的都司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司吓得结结巴巴地禀告：有五十多号人在清德将军家办喜事，有七十多号人因病请假，有八十多号人半途溜走了。
曾国藩听后，对全场兵丁大声说：“各位弟兄们，你们看看，究竟是国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自己不来会操，还要弟兄们为他办私事。国家出钱招兵，是为他个人招的吗？大家都还只二三十来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长沙协就有那么多的人吃不了苦，不来的不来，溜走的溜走，这还像个军队吗？眼前这点苦都不能吃，日后两军搏斗，生死存亡之际，岂不当逃兵吗？本部堂四十多岁了，还和大家一起操练，所为何来？为的是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为的是保湖南全境不被长毛占领。今天天气是热了点，这样的天练兵确是一桩苦事，但比起流血杀头，这个苦就小多了。各位兄弟要体谅本部堂的苦心。常言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再冷再热，都不能不练兵。今天缺席的，每人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讲完后，要李续宾带一营湘勇到城里各处去寻找长沙协的兵，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天晚上，李续宾汇报：长沙协昨天有五十八人为清德办酒席服务，有四十六人在营房里乘凉、赌牌、聊天，有三十三人在酒店里喝酒，有十二人在妓院里胡闹，还有五十一人在城里逛街，真正生病卧床的只有六人。
曾国藩把这些情况写了一封长信，连夜打发人送到武昌张亮基处。按制度，各省绿营受总督节制，巡抚除兼有提督衔外，不得干预兵事。湖南绿营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管辖。张亮基对湖南绿营的腐败本极为不满，曾国藩又是他一再请出来的，看了曾国藩的信后，也很气愤，立即复信，交来人带回，请曾国藩按军纪国法处置。
于是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本，亲笔写道：
奏为特参庸劣武员，请旨革职，以肃军纪而儆疲玩事。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却迁延，望风而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其缘故，在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臣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亲往校阅。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六月初八日为其小妾过生，竟令五十余士兵为其办酒服役，并公开支持怕苦不愿上操之兵。该副将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
写毕，尚不解恨，又附一片：
再，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见贼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请旨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作士气。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撤掉清德，换谁来当长沙协副将呢？论才能，杨载福最合适。但他仅只一外委把总，小小的九品顶戴，与从二品的副将相差太远了。诸殿元也可胜任，但也只是个从六品的千总，骤升副将，也嫌太快。从官阶来看，塔齐布是参将，从三品，最高，从才具方面来说，固然不及杨、诸，但塔齐布老实恭顺，此外尚有杨、诸天生不及之处，那便是塔齐布为镶黄旗人。曾国藩深知皇上对汉人猜忌甚多，今后要建曾家军，从皇上到朝野满人都会不放心。倘若有人参一本，随便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就可满门抄斩。必须推个满人出来！名义上还要把这个满人摆在自己之上，才可能消除皇上及朝野满人的顾虑。若是推个才大心大的出来，今后驾驭不了，那就更麻烦。塔齐布虽无大才，但听话，又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想必日后不会有意为难。主意定了，曾国藩又补一片：
查署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臣今在省操练，常倚该参将整顿营务。现将塔齐布履历开单进呈，伏乞皇上天恩，破格超擢。
为使皇上采纳他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对满人的绝对信赖，他在片后着重补了一句：“如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曾国藩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事很快传到清德的耳中，他又急又恨，跑到鲍起豹那里，先不提参劾自己的事，而把营兵对曾国藩酷暑操练的怨气，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遍。他有意挑拨说：“鲍提督，兄弟们都在说，我们到底是受提督指挥，还是受团练大臣指挥？兄弟们跟曾国藩讲，鲍提督爱兵如子，三伏、三九天都不在营外操练，只在营内讲兵法。曾国藩不但不听，反而说你老治军不严，姑息放纵，养了一批老爷兵。”
鲍起豹本是一个骄悍昏庸的武夫，一向看不起文官，听了清德的话，勃然大怒：“曾国藩是个舞弄笔墨的文吏，他懂什么带兵练兵！朝廷尽用一批文官当团练大臣，真是笑话！曾国藩竟敢讥笑我治军不严，他懂不懂，哪有酷暑练兵的道理？六月天牛尚不用，何况人？这哪里是练兵，这分明是虐待士卒。”
清德见鲍起豹支持他，暗自得意，于是提起参劾的事：“六月初八日是贱妾的生日，又正是会操的日子，卑职想天这般热，有心让士兵们休息一天，在家躲躲热。曾国藩居然叫他的团丁到我这里清点人数，几个人上街，几个人在营，几个人帮我办酒席。上了一本给朝廷，要撤我的职，让塔齐布来当长沙协的副将。”
“岂有此理！参劾军中大员，事先不经过我，就上奏朝廷。他曾国藩读没读过大清军律？张制军不在这里，就是骆中丞也不干预营中之事，何况这撤换二品大员的大事。真是欺人太甚！”鲍起豹愤怒起来。
“都是塔齐布谄媚曾国藩，坏了咱们绿营的规矩。”
“传我的命令，从明天起，营兵一律不再与团丁会操，塔齐布也不准再到大团那里去教练。谁敢违背我的命令，先打他五十军棍！”
“鲍大人，卑职这个委屈实在受不了。”清德担心朝廷一旦接受曾国藩的参劾，他的二品顶戴就会被摘除。
“你放心，我这就向朝廷申述，不能让曾国藩为所欲为。”
从那以后，绿营士兵再也不来会操，塔齐布也不敢再来教练团丁了。大团勇丁无故遭长沙协士兵的袭击、唾骂之事屡屡发生，甚至曾国葆在街上都无缘无故地挨了他们一顿拳击。曾国藩心里窝着一团火，但他强忍着，也劝告曾国葆和其他受辱的团丁，天天照旧训练。他在等待着朝廷的批复，心里想：若朝廷支持，则不怕他鲍起豹嚣张；若朝廷不支持，马上辞职回荷叶塘守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