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描述我第一眼看到叔本华的文字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那我得先说说我的一个想法——这一想法在我年轻的时候，比起任何其他的想法都要频繁和迫切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早年的日子里，每当我随心放纵所欲时，我就在想：命运会把教育我自己的可怕责任和工作从我肩上移走，亦即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找到一个哲学家做我的教育者：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我们不用多加考虑就会放心听从的人，因为我们信任他甚于信任我们自己。然后我就问自己：这位哲学家，将会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教育你？我也在想，对我们那时期流行的关于教育的两句格言，他会是怎样的看法？第一句格言要求教育者很快了解到受教育者的真正长处，然后投以全力、心血和阳光，目的就是帮助把那一长处达致真正的成熟，结出果实。第二句格言则要求教育者培养受教育者身上的所有潜力，让其相互间和谐发展。对一个有着明显倾向要成为金器匠的人，我们可根据此格言强行让其学习音乐吗？本韦努托·切利尼[1]的父亲一而再地强迫儿子学习那“可爱的小角”（他儿子则称为“该死的笛子”），他这样做是对的吗？对切利尼这样有着如此强烈和鲜明突出天分的人，人们难称其父亲的做法合理。这样，或许那条要和谐培养所有潜力的格言，就只是适用于天分更弱的人了？——在这些人的身上，虽然有着成堆的需求和倾向，全部加在一起和单个而论，却都不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又何曾见过像切利尼那样的一个和谐总体？见过像他那样从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同时发出众多但又彼此调和的音声？切利尼就是这样的人，其认知、欲望、爱、憎，都朝向一个中心点，其力量有着很深的根源；通过那活力中心点及其发出的强有力的控制，而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活动系统。这样的话，这两句格言或许就不是互相矛盾的了？或许第一句格言只是说人应该有一个中心点，第二句格言则说人也应该有一个圆周？我所梦想的能给我教育的哲学家，不光能发现那向心力，而且还能知道如何避免这向心力干扰了其他的力；我觉得，他的教育任务更多的是要把人塑造为一整个鲜活的太阳与行星体系，帮助我们认清人这一更高级力学装置的规则。
但这期间，我还是没能找到这位哲学家。我尝试着不同的哲学家；我发现我们现代人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互相比较的话，就会显得相当地可怜，甚至只是在严肃认真理解教育的任务方面而言。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需求跑遍整个德国，尤其是跑遍各个大学，却不会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在此，许多更低级、更简单的愿望也仍然无法得到满足。例如，谁要是真心想获得训练成为一名演说家，或者谁打算入读一所写作学校，那他就会发现并没有这样的老师和学校。人们似乎没有想到过：演说和写作是艺术，没有悉心的指导和艰苦的学习，是不可能掌握的。但我们的同时代人，却对教育者和教师缺乏要求，也缺乏期望（这一半出于吝啬，一半出于没有思想）——这清楚和可耻地显示了这些同时代人那良好的自我感觉，其实是多么自以为是。在家庭教师的名下，又有什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就算是在我们那些最高贵的、受到过最多教育的家庭！那被称为高级文科中学的，却是怪癖头脑的大杂烩加上陈旧的设置，并且还不乏这样的学校！所有那些最高等教育机构，那些大学，又有什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考虑到把一个人教育成人的艰难任务，那些是怎样的导师，怎样的研究所！甚至德国学者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种受人赞赏的方式，也首要显示出他们想得更多的是科学，而不是人类；他们受训为科学而献身，目的就是一而再地培养新的一代为科学而作出牺牲。如果人们并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格言以指导和限制，而是根据那“越多就越好”的原则加以放任和鼓动，那与科学打交道对学者就肯定是有害的，就如同那“自由放任”的经济定理对整个国家的道德是有害的一样。又有谁还会知道：教育那些学者的同时，又不至于牺牲掉或者干枯掉他们的人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一困难，人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只需留意那由于没有思想和太早投身于科学而变得弯腰驼背的无数样品和例子。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证明，以证实我们缺乏更高一级的教育，这证明更有分量、更危险，并且是普遍得多。如果为何一个演说家、一个作家现在无法得到教育，是很清楚明白的（——因为恰恰没有在这方面的教育家）；也几乎是同样的清楚明白，为何一个学者现在必然被弄得扭曲和乖僻（——因为他要接受科学的教育，亦即要接受非人性的抽象概念的教育），那人们最后就会问自己：到底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同时代人（包括学者和非学者，高贵的和低微的）中的道德榜样和名人？哪里有我们这时期的创造性道德的可见化身？所有那些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又在哪里？历史上每一高级和进化的社会，都会关心这些道德问题。我们现在再没有那些榜样和思考了。人们事实上在消耗我们祖先积累下来的道德资本，不懂得增加，而只会挥霍。在我们的社会，人们要么不谈论这些事情，要么就是以某种必然会惹人反感的、天真的口吻说起这些事情——因为其口吻透露出他们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也没有体验。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干脆放弃了道德教育，或者只满足于做表面的工夫：对“美德”这个词，教师和学生除了想到那是个过时的、古老的和惹人发笑的词以外，再无其他。但如果人们不笑的话，那就更糟；因为那样的话，人们就是在装样子。
要对这种死气沉沉，对这道德力量处于低潮做出解释，是困难和复杂的；但谁要是考虑过那取得胜利的基督教对我们古老世界的道德所发挥的影响，就不可以忽视基督教衰败（这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教越来越有可能的命运）以后的反作用。基督教通过其崇高的理想超越了古老的道德系统，以及在所有这些道德系统中都起着统治作用的自然主义，以致人们对自然主义已经麻木和厌恶了。但后来，虽然这些更好更高的理想是为人所知了，但人们却无力达致这些理想——到了这时候，人们已经无法回到那古老的高贵和美好道德，无论人们是多么愿意这样做。现代人就生活在基督教与古老道德之间，在那胆怯或者虚伪的基督教信仰道德与同样是懦弱和羞怯的古老美德之间，并且生活得很不自在。对自然的东西，既有着那遗传来的畏惧，也再度受其刺激和吸引；那想在某处立定脚跟的渴望，那由于认识力不足而导致的在好与更好之间的摇摆不定——所有这些，在现代人的灵魂里产生了某种不快乐，某种混乱，而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也不会快乐。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迫切地需要道德教育家，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以找到他们。在疫病大流行的时候，在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正在受到最大的威胁，那么人类的医生在哪里呢？那些稳固、健康，能够脚踏实地搀扶着他人，以手牵引着他人的人类医生，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这一时代个性最好的人，也有着某种的阴暗和麻木，对要伪装还是要诚实不断地内心交战、烦恼不已，没有自信——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完全无法发挥指路牌的作用，也无法成为他人的训导老师。
我的确就是这样在各种愿望之中随波逐流，然后我就想或许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提升我脱离时代的局限，并再次教导我要简朴和诚实，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生活中，亦即要不与时同——在此需要理解这词的最深含义。因为人们现在已变得那么的复杂和多重性，人们一旦说话，一旦提出看法并依此行事，就必须不诚实才行。
在这样的困顿和渴望的状态下，我知道了叔本华。
我属于叔本华这样的读者：在读完他的书的第一页以后，就很清楚地知道将要阅读完他写过的每一页，将要倾听他说过的每一个字。他即时和马上就得到了我的信任，现在也是这样，一如九年前的样子。我明白他，就像这是他写给我看的一样——虽然我这样说并不谦虚，也有点愚蠢。因此，我在他的著作中从来不曾见过哪怕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论断，虽然这里或者那里会偶有一处小小的错误。这是因为似是而非的论断，难道不就是一些没有信心的言论，因为写出这些似是而非言论的人，对这些言论他们本人都没有信心？他们故作惊人之语，只是想要炫人眼目，想要骗人和做样子而已。叔本华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做样子，因为他是为自己而写，没有人会喜欢受欺骗，而一个把“不要欺骗任何人，更不要欺骗你自己！”作为自己的戒律的哲学家，就更加不会这样做了。就算是那些听起来让人舒服的、几乎每次谈话都会自然产生的、写作者们几乎是无意识模仿而来的欺骗，叔本华也是没有的；那些演讲台上有意识的欺骗，还有玩弄花哨词语的，就更不用说了。叔本华是与自己说话；或者，如果真想要想象其听众的话，那我们就想象儿子在聆听他的父亲的教诲好了。那是诚实、好意、心平气和说出的话，倾听者则满怀爱意。这样的写作者，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从他发话的那一刻起，说话者那强有力的良好感觉，就马上包围了我们，情形就犹如抵达了一处森林高地：我们深深地呼吸着，重又感觉到了活力。在此，我们感觉呼吸到某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空气；在此，有着某种无法模仿的不带成见、无拘无束、自然而然，就像无拘无束在自己家里（并且是很丰富的家里）的人一样。相比之下，其他的作者，当偶尔说出了一句半句妙语的时候，通常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吃惊；这些人的话语表达因此带着某种不安和有违自然。叔本华说起话来，同样不会让我们想到那些学究——那些学究天生就是四肢僵硬、欠缺灵活，胸部狭窄，走起来动作笨拙和夸张。相形之下，叔本华那粗犷和有点虎背熊腰般的灵魂，让我们与其说是怀念那些良好的法语作家所特有的柔和、婉转和宫廷式的优雅文体，还不如说是不屑于和耻于这样的文体。在叔本华的文字里，也没有人能够发现那种德国作者所沉迷的、刻意模仿过来的、镶了银子般的伪法式文体。叔本华的表达，偶尔有点让我想起了歌德。除此以外，他的文字并不会让人想到任何哪一位作者原型。这是因为叔本华懂得如何以朴素表达深刻，以不带花哨的语言，传达震撼人心的东西，讲述严格科学的事情而不会学究气。叔本华又能从哪位德国作者学到这些？叔本华也没有莱辛[2]那些过分微妙、过分灵活和——恕我直说——很不德国式的文体。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德语散文表现方面，莱辛是最有诱惑力的。要马上就叔本华的表达风格说出我能说出的最高赞语，那我就要引用他的一句话：“一个哲学家不需借助诗情和漂亮言辞，那他肯定就是非常诚实的。”原来诚实还算是一些东西，甚至还是一种美德——这在公众舆论当道的年代里，当然就只能是属于被禁止的私下言论。因此，在我再说一遍“叔本华甚至作为作家也是诚实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赞扬叔本华，而只是描述了他的特性。极少作家是诚实的，我们对所有那些写作的人，简直就是不信任。我只知道一个作家，在诚实方面是可以与叔本华比肩的，甚至还超出了叔本华。那就是蒙田[3]。像叔本华这样的人写下的作品，那的确给在这世上的生存增添了乐趣。自从认识了这一最自由和最有力的灵魂以后，我起码必须说出叔本华曾就普鲁塔克[4]所说过的话：“我的目光一投向他的书，我就长出了双腿或翅膀。”如果我可以做出安排，在这地球上为家，那我会选择与他在一起。
叔本华与蒙田，除了诚实以外，还共有另一特点：一种真正让人喜悦的能力。“喜悦别人，智慧自己。”也就是说，喜悦有着相当不同的两种。真正的思想家永远给人以振奋和喜悦，不管他是严肃的还是幽默的，不管他是表达了他那人的洞见还是神一样的宽容；真正的思想家不会做出阴郁易怒的表情，不会双手颤抖、眼睛潮湿模糊，而是自信和朴素，勇气和力量兼备，或许还有些骑士和严肃尖刻的气质，但却总是作为胜利者——而这正是从最深处、从最内在能够振奋和喜悦我们的东西，亦即看着那最终取得了胜利的神祇，旁边躺着的是他与之激战过的所有巨怪。相比之下，人们在那些平庸作家和思维局促的思想者那里不时碰到的所谓喜悦，却让我们这样的人在阅读这些的时候感觉到痛苦，例如，在戴维·施特劳斯[5]的文字中我所看到的喜悦，就是这样的情形。有这样兴高采烈的同时代人，我们的确会感到羞耻，因为这些人会把这一时代以及我们在这一时代的人，无所遁形地展览给后世。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根本看不到苦难和巨怪，但他们作为思想者却假装看到并已经战胜了它们。所以，这些人的兴高采烈让我们厌恶，因为这些人在欺骗我们，因为他们想诱使我们相信：他们经过激战以后，已经赢得了胜利。
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只有取得了胜利，才能带给人们喜悦，这无论是对于真正思想家的著作，还是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样的道理。就算作品的内容很可怕，很严肃，就像这存在的问题一样，那也只有当那些半吊子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散发出能力欠缺的气味时，这些作品才会让读者感受到压抑和折磨。而对于人们，没有什么比接近那些胜利者更能体会到高兴、美好的心情；那些胜利者因为思考了最深刻的东西，所以必然是热爱那最鲜活的东西，而作为智者，到最后与美殊途同归。这些人是在真正地说话，而不是结结巴巴欲言又止，也不是拾人唾余；他们是真正地生活和活动，而不是像常人那样阴森可怕，戴着一副假面具似的，就像常人所热衷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些胜利者的周围，我们马上就像歌德那样喊出：“一个鲜活的生命，那是多么奇妙和珍贵的东西！与其处境多么契合与协调，多么真实的存在！”[6]
我描绘的只是叔本华著作在我这产生的初始的，就好像是生理上的印象，随着首次和至为轻微的接触，一个自然生物的内在力量魔幻般地涌流到另一自然生物的身上。经过事后对那初始的印象的分析，我发现这印象是由三种成分组合而成：（1）叔本华的诚实；（2）他的喜悦和振奋人心；（3）他的坚韧不拔。叔本华是诚实的，因为他只是对自己和为自己而说话，而写；叔本华是喜悦的，因为他通过思想克服了最大的困难；叔本华是坚韧不拔的，因为他必然就是这样的。他的力量就像在无风状态下的火焰：笔直向高向上，不受扰乱，没有晃动和不安。他每次都找对了自己的路子——而在这之前，我们甚至还不曾留意他是否曾经为此摸索过一番。叔本华更像是遵循着重力法则而前行，并因此迈着那样坚定、敏捷和不可避免的步子。谁要是身处我们今天的带角薮羚羊一样的人群当中，一旦发现了某一完整的、协调的、以自己的翅膀飞行和滑翔、无所拘束、无所挂碍的自然生物，并因此有所感觉，那他就会明白我在发现叔本华以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幸运和惊叹，因为我已料到：叔本华就是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教育家和哲学家。虽然叔本华只是在书本中呈现，而这是一大欠缺。我也就更加努力通过他的书，在脑海中重现和一睹这位充满活力的人。这人所留下的伟大遗言是我必须阅读的，他也允诺把遗产留给那些不只是成为他的读者，而且还要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学生的人。
注释
[1]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在法国和佛罗伦萨都有重要地位。——译者注
[2]莱辛（Gotthold Ephrain Lessing，1729—1781），德国剧作家、评论家、哲学家和美学家。——译者注
[3]蒙田［Michel（Eyquem）de Montaigne，1533—1592］，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作家，主要著作是《随笔集》三卷。——译者注
[4]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19后），对16—19世纪的欧洲散文、传记、历史著作的发展影响极大的传记作家。著有《比较列传》等。——译者注
[5]戴维·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传纪作家。著有《耶稣传》、《新旧信仰》等著作。——译者注
[6]出自歌德著《意大利游记》。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批评家、政治家、教育家、自然哲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