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岛到上海，海程四○八海里（七五六公里），一路风平浪静。我在舱底打盹，断断续续做梦，又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肉身沉重，醒来筋骨酸痛，发觉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静悄悄，没有人声。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见天气晴朗，红日东升，船停在水中，水色浊黄，岸上有树木人家，显然已离开大海，驶入江心。青岛上船时，听到的消息是上海报到，开航以后，船员说实话，他们奉命到安徽安庆第七绥靖区交人，这里显然仍在中途。
我不想去安庆，直觉反应此处不宜久留，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彷徨间只见有人摇着一只小舢板来卖香烟，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千幸万幸他听得懂，他说这是上海，千幸万幸我也听得懂。我明白了，押船的官兵为我们布置了一个“水牢”，然后进城游乐去了！我当机立断，掏出牛老师给我的那一块银圆，那是我饥寒交迫中的全部财产，我知道必需罄其所有快刀斩麻。多么可爱的牛老师！多么可爱的银圆！然后，多么可爱的船夫啊，他立刻收起生意，渡我上岸。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圆券面临崩溃，银圆一元兑换纸券三十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万幸没人看见。上岸后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经过一些农家，看见田地里插着东倒西歪的木柱，挂着稀稀落落的铁丝网，心中纳闷：难道这就是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军进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导员留下的地址问路，一直走进中心区最繁华的地方，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前我来过，我还认识它。
指导员指定的那条马路，一侧全是高档商店，店员看见我走近，急忙拿出几个零钱来打发，我摇手拒绝，请他们看地址，他们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指。怎么对面这一边根本没有住宅？马路很长，我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不见目标。好容易拦住一个行人，他懂普通话，他告诉我这里是上海有名的跑马厅，根本没有门牌号码。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离开这条马路，这条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绳。我仍然沿着马路寻找，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我想我是疯了。
后来知道，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组织了纠察队，沿街逮捕散兵游勇，倘若被他们捉到，以我尴尬的装扮、凶险的经历，经过他们的安排，我会化成保卫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区逗留了那么久，没碰见纠察队。（也许他们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国民党的缺点里。（死在共产党的优点里？）
万难设想，我碰见了同事朱少校，如果这是写小说，读者一定认为不可能、不合理。“不信书，信运气”，我是歹命，当命运打盹的时候，我就绝处逢生。
我与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岛兵站办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时释放，他在俘虏营里替我用盐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别，我以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他的脸色黯淡，那时到处可见精神委靡的军人，连续的挫败销蚀了他们的自信。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上校爷爷”担任上海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秦皇岛的那个军械库也来了，设在江湾，可爱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掏出几张钞票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地说“你还是那个脾气”，像是褒又像是贬，不再勉强。
他什么也没问我，倒是我问他时局怎么样，他说“坏透了”。我问他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他要去安徽安庆，安徽安庆？我真希望他这句话是个谎，倘若果真，一个月后解放军渡江南下，东南地区国军全线溃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湾军械库，先找我的堂弟东才和同学袁自立，他俩都是我在秦皇岛从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后重逢，两人热情接待。不仅如此，我赫然发现父亲也在江湾，蒙他们两位照料！这一惊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战役发生，父亲难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学校里去住了些时，跟学生一同吃大锅饭，学校缺粮，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脱离解放区回到父亲身边，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意外，他俩能在我行踪不明之后照料我的父亲，真是今世难见的高风。
我和父亲无言相对，多少该说的话都没说，多少该问的问题都没问，多少该流的泪也没流。我们都知道相逢是个奇迹，但是也知道只有一个奇迹不够，下一个奇迹更难、更不可能。我们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绝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湾区的位置在长江南岸，靠近吴淞口，水运方便，住宅稀少，适合囤放军械弹药，联勤选中这个地方，用铝版组合了一望无际的库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记械弹发出和收进的数目，制作日报表呈报总库，工作清闲，可是我完全不能写作，因为我丧失了反刍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么爱看报纸，我仿佛可以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若未卜先知，还需要新闻报道吗？办公室里有一份《新闻天地》周刊，那时正是这份刊物销量最大、声望最高的时候，我在江湾只接触到这一份新闻媒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找到《新闻天地》合订本，整理我的回忆。
还记得我到上海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与中共议和，中共指定代表团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这天出版的《新闻天地》，封面大字标题印着：“万愚！万愚！”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节，中共怎么选了这个好日子，简直是“痛苦的滑稽”！那时《新闻天地》热心讨论国府“划江自守”，国共“隔江而治”，它说长江以南没有共军，长江号称“天堑”，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国府尚有完整的海军。它说国府虽失去东北和华北，白崇禧的大军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军尚在陕西，陈明仁兵团尚在湖南，山西有阎家，甘肃有马家，加上四川和云南，国府还有议和的本钱。它说斯大林反对解放军渡江，对毛泽东当然有影响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时候，中共都坚持组织联合政府，现在中共可以一偿宿愿了！这些推断，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父亲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后的上海。旧地重来，光景变了多少，怎么处处有衣冠楚楚的人摆地摊？原来百货滞销，公司没钱发薪，改用产品折价相抵，由员工满街摆摊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侨等待遣送的光景。历史决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交臂接踵，多少卖美钞的小贩，手中新钞刷刷响，多少卖银圆的小贩，手里的银圆叮当响，那是他们的广告，他们低着头沿着人行道不停地走来走去，等顾客找上来，一同躲进小巷里成交。那时贩卖美钞银圆是死罪，马路作刑场，就地枪决，我曾撞上行刑的场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许人民使用银圆，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这就是法律的“相对性”！书本上说，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后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吊死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法场的银圆小贩是谁？他也该留下名字。三十年后，两岸政策急转弯，总有最后一个因“通匪”而判刑的人，总有最后一个因“反革命”而劳改的人，他们应该是重要的新闻人物，让我们思考法律到底是什么。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还记得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大富国》，人人有一本钞票簿，每一页上印着“ 1”字，付款的时候，自己掏出橡皮图章盖数字，图章上刻着“ 0”字，你爱盖几个零就盖几个零。还读过谁写的《李伯大梦》，李伯打电话，接线生告诉他每分钟多少钱，通话中间，接线生每分钟插播进来，告诉他电话费涨了，现在每分钟多少钱了。算盘本来十三档，大商店用的算盘加到十七档，因为交易的款项动辄几百亿几千亿。
那时只见新钞不见旧钞，钞票还没印好，印制的成本已急速上涨，许多新钞不能发出，或发出后成为废纸。我看见儿童用新钞折飞机互相投射，狼藉满地。政府只有拼命印大钞，小钞成捆，还有虚幻的重量和体积，三两张大钞在手，才令人孤苦悲凄，命薄如纸。最后新疆省银行发行过世界最大面额钞票，每张六十亿元，共印制四百八十万张。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国一位收藏家展出这张钞票，电视幕上犹足以令人触目伤心，这一张钞票已说明多少人荡尽了家产。
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 0.22217 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圆、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那时民不聊生，我和父亲的生活当然也十分困难。
乱世传奇多，这时候五叔忽然来到上海。我曾在上一册自述《怒目少年》里详细叙写五叔，他是个英勇的抗日军官，自武汉会战起，参加多次重大战役，抗战后期驻扎云南，曾参加缅甸的苦战。他受继祖母的影响，和我的父亲感情不睦，但是我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两次汇钱接济我。
抗战胜利，国府裁军，多少军官降级或失业，五叔所属的第二军也改成整编第九师，他本是炮兵营中校营长，立下很多战功，整编时升为上校炮兵指挥官。国共两军冲突激烈，眼看要打内战，五叔反对内战，毅然辞职。当时国军将领一片主战之声，五叔写信给“上校爷爷”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用孙子兵法：“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
五叔脱离军职以后，一度在京沪线上经商，共军渡江之前，他到上海探望“上校爷爷”，顺便约集在上海做难民的本家本族见面。他叮嘱必须瞒住我们父子两个，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又交代族人传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来过。”五叔为什么这样做？我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要伤害我父亲。我怎样描述父亲的反应呢？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惊讶，也没有评论，我不知五叔达到目的了没有，我无法窥探父亲的心灵，他确实伤害了我，听到消息，我的小腹好像遭人猛击一拳，隐隐作痛，断断续续痛了许多年。五叔汇钱到流亡学校接济我，并且和父亲通信，那是表示对我有期望，上海过门不入，那是表示对我绝望，我连累了父亲。从那时起，以后许多年，我们再也不提五叔。我自己暗中纳闷：一九四九年，上海，当时已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五叔干吗还要来这一套？
以后的事情我提前写在这里。和谈破裂，共军渡江，五叔一家带着继祖母、五姑还有四叔一家逃难，他们经湖南、入广西、最后逃到云南。继祖母在广西柳州去世，五姑在广西南宁出嫁。五叔一家和四叔一家在云南昆明定居。五叔在昆明之南的呈贡弄到一块地，亲自下田耕种，做胼手胝足的农夫，他为了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努力转型。
他不知道这种努力完全徒劳，他不知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隐居”是消极抵抗，“隐者”是敌人潜伏蹲点。终于有人检举他组织反共救国军，终于他受审、判刑、交付长期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驱使政治上毫无价值的人发挥他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寓有教育作用，“晒黑皮，炼红心，汗水洗掉旧思想。”不幸中之大幸，中共没有把五叔发回原籍受辱，异乡的心理压力毕竟轻一些。五叔没有恶行，审判他的人也知道“反共救国军”是欲加之罪，案情虽然严重，但只有他一个被告，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枪一弹。专政虽然严苛，好歹也还有些寸短尺长，仅仅判了劳改。昆明的气候保护了他，种植的作物容易生长，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冬天，挨冻和受饿都免了。但是人生如戏，场地布景有差别，剧本情节有样板，五婶和五叔划清界限，离婚改嫁了，他的子女分散各地。
很惭愧，我虽然混到五十多岁，仍然没有力量充分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想：五叔当年汇给我的三万老法币究竟是多少钱？中国人常以黄金衡量币值，我查出抗战胜利那年，依中央银行的牌价，黄金每市两恰是老法币三万元。我找到五叔下落的时候，黄金每盎斯美金三百五十元，一盎司不足一两，大约八钱多重，算来每市两黄金大约美金四百多元。五叔后人以大弟弟最为困窘，以小妹妹照顾五叔最多，还有五姑，她在患难中和五叔手足情深，我以当时十两黄金的售价回馈他们。
不过中共对五叔的思想改造恐怕没有彻底成功，我看到他刑满释放后拍的一张半身照片，肌肉健壮，眼神流露着不明白和不甘心。那时政策上开始平反冤错假案，他四处出奔波申诉，没有成功。那时海外统战工作优先，海外关系吃香，他打听我在台北的地址，希望我能替他申请，无奈我们彼此音讯断绝。我本来不可能对五叔有任何用处，两岸新局硬是把我这样的人抬高，使我能做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五叔侥幸，我只有惭愧。我尊敬五叔的为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后，我在纽约开始打听五叔的消息，他现在需要我，一如我当年需要他，他的投资并没有落空。第一步，我先和老家兰陵的族人通信，用“顺藤摸瓜”法找到五姑（广西南宁），又从五姑处找到五叔的大儿子（甘肃银川），再找到五叔的小女儿（云南南华）。那时海外华人流行给国内亲友寄钱，我也顺从时尚。五叔早已去世了，他在小女儿家终其天年，后事也是小女儿和女婿独力操办，我对这位小妹妹表示了偏爱。
五叔念念不忘平反，我根据他老人家的遗志，找到本族出身的一位老革命王言诚先生。
王言诚和五叔是少年时期的玩伴，战前参加共产党，名字改为“田兵”，他是田野诗人，随军记者，内战结束后调到中央，参与文艺政策的执行，虽然是老革命，始终还有儒家的忠恕之风。“文革”期间，忠恕之心误事，贬到贵州省做文联主任，人脉仍在。蒙他老人家出面运作，以我的名义提出申请，五叔的未了之愿得以实现。
我看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写着五叔晚年几件重大的事迹：
一九五六年，以组织反共自救军罪名被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服上诉，加判五年，改判为二十年。
一九七六年释放。
一九九三年五月，原判撤销，宣告无罪。
我把判决书影印了，寄给五叔的子女们，每人两份。我希望他们把其中一份交给服务单位的人事部门存盘备查，使他们不再是黑五类反革命的后代。这些弟弟妹妹终有一天发觉这张纸重要。
内战时期，解放军非常需要炮兵人才（还有工兵、通信兵和军医），五叔即使作战被俘，也能受到相当的优待。如果及早随着部队起义，还会吃香一阵子。五叔反战，因为内战是自相残杀，五叔拒降，因为投降丧失人格气节，他选择了“隐”，希望用背脊朝天低面求土赎回自己。这些年，我想来想去，他是个儒家，那年代，国内外一切儒家之徒都没有好下场，他不能幸免。
五叔一九○八年四月生于兰陵，一九八四年一月因脑溢血死于南华，享年七十七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营葬，墓地选在云南呈贡郊外的山坡上。据说兰陵王氏是由异地移民而来，许多山东人本来世居云南，因吴三桂反清失败，遭清廷集体发配山东。据说山东老人病故，家属在出殡时祝福亡灵“大道西南，一路平安”。意思是魂归云南故乡。五叔安葬云南，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