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中国传统，人在别离的时候要给对方留下好感，让他以后想念你，谓之“去思”。可是，我们没能这样做。（也许大家都做不到，公共厕所才会那么脏。）
现在我要记述另一个重要“演员”，他是我们那一班的班长，名字叫曹湘源。这个“湘”字与湖南无关，他的原籍是山东日照。
湘源瘦高个子，皮肤黝黑，微微驼背，功课勉强及格，篮球打得很好，得体育老师和军训教官欢心。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在山东打过游击，有领导能力，那时我们快要毕业了，毕业班的学生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对校方没那么顺从，曹湘源遇事肯出头，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领袖。
老吴来招兵，湘源也报了名，我们少数有意无意带动了多数，总共约有五十个人参加。 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心志浮动，讨厌“读死书”；都怀乡心切，希望离开陕西，回到山东的周边地区；都对二分校的那个黑脸主任有强烈的反应，很想出一口气；都向往学潮，那时校本部（也就是高中部）的学生正在造反，他们把当时的校长软禁起来，清查学校的账目，轰动了大后方。校本部造反之前，重庆、昆明的大学生有了集体的政治活动，响应中共的主张。
湘源对大家说，咱们不能无声无息走了，总得再闹一场才甘心。他说“再闹”，是因为我们为了王吉林同学的医疗和丧葬，已经闹过一次，上一部自传《怒目少年》有记述。他这么说，多数人赞成，现在不怕学校开除，士气高昂。回想起来，那时有人因为“走”，所以敢“闹”，有人根本是为了“闹”，才决心“走”。多年后，读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写的回忆录《西潮》，他说学生闹风潮好像小孩吃糖，越吃越多，越吃越想吃。我现在接下他的话头继续说，学生闹风潮好像男女接吻，有头一次就想有第二次，就想有以后许多次，就想升高、扩大、再进一步。
我对湘源说，咱们已经是宪兵团的人，吴连长还没走，咱们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咱们大闹天宫，会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湘源立刻说：“走，咱们找他谈谈。”
我猜宪兵是个讲纪律的部队，大概反对我们的行为，谁知老吴表示完全同情，他说人应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是原则，宪兵团没有任何意见。他的态度这样开明，我和湘源都很兴奋，现在我理解，老吴要利用这件事观察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思想、个性和能力。我们和学校的关系越恶劣，也对他越有利，我们自己断了归路，没有回来读书的可能，只能死心塌地做一名宪兵。不管湘源多精明，我有多谨慎，又怎能敌这个老狐狸？
湘源颇有统御的才能，第一招他先树立共同目标，使人人争其所必争，把大家凝聚为一体。他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时候，他们有路费，有安家费，还有一笔慰劳金，我们也应该有。可想而知，大家个个点头称善，乐观其成，于是曹湘源应天顺人，发号施令。
我想出四大理由，写成一纸请愿书。我们在校园里遇见分校主任，不等我们开口，他先说知识青年从军是中央发动，一切优待都有法令依据，你们想比照办理，钱从哪里来？曹湘源上前一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贪赃枉法是老手，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分校主任一听，掉头就走，曹湘源举起拳头追赶，我从后面把他抱住。湘源爱打斗，总想揍那个分校主任，每次都是我拦住。我主张谈判争取，说话不妨客气一点，目标决不放弃。湘源是领袖人才，他马上说：听你的！你去做谈判的代表好了！我事事出头，那个主任因此有点恨我，他只知道我是个坏学生，他永远不会知道，没有我，他要受一顿皮肉之苦。
我们那一伙里头有个同学姓崔，鲁西菏泽人，心眼多，他出了许多点子。我们从不集合在一起开会，由徐秉文同学奔走串联，轮到应该说话的时候，数我能言善道，可以说个起承转合。同学们说，那次胡闹是靠徐秉文的“腿”，我的“嘴”，曹湘源的“拳头”和崔某某的“鬼”。我应该把细节写出来吗？算了吧，回想起来，那时心情绝望，自暴自弃，白天兴高采烈，夜间寂寞空虚。
吴连长“批准”我们胡闹以后，就离开蒲溪小镇到汉阴城暂住，留下那位班长做观察员。我们耀武扬威地闹了几天，安家费和路费弄到手，也领到毕业文凭。湘源对我说，咱们最后来个高潮，为全校同学争一点权利。什么样的高潮呢，湘源拿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
要民主（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取消对学生的高压手段）。
要和平（停止内战，使师生能顺利还乡）。
湘源絮絮地说如何如何，我心里想，这不是中共的口号吗？湘源好像在说，写一份文件逼分校主任签字，再写一份文件，请全体同学照文件内容发表声明。我没有注意听他的话，心中一直想，这是中共的口号啊，民主，和平，延安才说出口，重庆和昆明的学生立刻响应，昆明、重庆、延安，远在天边，曹湘源是从哪里弄来的？
看到口号，想起中共，由中共想到家乡，由家乡想起父母。离家时，父母的叮嘱是读书，自己的抱负是读书，李仙洲办这所学校收容我们，也是让我们有书可读。可是我决定不读书了，以后也永远与学校无缘了，过去，梦是这样短促，未来，偏离目标是如此之远，我不觉流下眼泪。
我说，算了吧，这篇文章我做不出来。
为了“怎样闹”，我和湘源有过多次争辩，可是这一次，他静静地收起字条，一句话也没说。他找不出第二个人替他做文章，只有放弃他的最后高潮。
跟后来大专院校沸腾全国的学潮来比，我们是茶壶里的风波，不过由模型可以看大厦。领导学潮的人总是提出理想，例如反内战，要和平，再带领大家谋现实利益，例如争“公费”，争菜金，然后两者统一，例如停止内战，国库省下钱来增加老师们的薪水，免除学生的学费，改善学生的伙食。哪个学生能反对增加公费、反对改善伙食、反对替清寒学生募助学金？尤其是，助学发展成开舞会，反内战发展成罢课：坏学生欢迎罢课，逃避功课的压力，逍遥自在，好学生也由他罢课，减少竞争的对手，自己躲起来用功，凭成绩出类拔萃。所以拥护政府的“忠贞学生”苍白无力。
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力，与校长（或者也包括县长省长）分庭抗礼，恍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潮也解放了学生的智力体力，大家抛开功课，自由发挥，居然无往不利，每个人立地成为拿破仑。这般情境非常迷人。闹学潮是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价值标准，学生以小搏大，在如醉的昂扬中，也模糊觉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后来大规模的学潮在全国各地发生，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正因为找不到办法逆转人性。
湘源未能尽兴挥洒，颇感遗憾。事后回想，我那一时的软弱，也许正是命运的怜惜。后来知道，我们入营以后，宪兵团查考我们在校的记录，对我们这样一群新兵特别侦防，唯恐中共分子渗透。倘若真的照曹湘源的意思做了，以后在宪兵营里，这一段记录势必成为杯弓蛇影，我们的脑子里好像装着延安的指令，宪兵团非得像敲破核桃一样取出核桃仁来看清楚不可。我们要受到加倍的猜防，加倍的打压，加倍的嫉恨。后果更不堪设想。
曹湘源也许不会这样想，那时他对我言听计从，文稿是我写的，他也许以为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后来知道，湘源并非中共分子，他从来不谈政治，我们那个学校历次闹事，都跟中共没有关系，风行草偃，我们并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湘源后来脱离宪兵十四团，到四川进国立第六中学，六中一位体育教师介绍他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始终留在四川。他总算有本事，历史问题一大堆，却也熬过层层叠叠的政治运动，干到四川省德阳县人大常委，不过我那次拒绝合作，到底使他少了一笔政治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西安、北京的校友编校史，认为我们的胡闹没有进步的意义，不肯写下一笔。
秋风萧萧，很想无牵无挂走掉算了，但是忍不住还是写了几封信。一封给五叔，他是一位山炮营长，自从入缅甸作战就断了音讯，信笺上有我的眼泪。一封给校本部读书的二表姐，说明我的去向。一封给师范部的凌仲高老师，谢谢他指引我到二十二中来读书。还有一封给训育处，告诉他们怎样处置我以后的信件，我本来写的是请他们把来信一律退回，不知怎么又撕掉重写，信件由二表姐代收。这个决定对二表姐的影响大极了，说得夸张些，这件事改变了她的生命，一如她改变我的生命。我们都出于无心，唯其无心，才使我惊悚人世祸福之难测。
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我们离开汉阴，到宝鸡入伍，二姐也高中毕业，考进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几个月后，二姐突然来到新兵连，拿出五叔汇给我的老法币三万元。五叔好意资助我求学，可是我已经当了兵，这笔钱还是退回去罢！二姐沉默不语。我既而一想，如果五叔的本意是栽培一个上进的青年，二姐比我更有资格接受，我何不建议五叔把这笔钱送给她？她凭衣食不周的公费读大学，实在艰苦得很啊。
二姐仍然把钱分两份，给我留下一半。那时候尽管法币贬值，对我们而言，三万元仍是一笔大钱，二姐拿去的那一半，充分发挥了助学的效用。我的那一半呢？ ……我希望能找到我的父亲、弟弟和妹妹，一直找不到，通货天天膨胀……我的那一半就糊里糊涂地消失了。
再想一想，我该向两个人当面辞行，一位是国文老师牛锡嘏先生，一位是事务员毕础基先生。我和牛老师的因缘，《怒目少年》有记述，以后还要提到他。我和毕先生的关系是，我替学校抄缮名册文件赚零用钱，他在他的职位上照顾我。我向他辞行，拿出用手工做的纪念册请他题字。他想也没想，提笔就写。好像他早已想好了句子，正等着我。他写的是：
冰山有泪逢春瘦
雏雁无家入网栖
我一向爱读律诗，长于记诵对仗，这两句话很像是律诗中的一联，后来常念诵，常思想，陆陆续续有了解读。
“冰山”应该是指国民党，我们的靠山。国共两立，互为消长，抗战八年，共军壮大，在日军占领区到处建立根据地，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到处发展地下组织。那时世界思潮向左，中共在国际间到处有声望，有支援，趁着日本突然投降的机会，在华北和东北出面接收，国民党正像开始融化的冰山，暗暗缩小。
“雏雁”当然是指我们这些流亡的孩子。抗战已经胜利，流亡学生的身份还能维持多久？故乡成了解放区，又如何回老家？小鸟不能永远在空中飞翔，总要有个落脚之处，慌不择路，一头撞进网里，还以为那是个鸟窝呢！
毕先生应该是这个意思，他的经验多，阅历广，世事如棋，他能看出下一步、再下一步。后事正如他所说，我们落入了捕鸟人的网罗。由他写下的两句话，可以体会他对我们的同情。往大处看，多少人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很清醒。
我们这一群迷途羔羊离开蒲溪镇往西走，曹湘源是头羊，吴连长是牧人，宪兵十四团是饲主。第一站先到汉阴县城，老吴在那里等着我们。下午出发，昏黑到达，住在城南一个小村庄里。农家没有大房子，我们草草分成几组，各自找个宿处。我们住的地方，湘源没来看，湘源和他左右一批人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显然已经分化。
湘源放下行李，立即带着亲信人马，连夜急行军奔回蒲溪，蒋梦麟说的那块糖他没吃够，他非把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痛打一顿，二十二中这一章难画句号。依他设想，蒲溪是个偏僻的小镇，简陋的农舍散布各处，一伙人蒙上脸，半夜三更闯进去又打又砸，呼啸而去，结果必定不了了之。这件大动作他完全瞒着我去干。
曹湘源一再说过，我们是“益者三友”：学友，难友，盟友。他说一同度过艰难困苦的人，彼此必定终生结交，同舟共济的情义，到老犹在。可是湘源以后的行为显示，盟友是可以随便抛弃的，狡兔死、走狗烹，帝王将相之间的事，也可以发生在平民身上。江湖行第一步，我就领受了深刻的教训。
那一夜，湘源扑了个空。对方都是老江湖，料到曹湘源有此一着，他们藏起来了。
第二天，听说老校长李仙洲将军在汉阴，我提议大家去向他辞行，他以无限爱心创校，我说“即使咱们给他磕一个头也应该”。我和湘源一同到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洽商，老校长拒绝接见。
这才知道，学校迁到陕西以后，不断有学生投军，老校长召见过知识青年从军的三百人，考取军校第一分校的二百人，除此以外，参加炮兵第十二团的，参加海军的，参加兰州特训班的，还有我们这批投入宪兵的，他一律不见。褒贬臧否，他心中向有一架天平。
许多年许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还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我和湘源最后一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