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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叔本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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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承认一样东西比理解一样东西还要困难;如果我们想想这一句话“人类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努力,以产生个别的伟大人物。这才是人类的任务”,那就正好应了我的说法。人们多么想把通过考察动植物世界所获得的知识,也应用在社会及其目标方面——如果那灌输给人们头脑的关于社会目的的错误见解,不是始终在顽强阻挠的话!这一获得的知识就是在这一动植物的世界,进步唯独就取决于那零星个别的更高级样品,取决于那非常规的、更强有力的、更复杂、更能结出果实的样品。这一点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某一物种达致其进化的界限,就要过渡至更高一级的物种的时候,进化发展的目标并不在于那总体的样品及其感觉良好,也不在于那在时间方面最新出现的样品,而恰恰取决于那些看上去是分散的和偶然出现的样品——这些东西,在有利和合适的条件下会零星出现。同样很容易理解的是这样一个要求:因为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所以,人类应该去寻找和创造有利和合适的条件,以产生那些伟大的解救者。但所有的一切,都在对抗这一要求,因为人们把最终目标定在让所有人或说大多数人都得到幸福;或者,最终目标是锁定在大集体的发展。这样,人们很快就会下定决心,为了某一国家而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但如果要一个人为之牺牲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某一个人的话,那这人就会犹豫和迟迟下不了决心。一个人应该为了另一个人而存在——这显得很荒谬;“我们应该是为了所有人,或者起码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人而存在!”诚实的人啊,在涉及价值和意义方面,以人数来决定就好像更着调似的!这是因为问题是这样的:你那个别的生命,怎样才可获得最高的价值、最深邃的意义?怎样才可以不会白白浪费掉?那方式当然就只是为了那最稀有的、最有价值样品的利益而活,而不是为了大多数样品的利益而活,因为就单个而论,那大多数的样品是没有价值的。这一观点和态度,应该从小在年轻人的头脑中扎根和培养,那就是人们应该把自己视为既是大自然的并不成功的作品,同时又是见证了大自然艺术家的最伟大和最奇妙的目标——“大自然是做得很不成功”,人们应该跟自己说:“但我们会对其伟大的目标致敬,方式就是助其终于成功达致目标。”

有了上述的计划和打算,我们也就进入了文化的圈子,因为文化就是每个人认识了自己,并且对自己不满以后的产物。每一个信奉文化的人,也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看见了在我之上,有着某些比我更高级、更具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助我达致这些吧,就正如我也会帮助每一个有着与我同样认识和同样痛苦的人;这样的话,一个在知和爱、在观照和能力都感受到自身的圆满和无限的人,也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人,与自然浑然合一,是事物的判断者和价值评判者。”要让一个人处于这样的一种无畏、坦然的自我认识状态,是很困难的,因为教导爱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唯独只有在爱之中,灵魂才不仅获得那清晰的、解剖性的和鄙视自己的眼光,而且还有了这样的渴望:要把目光越过自身,全力寻觅那仍然隐藏在某处的更高的自我。因此,只有那些心系某一伟大人物的人,才由此初次庄严领受了文化;领受文化的迹象就是:对自己感到羞愧的同时,并没有恼怒;憎恨自己的狭窄和空洞;深切同情从这昏沉、干裂之地一次又一次冒出头来的天才人物;预感到那形成中、争取中的一切,并在内心深处确信:几乎可以说无论是在哪里,大自然都在全力争取成为“人”;在大自然陷于困境时,在大自然为其作品重又失败而感痛苦的时候,在大自然仍然成功产生了至为奇妙的附件、线条、形状的时候——在这些时候,我们必须给予助力。那些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人群,就酷似一个碎片场,到处都是某些价值连城的雕塑模型所留下的碎片;现在,这些碎片就向我们呼喊着:来啊,帮助我们,把那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拼凑成完美!我们无限渴望能够完整。

这些内心状态的总和,我称之为对文化的初次领受;但现在,我要把对文化的第二次领受的结果描述出来。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的任务将是更加困难。这是因为现在,就要从内在所发生的情形,过渡到评判外在发生的情形;我们的眼光也将转向外面,以在那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里,重新发现那种对文化的渴望——这一渴望,我们根据上述初次领受文化的经验就可认出;我们得利用自己的奋斗和追求,就好比把这些当作字母,以此阅读和理解人们的努力和追求。但我们却不应就此停步不前,必须更上一个台阶。文化所要求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上述的内在体验,不仅是对我们周围外在世界的批评,而且还首先要求我们做出行动,那就是为了文化而斗争,对那些妨碍我们的目标(亦即妨碍产生天才)的种种风气、习惯、法令、机构,视若寇仇。

那些有能力踏上第二级的人,首先会发觉人们对上述文化目标的了解是出奇的不足,相比之下,那围绕着文化的奔忙却是相当普遍的;并且,那些为文化事业而付出的精力,也是说不出的巨大。人们就会很惊讶地问自己:“那对文化目标的了解,或许根本就是不需要的了?就算大多数人错误描述和定义自己的努力目标,大自然也仍然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习惯了认为大自然的行事都是符合大自然的目的的人,或许毫不费力就可回答:“事情的确如此!人们对自己的最终目标爱怎么想爱怎么说,就由他们去吧,但受其黑暗渴望的推动,人们可是明白意识到哪一条才是正确的路径。”要反驳此说,那我们必须有所经历才行。但谁要是真正相信上述文化的目标,相信那就是要帮助产生出真正的“人”,而别无其他;谁要是比较一下,看看在当今,伴随所有的文化消费和浮华,真正的“人”的生成,与那持续的动物争斗和痛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那他就会认为很有必要以一个有意识的意志,一举取代那“黑暗渴望的推动”。并且,这样做还有着另一原因,就是从此那并不清楚具体目标的本能,那著名的黑暗渴望的推动,就再不可能被利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也不会被引往与上述最高目标(产生出天才)背道而驰的歧路。这是因为还有一种被滥用和另有其他目的的文化。我们只需环顾四周就可明白!现在恰恰是那些最卖力于促进文化的,有着文化以外的其他想法;他们与文化打交道,并非怀着纯净和无私的心态。

首先,是那些要赚钱的生意人的自私和贪欲。这些人需要文化帮助他们赚钱,同时也报答式地回过头来帮助文化。他们当然也就给文化指定了目标、范围和限度。出自他们的角度,人们就有了乐于接受的定律(理)和复合三段论,这意思大概就是:“要有尽量多的知识和教育,因此,要尽量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要有尽量多的产出,因此要有尽量多的收获和幸福。”这就是那诱人的公式。这样的教育被其追随者定义为:通过获得这样的认识,受教育者能够在需求及其满足的方面步步紧跟时代的节拍;与此同时,凭借这些认识,人们就能够很好地掌握生财之道,就可以轻松赚钱。尽量多地教育、培养出“通”才(Kurante Menschen)——这里“通”的含义,与人们形容货币为“通货”的“通”是一样的。这也就是教育的目标。根据这些人的看法,一个民族中拥有越多这样的“通”才,那这一民族就越幸福。所以,现代教育机构的目的,就应该是督促每一个人竭尽自身所能成为社会上的“通”人,好让他们以其拥有的知识,获得尽量多的收入和幸福。人们会要求这些接受教育的人,通过所接受的普遍教育,能够对自己进行精确估价,以便知道可以对生活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最后,人们会强调“智力与财产”、“财富与文化”,是一种天然的和必然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有一种道德上的必然性。所有会让人孤独,会让人有了超越于金钱和报酬之上的目标,会需时很长的教育,在此都是讨人厌的。人们会把这些严肃的教育贬为“精致的利己主义”、“不道德的伊壁鸠鲁主义”。当然,根据这里所说的现行道德,与这些严肃教育相反的才是受欢迎的,亦即这教育是要快捷完成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成为一个能赚钱的人;同时,这教育的程度也足以让人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人们也只接受恰好足够的文化配备,以为泛泛的谋生和社会交往需要服务,但拥有这些配备,就是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一句话:“人们对尘世的幸福,有一种必然的期望和要求,所以,教育就是必然和必须的——但也仅仅只是因为这一理由。”

其次,就是国家的私欲:这同样是追求尽可能的传播和普及文化,并且手头上掌握着最有效的手段,以达成其意愿。假设国家清楚自身是足够的强大,不仅可以放松控制,而且还能在恰当的时候,有能力收得回来;假设这国家的基础牢固且广大,能够承载起整个的教育穹顶,那这样的公民普及教育,就只会让这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得到好处。不论在哪里,现在一旦说起“文化国家”,就要面对所提出的这一任务:尽量地为一代人的精神思想解除束缚,使之可以为现行的体制服务和利用——到此也就为止了,就好比一处森林溪流,经由水堤和河道网进行分流以后,减弱了力度的水流就能推动磨坊的轮子,因为河流的全部力量,给磨坊带来的是危险更甚于用处。上述为精神思想解除束缚,同时也是——并且也更多的是——某种的“戴上镣铐”。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在国家的自私利益驱使下,基督教逐渐变成了何种样子。基督教的确就是渴望文化、渴望永远持续产生出圣者的纯粹表现。但由于基督教被无数次地利用于推动国家权力的磨坊,所以,基督教已经逐渐变得虚伪与作假,病入膏肓,甚至已经堕落至与其原初的目的背道而驰。甚至其最近发生的事情,亦即德国改良,也不是别的,而是基督教的回光返照而已——如果它不是从国家的剑与火中窃取了新的力量和火焰的话。

第三,支持文化的,还有所有那些意识到自己有着丑陋或者无聊内涵,想通过所谓的“漂亮形式”来骗人的人。通过外在的东西,通过言辞、手势、奢华装饰、礼貌的举止,让旁观者对自己的内涵,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人们知道:人都是习惯性地根据外表而评判内涵。我有时候觉得,现代人相互间感觉到了无比的沉闷,他们也就迫切需要借助各种花样和手段,把自己打扮得有趣一点。这样,他们就让他们的艺术家们把自己摆弄成一道道刺激诱人的菜肴,然后端到桌上。因为他们身上浇满了整个东方和西方的调料,所以,现在,他们就当然散发出东西方的有趣气味。他们着眼于满足每一种的口味,每个人都会得到服务——不管他们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的,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是高尚理性化的还是土气粗野的;是希腊的还是中国的;是悲剧还是不入流的垃圾剧。现代人当中在这方面最负盛名的大厨,那些不惜代价要变得有趣、要吸引人,同时也让人吸引自己的,众所周知是法国人,功夫最差劲的则是德国人。这一点对于德国人来说,从根本上更加让人得到安慰。如果法国人嘲笑我们缺乏趣味和优雅,又如果某些德国人想要趣味和优雅时,会让法国人想起那些想在鼻子上穿环和搞个文身的印度人,那我们可不要责怪这些法国人。

在这里,我不得不离题说一下。自从上次与法国的战争以来,在德国有了很多的变化;在德国文化方面,人们明显地有了新的愿望。这次的战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到世界优雅的另一半的一次旅行。当胜利者不耻于向被战胜者学习点点文化,那战胜者的不带偏见是多么让人赞叹!特别是那些手工艺品,都会不断反复地拿来与那更有修养的邻国做比较,德国屋子的摆设也弄得与法国的相似,甚至德国的语言也经由依照法国模式组成的学士院而获得了“健康的趣味”,摆脱掉了据称是歌德对德语所发挥的影响——这说法是最近出自柏林的院士杜布瓦·雷蒙[1]。我们的戏剧也已经长时间以来默默地和让人尊敬地争取着同样的目标,甚至优雅的德国学者也已经发明出来了。现在可以期待:至今为止还并不曾打算去迎合那优雅法则的所有一切,德国音乐、悲剧、哲学,等等,从现在开始,都要靠边站,因为这些东西不再是德国式的。但如果德国,如果这仍欠缺文化、现在正渴求文化的德国,把文化只是理解为打扮、点缀和美化生活之用的艺术和工巧,是礼貌、优雅的举止,其中也包括了舞蹈高手、装潢设计能人的技巧和创意;甚至在语言方面,人们也只是关心那些在学术上被认可的规则,只尽力获得泛泛的圆润礼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的确用不着为德国文化花费点点心思了。经过上一次的战争和与法国人的个人比较,德国人却似乎还没唤起对文化更高一些的期待。相反,很多时候,我怀疑德国人现在是否很想要粗暴地摆脱掉他们的那些古老义务——这些义务是德国人的奇妙禀赋,德国人那厚重、深刻的天性所带给他们的。现在的德国人更宁愿玩弄花样,更宁愿做猩猩猴子;他们情愿学到一些礼仪和技巧,好让生活变得有趣。但人们对德国精神所作的侮辱,无过于把德国精神当作是蜡一样的东西,可以随意搓圆捏扁,以逢迎、顺应所谓的“优雅”。如果很不幸这是真的,即相当一部分的德国人很愿意委屈逢迎诸如此类的优雅,那就要经常对他们这样说,直至他们听见为止:在你们那里,已经再没有那种古老的德国精神了,那璞玉浑金虽然坚硬、尖刻、不好琢镂,却是至为宝贵的材料,也只有最伟大的雕塑家才可以处理,因为唯独这些伟大的雕塑家才配得上这样的材料。你们现在还有的,是软绵绵的、浆状的东西,你们就尽管以此随意做出优雅的人形和有趣的神像吧——在此,理查德·瓦格纳的话仍然适用:

德国人想要显示出礼貌和风度的时候,是笨拙和僵硬的;一旦德国人燃烧起来,那他们就是高贵的,足以傲视同群。

对这德国火焰,优雅之士有着种种理由要倍加小心,以防有朝一日,这大火会吞噬掉那蜡做的人形和神像。当然,现在在德国流行的对那“优美形式”的喜好,我们或许可以为此找出其他的和更深的根源:德国人现在的那种匆匆忙忙,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地抓住眼前瞬间,那种迫不及待要从树上摘取所有仍是青涩的果子,那种奔跑和追猎,及其深刻在人们脸上的皱纹、在人们所做的一切而留下的印记,就像文身一样。就好像喝了一杯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人们再也难以平静呼吸,而是焦虑、有失体面地横冲直撞,成了现时片刻(Moments)、舆论(Meinungen)和时尚(Moden)这三个M字的奴隶。这样的话,那有失尊严和有失镇定就当然是相当扎眼,某种虚假的优雅就成了一种需要,好让那毫无尊严、急不可耐的病态能够罩上一层外衣。这是因为与那渴求优美形式和优美外表的时髦欲望紧密相连的,是当今人们那丑陋的内涵:优美形式是要遮掩,丑陋内涵则需要被遮掩。现在,文化修养就意味着不让自己看到人是多么卑劣和可怜,在全力欲求的时候又是多么的贪婪,在占有和囤积的时候是多么永无厌足,在享用的时候又是多么自私和无耻。不止一次,在我明白指出我们德国缺乏文化的时候,人们是这样回应的:“但这样缺乏文化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人至今为止是太穷、太谦虚了。只要让我们的同胞富裕起来,让他们有了自我意识,那我们就会有文化的。”虽然信仰不管怎么样都会让人幸福,但这样的信仰却无法让我幸福起来,因为人们相信将来自然就会有的文化,那种财富的文化、那种光亮圆滑和仪态伪饰巧妙的文化,我感觉是恰恰与我所相信的德国文化格格不入,是其死敌。确实,谁要是不得不生活在德国人当中,都会因为德国人那闻名的灰暗生活和灰暗的思想意识而受罪,其他的还有德国人的缺乏形式、那种呆滞和迟钝的感觉,在人与人之间细腻、敏感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粗鲁和生硬。更让人难受的是,德国人性格中的嫉妒,与某些遮遮掩掩、并不纯粹的成分。看着他们骨子里喜好虚假和不真的东西,还有就是追捧那些恶俗的模仿、喜爱那些从异邦转来德国本土以后最终变了味的东西——看着这些,我们会感觉痛苦和屈辱。现在,除了这些以外,还得加上诸如此类最让人受不了的东西:那种发烧般的烦躁不安、对成功和利润的狂热追求、那种过分看重现时此刻——所有这些病态和虚弱,单靠那注重“有趣的外在形式”的文化,是永远不会得到根治的,只会掩盖了病情而已。每念及此,让人愤慨。而这些就发生在产生出叔本华和瓦格纳,并且还应产生出更多这样的人的民族!或者,我们是否在无望地欺骗自己?所列举的叔本华和瓦格纳,或许并不足以保证像他们的那些力量,的确仍然存在于德国精神和心灵之中?他们本身是否只是例外?就好比是以前人们所认定的德国品质,在此是回光返照?我对此也无法确知,所以就回到那泛泛的考察轨道上来吧。那些让我忧心忡忡的疑问,太过频繁地使讨论偏离了轨道。所有那些虽然也会促进文化的发展、但却不曾真正认清文化目标(亦即产生天才)的因素,我还没完全列出来。我已说出了三种:生意人的利欲、国家的私欲和所有那些有理由想要通过表面的东西,以伪装和掩藏起自己的人。第四种因素,我认为就是科学和知识的自私,以及科学和知识的仆人(亦即学者)的特性本质。

科学(和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就犹如循规蹈矩、谨守道德之士与圣者的关系。科学和知识是冰冷和枯燥的,没有爱,也丝毫不知道那种内心的深感不足和渴望。科学对自己是有用的同时,对其仆人是同等程度的有害——一旦科学把自己的特性转移到了其仆人的身上,并以此僵化他们的人性的话。只要文化是被理解为本质上不过就是促进科学,那文化就会毫无怜悯之心地、冷冰冰地漠视承受巨大苦痛的人,因为科学眼光所到之处,就只是知识方面的问题,也因为痛苦在科学的世界里面,的确就是不适宜也无法明白的事情,不过就是再多一个问题而已。

但人们只是习惯于把每一个经验和体验翻译为辩证的问与答的游戏,翻译为纯粹头脑的事情。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工作和活动,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能让人枯萎,这样的人如此之快就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子,在那格格地走动。每个人都知道和看到这些。尽管如此,看到这样只剩一副骨架子的人,年轻人居然没有被吓倒,并且还永远一而再再而三地盲目、不加选择也不加节制地献身于其中——这到底又是怎么可能的呢?这不可能是因为那所谓的“对真理的本能追求”所致,因为对那冷冰冰的、纯粹的、没有结果的知识,又怎么可能有那本能的追求!那为科学和知识服务的人,其真正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对于不带偏见的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对那些学者,进行一次检查和解剖,是值得一做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已经是习惯于放肆地触弄这世上的一切。甚至这世上最有价值最受尊崇的东西,也大胆地拿来肢解和拆开。我要直说己见的话,那就是学者的背后有着一团乱麻似的各种不一的动机和刺激诱因,他们根本就是一块不纯净、有杂质的金属。首先,那是强烈和不断加强的新奇感和好奇感;要在知识领域冒险一番的狂热;相比旧的和乏味的东西,新的和稀有之物对他们有着持续的刺激和吸引;还有就是某种程度上对辩证、辩论探讨等的游戏乐趣,在思维领域中寻求那种追踪狡猾狐狸的打猎快感。这样的话,这些人所追求的并不真的就是真理,而是那追求本身;他们的主要乐趣就在于打猎过程中巧妙的隐蔽、蹑手蹑脚的包抄、讲究技巧的一剑封喉。此外,就是那要唱反调的冲动,在与他人的对抗中感觉到自己,也让对方感觉到自己;那种针锋相对变成了一种快感,而个人的胜利就是所要追求的目标。那为真理而战则只是借口而已。再者,在很大程度上,学者们去发现某些“真理”,是因为他们屈从于某些统治人物、统治阶层、社会的舆论、教会、政府,因为他们觉得把“真理”带到他们那一边,会对自己带来好处。下面的素质和特性,也经常见之于学者们的身上,虽然不如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特性已属常规。(1)诚实和追求简单。这本来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如果这种诚实和简单不是拙于伪装所致,因为要善于伪装的话,那的确是需要一些头脑机智的。事实上,无论在哪里,如果一个人的机智和灵活表现得太过扎眼,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戒心,对此人是否正直,人们就会有所怀疑。在另一方面,这种诚实也大都没有什么价值,甚至对于科学而言,这种诚实也甚少建设性,因为这种诚实附着于常规,这些人也只会在简单事情或者在无伤大雅之事上说出实情。这是因为在此说出实情,要比保持沉默更合乎他们懒惰的特性。并且,因为所有新的东西都要求我们忘掉旧的东西和重新学习,所以,这种诚实在需要时会尊崇旧的看法,会责备宣扬新东西的人对事情缺乏“正确的感觉”。对哥白尼[2]的学说,他们肯定会坚决反对,因为在这一例子里,表面现象和传统看法站在了他们的一边。憎恨哲学的学者并不少见,其实,他们最憎恨的是那长串的连锁推理和巧妙的论证。的确,每一代的学者,从根本上对哪些东西可允许作深入观察和思考,都有一个直觉的标准;一旦越出雷池半步都会受到怀疑,被认为不可靠,甚至被质疑人格是否诚实。(2)对近在眼前的东西,眼睛是相当雪亮的,但看视遥远和普遍的东西的时候,则是高度近视。他们的视野范围一般都相当狭窄,眼睛也得凑近所看视之物。如果这种学者想从一个观察点转到另一个观察点的话,那他们就得把整个看视仪器挪到另一个观察点才行。他们把一幅图画细分和拆成纯粹的片片斑痕,就像人们用观剧望远镜观看舞台演出一样:一会儿看见一个头,一会儿却看见部分衣服,但就是无法看到全景。他们从来不会把那些个别的图画斑痕联系起来观看;他们推断的只是那些斑痕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对所有普遍性的东西都缺乏强烈的印象。例如,他们在评判一篇文字的时候,因为他们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所以就根据一些段落或者句子,或者错处而作出评判。他们按捺不住诱惑,很想宣称:一幅油画也就是杂乱的一堆污迹而已。(3)在好、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干巴、无聊和平庸本性。因为这一特性,他们尤其在研究历史中得到乐趣——只要他们根据他们自己所熟知的动机而追踪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的话。鼹鼠也只会认为鼹鼠洞里才是最合适的。他们对一切别出心裁的、超出常规的假设,都会小心翼翼;如果他们坚持不懈的话,那他们会挖掘到过去那些事情后面的平庸动机,因为他们感觉与这些东西心有灵犀。当然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通常无力理解和赏识那少有的、伟大的和不同寻常的东西,亦即关键的、决定性的东西。(4)缺乏情感和乏味单调。这让他们甚至做起了解剖。他们感知不到很多知识所带来的苦痛,因此并不害怕进入别人会感到心惊的领域。他们是冷漠的,因此很容易就会显得残酷无情。他们也被人视为胆大,但他们并不真的是这样,胆子并不比那不知眩晕为何物的骡子更大。(5)自我评估很低,几近谦虚。虽然困于可怜的一隅,但他们却不会有自己被浪费、被牺牲的感觉;他们似乎经常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们不是飞翔的鸟儿,而只是爬行的小动物。带着这样的特性,他们的样子自然让人心生恻隐。(6)对他们的老师和导师忠心耿耿。他们是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导师,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以真理来帮助他们是最好的。这是因为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唯有依靠这些导师,他们才得以进入了科学的威严大堂——要踏进此门,仅凭他们自己可是永远无望的。谁在今天要是懂得作为导师开辟一领域,在此领域中,甚至那些头脑不很行的人,也能凭借苦干做出点点的成绩,那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能成为名人:人们就会马上蜂拥而至,争相进入这一领域。当然了,这些忠心和感激的人,对于导师来说也是倒霉,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在模仿他,他的缺陷就变得夸张和更加明显。这些缺陷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鲜明、突出,而导师的优点则是反过来,亦即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显现的话,也以相同的比例缩小了。(7)一旦被推上这条学者之路,那就循习惯延续走下去。这些人对真理的感觉,源自其缺乏思想及一切都按既定的习惯而行。他们是收集者、解释者、目录和标本的编制者;他们在某一领域中反反复复地寻寻觅觅,纯粹只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想到过,除此领域以外,还有其他的学术领域。他们的勤勉有点类似那愚钝、巨大的重力,这也是他们经常能完成一些业绩的原因。(8)惧怕无聊、躲避无聊。真正的思想家最渴望获得闲暇,而平庸的学者则避闲暇唯恐不及,因为他们有了闲暇以后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们的安慰就是拿起书本,亦即去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这就是他们打发长日的方式。他们尤其喜欢挑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起他们的切身兴趣的书籍,这样,经由他们在这方面的好、恶,好让他们体会一下感情的起伏。也就是说,在他们所挑选的书里,他们本人就是书中审视和思考的内容,或者这些书所讲的是他们的阶层,或者是他们的政治、美学,或者只是语法方面的观点。如果他们还专于某一门学科的话,那他们就不会缺乏娱乐的手段和对抗无聊的苍蝇拍子。(9)挣面包的动机,亦即归根到底就是那闻名的“饥肠辘辘”所致。真理是有人愿为之效劳的——如果为其效劳的话,就能够直接提高薪金和有助晋升,或者至少就能够赢得手握面包和荣誉的人的青睐。但人们也只是为这样的真理效劳,这也是为何那许多人为之效劳的有利可图的真理与无利可图的真理之间可以划出界限。只有极少数人是投身于后者,“才能是作供养肠胃之用”的原则并不适用于这少数人。(10)对学者同行毕恭毕敬、害怕招来同行的蔑视。与这之前的动机相比,这个动机要少些,但却高级一些,也算是相当常见。行业的所有成员怀着猜忌互相监察着,以确保真理是以这真理的发现者命名,因为这真理关系到许多的面包、职位和荣誉。人们给予真理发现者以尊重,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轮到自己发现真理的时候,能够索回尊重。不真、谬误的东西被响亮引爆,好让竞争者的数目起码不至于太大了。但货真价实的真理也不时被引爆,这样的话,起码在一个短时间内,可以给那些大胆、顽固的谬误观点腾出位置。因为到处都不乏“道德愚蠢”(人们也称之为“恶作剧”),这些领域也不例外。(11)成为学者是因虚荣心之故,这一类是更稀有的品种。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独占整个学术领域。因此,他们会选择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科目,尤其是如果那些研究还需要不一般的费用开支、旅行、挖掘,在不同的国家还要有无数的关系。被人当作稀奇怪物一样地盯看,他们通常会觉得如有荣焉,喜不自胜。他们也不会想到以自己的学术研究赚取面包。(12)成为学者是出于游戏动机。他们的愉快就来自在学科中找到一些难解之结,然后解开它们。与此同时,他们却不会用力太过,以防失去了游戏的乐趣。所以,他们不会钻得太深,但却能经常察觉到那些挣面包学者费力睁大眼睛、慢慢搜索但也无法发现的东西。最后,我把追求正义作为学者的第13条动机列出来。人们会反驳说,这一高贵的,并且确实是要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才能理解的动机,太难与其他的动机区别开来了;对于凡人的眼睛,这一动机根本上是模糊和难以把握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特地加上这一虔诚的愿望:但愿这一动机在学者当中比看上去的更加普遍和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正义之火的一点点火星,一旦投进了学者们的灵魂里面,就足以烧红和纯净他们的生活和奋斗,这样他们也就再不得安宁,并永远被逐离了那种不冷不热或说冷淡的心情;而之前那些平庸、常规的学者,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完成他们每天的工作的。

现在,我们就试想着把以上所有成分,或者把其中的一些成分用力搅拌混合,那我们也就合成了所谓为真理服务的人。相当奇怪的是,为了一些从根本上是人性以外的事情,为了一些纯粹的、无足轻重的并因此人们是缺乏动机去研究的知识,很多微小的、相当人性的动机却混杂组合成了一个化学混合物;这作为结果的化学混合物,亦即学者,却在那超凡、高尚和完全纯粹追求的光线下,显现了被神化的一面,以致人们完全忘记了这些人其实是由些什么材料混合而成的。但有时候,每当学者对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想想这些事实。谁要是懂得观察的话,那他就会发现:学者,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独创性的,这是他们的本质构成所决定的!同时,他们对有独创性的人有着某种天然的憎恨。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任何时期,天才与学者都相互为敌。也就是说,学者想要杀戮、拆解和明白大自然;天才则以新的、活的自然之物丰富大自然。这样的话,在他们之间,无论是想法还是做事,都是对立和冲突的。在很幸运的时期,人们不需要学者,也不认识他们;在完全是病态和愤怒的时期,人们就会把学者视为最高、最值得尊敬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等级。

我们现在的时期到底是健康还是病态,哪有够格的医生去了解!确实,甚至现在,学者在相当多的方面获得了太高的评价,因此对形成中的天才及相关方面构成了危害。学者对天才的困顿可是没心没肝的,声音尖冷地打发这一话题。一说起天才就耸耸肩,就好像是谈论某样怪诞、扭曲的东西——对谈论这些东西,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乐趣。

总而言之,从所有这些思考,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现在到处所见,人们都似乎在尽全力促进文化的发展,但对文化的目标,人们是不清楚的。不管国家如何大声宣传为发展文化做出了贡献,但国家发展文化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国家自己;国家也无法理解除了国家利益和存在以外,还会有更高的目标。而那些对课程和教育无休止提出要求和需求的生意人,他们想要的,归根到底还是赚钱。当那些需要外在形式和外在门面的人把为文化所做的工作归功于自己,并误以为,例如,所有的艺术都属于他们,并要为他们的需要服务,那就只是清楚显示了他们在肯定文化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肯定他们自己;他们仍然没有摆脱那种误解。至于学者,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也就是说,尽管这所有四者都共同热切地考虑如何利用文化为自己带来好处,一旦他们的利益没有牵涉其中的话,那他们就马上变得无精打采、头脑空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产生天才的条件在新时代并没有改善;对于独特的、有独创性的人,人们的厌恶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以致苏格拉底在我们当中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起码活不到70岁。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我在第三部分所阐明的:我们的整个当代世界看上去一点都不是那样的扎实稳固和经久不变,以致可以预言那文化概念能够持续永远。我们甚至必须认定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下个千年里,会产生一些新的、能让我们现在的人头发直竖起来的想法。坚信文化有一个形而上的含义,最终会变得没有那么吓人,但人们由此坚信所引出的涉及教育和学校的一些结论,或许听起来仍然是吓人的。

要把目光越过目前的教育机构,看到那全新的、别样的教育制度和机构的话,当然需要完全不一般的深思能力才行。或许过两三代人,这样的全新教育机构就会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了。也就是说,既然现时的高等教育者致力于产生出学者、政府官员、生意人、文化菲利斯丁人,或者通常最终就产生出所有上述的混合物,那将来就要被设计出来的制度和机构,当然有一个更加困难的任务——虽然这任务就其本身并非更加困难,因为这无论如何都是更自然也更轻易的工作。还有什么,例如,比像现在这样违反自然地把一个年轻人训练成学者更加困难的?但之所以说困难,就在于要让人们重新学习改换观点,确定一个新的目标。把我们现在教育制度背后的根本思维转换成一种新的根本思维,是要花费巨大努力的。目前教育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根子源自中世纪,而产生出中世纪式的学者则被视为完美教育的目的。现在是时候认真检视这两种对立的根本思想了,因为始终需要某一代人开始战斗,而后一代的人才可收获胜利。现在,个别已经明白了新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人,就站在了十字路口。走上那边的一条路的话,他会受到他那时代的欢迎,也不乏酬劳和花环;巨大的人群会簇拥着他,前后都是众多的同声同气的人。前排的人喊出口号,各队列都会齐声呼应。在此,首要的义务就是“协调一致地战斗”,第二个义务则是把所有那些不愿意站在同一行列的看作是敌人。而这边的另一条路上则少了很多同路人,路子更加难走、更加曲折、更加陡峭。那些走上第一条路的人会嘲笑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这第二条路上迈步更加吃力,也遭遇更多险情,同时也受到第一条路上的人的引诱,以改弦易辙。如果两条道路相交的话,那第二条路上的人会遭受恶待、排挤或者孤立,因为人们会小心地对他们敬而远之。那么,对走上这两条不同道路的不同的人而言,文化的制度或机构意味着什么呢?那在第一条路上摩肩接踵挤向他们的目标的巨大人群,会把那理解为一些安排和规则——得益于这些,他们可以按部就班向他们的目标挺进,所有那些盯着更高和更遥远目标的顽固者、倔强者和孤独者,就经由这些制度和机构而被淘汰掉。对这后面的一小撮人而言,教育机构需要实现的,当然是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目的。他们希望通过某一个扎实机构的保护,以防被上述那人潮冲得四散分开和卷走,这些人就太早力竭而去,或者经不起诱惑而放弃完成那艰巨的任务。这些少数的个人应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意义所在。而所有投身于这一教育制度的人,都应努力通过持续净化、互相关怀和鼓励,在自身、在周围为天才的产生、为其作品的成熟而做好准备。就算是天赋属于二流、三流者,同样要铁定为此目标服务,也只有通过投身于这样的使命,才可以活出其义务,才可以生活得有目标、有意义。但现在,正是这些具一定天赋的人,受到时髦文化声音的诱惑而偏离其正道和疏远其直觉。这种诱惑瞄准他们的自私本能而下手,还有就是他们的弱点和虚荣。时代的精神就热心地、以阿谀悦耳的音调悄声对他们说:“跟我来吧,别到那一边去!在那一边,你们就只是佣人、帮手、工具而已,更高级之人的光芒盖过你们,你们永远不会快乐享受你们的本性,而是受人操纵,套上锁链,成为奴隶,甚至机械人。但在我们这一边,你们却是主人,享受着你们那自由的个性,你们的天赋会发扬、闪亮,你们自己会站在最前列,簇拥着你们的是大量的追随者,而大众的好评当然会比天才人物从高高在上、从寒冷飘缈之处下达的赞许,更加让你们受用。”面对这样的诱惑,甚至最优秀者也会把持不住。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从根本上不是人们那稀有和强力的天赋,而是某种内在英勇气质的影响,还有就是对天才的内心亲和程度。这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看见天才人物在艰难地搏斗并身处险境,或者当他们看到天才的著作因为国家的短视自利、因为生意人的肤浅意识和因为学者阶层那乏味的自我满足而受到冷遇和漠视,他们就会对这些艰难和困苦感同身受。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一些人明白我这样描述叔本华的命运,到底是想说些什么,能明白根据我的思路,叔本华作为教育家,到底应该朝着哪一目标方向给予我们教育。

注释

[1]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1818—1896),柏林大学教授。——译者注

[2]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以天体运行理论著称于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