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环境安定，工作简单，适合写作，但是我写不出文章来。我常常面对稿纸踌躇，同事好奇，有人跑过来问我看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屡次在梦中画钞票，一面画、一面惴惴不安，唯恐人家发现是伪钞。从生活经验到文学创作，应该有“转化”的过程，这才是“将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在理论上一切经验都对作家有用，难言之隐，“无可如何之遇”，都能升华为极好的作品，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机缘听到或者读到这般指点。
山重水复疑无路，忽然想到，报纸文章常常跟着新闻走，我何不一试？生活经验有限，新闻生灭无穷，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如海，何愁没有食物？回想起来，我后来为日报工作，配合新闻，写了三十年的小专栏，正是这一念种下的因。
那时各地不断发生学潮，学生游行，军警弹压，发生流血冲突，是新闻也不是新闻。有一天，我在浙江学潮的新闻中看见“于子三”的名字，心中大动：于子三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同学，我在初中部，他在高中部，为人个性外向，口才敏捷，有领导能力，是一颗明星。那时国民党约束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嫌二十二中封闭保守，远走重庆，高中并未读完，以“特殊方法”进入浙江大学农学院，那时浙江大学设在贵州。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浙大年底复员，迁回杭州。他领导学潮，被警察逮捕，死于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今考其时，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对学潮有感伤，感伤自己失学，于子三给我强烈的写作动机，我借学潮酒杯，浇自己块垒。我以母亲的口吻写了一篇对爱子的呼唤，我说求学的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我引用当时教育部发表的统计资料，民国元年至三十二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十二万人，仅占全国青年的三千分之一。那时华北各省有水灾，有旱灾，有战祸，饿死病死了多少人，多少难民卖儿卖女，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罢课就是自己制造失学啊！你是在爬梯子，多少人暗中嫉妒你，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只有母亲揪着一颗心，怕你们掉下来。
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写好，如果十年以后写，我会加上“孩子的体重增加一磅，母亲的寿命减少一年”，我会加上“儿行千里，母担万里忧”。我的母亲对我说过：“这是乱世，我不指望你伟大，只盼望你安全。”当年为劝阻学潮，浙大教务长张绍忠发表公开信：“纵诸同学不惜以身牺牲，如何对父母师长？”什么时候天下子女才知道体贴他们的母亲？
于子三，浙江大学为他出了特刊，杭州文史资料为他出了专辑。据钟伯熙《于子三运动回忆片断》，曲言训《青山不老，英名长存》，他是山东牟平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概和我同年，死时二十三岁，正读四年级毕业班。他有兄弟姊妹十一人，父亲做小学教员，家境十分艰苦。他的父母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就要毕业，大概总希望儿子找一份工作，给这个家庭添几担柴、几升米吧，他跟我背景何其相似，选择又何其不同！但是于子三因缘际会成为英雄，英雄只要伟大，不要安全，他虽然不能给父母面包，却能给父母光荣。他葬在西子湖畔，与岳飞、秋瑾同列，墓园一派烈士气象，入选浙江大学创校以来的“百年人物”，俨然不朽。然而卷入学潮的青年无数，几人能感天动地？单说因于子三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学潮，全国二十九座学校、十五万多学生游行支援，持续四个多月，挨打被捕流血丧命的人轻如鸿毛，于子三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运动。
那时候我的文章内容单薄，如果现在写，我会提到一九四五年的战地服务团，于子三入团为前方官兵服务，他在团内常受特务“骚扰”，心中愤愤不平，没人告诉他捐血之前先要验血。他的手掌温软，凡是和他握过手的人都久久不能忘记，国民党埋没他的才华，左派满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学潮。于子三是龙，左派是水，学潮是惊涛骇浪，龙的舞台。一九四七年五月，左派学生拥立他做浙大学生自治会长，那是他自信心最强的时候，也是对学校的权力最藐视的时候，没人告诉他，人生如戏，演员入戏，张翼德真以为自己喝断了当阳桥。
如果文章现在写，我会说，“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
如果是现在，我会说，学潮由中共授精，国民党授乳，中共与学潮之间曲曲折折的线，明明暗暗的人，闪闪烁烁的话，国民政府的情治人员只会逼上梁山。我会说，这是下一代反抗上一代，这是未来反抗现在，你的儿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护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难心平。情治机关很难捕到真正组织策动学潮的共产党员，以浙江大学而论，现在知道，真正指挥学潮的地下党负责人姓吕，事发之后，“安全转移”，他是牧人，于子三是引路的“头羊”，他们背后还有“东家”。中共开国以后，各路英雄写史料，夸功绩，直言不讳。那时各界都说学潮是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都说爱国学生被构陷栽赃，中共对学潮发出那么多文告指示，后来辑成那么厚一本书，当年“各界”有谁读过一行一字。中共对学潮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当年“各界”有谁知道。学生争民主，要和平，他们怎知道学潮是“解放战争的第二阵线”，于子三的九牛二虎之力，无非“策应苏北解放军的战斗”。
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拘留所“以玻璃片割喉管自尽”，浙大校长竺可桢带校医同往探看，竺校长在日记中说，校医认为是“他杀”。这位医生说，割喉自杀应该鲜血喷射而出，玻璃片上应该染满血迹，于子三手中握持的玻璃片只有尖端染血，而血迹又和伤口的大小相符，不合医学常识。于是各校学生的激烈抗议燎原而起，连远在陕西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都想派代表到杭州参加追悼。
我想写文章，材料不够，我用三个办法无话找话。第一个办法是“乱问”：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怎会杀死于子三？于子三死了，保安司令部能得到什么好处？保安司令部好不容易钓到这条大鱼，一定要慢慢审问，慢慢引诱，直到掏空所有的情报，于子三突然死了，那是保安司令部极大的损失。
于子三是自杀而死吗？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崇拜英雄，英雄贵在成功，不在成仁。“以玻璃片割喉管自尽”，技术上并不容易，他关进去才五天，情势并未山穷水尽。
我的第二个办法是“乱想”，由校医想到法医，校医仅是到场察看，法医验尸才是权威。报上没有验尸报告的内容，没有法医的谈话，民间如沸水，官方如止水，“立正”的功夫很好。由验尸想到指纹，于子三握在手中的玻璃片应该经过化验，上面也许有别人的指纹？那时法医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我由法医沉默联想到省主席沉默，负实际责任的保安副司令也沉默，一任群情汹涌。我认为高层治安单位应该立即展开专案调查，让社会有个期待，有期待才有安静。
于子三怎么死的，我的第三个办法是“乱猜”。那时流行电刑逼供，很可能，他们朝于子三身上“通电”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于子三停止呼吸，他们要向社会交代，“畏罪自杀”是唯一可用的理由。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业已出版，书中逐天记载于子三案件的发展，客观详尽。看守所告诉竺校长，于子三已死了三天，可是校医察看尸体之后，认为于子三已经死了六天。这三天“差额”，大概是急救、请示、开会商讨和布置现场的时间，于子三的死完全是个“意外”。
于子三死于学潮，触动我失学的伤感，这才文思泉涌，今天回想，还觉得满腔有话。且说当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于子三事件之后，北平又发生“七五事件”，我的老同学李蕴玉置身其中。李蕴玉是个男生，我们一同随二十二中迁到陕西，一同从军开到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为“恭祝蒋校长六十寿辰”，策划成立中正大学，蕴玉得贵人之助，由初中毕业生一跃而为大学新鲜人。他曾写信告诉我：“社会正在改变，能吃苦爱工作的年轻人会受到重视。”我一看这般语气，知道他“进步”了。
内战打到一九四七年底，东北败局无可挽回，南京教育部决定把沈阳的大学生迁到华北。左派学生发起运动，反对迁移，国民政府的“忠贞学生”不眠不休，艰苦战斗，总算把对方的气焰压下去。这些学校迁到北平，政府并没有给他们适当的照顾，许多学生没有上课的地方，教育部虎头蛇尾，难以自圆其说。蕴玉写信诉苦，他说天气寒冷，他需要棉被，我急忙买了一床棉被寄给他。这么多“流亡学生”，难免三五成群，游荡街头，北平参议会有位参议员看不顺眼，提案要求“处置东北学生”，认为这些学生都应该从军。那时已是一九四八年，“从军”可不是什么好字好词，流言飞语，“从军”提案乃是出于南京中央授意，东北学生引为奇耻大辱，力主迁校的“忠贞学生”哑口无言，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七五事件”因此而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东北流亡学生集体走上北平街头，军警布成人墙拦截，学生不退，军警开枪，学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蕴玉来信历述惊险，他说幸亏受过军事训练。那时我们比别人多些常识，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旋涡，人潮席卷，容易因碰撞而受伤，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践踏丧命。商家住户看见学生游行请愿，连忙关紧大门，门板和墙壁相比，毕竟凹下去几寸，这几寸空间也能避难，身体紧紧贴在门板上，比随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离门太远，挤不过去，那就抱住电线杆。我在文章里公布了蕴玉的救命秘笈。
明知蕴玉身不由己，我仍然写信劝他“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句话出于母亲的耳提面命，我用这句话做题目写了一篇文章，母亲说过，“人多胆子大，能做不能当”，她的话有道理。我还记得日本兵打到家乡，大家逃难，当前敌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条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险。这叫“群胆”，好像大家互相担保，一同负责。“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湾还一再引述。
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写好，如果十年以后写，我会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涂”，我已读过许多研究群众心理的文章，但我宁愿引用母亲这句家常话。我已知道个人一旦融入群众，往往陷于催眠状态，思考力、判断力很弱，据说智商只有十四岁，盲从妄动，跟大伙儿一齐叫、一齐冲。日本人常说“红灯大家一齐闯就安全”，其实“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晓得”。这时候群众会像磁石一样，把旁观的人吸过去、卷进来。当年军警镇暴，也往往把看热闹的人打一顿，或者把中途经过现场的青年铐起来。
“七五事件”也越闹越大，起爆点在军警的枪击，当时军警能够控制现场秩序，为何还要杀人？军警方面说，群众有人先开枪，这话本来不通，你并没有看见开枪的人，居然举枪就射，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一个人，又认定这个人就是开枪的人，天下岂有此理？可是那时许多人接受这个理由。余波荡漾，有人说，共产党员混在学生的队伍里开枪，引诱军警、制造血案，以便扩大事态，耸动中外。有人说，便衣军警混在学生的队伍里开枪，制造镇压的借口。也有人说，学生队伍里根本没人开枪，军警编造谎言，掩饰错误，推卸责任。真相难明，而死者不可复生！后来我知道，在伊朗，在日本，在南美洲，都有“群众先向军警开枪”，军警胡乱镇压一番，这等事居然也有样板。
我对学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读大陆校友所编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初稿》，不谈敦品励学，不谈变化气质，大幅渲染一场受到《新华日报》称赞的学潮，我不能终卷。那时政界和教育界的要人发表许多文告，劝学生专心读书，似乎毫无作用，《蒋主席告全国青年书》，要求青年不要对现实期望过高，老生常谈对初生之犊，学生当做笑话。官员文告的说服力赶不上北洋政府时代的蔡元培，而学生的斗争技术超过五四，起初，学生是胆怯的，零乱的，当局略施小技可以对付过去，但是根本问题犹在。学生回去想一想，心里不服，还要再来，这一次他们比上一次能干一些，一次又一次，你那点子老练，那点子机变，那点子尔虞我诈，学生不久就摸清了，你也许有几个高招，但每一招式只能用一次，下一次，学生就知道怎样破解。你纵有可敬的品德，可爱的风范，可羡慕的学问，拿来掩护现实的缺憾，抵挡潮流的冲刷，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以有限对无限，终究要赤手空拳。
文章写来容易，发表却很困难。秦皇岛当地没有报纸，天津北平的报纸档次太高。倒也奇怪，我针对学潮写的几篇短文，寄给沈阳的《中央日报》、天津的《民国日报》，他们居然采用了！我收到稿费，没看到报纸，秦皇岛看报不方便，那时文章发表后，报馆不兴把当天的报纸寄给作者。回想那年代谁敢批评学潮！胡适名高、技巧也高，抬出左派最喜欢的易卜生，引用他的名言，劝告学生“要救社会，你自己得先成器”。一言既出，四处回声，都说胡适脱离青年、不配做青年领袖了。我算老几？怎会有我的发言权？思来想去，一定是和声太多，“另类”太少，编辑台上降格以求吧？
我经常“紧追新闻记者的马车，呼吸它扬起的灰尘”，为报纸“在豆腐干上刻字”，豆腐干卖不掉，丢进垃圾桶，不在话下，我跟同侪一同度过那个时代，记忆力比他们好得多，因为我读过、想过、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