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的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即描写俄国革命的历史。自1936年起，这项工作已有40年了。但我总是被一些别的事情打搅，分心。”[1]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就像《古拉格群岛》一样重要，更何况，没有这场革命，就不会有古拉格。像西叙福斯一样，索尔仁尼琴搬走了第一块石头后，就开始搬第二块石头，它要比前面的那块石头重好几倍，那就是讲述真实的俄国革命。他年复一年地创作这部史诗性巨著，在这部作品里，真实的且唯一的主人公就是俄罗斯，这是饱经创痛，因自己的过失和疯狂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那个俄罗斯。“我笔下的《红轮》是一部悲剧史，它叙述了俄罗斯人在疯狂的状态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2]当在《古拉格群岛》中思考弗拉索夫将军的命运时，索尔仁尼琴注意到了一点，即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最坏的命运。他最初构想这部史诗有十四或者二十卷，但1991年在结束第四“卷”第二部《1917年4月》后，他就停笔了。
1991年巴黎出版的作家文集的最后一卷里收入了史诗的整个写作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制定个别“卷”的写作方案时详细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场是《革命》：1—3“卷”，从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第二场将叫作《民权》：4—7“卷”，可只写出了第4“卷”《1917年4月》，写到了1917年5月上旬的事件。其他各卷相应地被命名为《1917年6—7月》，《1917年8月》和《1917年9月》。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设想，这些卷里面的故事都将发生在“以斧头为标志”的时期（这是1862年匿名传单《让我们召唤罗斯使用暴力》的作者们鼓吹的对老百姓进行镇压的主要工具）。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流血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我们不仅要追随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者，而且还要比1892年那些伟大的恐怖分子更彻底，如果为了推翻当前的制度要比90年代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还要多流两倍的血，我们也毫不胆怯……我们对……俄罗斯灿烂的未来……充满信心，俄国有幸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将发出一致的呐喊声：‘让我们使用暴力吧！’”由此可见，“民权”（народоправство）将通过民族狂热主义得以实现。这里作者使用的是“民权”一词绝非偶然，它要比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为共和制而使用的“人民政权”（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一词更无情、更残酷。
第三场称作《政变》。这里，再次选择了一个非中性的词语：“政变”（переворот），是政权的急剧更迭。这一场的六“卷”书应涵盖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9月的全部历史。第四场《我们互相残杀》将主要讲述从1918年11月到1920年1月的国内战争。第五场和最后一场（像经典悲剧一样）《前途无望》写的是从1920年10月到1922年春天的俄国历史，小说将以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结束（小说的主人公普鲁日尼科夫将参加此次起义）。小说同样还有五个尾声，它们原本会写在1928年、1931年、1937年、1941年和1945年发生的那段历史。
综上所述，按照作者安排的时间顺序，小说最终结束应该是在1922年或者1945年（按照一位中国老头给沃罗腾采夫算的卦，这是他去世的时间[3]）。作者在史诗中细致刻画了成百上千的人物。但索尔仁尼琴并非仅仅在讲述，他的作品包含有教育意义的成分。那些概述性的章节被一些报刊评述（像多斯·帕索斯那样）或者各种思考（像托尔斯泰）所取代，而且它们全部都包含说教的功用。就像《上尉的女儿》里那样，民歌和正式歌曲的片段时常出现在文本中。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与侨民作家马尔克·阿尔达诺夫的历史长篇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比。比如，在他关于列宁的小说《自杀》中既有内心独白，也有场景的快速转换和“拼接”，故事情节还经常在帝国和侨民圈中不断切换。《红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首都性”。当然，情节很多是在莫斯科，更多是在彼得格勒展开，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外省，对库班和坦波夫等地的向往。然而，二月革命仍旧是彼得格勒的革命；而且有关首都的章节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这违背了作家的愿望[4]。萨尼亚·拉热尼琴热爱新的、南方的俄罗斯，她勤劳、辽阔、草场众多，这是带有浓厚的青草味和酷热气息的俄罗斯。“但是这几年来，自从萨尼亚熟悉了那个地道的、布满森林的真正的俄罗斯，也就是沃罗涅日这边以后，他就对两边都眷念起来了。”索尔仁尼琴的一个远祖就来自沃罗涅日附近的村镇，被彼得大帝强迫搬离家乡，他就定居在库马河右岸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这里是俄罗斯偏远的西部边境，在这里每个人都远离他人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因为这里地域辽阔。这块草原上的俄罗斯，这块独立勤劳的“暴动者”的沃土，成了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摇篮。
这些地方，这些哥萨克的居住地同样也是《静静的顿河》的故事发生地。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这部史诗，他自己写的史诗和它成了“邻居”。但是，他指责肖洛霍夫造假，他认为《静静顿河》的作者是哥萨克克留科夫（在《1916年10月》中他化身为科维尼奥夫，他与瓦尔索诺菲耶夫一起在揭示该卷思想内容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是让他感到亲切的南方、西部前线和西伯利亚。对他而言，俄罗斯的中部腹地是这个民族的神秘发源地，这是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直憧憬的地方，也是《玛特廖娜的家》里的讲述者怀着孩子般的崇敬之情为自己发现的那个地方，俄罗斯的中部地区有着宁静的自然风光，那里的教堂耸立于上岗，矗立在小丘，如同身着“白色和红色衣衫的公主”，“高居于平庸和粗糙的日常生活之上”。但这个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地却是一个被玷污的王国：教堂变成了木材厂，镀金的钟楼被洗劫一空。她谦逊的美丽竟被忽视了上千年，她被人任意践踏。在《袖珍散文》里，作家歌颂了这位俄罗斯母亲，就像勇士歌中被赞颂的那个消失于水下的基捷日城一样：“若能永远在这里住下该多好啊……在这里，心灵，宛若颤栗的空气，会在天水之间潺潺流动，还会有纯洁、深邃的思想汩汩流淌。”（《塞格登湖》）但是湖却被“凶恶的公爵，斜眼的恶魔”占领了，被这位当地的要人及这位“恶魔的狗崽子们”占领了。这直接取材于俄罗斯童话中囚禁了皇太子伊万的科谢伊·别斯梅尔[5]的故事，但它也同样是古老的斯拉夫神话题材，亦即被蛇形怪物虏获的俄罗斯。象征派作家甚至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都涉及到了这一题材。这个中部的、森林密集的俄罗斯腹地（在《第一圈》中化身为阿格尼娅这一形象）原来却是难以企及的，她既是俘虏又是一个神话。她暗藏在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中，对他来说，她就是支柱：她是原始森林，她是永远不会成为事件场所的那个神秘的俄罗斯。
就这样，寻找真理、追寻圣杯[6]获得了明确的含义：这就是对俄罗斯的寻觅。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这种探寻还不是很明显；而《玛特廖娜的家》里面的探寻更多带有民族学性质；《第一圈》中则属于道德和哲学方面的探索。但在《1914年8月》中，它就成了核心主题。之后在索尔仁尼琴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演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追寻（多得都让人生厌了）。所以，他在佛蒙特建立纪念俄罗斯的图书馆以收集同代人未发表的回忆录就不难理解了。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所有景物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位于莫斯科州与卡卢加州交界的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作家从1965年到1973年多次来此居住。最新版《第一圈》第四十四章标题就叫《在辽阔的大地上》。文章深情地提到了这个美妙得无与伦比的“地方”，并称如此美丽的地方在瑞士都找不到[7]：“这种辽阔是立体的，如果不多次转动一下自己的头颅，是无法将他们收尽眼底的。”这块地方无边无际，远方生长着参差不齐的森林。“一望无际，轻松自在！”在这个地方的中心是一片白桦林，林中掩映着真正的俄罗斯墓地——被遗忘的墓地，但它更为这里的景致增添了一份自由与美丽。而不远处却是丑陋而残破的村庄，就如同果戈理小说里的一样。通过英诺肯基与他的小姨子克拉拉的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已变成仓库的丑陋的圣诞节教堂。克拉拉甚至觉得，英诺肯基像叶赛宁一样，他怅然若失，几乎丧失了俄罗斯性格的他从欧洲回国，就是为了找到这个满目疮痍的俄罗斯……然而，正是这个面目全非的俄罗斯，这个让那些“斜眼的恶魔们”霸占的俄罗斯，肯定了英诺肯基·沃洛金的牺牲精神，并使他重新获得了道德感。
这个坐落在辽阔自由原野上（尽头是森林和太阳光线）的被废弃的圣诞教堂，是俄罗斯圣诞的象征，在外交官沃洛金看来，与西方富有、商业化的教堂截然相反，它显得寒酸而丑陋。主人公对真实罗斯的了解就此开始，他即刻懂得了那些强加给罗斯的无意义的受害者们：方尖碑让人联想到“第四民兵师的战士们”，这些扛着一条枪就上了前线，要面对四倍或五倍敌人的可怜人……当一个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为凄惨的境遇；但在《1916年8月》里，对此的答复却是：“我只局限于俄国”，或者，像在《牛犊顶橡树》里说的：“不住在俄国，这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促使索尔仁尼琴创作这部历史巨著的动因是俄罗斯的神秘属性，她既强大又软弱，既纯洁又污迹斑斑，既奴性十足又是未来的歌家……正如他在哈佛演讲中提到的，在与蛇形怪物做斗争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的俄罗斯人具有西方人身上看不到的纯正和勇敢。俄罗斯人的这两个极端性——即灵魂的堕落与重生，丑陋与纯洁——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互不分离的，这也是斯拉夫派老掉牙的一个悖论，而这一点《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要比19世纪他的那些前辈们讲得更清楚。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轮子或磨盘成了祖国遭到毁坏的突出意象，这也是这部史诗性著作《红轮》标题的主要寓意。时而这是那个“把心灵磨成齑粉”的磨盘，时而这是决定死囚命运的“巨大车轮的转动”（《古拉格群岛》）。在《1914年8月》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火轮。这是被火笼罩的石磨的两翼——它们刚好是在阿尔谢尼·勃拉格达廖夫与叶戈罗夫·沃洛滕采夫相遇时燃烧起来的。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先知以西结看到的那个异象：火轮上全是火，轮辋周围是无数的眼睛。而在第三十章展现我们面前的，是医院的敞篷马车上脱落的一只发狂的轮子：“……它滚动着，这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巨轮！这为所欲为的巨轮！这遏制不住的巨轮！这压倒一切的巨轮！……这血红血红的车轮！！！”当萨姆索诺夫下令撤退而且周围的一切都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时，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轮子，不过它是天上的轮子。有一次，我从威尼斯给索尔仁尼琴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的是托尔切洛岛上教堂里的水彩壁画：圣父的脚下是红色的轮子，就是《以西结书》中那个发着火光的轮。他很喜欢这张明信片，并且令我十分诧异的是，我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看到了他对此事的简略记述：“突然，给我寄来了一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上面描绘的是威尼斯一座小岛上的柱厅[8]壁画：在神座旁的红轮图像——这应该如何理解？好像是‘以西结[9]的双轮马车’，这象征着天意。”
于是，处在这个火象星座下的索尔仁尼琴式的俄罗斯，注定会在世界历史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说来奇怪，在作家笔下，无论是那些俄罗斯的反对者，还是俄罗斯的捍卫者，他们都表达了这种看法。“如今，世界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俄罗斯的毁灭”——这是《列宁在苏黎世》中帕尔乌斯的思想。而1979年2月，当索尔仁尼琴本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伊万·萨皮耶特的采访时，他自己也说道：“当苏联国家制度将发生变化时，整个世界生活的轨道也必将改变。现在是整个人类史上的拐点所在。”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相似之处：《第一圈》中，斯大林不由自主地唠叨起来，在自言自语中对那些富人表达了不满；在自己的作品中，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始终在揭露“富人”，从《玛特廖娜的家》到政论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他认为，俄罗斯的真正使命是遵循大斋期东正教的传统。也许，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表明，索尔仁尼琴暗自赞同恶魔幽灵的路德主义：敌人借用了真正骑士的武器和言语（正如斯大林使用从中等宗教学校学到的宗教语言一样）。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列宁在评论俄罗斯人民身上“无限的耐心”时，他陷入了绝望：他用指甲点着报纸上的简讯，为俄罗斯在一战中的失利而感到高兴，与此同时，对在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中燃起的俄罗斯之火的熄灭，他也感到由衷地惋惜。但是，索尔仁尼琴赞扬的正是俄罗斯的这种火，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了俄罗斯之火。
对他来说，发生起义的俄罗斯是旧教派信徒的俄罗斯，他们死于彼得大帝的龙骑兵之手，或是在巨大火堆里自焚而死。不了解的人，会对那些旧信仰的维护者加以蔑视或嘲笑（皮埃尔·帕斯卡在所著关于阿瓦库姆和分裂运动[10]开端的巨作前言中将他们与法国詹森派教徒作了对比[11]），这样的人灵魂上不属于俄罗斯。索尔仁尼琴始终在为旧礼仪派教徒辩护，反对官方东正教会说他们耐心不足，反对巴黎发行的《俄罗斯东正教通报》上的作者的观点，反对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他将1978年实施集体自杀的约翰斯敦宗派主义者与旧礼仪派教徒相提并论）。
到美国后，索尔仁尼琴决定去拜访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族团（1975年，他经由加拿大去了那里），随后再参观反仪式派[12]的居民点（这次访问没有实现），最后再去拜访俄勒冈州[13]的旧礼仪派教徒。他在俄勒冈时遇到了一群身穿萨拉凡[14]的姑娘，她们都操着最纯正的俄罗斯语言，“当看到她们还完好地保留着民族的风貌、民族性格，听到她们保存完好的与生俱来的俄罗斯语言，即使在整个西方世界甚至就是在苏联的某些地方，你都不会感觉到像置身于她们之间时那种身在俄罗斯的深切感受。”（《一封美国的来信》）画家康德拉绍夫是透过一组俄罗斯风景画来表现这一暴动中的俄罗斯，如表现俄罗斯的农民暴动、民粹派和列宁等（但在九十六章版的《第一圈》中，列宁却并属于“火热的心灵”之列），这并不是那个思想家兼博览群书的列宁，而是一个发狂（尽管不断控制自己的激情）的列宁，他固执己见、严峻冷漠、身无分文。不过，在《红轮》的各章陆续出版后，读者们发现，索尔仁尼琴的敌人即1917年那场旷世浩劫的真正元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人和最高权力机关。只有那个因迫不及待而急切万分，因环境所迫滞留在弹丸之地的小国瑞士的列宁才会气呼呼地抱怨道：“俄罗斯这盆发酸的面团，别指望能用它做出什么来！为何他会生在这个无比粗俗的国度里？！因为你身上流的四分之一的血是俄罗斯的，正因为这一点你的命运就与这座破旧的俄罗斯马车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列宁在苏黎世》）索尔仁尼琴急切地想展现自己眼中的列宁形象，于是不等《红轮》最初几卷出版，他就把有关列宁的这些章节单独发表了（这些章节将在《1916年10月》中获得完全的体现和揭示）。索尔仁尼琴想尽快向读者呈现，列宁怎样受到了帕尔乌斯-格利凡德的诱惑，甚至可以说，是“小人物”（拉丁语即“帕尔乌斯”）诱惑了一个“伟人”（列宁）。因为这些章节散布在《红轮》[15]第二卷第二部中，所以它们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整体，而帕尔乌斯与“玛格努斯”（即列宁）相遇的场景则很集中，更加凸显了人物的性格。
但是，那些激烈地评议祖国而实际上从事破坏活动反对祖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就如同新约中所说的“如温水”（“你即如温水，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第三章，第15—16页），这也引起了索尔仁尼琴对他们的厌恶。《红轮》作者的立场与俄罗斯侨民、英籍历史学家格里高利·卡特科夫很接近，后者是著名记者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侄孙。这也促使索尔仁尼琴出版了格里高利·卡特科夫《二月革命》这部书的俄文版。他选定了译者，并于1984年由巴黎“伊姆卡”[16]出版社作为索尔仁尼琴倡议的《当代俄罗斯历史研究》系列丛书的一本得以出版。后来，苏联解体后，又在俄罗斯再版。索尔仁尼琴曾在伦敦与卡特科夫见过一面，并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刻画了他这个令人同情的形象：“还有一种高贵的命运，它并没有全力以赴地为俄罗斯服务，却在侨居时就枯萎了[17]。他声音温柔，是一个富有魅力、真诚的人。”历史学家卡特科夫特别详实地研究了俄罗斯的自由党人、共济会会员、立宪民主党人等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而进行的各种激烈斗争，也研究了无情批评政权的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18]及其他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此外，他还阐明了德国对俄罗斯革命者所采取的政策（著名的一节“封上铅印的车厢”只是他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尤其还研究了哪些人充当了这一政策的中间人[19]。顺便说一下，索尔仁尼琴提到的那些帕尔乌斯的传记作者都是卡特科夫的学生[20]。
在《红轮》第二卷的第五十六章和第六十三章里，索尔仁尼琴愤怒地谴责了自由派分子；他的嘲讽还从没如此深刻有力，他反对议会制的立场也从未如此鲜明。像齐赫泽[21]和克伦斯基[22]这样的“小丑”或米留可夫[23]似的“玷污俄罗斯”之流的真正本质在议会的这场“杂耍表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家兼讲述者寸步不离这个“进步联盟”的领袖，和他一起登上讲台，尖刻地打断了他正如日中天的命运，通过一些毫不起眼的简短答话再现了其内心朴实的想法，当面揭穿他的诽谤行为，幸灾乐祸地嘲笑他话里所使用的法语词汇。索尔仁尼琴并非没有看到沙皇政权的软弱及其可怜的行为能力，相反，他对此感到悲痛：亚历山大三世死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力量消耗殆尽了，听不进那些明智的建议，而是听取那些谄媚者的低声絮语以及饶舌者的俏皮话，就连他们自己说话时也不再理直气壮。
《末代沙皇特写》作为后来补充到《1914年8月》里面去的一章，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冗长的自白（作者借鉴了20年代苏联发表的沙皇日记，还有其他一些文献和回忆录），书里鲜明地刻画了这位沙皇善良的本意及他的优柔寡断。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尼古拉是一个温顺、迷恋古罗斯的皇帝（他最喜欢的皇帝是虔诚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但他却没能发现“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仅向万能的上帝敞开，而普通人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清楚地知道俄罗斯的祸根在哪里，亦即仇恨，更主要的是“有教养的阶层”（其中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有不少的贵族、神职人员、商人甚至是农民）对自己祖国的仇恨。索尔仁尼琴甚至还十分乐意地强调说，沙皇早就有了将俄罗斯向东扩张的规划（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此外，作家还指出，当这位俄国沙皇来到某个封闭的圈子里时，他会表现得极其软弱，还有资产阶级式的怯懦。索尔仁尼琴只对一些个别的保皇党人有好感，如拥护按照16、17世纪的方式召开全新的地方自治会议的十月党人希波夫。
《末代沙皇特写》里充满了各种史实与暗示的话语，篇幅也不短，它清晰地回顾了整个历史，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对作为历史学家的索尔仁尼琴所使用的手段有个清楚的了解：这是一种“负荷颇重”的技法，这种技法要求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尤其是那些亲眼所见的证明材料。当法官兼讲述者内心迟疑，无法说出明确的观点时，这种技法就变得更重了。当温柔（对萨姆索诺夫）、仇恨（对帕尔乌斯）或者鄙视（对米留可夫）不能振奋索尔仁尼琴的心情时，他自己似乎也丢掉了那个“唯一正确的一种思想”——然而要是没有它，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也就不能评判人类和历史。史诗的最初几卷写得特别吃力，进展缓慢，这也表明索尔仁尼琴作为长篇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性。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援引自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职业历史学者的文集汇编。索尔仁尼琴扩大了这个圈子所能涉及的范围，他自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红轮图书索引》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将所获得的所有文本资料及侨民界出版的所有图书都摘录到卡片上，包括米留可夫、梅利古诺夫[24]、马克拉柯夫[25]、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26]、邓尼金[27]写的书；历史学家普什卡列夫、波尔托拉茨基，哲学家伊利因、费多托夫等人的著述；此外，还有一些国外作者的著作，尤其是德国人关于布列斯特-立陶宛和约、帕尔乌斯等的书。《红色档案》杂志上刊发的有关坦波夫起义的资料也非常重要。索尔仁尼琴收集了大量参与这些事件的幸存者的证言，还亲自对白卫军老战士及临时政府部长的女儿进行采访。他的本意是要推翻那些错误的，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看待历史事件的观点。这几乎是“造物主”的愿望，再加上还要亲自看到、听到、感受到这一切，还想在历史的织体中赋予各卷一定的深度，这些都使写作达到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规模。作者本人也时常暗示自己这是在与死亡赛跑。
在1979年至2007年的演讲中（那时重新出版了他的《二月革命的深思》），索尔仁尼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亦即对“自由”革命的谴责：“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传说。如果深入了解二月革命时期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和所有现实的环境时，那么一切都会明了：除了陷入无政府状态，它已无路可去。它的每一步都矛盾重重。1917年整年（这一令人惊讶的历史过程）就是二月革命自我垮台的历史。那时执政的自由社会主义党人在半年内，将俄罗斯拖到了几乎全面崩溃的地步。”[28]索尔仁尼琴的写作越深入，他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是伪造的，而西方的历史学家却只会跟在苏联历史学家后面亦步亦趋。
由此可见，一切都是歪曲的、不正确的阐释，而更常见的则是谎言。因此，索尔仁尼琴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又重新提到了斯托雷平[29]及其1906—1910年间农业改革的重大作用；推测暗探局曾向斯大林支付报酬；解构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神话，这个神话在《静静的顿河》中被人为地夸大了（根据D.（即梅德维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的观点，这一片段毫无疑问是别人动的手脚）。俄罗斯“模式”是未来悲剧的预兆，1980年代的西方与1980年代的俄罗斯几乎一模一样：恐怖分子，迷失的知识分子，病态般的脱离现实（1909年《里程碑》的作者们就揭露了这一点）。“从那时起，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自我堕落，又一次在世界范围内重演，但只是拖延了几十年。同样，自我衰退和投降过程也在大规模重演。”[30]如此一来，明显的自由主义者投降的首例不是1938年的慕尼黑，而是1917年2月。
在《第一圈》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俄国命运“如数学般精确的”描写：“对于数学家而言，1917年的事情没有任何意外可言。因为正切在90°条件下向无穷尽飞升，就会即刻跌入无尽的深渊。俄国同样如此，初次体会到了自由带来的快感，即刻就陷入到了可怕的暴政统治的泥潭。”（第六章）尽管还没有明说谁是真正的责任人、自由派兼启示录中的“温和派”代表（对于列宁而言，他是“饶舌鬼”；对于斯大林而言，他是“大胡子”），从1979年起，他成了索尔仁尼琴攻击的主要矛头。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索尔仁尼琴理念的一个缺陷，即他始终坚信灾难将重复发生，这使他与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用“灾难变革”来形容这种可导致极端危险熵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先前两个体制所共有的）。早在季诺维也夫之前，扎米亚京在长篇小说《我们》中就刻画了那种使进步人士震惊的社会中盛行的熵的法则。但扎米亚京是在永恒的不妥协和异端邪说中寻找出路。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这不是出路，对于他而言，这种不妥协和异端邪说正是恶；但他难以给那个与异端邪说相对的教条命名。从一定意义上说，他试图找到正确的教条，那个“永恒的事业”（如托马斯·阿奎纳所说）。
索尔仁尼琴用一个隐秘的俄国形象（它是革新的源泉）来与这个破坏性的进程进行对比。他的主张与斯拉夫派比较接近，尽管他本人从不承认这一表述，而且多次强调说他自己从没有读过斯拉夫派（如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萨马林等）的著述。但是，他们之间确有许多相似点。当然，索尔仁尼琴不是哲学家，他几乎没有研究过神学问题，所以，他对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存在即合理”（别林斯基曾把这句话奉为圭臬）一无所知。但是，俄罗斯传统保存下来的精神财富这一思想无疑在他的身上是有体现的，尽管在不同的作品中对话程度会有所不同。索尔仁尼琴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俄罗斯民族认同问题，而且一部比一部进化。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异族人凯撒·马尔科维奇（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一个傻头傻脑的人，他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与他形成对照的是农民伊万，一个不知疲倦的劳作者，“地道的”东正教徒，他可能忘了自己是怎么受洗的，但内心却始终积极乐观；他的临铺难友浸礼派信徒[31]阿廖沙向他道出了这一内心的隐秘想法。在《玛特廖娜的家》里，与这个普通的女性形成对照的不仅有冷漠无情的农庄主席，还有贪婪的法捷依、她的小姑子们、邻居和村子里其他一些“没有信仰”的人，玛特廖娜身上体现出了一种绝对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俄罗斯女性”，她“不知道置办家当……没有想方设法置些家产，随后珍惜它们甚于自己的性命”。
这个拒绝“购置”家产、拒绝奢华生活方式的主题在《癌病房》里也得到了体现，在这部小说里，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自觉地学会了东方文化素有的简朴和禁欲。对于奥列格而言，乌什—捷列克的卡德明夫妇就是范例：“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作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对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第二十章）
1976年，在接受日本斯拉夫学者内村伍助（五助）的采访时，索尔仁尼琴说，在“沙拉什卡”期间他对东方哲学发生了兴趣，包括山鹿素行[32]的儒学观点。“我……从中发现了一些神奇的思想。比如下面这段话：人如果不善于珍惜片刻的时间，那么他就无法把握永恒时间，我自己就总是这样生活。还比如说：应该把每一分钟都当作是你即刻就将死去来度过。”[33]列夫·科佩列夫也告诉过我，1948年，在马尔费诺，索尔仁尼琴把老子和孔子的话逐一地记到了卡片里：作为思维方式的直觉，统一高于多数，不过度说教……（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同样研究过道教，他也认为，过度说教会妨碍对世界的认识。）
在《第一圈》中，与恶魔般的官僚体系相对的是“沙拉什卡”的骑士们；与马卡雷金家里生活温饱人的酒宴相对的是一贫如洗的炼金术士们或“新十二月党人们”的欢聚（阿布拉姆孙引用了《叶夫根尼·奥涅金》第十章的诗词）。这些精神上的贵族也经历了十二月党人经历的考验（只不过程度略有不同罢了），他们身上那种纯粹的牺牲精神与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在《1914年8月》叙事中心的是一个俄罗斯人。与王公大臣（大本营的将军们）、伪善的（大公的近臣们）和假爱国主义的俄国相对的是古老而又虔诚信教并被当成祭品的俄国，即萨姆索诺夫的俄国：“这个光秃秃的面容充满了崇高的忧伤；这副典型的、纯粹俄罗斯式的毛茸茸的脸，一把浓密的黑色胡须，一对普通的大耳朵和鼻子：他那勇士般宽阔的臂膀，被一股无形的重负压制着；他的步伐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旧式派头十足，——这一切都不该受到诅咒”（第四十四章）；在战争的可怕“熔炉”中，俄国的普通农夫们重新恢复了俄罗斯的民族传统，重建了那个在普鲁士森林中诞生的农民的“世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讲述的过程中使用了勇士歌的结构）。
像托尔斯泰一样（在“沙拉什卡”索尔仁尼琴多次阅读托翁的著作并做了很多笔记），索尔仁尼琴也对士兵们的英勇行为充满了敬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战士，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在小说里，作家又一次地描绘了以阿尔谢尼·勃拉戈达廖夫、阿加方·奥古缅尼科、梅福季·佩列佩利亚特尼科和大力士卡奇金为代表的农民与涅奇沃罗多夫（一个真诚的保皇党份子）、克雷莫夫、卡巴诺夫为代表的骑士们即“新十二月党人”、“勇士们”之间的联盟。后者天生就是当指挥官的，而农夫们则是为打仗而生，他们天生就习惯于军旅的禁欲生活。
这样，作家一点一滴地为读者再现了另一个俄国，即彼得大帝之前的罗斯形象，当时的老百姓和“精英骑士们”和睦相处，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分。此外，斯拉夫派们认为，彼得一世之前的俄国有自己核心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后来被政府使用社会手术彻底去除了。这里的骑士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源于西方文化）显得不伦不类：显而易见，从中可以看到帕宁对索尔仁尼琴施加的影响。俄国既不知道骑士精神，也不知道骑士般的爱情，更不知道压倒一切的对美妇人的忠诚。相反，在俄罗斯文学，总能感到对骑士精神的渴望，比如在普希金（“可怜的骑士”，后来演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或者勃洛克（《美妇人诗集》）那里。索尔仁尼琴同样对那个骑士般的俄国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但这只是一个假象。古罗斯有勇士，有禁欲的圣徒，也有逃离尘世的隐修者，但却从未有过骑士。沃罗腾采夫团长（况且，由于深陷与人私通的绯闻，他与为美妇人效劳的崇高精神相差甚远）所代表的这个“想象”中的俄国，遭到了那些爱慕虚荣（如日林斯基）或是胆小如鼠（如科留耶夫）的将军们的背叛，更令人心寒的是，这些人都是“西欧派”，他们成了“自由派”们的特洛伊战马[34]。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不断改变主意的诺克斯，他不断阻挠萨姆索诺夫，还处处留意，希望没有准备好的俄国军队尽快地陷入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索尔仁尼琴身上这种对俄国自由派的憎恨很可能源于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因为正是列昂季耶夫指出了摆在民众与信奉世界主义精英们之间的鸿沟（温和点说，是“民众”与“特权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基列耶夫斯基的论著中就可以找到这一表述）：“……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中间的细枝末节，而只选取那些极端情况，那么可以把整个俄国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除了知道自己是俄罗斯人之外就一无所知了，另外一部分则是世界主义信徒，他们几乎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35]一方面，列昂季耶夫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传统严格对立，它尽管缓慢但却始终是无处不在地腐蚀着民族，而另一方面，“进步”可能确实会成为全方面倒退的推动力。索尔仁尼琴用论据加固了这一思想，又添加上了对“零成长”（从自身的角度而言）和“自我克制”（从民族的角度而言）的溢美之辞。
列昂季耶夫的历史观与索尔仁尼琴的截然不同，前者有一种“拜占庭”倾向：这位哲学家认为俄国一定要向南方和东南方扩展，即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方面扩张。索尔仁尼琴反对这种俄国命运的“地中海”视角，作为一个对爱琴文明不太感冒的人，他推崇的是严峻而又庄重的北方罗斯（即那个阿瓦库姆流亡路上故去的地方）和西伯利亚：“……我国北方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精神的聚集地，由此也可以想见，它是未来俄国的必然代表”（“写于大斋期的致皮缅牧首的信”）。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列昂季耶夫是一个视拜占庭文化为圭臬的知识分子，在旧礼仪派教徒身上他同样发现了一个具有拯救意义同时又是一个必然阻碍俄国进步的因素。索尔仁尼琴特别推崇那些不放弃自己信仰的旧教派信徒，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诸如坚定、禁欲和自我克制等俄罗斯民族固有的品性。列昂季耶夫认为，在文化上俄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直到我们成为了欧洲人，才会出现真正的俄罗斯思想！”——并且撰文戳穿了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憎恨情绪，从库尔布斯基、科托希欣到恰达耶夫和他的《哲学书简》。耶稣会教徒佩切林写的诗词生动地传达了这一现象：
对祖国的恨令人无比惬意！ 热盼着它亡国灭种的时刻！ 在故国的崩溃中看到 全世界重建的曙光！
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思想”源于他意识到自己与俄国（无论这个国家的命运如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会关注燃烧的蚂蚁窝。托尔斯泰在1812年莫斯科大火后运用了被摧毁但瞬间又重建的“蚂蚁窝”这个形象来解释俄罗斯的重生：“……虽然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那种营造蚁穴的全部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是非物质的东西，却依旧存在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第四章第十四节）这个形象也出现在《袖珍散文》中：“但奇怪的是：它们没有逃离篝火。惊魂稍定，它们便回转身来，转着圈——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吸引它们回返，去往离别的故乡！——许多蚂蚁居然又回到仍在燃烧的圆木上，在那里辗转不安，献出了生命……”（《篝火与蚂蚁》）
侨居时期的列宁形象部分地表明了索尔仁尼琴的愤怒：“侨居是恶之源，这种情绪不断累加、积蓄。”（《列宁在苏黎世》）依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应该在俄罗斯内部发出自己的光辉。作家不仅为19世纪的斯拉夫派们即那些所谓的“顽固落后分子”和“蠢货”进行辩护，而且赞同他们的观点：应该把乡间土道、小手工厂、一层楼房、取代化学肥料的有机肥等都保存下来。他认为这些都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他甚至同意设立入城关卡（像古时候那样），禁止汽车进入城里。
在索尔仁尼琴身上，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斯拉夫派的观点，如似乎是与是；理智与理性等，前者是精神层面的，活生生的，后者是冷酷的、概念化的（顺便说，这一观点取自谢林）。俄罗斯从不知道夸夸其谈及司法上的各种花招[36]。神学家格奥尔吉·费多托夫曾说过，俄罗斯总是更倾向于“索菲亚”（即造物中的圣智），而不是“逻各斯”：“罗斯……就像一个聋哑女孩，她用自己那双超凡脱俗的双眼看到了许多秘密，而且只有用各种符号才能把它们表述出来。”[37]在《第一圈》中，也提到了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双重性，即温顺与蛮横奇怪的合成（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核心思想）。像费多托夫一样，索尔仁尼琴同样认为，只有俄罗斯的牺牲精神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才能达到必需的综合。他同样接受了“知识分子与民众”这种相互对立的表述：前者没有主意，后者顽固不化。作家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只对实利顶礼膜拜）已退化成了“教书匠”和苏维埃的伪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还可以随便背叛自己的原则。
索尔仁尼琴在为本民族及“俄罗斯性”寻找合适的称谓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即文化混合的问题。他眼中的“俄罗斯性”是坚毅和随和的天然统一，这种见解导致了他对俄罗斯的东正教颇有微词，他认为后者过于屈服于国家政权。东正教的“拜占庭特色”与旧教徒的行为相比，他坚决地站在后者一边，因为他们热爱劳动、坚韧不拔，时刻准备着作出牺牲并“自我克制”，18世纪他们勇敢地面对火刑的迫害，而19世纪却是虔诚的信徒和诚实的商贩[38]。“有关社会自我克制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意。我们在一百年前执著的基督徒——俄罗斯旧教徒那里就发现过这种品质。”（《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对自我牺牲精神的颂扬使得索尔仁尼琴皈依到了宗教，但这不是希腊拜占庭式的教义，而是俄罗斯式的，近似于阿格尼娅的《林中秘密》。“但自从尼康和彼得大帝实行无情的变革时起，就开始根除并压制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这种力量进行无情的破坏。”（《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
对外国人在俄国历史中的贡献问题，索尔仁尼琴同样也进行了思考。与别尔嘉耶夫把布尔什维克蛮横无理的破坏本性“归功于”俄罗斯人愿意走极端的本性（“彼得大帝使用的手段与布尔什维克完全相同”[39]）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有时倾向认为革命是从国外进口到俄罗斯的结果：这是借来的学说和政权，它们在拉脱维亚和匈牙利还部分地保留了下来……然而，在《未尽章节的提纲》以及两段式小说《艾戈》和《天涯海角》中，他对图哈切夫斯基和朱可夫镇压自己人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布尔什维克把专制强加于老百姓的头上，后者在20世纪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折磨[40]。在《列宁在苏黎世》中，索尔仁尼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想把那些决定20世纪历史但却不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讲出来，西方国家的立场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里说的是德意志与俄罗斯侨民乌里扬诺夫之间的合作。
无疑，索尔仁尼琴在塑造自己的敌人即小说主人公时也把一部分自我投了进去，据他说，对主人公他是步步紧跟。是因为列宁对“自由派”的轻视与他很像吗？否则的话，如何解释把列宁与那些伟大的改革家、同慈连理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尽管不是很明显，但却贯穿小说始终）？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对后者在苏黎世的塑像曾赞赏有加。这与普列汉诺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日内瓦租住了一个豪华的花园洋房，当这个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大资本家把列宁撵走，让其身无分文时，这种对照就更加明显了。然而，我们可以感觉到，普列汉诺夫还有列宁，身边尽是些庸人和“微不足道的人”。在大学读书期间，索尔仁尼琴对普列汉诺夫很是崇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第四十章）关于他的充满苦涩意味的那一章里，还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好感的余热。普列汉诺夫用了三十年的时光明白了，他甚至爱“那个现有的即被专制践踏的祖国”。他还认为：“你瞧着吧，在俄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没有人能比这个列宁对俄国做出更为阴险的事情！”
一生致力于研究布尔什维克（在这之前是法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鲍里斯·苏瓦林发表了一篇对《列宁在苏黎世》的长篇评论，全文充满了敌意。这位前布尔什维克和挑剔的学者从索尔仁尼琴那里发现了不少错误：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对相互之间的私生活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小说中提及伊涅萨·阿尔曼德不符合事实）；列宁竭力不做让人指责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上巴尔乌斯的当；“上封的车厢”实际上并没有上封；索尔仁尼琴不由自主地接纳了苏联历史文献的观点，夸大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41]的意义。苏瓦林指责索尔仁尼琴，说他激活了那个“仇视列宁”的旧神话。但索尔仁尼琴是像他说的那样“仇视列宁”吗？他笔下的列宁形象是一个不安分、全身心投到事业中去的人（甚至在与伊涅萨·阿尔曼德热恋时也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多棱面的人的形象。透过列宁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同貌人——恶魔般阴险的巴尔乌斯，这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他成了两次俄国革命的罪魁祸首（1905年，他是托洛茨基的左膀右臂）。苏瓦林特别想指出，索尔仁尼琴错误地高估了巴尔乌斯的作用。比如，他不是1905年苏维埃的创建者（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巴尔乌斯却说：“我建立的苏维埃已经逐渐地掌握了政权”）。巴尔乌斯似乎“充满了”对俄罗斯人民的憎恨，他向列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列宁身上缺少广博的胸怀。这个分裂分子身上野性的、缺少耐性的狭隘会吞掉他那满腔精力……分裂分子身上的这一狭隘性让他注定在欧洲一事无成，只有在俄国才能发挥其才干，但这也就意味着，他在俄国做的事情无可替代。”巴尔乌斯引诱列宁。这是一幅奇特的场面：巴尔乌斯坐在乌里扬诺夫那张简陋的铁床上，“为他指明未来世界的光辉图景以及他将建立的不朽功勋”。两个人都充满了对俄国的憎恨：他们要挑起异族人的暴乱，用普通士兵的手来屠杀军官们，让德意志帝国主义者们对抗俄罗斯的独裁者……这个如“荷马般”肥硕可怕、荒淫好色的人，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水，是像他的肤色一样的绿色的水，巴尔乌斯是一个引诱者。基于地下工作者素有的怯懦和软弱（他害怕揭去自己的面具），列宁几乎拒绝了引诱者大多数的提议，但让他去找自己的同伙加涅茨基。这一情景是作家虚构的，因为历史上两人不曾会面——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样处理是情节的需要，这样可以表现列宁的所思所想。
在这里，索尔仁尼琴是否也使用了老套的反犹“模式”呢？是不是如此这样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形象地主张俄国革命带有异族色彩的人物了呢？巴尔乌斯与其说是一个犹太人，不如说是一个魔鬼的代言人，愚蠢而笨重：为了出卖别的民族的利益，他毫不徇情；在制造混乱方面，他精力无穷，这使他像一个真正的恶魔。一方面，巴尔乌斯之于列宁，就像《群魔》中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之于斯塔夫罗金。另一方面，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把各种文化和不同时期的历史杂糅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想表明这是一个禁区。不管怎样，这一场景给人留下了某种不愉快的感觉[42]。
为了净化俄罗斯民族，索尔仁尼琴准备让俄罗斯退到其自古以来的领地，即严酷而广阔的北方和东北方（那里曾归诺夫格罗德管辖）。“这是提醒我们俄罗斯人居住在地球的东北方向，属于我们的大洋是北冰洋，而不是印度洋，我们不属于地中海，也不属于非洲，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会无事可做！”（《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重新回到这段艰难的旅程，不仅意味着地理上要“明显缩小”，而且还意味着内在精神的巩固。这一回退的思想与19世纪末期的俄罗斯思想传统是相违背的，后者主张重新夺取君士坦丁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三罗马”要占领“第二罗马”神话的始作俑者，但他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赞成向西伯利亚和北方发展（详见最后一期的《作家日记》），这与索尔仁尼琴的主张不谋而合。与之相对，米留科夫之流无耻地称自己为“自由派”，却于1917年无耻地把战争继续下去，名义上说是处于考虑到同盟者的利益，为了蛊惑人心，提出了先前的领土要求。
索尔仁尼琴很想赋予农民村社以新的含义（斯拉夫派们就曾认为，农民村社蕴含着俄罗斯的独特性）。当然，这不意味着要重新恢复原来的“米尔”，但既然“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没有这样的圣徒就不会有乡村”（《玛特廖娜的家》），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也就意味着，乡村的道德基础还像以前一样坚不可摧。作家身上有一种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者特有的幻想气质，所以在《癌病房》中他引用克鲁鲍特金的话（“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并非偶然。但是，他身上的这些乌托邦幻想具有一种宗教本源：他盼望着天国的到来。
对于那些认为俄罗斯人民（特别是俄罗斯的农民）在文化上已然僵死的说法，索尔仁尼琴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1979年的访谈录中，他暗地里与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他主编的《句法》杂志以及所有那些实际上对“俄罗斯无所谓”的人进行论战。对他而言，70年代俄国的移民浪潮不过是犹太人移民潮的“尾声”而已。更应该与犹太人出版的及以色列、纽约、巴黎、慕尼黑等地出版的残酷地讽刺俄罗斯乡村散文作家的俄文期刊进行斗争[43]。作家对古罗斯的村社及其宗法制行为准则（包括《治家格言》）不吝溢美之词。来自卡缅卡的勃拉戈达廖夫和普鲁日尼科夫这两个家庭就是这个村社世界的杰出代表，这里的人们在生活中依据的是祖辈传承下来的习俗，女性居于从属地位：这一点在澡堂那一场景特别典型，当时勃拉戈达廖夫因为自己的妻子做出了蠢事而用腰带抽打她……这里处处体现着真正的虔诚信仰，就连中央政权也无法毁掉这些靠着传统的方式生活的基层团体。（在未写完的“节”里，普鲁日尼科夫应当成为坦波夫起义的领袖。）真正的俄罗斯语言，俄罗斯特征（奥洛涅茨农夫们的眼睛“如湖水般清澈”的双眼），俄罗斯音乐，俄罗斯性格——这一切讲的都是以村社为基础的古罗斯生活。
因此，“根基派”代表索尔仁尼琴极力为乡村作家们进行辩护：从1972年起，他就热情地为舒克申、莫扎耶夫、田德里亚科夫、别洛夫、索洛乌欣、卡扎科夫等人的创作欢呼雀跃。还是在那篇萨皮耶特的访谈录中，他就说道，五位或者六位苏联作家（处于保护他们的用意作家并没有点出他们的名字）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精华所在：“如此深刻地刻画农民的内在精神，如此诗意地描写农民对其身别自己的土地、大自然和劳作的深深眷恋；如此自然且和谐地塑造出了这个源于人民生活自身的形象；如此这样富有诗意、丰富的民族语言，就连俄罗斯的经典作家们，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甚至包括托尔斯泰，也未曾达到这样的高度。原因在于他们自身都不是农民。”索尔仁尼琴一再强调说，乡村作家们的歌声首次如此嘹亮。托尔斯泰有那么两三次，记录下了农夫们的故事，但他仍然是一个贵族老爷。而别洛夫和拉斯普京却是真正的农民，他们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家乡（前者住在欧洲的北部，后者住在西伯利亚），他们用的是摆脱了“欧式影响”的自由语言，这也是索尔仁尼琴心目中理想的语言。他们的作品在苏联发表，但是他们传播的却是俄罗斯农村的道德理想和宗教价值观。这种真正的乡村文学，这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复归，这些时刻准备着做出牺牲、蹲监狱、服苦役的作家，是对索尔仁尼琴乐观想法的最强大的支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点出，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看重莫扎耶夫和拉斯普京。2000年5月4日，在向拉斯普京颁发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时，索尔仁尼琴又一次对作家说了赞扬的话。在谈及《告别马焦拉》等作品的时候，对这部艺术手法质朴简洁却描述了农民的潜在道德力量、晦暗的现实生活以及农民们明朗的心灵的小说赞不绝口：“这部中篇小说的整个文本是对人民诗意生活观念的高度概括。（小说全篇令人惊奇地写到了各种性质的雨。）对故土、它的永恒特质饱含深意。表现了大自然的丰富性——还有最为鲜活的对话、声音、话语以及精确的用词。”
索尔仁尼琴把俄罗斯民族看作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它有自己的面貌和思考。这一点使他避免落入极端民族主义的窠臼[44]。他倡议俄罗斯人把那些侵占的领土归还给别的民族，赞同俄国只保留现有领土中那块最艰苦、最没有养料的土地，建议放弃帝国政策并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过进行忏悔。如果不挖掘这些宗教根源，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斯拉夫派和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当然，索尔仁尼琴读过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对人民完全顶礼膜拜”的警示话语[45]。对于索洛维约夫而言，与本民族血肉相连意味着成为天国的活动家，成为信奉圣像的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对于民族而言，还是对于个体而言，通往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对罪过的忏悔。
索尔仁尼琴自始至终都不断强调，“忏悔的天赋”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人素有的品德（四旬斋前最后一个星期日就是明证），这里面体现了某种深刻的、本质的东西。他多次谈到数次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忏悔浪潮”（这里我们可以回想起赫尔岑，他对俄罗斯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多次忏悔过，然而俄罗斯社会并没有支持他，由此作家的威望甚至都开始逐渐下降）。“在久远的过去”（17世纪之前）俄罗斯特别流行忏悔运动，以至于这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霍米亚科夫以及俄罗斯的斯拉夫派们同样曾号召过本民族进行忏悔：
不要说：“那过去的一切， 那古老的时代，那父辈们的罪过， 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很稚嫩 未曾知晓那些古时的罪过。” 不！这种罪过，它永远和您联结在一起， 它在您的身上，在您的血管和血液里， 它同您的心灵共同成长—— 那颗对爱无动于衷的心灵， 向着广阔的天空祈祷吧！忏悔吧！[46]
霍米亚科夫这是在呼吁年轻的俄罗斯为农奴制而忏悔。索尔仁尼琴同样呼吁苏联要为设置古拉格群岛而悔过。他还认为，俄罗斯人应该向波兰人悔过。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索尔仁尼琴坚决且毫不隐讳地为1831年和1863年镇压波兰起义而道歉，为卡廷惨案，为1944年没有向波兰起义者提供支持而道歉：“……我当时就在附近，可以确信地说——当时我们的部队向前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强行通过维斯瓦河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那样的话就可以彻底改变华沙的命运。”（《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但同时他对波兰人不打算就1612年入侵俄国以及波兰贵族对俄罗斯农民的压迫等事情进行道歉表示遗憾。
索尔仁尼琴身患重病，无法看到安德烈·瓦依达拍摄的《卡廷惨案》（2007年）。与此同时，这位波兰导演某种程度上重复了索尔仁尼琴的探索之路，他不仅多次强调说，波兰人为卡廷森林中的屠杀不断地说谎，这是不对的（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们把这件事算在了德国人的头上），而且也一再坚持自己的失误：瓦依达的父亲和其他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一起在卡廷森林遭到了枪决，他曾隐瞒了这个消息。
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但其中的缺陷由于其创作中蕴涵的崇高道德元素而被淡化了。掌权者腐化堕落，于是索尔仁尼琴像斯拉夫派一样，用无形且“纯正的”民众力量来对抗公然强取豪夺的当局者。在自己的忏悔里，索尔仁尼琴同样是激烈的，这丝毫也不亚于同论敌的斗争，他也不否认自己因描写古拉格群岛从而引起了“众怒”，在这一点上他是有责任的。此外，他为俄罗斯的胜利也曾洒下热泪：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使俄国得以向南扩展……К. С. 阿克萨科夫曾说过：“俄罗斯历史具有世界忏悔的意义”。
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观也近似于斯拉夫派。黑格尔说过，急剧的变化只会发生在表面，而真正的历史令人费解、确定无疑且深藏不露。之所以令人费解，就像民粹派的信徒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说，是因为推动历史的是“有思想的人”的意愿。确定无疑是应为它是有机的，与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密切相关（如生物层面、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深藏不露是因为它自身就是联结人类与上帝的神秘中介。如复活节期间吟唱的祭祷歌中宣告的那样，当最后的令人逾越的光亮莅临人间，那时就会见证全民族的统一。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可以清晰地发现神人的观点，这一点是索洛维约夫本人在生命终结时放弃的观点。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基督的降临。索尔仁尼琴无法避免俄罗斯思想中存在已久的不足，即对民众的顶礼膜拜，愈是诋毁、玷污俄罗斯民族，它就越神圣。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的一个人物曾说过：“您思考问题很开阔……而我只局限于俄国。”这个俄国是当下的俄国，即过去与未来、善与恶博弈的场所。索尔仁尼琴本能地感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的这种感觉可以说包罗万象。他的俄国既包括刽子手，也包括受难者，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这个俄国还记得那些集中营里的劳改犯，它敏锐地倾听着幸存者们的倾诉，仿佛又听到了“运送古拉格群岛赤贫犯人车厢”里的喧哗声和嘈杂声；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突然明白了俄国，他紧贴着车厢的隔板，而另外一侧，仅仅三公分之隔，是一个他看不到的年轻俄罗斯姑娘，她向他悄悄地讲述了俄国的秘密：“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古拉格群岛》，第二部第一章）看不见的面容，非人工创造出来的形象，遗落在尘世间的天堂美景，人们已然寻觅了一千年，但却无法在地球上找到它——所有这一切就是俄罗斯。看到这一切就意味着——做一个俄罗斯人……
[1]Из теле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Си - би - эс（17 июня 1974）//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89.
[2]Из письма Ричарду Гренье от 15 июля 1985 г.（《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гл. 12）.
[3]“‘在满洲，有一个中国老头为我卜过卦。’—‘他怎么说的？’—雅罗斯拉夫深情地望着上校插言道。—‘他预测说，在那次战争（指日俄战争）我死不了，不管再经过几次战争，我都死不了。但在我六十九岁的时候依旧要死于战争。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幸运的语言吗？’”（《1914年8月》，第二部，第五十五章）
[4]在《1914年8月》里的82章中，有65章没有写到首都，情节主要发生在库班、顿河畔罗斯托夫、俄罗斯南部哥萨克聚居区、俄罗斯中部的村庄以及前线。在《1916年10月》里的74章中，有30章没有写到首都；在《1917年3月》里的655章中，有16章；最后在《1918年4月》中的186章里，没有写到首都的仅有38章。
[5]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据说他有钱、凶狠，又有长生秘方。——译者注
[6]是在公元33年，犹太历尼撒月十四日，即耶稣受难前的逾越节晚餐上，耶稣遣走加略人犹大后和11个门徒使用的一个葡萄酒杯。相传如果能找到这个圣杯，喝下其盛过的水就将返老还童、死而复生并且获得新生。——译者注
[7]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索尔仁尼琴感觉自己像是被囚禁在苏黎世，然而在苏黎世的山上他依然能够欣赏这种“带有某种净化心灵和使思想明了”的辽阔景象。
[8]柱厅：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式的长方形大厅，内有两长排大柱子，多用作交易场或审判厅，后来为基督教教堂建筑的主要风格之一。
[9]以西结，公元前7世纪的古犹太人先知，旧约《以西结书》的作者。
[10]分裂运动：17世纪大牧首尼康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的一些改革所引起的分裂运动。冲突双方分别为以尼康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旧礼仪派。——译者注
[11]Pascal P. Avvakum et les dйbuts du Raskol. Paris，1938.
[12]反仪式派：18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国的一支反对正教仪式和教条的宗教派别。——译者注
[13]俄勒冈：美国的一个州。——译者注
[14]萨拉凡：俄罗斯妇女民族服装，套在衬衣外面的无袖宽松长衫。——译者注
[15]1975年2月，索尔仁尼琴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红轮》前三卷中“有关列宁”的章节，这样也可以推动《红轮》的最后收尾工作。全书共计十一章，其中有十章与1916年至1917年初列宁在苏黎世有关，这一内容也确定了书的名称。第一卷中唯一的有关列宁的一章写于1970年，但这一内容却没有在1971年发行的第一版中出现。《1916年10月》中有关列宁的七章和《1917年3月》中的三章是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俄国后写的。
[16]Катков Г. М.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ариж，1984.
[17]本书作者聆听过卡特科夫在牛津大学的讲座，很难同意作家的这种说法。作为布伦坦诺学会的秘书兼牛津大学的教师，他的影响非常大。
[1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组织。——译者注
[19]我想起了他在1968年牛津做的那场关于斯德哥尔摩历史学家大会的演讲，非常精彩，充满了幽默感；在卡特科夫发言后，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都不约而同地走出大厅，无法忍受类似的“亵渎神圣言行”的行为……
[20]Scharlau W.，Zeman Z. Freibeuter der Revolution，Parvus-Helphand；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Kцln，1964.
[21]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中间派。——译者注
[22]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任利沃夫临时政府司法和军事部长。利沃夫垮台后出任总理。拒绝让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经济又陷入困境。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他的政府。——译者注
[23]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译者注
[24]梅利古诺夫С. П.（1879/80—1956），俄国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倾向的政论家。——译者注
[25]马克拉柯夫В. А.（1869—1957），俄国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律师。——译者注
[26]瓦连廷诺夫·尼（原姓名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лав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1879—1964），俄国政论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27]邓尼金А. И.（1872—1947），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中将。——译者注
[28]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би-си（февраль 197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7.
[29]出于对他的同情，索尔仁尼琴用正式的“定制车厢”取代“斯托雷平车厢”。
[30]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би-си（февраль 197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8.
[31]正像前文说过的，这让读者不由得想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其主人公们有关上帝的那场争论。此外，这一情景也表明索尔仁尼琴对基督教的分支如浸礼派和分裂派的好感。
[32]日本江户前期（1622—1685）的儒学学者，主张恢复武士道精神。
[33]Телеинтервью япо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Net - Tokyo（5 марта 1976）//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369.
[34]依索尔仁尼琴看来，维特和其他“自由派”们强迫俄国的君主与西方进行合作，这一点违背了自然规律。
[35]Леонтьев К. Н. Грамотность и народность // Леонтьев К. Н. Поздняя осень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183.
[36]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发现，在萨皮耶特·亚尼斯对索尔仁尼琴的采访中，作家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波别多诺采夫说过的话，后者曾提出过媒体在民主国家中拥有巨大的权利。
[37]Фё∂отов Г. П. Трагед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Версты. №2. 1929.
[38]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只有麦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和列斯科夫关注过他们，而且也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写。
[39]Бер∂яев Н. 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Париж，1955. С. 12.
[40]在《古拉格群岛》第二部中，索尔仁尼琴列举了在革命和斯大林大清洗中含冤死去的牺牲者具体数据，多达六千六百万人。这一数字源于库尔加诺夫的研究：在对人口“黑洞”进行细致研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917至1959年期间，苏联损失了一亿一千零七十万人口，他认为，其中在政治大清洗中牺牲的人多达一半以上。
[41]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5，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上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盟。——译者注
[42]对于那些认为他在《红轮》中表露出了某种不自觉的反犹思想的指责，作家坚决予以回击：“在《红轮》这部长篇巨著中，我展现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即俄罗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可有人却把‘反犹’的标签硬贴在我的脸上，似乎把这个思想当成了打人的棍棒”（《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十一章）。
[43]比如，1978年《时代与我们》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与作家的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而另一篇文章则对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的创作给予了极低的评价。
[44]《一九一四年八月》出版后，有人甚至荒谬地指责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反战失败主义者”，说他似乎站在了亲德国的反民族的立场上。
[45]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и его вырождение // 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очинения：В 2 т. Т. 1. М.，1989. С. 438.
[46]这首诗是对К. С. 阿克萨科夫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