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尔仁尼琴最近发表的作品中，有些写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前，还有一些写于《红轮》之后（当时年近古稀的作家幽居在特洛伊采—雷科沃，并觉得其主要的创作已经完成）。读过最初的试笔之作以及最近发表的作品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一直在不断地创新那些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题材，他的创作之路不断地演进，尽管这一路上充满了各种考验，还有顽强的劳作以及道德论争和政治风险。我们看到的是早期和晚期的索尔仁尼琴，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和成熟的艺术大师。
“原本病怏怏的大学生，怎么杳无踪影了！长高了，身体也壮实了”——这是剧本《胜利者的欢宴》中加利娜见到时任声源侦查连连长谢廖沙·涅尔仁时说的话，谢廖沙原来是铁道兵军官，曾因患有恶性肿瘤被判定不能服兵役，在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和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学习过。后来，索尔仁尼琴给他起了个新名：格列布，这是作家的第一个代言人。涅尔仁是未完成的中篇小说《请珍爱革命！》里的主人公（作品的标题是从拉甫列尼约夫那借鉴来的），这部作品在作家晚年时与其他一些未曾出版的作品一起发表。它是作家在马尔菲诺监狱的床上用纤细但还能辨认出来的笔迹，在缴获的纸张上创作出来的。起初想由作者本人来做故事的讲述者，但后来杜撰出了涅尔仁这个人物。当然，这还是作家的练笔之作，类似成长小说：“病怏怏的大学生”被转入畜力运输营（用马车运送前线所需的物资），但一直渴望到前线参加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会在全世界建立像俄罗斯那样纯正的、完美无缺的政体。这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成长过程十分坎坷，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索尔仁尼琴今后创作的雏形。例如，星空下与季奥米多夫夫妇促膝长谈，他们关过集中营，也知道杀人是怎么回事。正是与他们谈话后，心地淳朴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开始怀疑儆戒措施是否合理，意识到了他推崇的那个体制的专横霸道。文本中偶尔出现的这些出色的讲述者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这种顿悟。在运输营军官们的帮助下，涅尔仁知晓了因何哥萨克妇女对红军们那些前所未有的偷窃行为如此憎恨，知道了人民的普通生活和一群入伍兵表现出来的人民残暴的一面——他们既残忍又相信宿命论，尽管他们遭到不公的对待，但也能时而流露出温情。与此同时，涅尔仁也发现了老百姓身上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式的明智。《请珍爱革命！》是一部未经润色，也未写完的作品，但它却可以让我们发现未来天才作家的痕迹：如新词新意（一些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自造的），对人、动物和植物的敏锐观察力（美丽的马匹、它们对人的依赖、绵延在顿河草原上的车队，美丽夜景衬托下的可怕事实）。可以说，这个书稿奠定了《1914年8月》的创作基础。涅尔仁目睹了暴行后，这个无忧无虑的理想者感到十分沮丧。书中有一页使我们想起了后来的《古拉格群岛》——准确地说，只是它那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里第一次出现了那个席卷整个俄罗斯的火红车轮形象。当然，这里还见不到索尔仁尼琴成熟作品素有的一些元素，如小说的复调性、叙事上的经常性“转换”、各个章节中的解释说明、叙事规模等。但就是在这种未完结的小说形式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部讲述苏联青年（这位青年注定要成为道德解放的预言家）成长的小说一窥其后期作品的全貌；而未完成的文本赋予其悲剧色彩。
索尔仁尼琴写完了那些大型作品回到俄罗斯后，他将目光重新投向这些简短的抒情作品，其中一部分是袖珍散文诗，另外一部分是两段式短篇小说。简明扼要一直是他的创作目标，尽管面对那些无法计数的素材，他曾放弃这一目标，短篇小说通常选取人物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件，赋予其一定的意义并把它置于永恒的背景下，这种言简意赅的特性就如同伊特剌斯坎石棺一样明晰。这些墓碑给勃洛克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上面刻的是相互搂靠在一起的夫妻，他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某个地方，即永恒。同样，作家两段式短篇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关注的也是永恒。探照灯般耀眼的光柱瞬间照亮了两个不同的舞台，于是作者的主观意愿把它们联结起来，这为观照现实提供了一个立体的视角。尽管小说表面上看朴实无华，但我们却可以感受到现实的复杂和深邃。很可能，这一技巧是写完《红轮》后磨练出来的：我们刚刚说出一个想法，马上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最好是向伊特剌斯坎石棺的建造者们学习，即不表现神秘，而是盯着它看，盯着这个只有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力才能领悟其本质的神秘事物。这些本质包括：国家在某一时段的社会状态，整个民族命运的“断裂”，它们虽然不易察觉，但却决定了国家的未来。从这一点上来说，两段式短篇小说是《红轮》的续篇。言犹未尽留下的巨大空间赋予了这些作品不易察觉但却非常鲜明的意义。这些两段式小说毫无道德训诫，也没有结局，这使其带有一种断裂的诗意，这种断裂注定《红轮》会成为败笔。如果说这部史诗巨著最后也没有弄清楚俄罗斯的未来之路，那么这些篇幅短小的小说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其中有一篇小说名为《热里亚堡新村》，是一部战争题材作品。前一部分写的是解放奥廖尔时挺进涅鲁奇河地区的艰苦战斗，中尉索尔仁尼琴负责指挥一个炮兵测声连。在完成令人疲惫不堪的战斗准备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飞离躯体的脑袋，顾不上大地的天空，一种特别强烈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沉重的心灵负荷，发胀的头脑——因为失眠，因为爆炸而无法释解，脑袋耷拉着，眼睛充血发炎。”崩塌了的世界滑向了无生命界——他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吗？索尔仁尼琴以罕见的抒情笔触描写了战争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最令人难以忍受、最残忍的那一面。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这种一致是每一个经历了战争的人都熟悉的，而索尔仁尼琴特别看重这种团结一致的关系。
小说后一部分的故事情节挪到了1995年5月。作家又一次走过当年大反攻的路线，来到了那个“259高地”。迎接他的是两个牙掉得精光、勉强能说话的老妪，其中一个老太太的名字有点怪，叫伊斯基捷雅。可见，她就是那个当时躲在地窖里的姑娘！可是这些木屋多么凋敝啊！五十年了，没有任何变化，尽管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普遍的贫穷还有对陪同作家来的领导的敌视，村民们只要求三天能送来一次面包，但就连这一点甚至都做不到……
与炮火连天的1943年相比，现在是令人惊奇的寂静，还有令人心痛的贫穷。区领导承诺向参战士兵的寡妇们提供所有赢得的优惠。可能在这些老太太的生活里会出现些许的光亮，哪怕是一丝曙光，而这就意味着，作家这次重游故地没有白来。
《杏子酱》由一封信和一个小故事组成。信是写给《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写信的是一个富农的儿子，他患了疖病，信是他躺在医院里写的。信里表达了这个不幸的库尔斯克农民的儿子的小小请求。当他全家人被带到羁押站，父亲让他自个儿跑，他的家产被全部充公，屋子和院子荒芜了，那颗枝叶茂密的杏树（主人公在这棵树的树荫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被人砍了。他成了孤儿，四处流浪，在路上遇到了两个有同情心的女人，后来到了后方的征兵委员会，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繁重的劳动——挖基坑。“我是一个身处绝境的囚犯，又过着如此屈辱的日子。也许，对您来说，给我寄个食品包裹并不太费神？”
后一部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小说里没有直呼其名，只说是“大作家”）在自己的豪华别墅接待一名电影艺术学教授，想向他咨询一些事情。志得意满的大作家热情地接待了客人，他们在露台交流，然后来到了客厅，客厅里挂着谢洛夫的油画复制品《姑娘与桃子》。“大家寄希望于我们创造出宏伟史诗般的现实主义来，”大作家说道，“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在今天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现在重要的是作品的语言（大作家正是靠着这一点击败了自己的那些“无产阶级”竞争对手们，他们经常诟病他曾流亡国外的经历，他自己也承认，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不久前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哈尔科夫工厂建筑工人的信，信里的语言就连公认的修辞大师也要啧啧称赞。用词简洁、准确，如同17世纪甚至更早时写的诉讼案例。“在用皮鞭拷打，在将被告吊起来或是用烧红的烙铁烙他们的时候，他们所讲出的那种赤裸裸的，肺腑之言”。众所周知，在写作《彼得大帝》期间托尔斯泰借鉴了Н. Я. 诺沃穆别尔格斯基出版的真实审讯记录。“您，给这样的人回信了吗？——回信做什么，问题不在于回信。问题在于——这是一种语言的新发现。”[1]
第三篇小说叫《转折关头》。在这部小说里，前后两部分的联系较为明显，对比也更强烈。在上半部分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典型工程师叶姆佐夫，他性格顽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很快就当上了系的团总支书记和全院的团委副书记（获得了学院院长、马林科夫妻子的支持），每月还能领到一份装在信封里的第二份工资。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未满足这位农民的儿子，于是他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凭借着充沛的精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成了工厂厂长，成了苏联工业的一个领路人。当苏联开始转型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巨型企业分割成了众多具体的小企业，让每个小企业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发展。对于65岁的主人公而言，想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你，坚信做得对。但喉咙里——却因为一切的崩溃而涌上一股酸楚。”
索尔仁尼琴这部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角是一名28岁的银行家。这个成长于转型时期的年轻人用了几年时间就建造了一个金融帝国，在伏尔加河畔的州府奇迹般地躲过了别人的暗杀。他不清楚谁是这次暗杀行为的组织者，不过“一旦在这个充满凶险的世界里踏上了曲折坎坷之路，就应该做好，始终做好迎接苦难的准备”。在报纸上登出了悬赏广告：指认参与暗杀行为者。还真让他找到了凶手，一个窝囊废，他是在自己妻弟的指使下干的。与此同时，一切在不断变化：国家开始对银行进行严格的管控，年轻的银行家与伙伴们一一绝交，于是他去向苏联的老牌资本家、小说前半部分的主人公求助，请求对方给他提供贷款。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人本质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看到科学衰败、犯罪横行，两个人都非常痛心。“等着吧！”他会默默地这样对人说。对谁呢？形象已经大大地暗淡了，变得令人讨厌和面目可憎。“我们还会重新崛起！”于是叶姆佐夫向这名转型时期还在喝奶的小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遇到麻烦了？要帮帮你？好，没问题。”
最后一部小说叫《远在天边》。小说只有一名主人公，但时间跨度却足足有四十年。主人公姚尔卡·朱可夫的父母是卡卢加附近的农民，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莫斯科学毛皮工匠手艺。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当了一名骑兵，在训练期间表现得非常刻苦；后来，1917年他临阵脱逃加入了红军，参与了镇压坦波夫起义的军事行动。朱可夫对图哈切夫斯基赞不绝口，说他尽管很残暴，但却是一名“真正的指挥官”；心甘情愿地完成他的各种命令，往农民身上浇焦油，把他们活活烧死，用窒息性毒气毒死他们等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成长为一名能带兵打仗的统帅。
四十年后，失宠的朱可夫元帅在自己的豪华别墅的露台上撰写回忆录。关于他与最高统帅之间的关系真是让人一言难尽，最高统帅与自己玩猫和老鼠的游戏，有好几次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很难说清楚，在1937—1938年间，为什么“明朗而又确定无疑的将军生涯突然变得匪夷所思、危机四伏、坎坷不平”。可是，斯大林对他信任如初，这使他成了国家的拯救者。再后来，是他骑在白马上指挥胜利阅兵，他知晓斯大林对他不无猜忌。随后他就失宠了：朱可夫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叫戈利科夫的肃反委员会成员，他们交恶已久，1937年，后者曾就在朱可夫的亲戚中是否有被逮捕的人民公敌一事进行过调查。现在，怎样才能如实地描写在依据他的命令发动的毫无意义的正面进攻中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的事实呢？朱可夫的内心独白写得十分精彩，他本人就是这样难以捉摸、虚与委蛇。元帅想替自己辩护，掩盖住自己那些不为人知的阴谋诡计（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面对），代之以一种高傲的无所谓神情（这是从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学来的）。图哈切夫斯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但是朱可夫甚至不让自己去想这些。总而言之，处在这篇小说两部分之间的是滥杀无辜，是各种密谋、残暴行为和恐惧心理的杂糅。元帅得上了心肌梗塞，还中风，突然生活中出现了一丝转机：传他出席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典，作家们将为他热烈鼓掌欢呼……这是对历史的报复吗？但是，后来朱可夫的人生经历再次变得“模糊不清、坎坷不平起来”：编辑们想要对他的回忆录加入自己的更正，勃列日涅夫不断给他带话说，自己也想出现在回忆录里。这会使这本书重见天日，但一切已经太晚了——心肌梗塞又一次发作，与他一同离开人世的还有那份不很稳固的与暴力搀和在一起的荣耀。
索尔仁尼琴这部短篇小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难道他想说，一个从枪毙自己同胞、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开始自己仕途的人，是不会与暴君对抗的吗？他想说，摇摇欲坠的苏联体制在肆意地篡改着历史，玷污了那些作出了杰出贡献人士的声誉，使人心变得世俗浅薄吗？……
元帅的高大形象似乎与历史博物馆前骑着马的铜像形成了呼应。当然，它也会使我们不由得想起布罗茨基写的《朱可夫之死》，那首与杰尔查文为悼念苏沃洛夫元帅之死而作的《红腹灰雀》韵脚相同的诗。通过这种手段，布罗茨基把朱可夫与那些卓越的俄罗斯统帅们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说杰尔查文歌颂的首先是常胜将军苏沃洛夫待人接物的平易近人，那么布罗茨基在自己的颂诗里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朱可夫如果在冥界碰到了那些因服从他的命令而死去的士兵会说什么？回答非常简单，既有气魄又厚颜无耻：“我曾战斗过！”
像布罗茨基一样，索尔仁尼琴并未给朱可夫元帅下最后的断语，而是力求弄清楚他将如何为自己辩护。布罗茨基遵循了俄罗斯诗人中最具“帝国意识”的诗人的传统，嘲讽基调贯穿了整首诗，并把颂诗应有的崇高精神冲得荡然无存。索尔仁尼琴同样善于使用嘲讽这一手段，但却用它来反对一个具体的对象，这与布罗茨基迥然有别，后者的嘲讽既针对自己，又针对整个外在世界，而且自我嘲讽的因素似乎更多。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没有一只“红腹灰雀”在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统帅唱赞歌，体制把他一点一点地磨平，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索然无味的出版垃圾。颂诗并不是索尔仁尼琴拿手的体裁。
索尔仁尼琴的这些篇幅短小的小说坦诚地面对生活的残酷，勇敢与荒诞、严峻与朴实，成了浓缩的历史。当时人们以为，付出的一切必然会导致一场“正确的”革命，它会赋予人民自由并使其避免遭受种种人为的迫害。作家证实，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切都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过去是陷阱，现在则是死路一条。那么该如何救助那个原来是伊斯基捷雅女孩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牙齿掉个精光的老太太呢？……
[1]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在自己的日记中承认不喜欢这部小说，因为“索尔仁尼琴不会从内部来描写知识分子”（详见：Новый мир. 2008. №9. С. 134）。尽管如此，利季娅·考尔涅耶芙娜是少数几个接受《》一文的莫斯科知识界人士，关于这一点她在给索尔仁尼琴写的第13封信里讲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