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里，我最亲密的朋友——音乐家汉纳·斯基恩，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他很奇怪，见不惯名利和野心。他热爱我的艺术，以为我演奏为乐。我想他算是最崇拜我的人了。他是个不错的钢琴家，经常整日整夜地为我弹奏，今晚弹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明晚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组曲，从《莱茵的黄金》开始，一直到《众神的黄昏》。
1913年1月，我俩一起到俄国做巡演。这次路途中发生了一件怪事。黎明，我们到达了基辅，乘坐雪橇前往酒店。睡意惺忪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马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摆着棺材，那么小的棺材，肯定给小孩子用的。我惊恐地抓住斯基恩的手臂，叫道：“啊，都是孩子——孩子们全死了！”
“伊莎朵拉，你怎么了，那儿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难道你看不见吗？”
“真的没有，除了雪。大雪堆在马路两旁，和孩子有什么关系？”
“雪？”
肖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不要怕，伊莎朵拉，可能是雪光引起的幻觉。人一劳累，就往往这样，过会儿就好了，但你得注意休息。”
为了放松身心，我去了一家俄国澡堂。热气腾腾的浴室里，一排排木制的长阁板错落有序。我躺在其中一块阁板上，服务员出去了。热气突然上涌，我被突然袭来的热气熏得掉了下来，不省人事，服务员急忙将我送回了酒店。检查说我有点轻微脑震荡。
“你今晚恐怕不能跳舞了，你正在发高烧。”
“但是我不想让观众失望。”我决意演出。
当晚的曲目是肖邦的作品。在演出结尾的时候，我出乎意料地对斯基恩说：“弹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吧。”
“还是不要跳这种曲子吧，依莎朵拉，我求求你。”
“我一定要跳。白天那个不祥之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要让上帝知道，我接受了他的喻示。我要用舞步走向悲哀，走向苦难，以救赎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妙。”
他见我态度坚决，便弹奏了起来。我双臂一举，舞蹈开始了。——首先向上帝致意。掉臂，两手下垂。胸向前高挺。膝微屈。收腹——表达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及逆来顺受的驯良。躯体歪斜。迟缓。踉跄。怀抱着死去的婴孩，走，走，走。灵魂飞升，光明挤进死亡的门缝。手指绕成白色的花朵，佩戴在命运的襟前……
舞毕。全场鸦雀无声。
斯基恩上来恳求道：“千万不要让我再弹这支曲子了。我体验到了死亡的滋味，我闻到了丧礼之花的芳香，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棺材……”
1913年4月回到巴黎后，我们在特洛卡迪罗演出。其中一场漫长的表演结束后，我们再一次合作表演了《葬礼进行曲》。观众们陷入宗教般虔诚的肃穆中，之后掌声雷动。甚至有些女人都哭了。
也许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一条漫漫长路。而无论路途有多坎坷崎岖，它依然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我们以为眼前是当下还未发生的未来，殊不知这个未来早已恭候在前。
自从在基辅表演《葬礼进行曲》之后，我总觉得不安，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降临。回到柏林后，我举办了几场演出，再一次在神灵的感召下，创作了一支舞蹈，表现一个突遭可怕打击的人，直面命运的残酷无情，勇敢地站了起来，追寻新的希望。
在我去俄国巡回演出期间，伊丽莎白帮忙照看着孩子们。我回到柏林后，便与他们会合了。他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常常手舞足蹈，看起来很快乐。我们一起回到巴黎，住在我位于纽利的大房子里。
我终于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我常常站在阳台上，悄悄地看着迪尔德丽自己编舞。她根据自己写的小诗编舞——宽敞的蓝色工作室里，她舞动着小小的身子，并且用甜美的童音朗诵道：“现在我是一只鸟，我高高地飞呀，飞到蓝天白云上”；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我是一朵花，抬头望向鸟儿，摇啊摇。”看着她如此优雅和美丽，我想或许有一天她能继承我的学校吧。她是我最好的学生。
儿子帕特里克也开始跳舞了，只不过伴奏音乐比较古怪。他从来不要我教。“不，”他一本正经，“帕特里克要跳属于帕特里克自己的舞。”
在纽利的生活让人身心愉悦。在工作室练舞，在图书室阅读，在花园里跟孩子们玩耍或跳舞，都让我乐在其中，我不想再出去做巡演而跟他们分开。他们一天比一天漂亮，我也更加舍不得离开他们。我预言，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将作曲与舞蹈这两种天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我的儿子就能担此重任。
邓肯与女儿迪尔德丽在一起把我和两个可爱的孩子联结在一起的，除了血肉亲情，还有艺术。他们和我一样都对音乐深深着迷，喜欢待在工作室里，听斯基恩弹奏或者看我跳舞。他们会静静地坐在旁边，露出陶醉的神情。小小年纪的他们，居然拥有如此强烈的专注力，着实令人吃惊。
还记得一天下午，伟大的艺术家拉乌尔·普尼奥为我弹奏莫扎特的乐曲。孩子们踮着脚尖溜进来，立在钢琴两侧。他弹完后，两个满头金发的小家伙不约而同地从他的胳膊下钻出来，极其崇拜地看着他，后者惊呼道：“两个小天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莫扎特的天使！”小家伙们灿烂地笑了起来，然后爬上他的膝盖，将脸埋进他的胡子里。
拉乌尔·普尼奥，法国钢琴家、作曲家、教师，法国钢琴乐派早期最重要的代表我心满意足地看着这美好的组合，一点儿也想不到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那种结局。
时值3月，我轮流在夏特菜剧院和特洛卡迪罗剧院演出。虽然日子过得还算如意，可我还算隐隐感到不安。
一天晚上，在特洛卡迪罗剧院，斯基恩用管风琴弹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我再一次跳起了那支舞。我的额头感受到了那股凉意，我的鼻子闻到了白色晚香玉和葬礼花朵的浓烈气味。穿着一袭可爱的白色服装的迪尔德丽，坐在中央包厢里，见我跳起这样的舞蹈，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哦，为什么我的妈妈那么伤心、那么难过啊？”
这是悲剧的一个小小前兆，不久，我生活中的所有快乐都永将结束。我相信，尽管一个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有些致命的伤痛会伴随终生。一个人或许可以如行尸走肉般生活，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有人说，悲痛可以让人升华；而我只能说，悲剧发生前的那几天，实际上是我精神生活的最后几天。从那以后，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飞离——飞离——飞离那恐怖的悲剧，我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逃避那场悲剧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像悲哀的“流浪的犹太人”，像“鬼船船长”。对我来说，生活像一艘幽灵之船，在一片虚无中航行。
心理上的变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这是一种奇异的巧合。波瓦瑞特为我设计前面所说的那个神秘小房间的时候，在每扇金色的门上挂了浓黑的十字架。起先，我只是觉得这种设计独具匠心；渐渐地，我感觉到这些黑色十字架仿佛也是一种预兆。
尽管我的生活看起来一帆风顺，实际上笼罩着一种诡异——可以说是不祥之兆。我会突然在子夜醒来，陷入惊悸。于是，我整晚整晚地亮着灯。一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床对面的黑色十字架里走出来一个人影，一袭黑衣，移进我的床脚，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有好一会儿，我吓得不敢动。随后，我将所有灯点亮，那个人影也就消失了。这次之后，我又不断遭遇了这种可怕场景。
我为此深受困扰。一天晚上，好友雷切尔·布瓦耶夫人请我吃饭时，我跟她倾诉自己的苦恼。她听后大吃一惊，热心肠的她坚持要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医生。她怀疑我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
年轻英俊的雷内·巴德特医生来了。我描述了自己的幻觉。“你的神经显然是过度紧张了，你最好到乡下住几天。”
“但是我在巴黎还有演出任务，合约早就签了。”我回答。
“那么，去凡尔赛吧——凡尔赛很近，你可以开车来回。那里的空气对你有好处。”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们的保姆，她也很高兴，说：“凡尔赛很适合孩子们去。”
于是，我们收拾了几个旅行手提包，正要准备出发的时候，一个瘦瘦的黑衣人出现在家门前，慢慢地沿着小路走过来。是我神志不清，还是那个人从黑色十字架里走出来了？她走到近前我才认出来。
“我跑出来，”她说，“只是为了来见你。我最近老是梦到你，觉得很有必要来见你。”
她就是那不勒斯女王。几天前，我还带着迪尔德丽去觐见过她。
我说：“迪尔德丽，我们要去觐见女王。”
“哦，那么，我该穿上礼服了。”迪尔德丽说。她把波瓦瑞特为她制作的一条有很多绣花和褶裥边的精美小连衣裙称为礼服。
我花了点时间教迪尔德丽正统的宫廷礼仪。她学得很开心，只是到了最后忽然哭了起来，说：“哦，妈妈，我很怕，怕见一个真正的女王。”
我觉得，可怜的小迪尔德丽肯定是以为自己要去的是真正的宫廷，就像童话舞剧里演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去的只是女王位于林地边缘的美丽别苑。当我们被领到一位白发辫子盘在王冠下、身材瘦削、举止优雅的女人面前时，迪尔德丽大胆地向她行了一个宫廷屈膝礼，然后笑着奔向女王伸出的双臂。女王仁慈和善，迪尔德丽一点都不怕她。
这天，女王戴着黑色面纱来见我。我告诉她我们正要去凡尔赛，并把理由也说了。她说很愿意与我们同行——这对她来说，算是一次冒险活动了。路上，女王忽然伸出慈爱的双臂，把我的两个孩子揽进怀里，紧紧地搂在胸前。当我的小家伙们的金发脑袋贴着女王的黑衣的时候，我仿佛再一次看见最近老是折磨着我的幻象。
来到凡尔赛后，我们和孩子们愉快地喝茶，随后我护送那不勒斯女王返回她的府邸。女王是命运多舛的伊丽莎白二世的姐姐，是我见过的最亲切、最仁慈、最聪慧的人。
第二天，我在特里阿侬酒店美丽的花园中醒来，近日来所有笼罩在心头的阴霾全都化为乌有。医生是对的，我需要来乡间休养。不过，如果古希腊悲剧中的歌舞队在这里该有多好啊！他们也许会举例告诉我，人们为了躲避灾祸而刻意选择相反的道路，往往就是径直走向了灾祸，比如不幸的俄狄浦斯王。要是我没有来凡尔赛躲避纠缠着我的死亡幻影的话，孩子们就不会在3天后死于那条熟悉的道路了。
那晚的情景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那样跳舞。我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化为一团欢乐的火焰——一团火——火星四溢。重跳了好几遍之后，我最后以《瞬间的音乐会》收场。在舞动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似乎在歌唱“生命与爱情——最大的欢乐——源源不断——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需要的人们”。突然，迪尔德丽仿佛坐到了我的一个肩膀上，帕特里克坐到我的另一个肩膀上，他们稳稳地坐着，兴高采烈；我一边舞动着，一边转过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看着他们稚嫩而明亮的笑容——我的双脚不知疲倦地跳着。
那晚的舞蹈结束后，我得知洛亨格林来了，这个几个月前去了埃及后再也没有现身的男人，来到我的包厢。他似乎被我当晚的舞蹈吸引了，提议在香榭丽舍酒店的奥古斯丁套房跟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回去后，坐在餐桌前等着他。一小时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出现。对此我深受打击。且不提他去埃及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我其实一直都深爱着他，并盼着这次与他会面，还想让他亲眼看一看他茁壮成长的漂亮儿子。到了3点，他仍然没有出现。失望之余，我回到凡尔赛看孩子们。
伊莎朵拉为她的孩子而舞蹈演出和等待很快让我精疲力竭。我爬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进来把我吵醒了。他们就像往常一样，跳到我的床上，咯咯地笑着。然后，我们也像往常一样，共进早餐。
帕特里克显得尤为兴奋。他自娱自乐，用小手推一张张椅子，椅子倒下的时候，他就欢快地叫起来。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前天晚上，一个陌生人给我寄来两本制作精美的书，作者是巴贝尔·多尔维利。我伸手从旁边的桌上取出了一本，正要责怪帕特里克太闹腾的时候，目光落在书中“尼俄泊”这个名字上，接着读到这么一段文字：
神气十足的母亲啊，你为孩子感到骄傲。当人们谈起奥林匹斯的时候，你竟然在暗笑。为了惩罚你，神的利箭射向你忠实的孩子们的头颅，你那宽阔的胸膛根本保护不了他们。
保姆也不耐烦了，让帕特里克别再大吵大闹。
保姆面慈心善，她也十分疼爱孩子们。
“噢，由他去吧，”我喊道，“要是没有了孩子们的吵闹声，生活会变得多么无聊啊。”
一个念头闯进我的脑海里——如果没有了他们，我的生活将多么空虚、多么黑暗！他们充实了我，他们带给我的欢乐，比艺术带来的欢乐要多很多，比任何一个男人带来的爱的欢欣要多出一千倍。我继续往下读：
你转身迎向利箭射来的方向，等待胸膛被刺穿……你等待着！可是没有用，高贵而又不幸的女人啊。神的弓已松开，你被戏弄了。
你就这样等待着，在死静的绝望和满腔的沉郁中度过每一天。你心如止水，了无生气。人们传言，你变成了峭壁上的岩石，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赶紧将书合上。我把两个孩子叫过来，张开双臂把他们拥入怀中，还流下了眼泪——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早上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个动作。多少次，在无眠的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责问自己为什么没有留意那些不良的预兆，来避免悲剧的降临。
那天早上，天空略有些灰白。对着花园的窗户开着，迎春花已经开了。春色宜人，一派欢欣繁荣的景象。正是在那天，我第一次感受到当年的春之欢欣，再加上眼前的孩子们那么活泼、可爱、快乐，我喜不自禁，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奔到花园里跟他们共舞。我们三个人其乐融融，保姆也在边上面带笑容。
伊莎朵拉及一双儿女电话铃突然响了，是洛亨格林打来的，让我带上孩子们，到城里见他。“我想看看他们。”他已经4个月没见过他们了。我很高兴，心想这是我与他重归于好的机会。事实上，我一直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我悄悄跟迪尔德丽说了这个消息。
“啊，帕特里克，”她喜出望外地喊道，“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多少次，我回忆起她的喊声——“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我的可怜、脆弱、美丽的孩子们啊，如果我早知道那天等待你们的是怎样一个厄运的话，我怎么会让你们去呢？
保姆开口说话了：“夫人，我想今天要下雨——可能他们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多少次，就像身处可怕的梦魇里，我听见她的告诫，我诅咒自己的充耳不闻。我当时只是觉得，如果孩子们在场，我跟洛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坐着汽车从凡尔赛到巴黎的途中，我把两个小家伙搂在怀里，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和信心。我想，只要洛亨格林见到了帕特里克，就会消除对我的敌意。我甚至还梦想着我们的爱会继续，并且共同实现真正伟大的目标。可是谁能料想，这居然是一次死亡之旅。
去埃及之前，洛亨格林在巴黎市中心买了一块地，打算在那里为我的学校建一座剧院。这个剧院将会成为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相聚的地方，是他们交流的天堂。在那里，杜丝可以为她神圣的艺术找到一个适合的舞台设计；穆内·苏利可以实现他长久的梦想，依次上演《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三部曲。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想象着这一切，我的心因为艺术的伟大远景而雀跃不已。然而，那座剧院注定无法建成，杜丝没有找到配得上她的艺术的殿堂，穆内·苏利也一直没有实现将索福克勒斯三部曲搬上舞台的梦想。为什么艺术家的希冀，几乎总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呢？
正如我所料，洛亨格林见到自己的儿子后非常高兴，包括见到可爱的迪尔德丽。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开心地享用午餐，吃了很多意大利实心面条，喝了基安蒂红葡萄酒，聊了那座剧院美好的未来。
“它将是伊莎朵拉的剧院。”他说。
“不，”我回答，“它将是帕特里克的剧院，因为帕特里克是一个伟大的创作者，他将根据未来的音乐趋势创作新的舞蹈。”
午餐结束后，他说：“今天过得真愉快，我们一起去幽默者沙龙吧？”
但是我有排演任务在身，不能同去。于是，洛亨格林带着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的年轻朋友H走了，我则跟孩子们还有保姆去纽利。我在门口对保姆说：“你和孩子们进屋来等我排演完好吗？”
她说：“不了，夫人，我想我们还是回去比较好。小家伙们需要休息。”
邓肯其时身处的美国舞蹈界，主要由三种传统舞组成：社交舞、体操及芭蕾舞我跟他们吻别，说：“我待一会儿就回去。”离开的时候，小迪尔德丽把嘴唇贴在玻璃窗上。我凑上前，隔着玻璃窗亲吻她的嘴唇。冰冷的玻璃带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走进宽敞的工作室。排演的时间还没到，我想歇一会儿，于是上楼去了小房间，舒服地躺在长沙发椅上。房间里摆着别人送来的鲜花和一盒糖果。我拿了一颗糖，懒洋洋地含着，心里思忖：“的确，我毕竟是非常幸福的——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拥有艺术、成功、财富、爱情，更重要的是，我有美丽的孩子们。”
我一边吃糖果，一边高兴地想着：“洛亨格林回到我的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就在那时，一阵陌生的、奇怪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里。
我转身就看到洛亨格林，他像受了伤似地大喊，“孩子们，孩子们死了！”
我记得一种奇异的感觉朝我袭来，只觉得喉咙里像吞了炙热的煤块般一阵灼热，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还轻轻对他说话，想要安慰他，告诉他这不可能是真的。之后又来了好多人，可我还是对这一切难以置信。后来进来一个长着深色胡子的男人，人们告诉我他是医生。“这不是真的，”他说道，“我会救他们。”
我信任他，我想跟他一起去，但是人们拦住了我。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实际上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担心面对打击我会崩溃，但是当时我转而进入了一种兴奋状态。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哭，我没有，反而强烈渴望去安慰他们。回头想想，我当时那奇异的思想状况还真是难以理解。是我真的能洞察一切，知道死亡并不存在——两具小小的冰冷的蜡状物体不是我的孩子，而只是他们丢下的外衣？还是我知道他们的灵魂会在光辉中永生？一个母亲一生只会有两次歇斯底里的哭喊——生命的诞生和死亡。当我想到那些冰冷的小手再也不会抓着我的手，我听到了自己的哭喊——正如分娩时那样的哭喊。一种是人间至喜，一种是人间大悲，为什么两种哭喊如出一辙？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它们是相同的。难道是在宇宙之中存在一种包含了喜怒哀乐的伟大哭喊，便是造物主母亲的哭喊？
伊莎朵拉两个孩子在巴黎的葬礼有时候早上为了点儿小事我们跑到街上，不期然遇到一支黑压压送葬队伍，会觉得不舒服，想到自己爱着的人，联想到自己千万别出现在这黑压压的送葬队伍中。
从小我就对反对一切与教会或教义相关的事。阅读过英格索尔、达尔文和非基督教哲学后，我的这种感觉就更深了。我反对现代的婚姻制度，而且认为现代的葬礼观念糟糕透顶，粗鄙到近乎野蛮的地步。正如我敢于拒绝婚姻、敢于不让我的孩子们受洗一样，我现在也同样拒绝为他们举行所谓的基督教葬礼这样愚蠢的仪式。我只有一个心愿——这个可怕的事件，应该转化为一种美。我没有穿上丧服。为什么要换衣服？我一直认为，穿丧服非常荒谬，也没有必要。奥古斯丁、伊丽莎白和雷蒙德知道我的心意，他们在工作室里摆满了花朵。我苏醒后，首先听到的就是科隆交响乐团在演奏格卢克的《奥菲欧》中的凄美挽歌。
可是，要想在短短一天内改变令人厌恶的陋习并且创造美好，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按照我的想法，就不会出现戴黑色帽子的阴郁的男人，不会出现灵车，还不会出现让死亡变得恐怖阴森而非升华超脱的丑陋无用的愚蠢仪式。拜伦在海边架起柴堆火葬雪莱的场景是多么美妙啊！在我们的文明中，我只看到缺乏美感的火葬场。
雪莱的葬礼我多么希望以某种动作、某种最后的光辉跟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甜美的保姆的遗体告别啊！我相信总有一天，世界的“智慧”会摒弃这些丑陋的教会仪式，创造并分享一种美丽的告别仪式。当然，相对于把死者土葬而言，火葬场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就目前而言，我的这种观念还是遭到了许多正统教徒的批判和憎恨。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因为我希望在和谐、色彩、灯光和美好中与我亲爱的孩子们告别，因为我将他们的遗体送去了火葬场而不是埋在泥土里被虫子噬食。还要等待多久，那种智慧才能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死亡呢？
我来到火葬场阴森森的地下室，看到眼前的棺木里躺着我亲爱的孩子们：金发的脑袋、花朵般蜷曲的小手、轻灵的小脚——现在就要交给火焰了——从此以后只剩下一小捧可怜的骨灰。
失去了孩子们，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啊，学校里的小姑娘们围着我，纷纷对我说：“伊莎朵拉，为我们而活吧。我们不也是你的孩子吗？”这让我清醒过来。她们站在那里，也为此伤心不已，我应该去安抚她们的悲痛。
如果这场伤痛来得更早一些，我也许能够克服；如果来得更晚一些，我也许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但是啊，它偏偏发生在此时此刻，发生在我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能量的时刻。我觉得身上所有的活力和能力都被彻底摧垮了。如果有一种伟大的爱能够将我包围、将我带离，我或许会好很多。然而，洛亨格林并没有对我的呼唤作出回应。
雷蒙德和他的妻子佩内洛普要去阿尔巴尼亚救助难民。他劝我届时到那里找他。我和伊丽莎白、奥古斯丁一起，前往科孚岛。我们途经米兰，在当地休息一晚。我被带到4年前住过的房间，在那里，我曾为了小帕特里克的出生问题犹豫不决，内心争斗了几个小时。结果他出生了，长成了我在圣马可大教堂梦想的天使模样，然后又离开我了。
当我再一次望向画像中的女人的时候，她那双邪恶的眼睛似乎在说：“一切都通往死亡——不是正如我所说的吗？”无边的恐惧向我袭来，我慌不择路地奔向走廊，恳求奥古斯丁带我到另一家酒店。
我们在布林迪西上船，不久，在一个明媚的上午抵达科孚岛。万物生机勃勃，我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身边的人说，我一天天地、一周周地坐在那里，眼睛仅仅盯着前方。我没有了时间概念——我进入了一个凄凉昏暗的世界，不再有生存的意愿，不再有行动的力量。真正的悲伤来临的时候，遭受打击的人会失去了动作和表情。正如尼俄泊最终化为了石头，我静静地坐着，渴望在死亡中飞升。
洛亨格林在伦敦。也许，他来到我的身边，就可以将我从这种凄惨的、死寂的昏沉中解救出来。也许，一个温暖、深情的怀抱，就可以让我回归生活。
一天，我请求大家让我一个人待着。昏暗的房间里，窗帘全拉上了，我躺在床上，双手抱胸。在极端的绝望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向洛亨格林发出讯息。
“来我身边吧。我需要你。我要死了。如果你不过来，我就跟随孩子们去了。”
我像祈祷般，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
我醒来时，已经是深夜。随后，我又心如刀绞地睡去。
第二天上午，奥古斯丁叫醒我，手里捏着一封电报。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伊莎朵拉，我立刻前往科孚岛。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等待着，一丝希望之光穿透了沉郁的黑暗。
一天上午，洛亨格林出现在我眼前，脸色苍白，神情焦虑。
“我以为你死了。”他说。
他告诉我，就在那个我向他发出讯息的下午，我像个虚幻的幽灵般出现在他的床前，一字一句地说着讯息中的那些话，反复地说着：“来我身边吧！来我身边吧！我需要你，如果你不来，我就会死去。”
美丽的科孚岛当我确信我们之间有心电感应之后，我开始萌生出希望，想要通过这种内在的爱之冲动，将过去的不幸一笔勾销，让自己再一次感受到内心的活力；也许还会有孩子们来到世上慰藉我。然而，这仅仅是我单方面的愿望。我强烈的渴求、我的悲伤，沉重得让洛亨格林承担不起。一天上午，他不辞而别了。我望着那艘渐渐驶离科孚岛的轮船，望着它消失在蔚蓝色的大海里。我知道他就在船上，而我再一次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于是对自己说：要么立即结束生命，要么找到一种能够克服夜以继日吞噬着我的痛苦的方法，努力活下去。每到夜里，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那个可怕的上午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似乎听到迪尔德丽在说：“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似乎听到保姆在说：“夫人，可能他们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我似乎听到自己疯狂地回答：“你说得对。留下他们，我的好保姆，留下他们，今天别让他们出去了。”
雷蒙德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了。他保持着一贯的激情。“整个国家都需要援助。村庄被毁了，孩子们在挨饿。你怎么可以留在这里顾影自怜？过来吧，过来照顾孩子们，安慰妇女们。”
他的建议很奏效。我重新穿上希腊式的束腰短裙和便鞋，跟他去了阿尔巴尼亚。他为救助阿尔巴尼亚难民的援助者建了最为简朴的营地。他到科孚岛的市场买了原棉，装在事先租下的小汽船上，运送到难民最多的港口圣夸伦塔。
“但是，雷蒙德，”我说，“你怎么用原棉填饱饥民们的肚子？”
“等会儿，”雷蒙德说，“你会明白的。如果我运面包过来，那只能确保他们今天有东西吃；可是我给他们原棉，那么他们以后也有东西吃。”
我们在圣夸伦塔布满岩石的海岸登陆。雷蒙德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中心站，并挂了一块牌子：“愿意将原棉纺成线的人，每天将得到1德拉克马。”
伊莎朵拉的哥哥雷蒙德一家很快，贫穷、瘦弱、饥饿的妇女排成了一个队伍。有了德拉克马，她们就可以从希腊政府设在港口的网点买到黄玉米。
雷蒙德又驾着小船前往科孚岛。他在那里指挥木匠制作纺织机，然后运回圣夸伦塔。新挂的牌子上写着：“愿意将线织成花布的人，每天将得到1德拉克马。”
成群结队的饥民前来应征。雷蒙德提供的花布图案，取材于希腊古瓮上的设计。很快，一群妇女聚集到海边干活。雷蒙德教她们一边纺织一边唱歌，场面非常欢快。布织好后，又被制作成美丽的沙发套。雷蒙德拿到伦敦售卖，赢利百分之五十。他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面包店，出售白面包，价格比希腊政府出售的黄玉米便宜一半。就这样，他建起了一座难民村。
我们住在海边的帐篷里。每天日出之际，我们跃入大海，纵情游泳。雷蒙德偶尔会搞到一些额外的面包和土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翻山越岭，把食物分发给各个村庄的饥民。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奇特而又悲惨的国家。这里有最早的祭祀雷神宙斯的神坛。之所以称为雷神宙斯，是因为这个国家——不论冬天或夏天——总是雷声大作、暴雨连连。暴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穿着长袍和便鞋，艰难地行走。我觉得，淋雨走路比穿着雨衣更让人怡然自得。
我看到了很多悲惨的景象。一个母亲坐在树下，怀里抱着婴儿，三四个孩子依偎在身旁——全都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房子被烧了，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被土耳其人杀害，牲畜被偷，庄稼被毁，只剩下可怜的母亲和幸存的孩子们。面对这样的家庭，雷蒙德总要给好几大袋土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营地，可是我的精神却异常亢奋。我的孩子们离开了，但是还有其他人——那些挨饿的、受难的人，难道我不能为这些人活下去吗？
圣夸伦塔没有理发师。我第一次为自己剪发，将剪下来的头发扔进大海。
我恢复了健康和活力，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救济难民。显然，艺术家的生活与圣徒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我身上的艺术细胞在苏醒。我觉得，凭我一个人有限的力量，要想改变像阿尔巴尼亚难民这样的苦难，真是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