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报纸的文学副刊,那年代,一家报纸要有文学副刊才算是一张大报。副刊展露报人的心胸识见,他除了理性,还有美感;除了算盘,还有胡琴;除了店面,还有花园;除了现实,还有想象;除了功利,还有性情。
一步踏进沈阳,我就打听哪一家报办得好。有人推崇《中苏日报》,那时中苏订立友好条约,随着这个条约产生了中苏友好协会、中苏联谊社,我没法喜欢那个条约,也就没法喜欢那些戴着“中苏”帽子的招牌。我买到《新报》、《和平日报》,以非常勉强的心情顺手也买了一份《中苏日报》,没想到它的社论十分出色,虽有官方背景,却勇于批评官方的缺失。《新报》偏重本市新闻,活泼亲切,类似今天的社区报,版面上常有熟悉的身影晃动,它在本市拥有大量读者。《和平日报》只有一大张,副刊和文艺周刊齐全,令我感动。不久,《中苏日报》停刊,中苏友好协会销声匿迹,象征中苏蜜月结束,沈阳《中央日报》继之出现,重视副刊一向是《中央日报》的传统。
我开始投稿,决定以字海战术向三报猛攻。各报都有征文启事,都要求投稿者使用“五百字稿纸”。我在陕西投稿,文章写在白纸上,每行没有一定的字数,每页没有一定的行数,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稿纸。我连跑几家书店,他们拿出来的是“原稿纸”,我以为原稿纸不是稿纸,而且每张只能写四百字,跟征稿启事的规定不合,没敢买。我在书店里看见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站在书架前面读了十几页,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笼统解释社会关系,痛快淋漓。起初我以为这本书是游戏笔墨,近似李宗吾的《厚黑学》,继而一想,艾思奇也许是个俄国人?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是立国的大经大法。我又看见书架上有一本《牡丹亭》,打开一看,里面是中共中央的许多决议和文告,我想一定是装订错误,并未发觉是中共宣传品瞒人耳目。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限定五百字稿纸,若说计算字数方便,四百字或六百字效用也是一样。我用复写纸自己制作五百字稿纸,那时连队没有油印机,我并未想到编辑的“第一印象”重要,他一看稿纸,就知道你是毫无经验的新手,文章必然青涩幼稚,懒得再花工夫审阅。多年后我看见第一次投稿的人先印自己的专用稿纸,俨然名家,他们比我聪明。
字海攻势并不顺利。我把“出潼关”的经过写成散文,投给《中苏日报》,文章还没登出来,《中苏日报》就停刊了。我写南京令我失望,小学教科书告诉我,浦口过江到南京有“轮渡”,人可以坐在火车上不动,我们还是下车换船。老师说,中山先生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放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我们看见的是仰卧的石像,腿部的裤管粗直僵硬,相当“难看”。我把文章投给沈阳《中央日报》,我并不知道报纸有立场背景,《中央日报》岂能任你非议首都?我也写出我对上海的印象投给《和平日报》,两篇文章都如石沉大海。那时似乎各报都不退稿,我也不知道甲报不用的稿子可以改投乙报,文章像箭一样射出去,一根箭只射一次,我只有加紧造箭。
经过一番观摩和琢磨,我发现关外的报纸爱登关外的事情,关内似乎太遥远了。后来知道报纸的内容讲求“邻近性”,我那时无师自通,心诚则灵,立刻改换题材,写我最熟悉的铁西区。我说雪降沈阳,铁西区的空气冰冷如铁,因为区内遍布停了工的工厂,房屋空洞高大,外墙坚硬,入夜以后相当恐怖。我说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妹妹嗓音清亮,她本来逐站呼告站名,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唤醒国人重视工业,现在怎么保持沉默、寂然无声?《新报》采用了这篇文章。
我满心兴奋,立刻再写一篇,我写铁西区的戏院。这时候,沈阳的军纪渐渐变坏了,军人看白戏,塞满了电影院,一般观众裹足不前。依照规定,军人要买半票,他们硬要无票入场。戏院老板有幽默感,他说这些军人也有票,第一是摇头票,你向他收票,他摇摇头,进去了。第二是挺胸票,你向他收票,他胸脯一挺,进去了。第三是瞪眼票,你向他收票,他朝你瞪眼,进去了。那时军人几乎个个抽烟,剧场中香火鼎盛,数不清缕缕青烟袅袅上升,熄灯后,黑暗中,只见星星点点无数暗红色的烟蒂摇晃,舞台旁边竖着一面玻璃箱形的告示牌,两个朱红大字“禁烟”,烟雾太浓,两个字也模糊了。于是咳嗽声起起落落,吐痰的声音也相继不绝。这篇文章《新报》也采用了。
但是稿费无踪无影。我投稿全用笔名,而且写一篇文章换一个笔名,避免以宪兵身份现形,久等心焦,没奈何,只得到报社查询。这才知道副刊主编是报社的客卿,并不按时上班,经人指点去找另一个部门。这才知道报社并没有“稿费通知单”一类玩意儿,作者要带着剪报上门申请,报社把采用外稿照“交货、验收、付款”总务三部曲办理。我没带剪报,承办人见我穿着军服,特别通融,自己打开存报找我的文章。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的文章登在新闻版,新闻是没稿费的。”我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把我当成各机关的新闻发布员了。五年以后,我知道新闻版的特写、边栏仍然有稿费,若是外稿,报社里可能有人把稿费吃掉,通常以新闻版的编辑嫌疑最大。五十年代初期台湾也有吃稿费的主编,那时大家都穷。
我没有灰心的权利,我继续写。经一事、长一智,我在投稿信的信封上郑重写明副刊编辑室。后来我知道,你若只写某某报社,你的稿子八成进了社长室,你若只写编辑部,你的稿子八成摆在总编辑的办公桌上,先失地利,后失人和,结果凶多吉少。文稿必须交到副刊主编手上,无论如何,他替作者想得多一些。
我喜欢《中央日报》的副刊,向她投稿,连续五次都告失败。有一天,我经过沈阳市的万泉公园,看见满池白色的荷花,我们常常把荷花莲花混为一谈,传说菩萨坐在莲台上,我想安得每朵花上有一位菩萨,普遍拯救人世的劫难。那时中共锐意经营松花江北,它在鲁南苏北怎样做,也在东北怎样做。我“不点名”地写了苏北难民的处境,居然登出来了!我在南京欺骗苏北难民,答应为他们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算是有了补救。到底《中央日报》有规模,我第一次看见稿费通知单,辗转把玩,终身难忘。
我迟迟未能进入《和平日报》的“和平花园”,直到有一天,我想起国军青年军二○七师,那时这一师人马驻在沈阳附近的抚顺。一九四四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我们有些同学编入二○七师,抗战胜利,青年军复员,二○七师全体官兵志愿留营,所以这些老同学也都来到东北。他们都升了官,军官有军官的样子,不过也还有许多人到连队探望我们。我把这些人从军的悲壮、留营的慷慨写成文章,投给沈阳《和平日报》副刊,顺利刊出,也领到稿费。现在回想,《和平日报》前身是军报,我写军人的正面形象,副刊主编爱屋及乌。文章的命运往往由文学以外的因素左右,可惜我没及早参透这个道理。
“该来的终于要来”,沈阳外围作战连连失利,市区也出现了难民。电影院里,难民家庭的小女孩向观众兜售香烟瓜子,看到她,我想起自己的妹妹。她把货品摆在箩筐里,穿一根布条挂在脖子上,两手把箩筐端平了,仿佛流亡学生使用写字板的样子。电影放映时,她在座位和座位之间的通道上慢慢后退,眼睛左右扫瞄观众的脸色,整天吸浓浓的二手烟,寻求顾主。座上全是军人,而且大半是伤兵,他们并非为了看戏,他们来享受冷气或暖气,戏散人不散,由中午坐到晚上,修心养性。那时沈阳警备司令部也曾想加以整饬,一面安排各戏院星期天办理免费劳军,一面通令各部队,除了星期天以外,禁止官兵“任意外出”。可是有什么用?戏院的宪警弹压席渐渐变成令我良心不安的地方,“该来的终于要来”,有一天,卖烟的小女孩向我哭诉,常有一只手伸过来突然抓走她的香烟瓜子,看不清是谁的手,只看见军服的袖子。那时电影院里光线极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黑,一个女孩子不能和一个男孩子去看电影,人言可畏,除非你马上要嫁给他。我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小女孩的投诉,只能朝她的箩筐里放一张钞票,她拒绝我的安慰,擦着眼泪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写成文章。
沈阳冬天寒冷,家家烧煤取暖,常见煤灰堆积在空旷之处,隆起如丘陵。难民家庭的小男孩围着灰堆挖掘,寻找尚未完全燃烧的煤核儿回家使用,个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看见他们,我想起自己的弟弟。煤从抚顺运来,常有整车整车的煤停在铁轨上等待卸运,无顶车厢的底部往往有缝隙,煤屑漏下来,落在铁轨上,踏雪寻“煤”的孩子钻到车厢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来,一粒一粒捏起来。铁路警察看见了,抬起皮靴踢他们,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问警察,煤屑落地以后,你们不可能再收拾起来,何不由这些个孩子去打扫?警察告诉我,司机开动列车时,可能忘了从车尾到车头察看一遍,铁轮滚动,这些孩子就没命了。那么把他们喊出来也就是了,何必狠狠地踢呢?警察愤愤地说,你不踢,他们不罢手,喊破喉咙也枉然。我彷徨良久,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稿费,我记得每千字东北流通券五元,可谓聊胜于无。我不嫌少,我写一千字很容易,无论如何比“卖香烟的女孩”赚钱容易,对我父亲来说,一块钱也很重要,我不希求赚钱更容易的方法。那时枪决犯人大多由宪兵执行,有一位班长告诉我,现在团部人手不够,我打靶的成绩很好,足可胜任。他说每次出任务都有出差费,也都收到额外的红包。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反射:我反对死刑。“为什么反对?”我说法律常常改变,人死不能复生。“干吗还要他复生?”我说复生才能悔改。他睁大眼睛看我,像看一件从未见过的东西。事后我也奇怪,这反应对我没经过大脑,好像别人抢着替我回答,也许有些东西藏在我的潜意识里,忽然跳出来作怪。
他是一番好意,可是我非常伤心,原来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如此,这就是别人预测我将来要走的路。我很久很久不能释然,我太难过了,这个题材我无法处理。它的后续发展是,我以后真的反对死刑,我勤读有关的新闻和论文。以后,今天枪毙银元贩子,明天准许银元流通,昨天枪毙“通匪”的人,今天鼓励交流访问,我的感慨比人家深。
有一个故事一直盘桓胸中。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华北,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迟迟不能出嫁,她的父亲对她说,现在优秀的男孩子不是去做汉奸,就是去当八路,都不能付托终身,我要等到抗战胜利再为你择婚,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好日子很快就会来到。女儿每天在闺房里刺绣,准备嫁衣。
果然,抗战胜利了,女孩子也长成大姑娘,做了新娘,她的夫婿在国军里当连长,抗战英雄,蒋委员长的学生,深受沦陷区人民的敬重。这位连长随部队出关,打过几场硬仗,他忽然厌恶内战,想回老家,但是“无钱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把妻子卖给沈阳妓院的老鸨,筹措还乡的资金,他老家还有妻子。
陷入火坑的女子写信向宪兵队求救,同时也写信给父亲,请父亲带钱来赎身。连长派我通知老鸨,在女子的父亲来到沈阳以前,不可强迫她接客,可是鸨母还是和她秘密订下最后期限。
她的父亲必须卖掉田地筹钱,农民都等着中共土改分田,没有买主。后来国军进攻,占领了那一片土地,私产有了保障,才把田地脱手,可是时间已经拖延了半年之久。做父亲的匆匆赶到沈阳,首先问女儿失身了没有,女儿说情势不允许无限期拖下去,她业已真正堕落风尘。事已至此,这个父亲认为不值得再花这么大一笔钱,他竟带着赎金独自回家,据说他回到家乡,买回田地,可是国军忽然放弃那一片城乡,成千上万的难民拥入沈阳,他一家也在其中。据说他身无分文,依赖那没有赎回的女儿维持生存。
这个题材太复杂了,我没有能力处理。
我并没有把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写成文章,许多材料留下来,我等待深度思考、完全的自由和成熟的技巧。沈阳时代,我写作的心态还没完全离开作文簿,投稿是交卷,副刊主编是国文老师,文章登出来是传阅给全班同学看。那时候,我把写文章当做学习一门技能,也把个人的阅历用文字传达出来,社会需要这一个行业。那时文坛先进再三宣告,文章材料要向外开发,不要向内冥想,现实生活的惊险、曲折、诡异,绝对超过所谓天才作家的虚构。也好,我也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感情,既不能以感情做文学的动力,也不能以文学做感情的结晶。
以今日之我观昨日之我,报纸副刊只是文学的窗口,“从窗口爬进来的是贼”,我不是贼,也不是科班嫡传。他们的窗是玻璃窗,透明,没有上锁,我很感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主编是谁,我知道《和平日报》社长是阎奉璋,《中苏日报》和《中央日报》的社长都是余纪忠。余先生到台湾创办《中国时报》,我有幸投入成为麾下一员,但我从未向他提到这一线因缘,他不喜欢人家提到东北。我搜集资料,找到《中苏日报》长春特派员袁笑星写的《长春三害》,有警察没有宪兵,我很安慰。后来余先生到台北办报,袁笑星做过一任总编辑。文史资料记述沈阳学潮,也提到余先生在内部会议中反对军队镇压,力主劝导化解,那还是训政时期,东北是战地,他的身份是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难得能有这样开明的见解!由沈阳到台北,看来他对国事有一贯理念,我对他应该有更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