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国民政府绝命挣扎，“检肃匪谍”辣手无情，大案一个连一个公布，士农工商党政军都不断有人涉及，罪案的发展和罪行的认定往往出人意料，“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也惊。”我在“敏感媒体”广播工作，每当看见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处死了（据报纸公布，十年间以文化人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总计处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牵连被捕受审打入“列管名册”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难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很多，像中共在台湾发展地下组织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连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论行业、论生活圈子，我跟他们中间没有任何关连，仍然受到惊恐。更不幸的是国防医学院学生出现匪谍案，学生迟绍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这两人是抗战时期流亡学校的同学，案发之前我曾到国防医学院的宿舍去探望他们，那时没有事先预约的习惯，我扑了个空，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流落何处？它可是个祸根哪！……
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战战兢兢地“拥护领袖、反共抗俄”。
那时“匪谍案”用军法审判，军法并不追求社会正义，它是伸张统帅权、鼓舞士气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内部的正当性，没有普遍的正当性。被捕不可怕，枪毙可怕；枪毙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会的歧视可怕，像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的夫人那样，“匪谍”的妻子儿女都是危险分子，所有的关系人都和他们划分界限，断绝他们生存的资源，这是慢性的灭门灭族。
记得有一天，名记者王大空在“中广”办公室里大发议论，说什么“引刀成一快”，正好“中广”那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站在旁边，那人立刻用鼻音反击：“哼！没那么快！”听听那一声“哼”吧，那声音只有蓄势待发的恶犬才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够你回家做连床噩梦。
乱世梦多，我常常梦见解放军追捕我、公审我、挖个坑要活埋我，我大叫惊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梦见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铐、灌了冷水、押到“马场町”执行枪决，我又大叫惊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审问自己，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理由怀疑我、惩治我，我两面都有亏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场上检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湾保安司令部的立场上检查自己，也有罪。
多年以后，我在海外对一位台湾本土生长的官员说，当年你们只做一种噩梦，我们做两种噩梦，我们的恐怖是双料的，你们的恐怖缩了水。你们只怕蒋介石，不怕毛泽东，你们不知道毛泽东更可怕，你们到底比我们幸福。你们的问题比较简单，也许认为只要推翻蒋介石就可以了。我们不行，我们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还得保着他，两害取其轻，靠他抵抗共产党。我们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湾不领这个情，我们劳碌一生，也许三面不是人。他听了哈哈大笑。
一九五○年我进“中国广播公司”以后，渐渐感受到治安机关对文化人查察严密，编辑组长寇世远被捕，牵连播音员王玫，广播剧作家胡阆仙被捕，节目部气氛紧张，我也赶上热闹，遭保安司令部传讯。
那时捕人并不公布案情，别人的事我不知道，而我自己是因为写错了一篇文章。
一九五○年，国军在台湾和前线各岛推行“克难运动”，号召全军勤劳节约，克服困难。
那时，军人眷属的生活十分困难，住屋劈竹编墙，涂上石灰，号称“竹骨水泥”，铁皮搭顶，时常有锈落下来，夫妻儿女拥挤在一间屋子里，有门无窗，夏天像蒸笼一样热，遇上大风大雨的天气，关起门来烧煤做饭，随时有中毒的危险。
那时，下级军官的太太常到菜市场捡人家剥下来丢掉的白菜皮，一家大小每天吃一个白水煮蛋，由母亲分配，女孩子分食蛋白，男孩子分食蛋黄，因为“蛋黄的营养比较大”。那时有些孩子馋得烧蟑螂，吸进气味先呕吐出来。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见士兵赤脚上车下车，背着“传令袋”（传令兵可以免费乘车），后来我在一处军营里看见布告，禁止士兵赤脚入城。
我每星期写一篇广播稿鼓吹“克难运动”，心中别有思量。克难运动初期还没教军营种菜养猪，也没辅导军眷从事家庭副业，我也没有所谓“积极性的想法”，只觉得生活条件已经这样匮乏，如何能再降低水准？我写了一篇“故事新编”，孔子提倡克难，要大家吃青菜、喝白开水、枕着手臂睡觉，大弟子颜渊完全照着老师的话去做，结果营养不良，生病死了！夫子自己吃饭要摆好席位，讲求菜色刀法调味，活到七十多岁。文章登在创刊不久的《民族晚报》上，结果麻烦来了。
从保安司令部来了个年轻人，“请”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谈，还加上一句：“我可以替你请假”，等于说一定要去，没有理由可以推拖。说到保安司令部我得郑重介绍，它后来改组为警备司令部，再改为警备“总”司令部，今天谈恐怖时期，“警总”恶名昭彰，殊不知一路改组都有些改进，到了警总已经文明得多了。
我傻傻地坐上吉普车，来到西宁南路，登上一座破旧的楼房。他们也是大办公室，我站在一角听候传见，大约枯等了一个小时，忽有一彪形大汉指着墙壁向我大喝一声：“转过脸去！”接着从我背后朝前一推，我的鼻梁撞上墙壁，墙壁新近粉刷，贴满通告之类的印刷品，我饱吸油墨和灰石的气味，还好，没有流血。后来知道，“中广”公司主管侦测员工思想的那个英俊高大的人，要躲在隔壁“旁听”我跟保安官员的对答，参加分析研判。他迟到了，我不可以看见他走进来。后来进一步知道，特务机构第一次传讯，照例对应讯的人来个“下马威”，那些案情重大的嫌疑犯进入拘留所之后，首先要挨一顿毒打，而且是脱光了衣服打，打得你满地翻滚，然后你就知道自己在外面那一点子资历声望，那点靠山背景，完全成泥化灰，你再无倚仗，再无希望，你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看见但丁描写的地狱，门口悬匾大书“入此门者一无所有”。那天我在保安司令部虽然仅仅受到一声断喝，立时也有前尘如梦之感。
他们把我引进一个小房间，面对一个两颊瘦削的人，他厉声斥责我，他说《孔子克难记》一文破坏国军的克难运动，要我交代写作的动机，我矢口否认他的指控。然后他拿出我的另一篇文章，那是我根据《诗经·汝坟》篇构想的一个情节，诗中有一句“鲂鱼赪尾”，小注说，鲂鱼发怒的时候尾巴变成红色，鱼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一定是忍无可忍了罢。我觉得好可怕，好像将要发生不可测的行动，我借着故事人物的口说：“你不可欺人太甚。”我写这个小故事只是炫耀一下我读过《诗经》而已，可是受“孔夫子克难”连累，保安官员也做了有罪推定，他恶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子：“你们这套把戏我清楚明白，鱼代表老百姓，红色代表共产党，你分明鼓吹农民暴动！”我也矢口否认。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知道要你说实话不容易，我叫人拿大杠子压你。”我知道“压杠子”是酷刑，可是我还没看见杠子，我必须坚决否认，要我说谎话也没那么容易。
我这才知道他们注意我已经很久了！他摔给我几张纸，要我写一篇自传，由六岁写到现在，写我干过的职业，读过的书，到过的地方，认识的人，怎么到台湾来的，怎么进“中广”公司的。吩咐完毕，走出小房间。那时报馆和电台已把我训练成一名快手，我毫不踌躇，振笔疾书。不久有人送进来一碗蛋炒饭，我才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事后知道这碗蛋炒饭大大有名，保安司令部每天都要约人谈话，作业模式相同，早晨把人接过来，下午放回去，中间供给蛋炒饭作午餐，“吃过保安司令部的蛋炒饭”也就成了一句暗语，一项资格。
我一口气吃完蛋炒饭，然后一口气写好自传。后来知道他们暗中观察我，见我能吃能写，一心不乱，判断我应该只是个不成熟的作者，背后没有什么秘密组织。也许因为如此，下午换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人审查我的自传，态度十分和善。天津失陷，我进了解放军的俘虏营，他对我这一段经历并未盘诘。他和我谈安徽阜阳一带的流亡学校，问我这个杂志看过没有，那个杂志看过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他又问我这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那个剧团的演出看过没有，我也都没有看过。他提出来的杂志和剧团都是共产党人的文化活动，这位保安官对当年“淮上”的情形很熟悉，他旁敲侧击，比刚才那人的虚声恫喝要高明多了。
然后他的兴趣转移到萧铁身上。萧先生介绍我进《扫荡报》，《扫荡报》停刊，他又介绍我进“中广”公司。这位保安官问我萧铁对时下局势的看法。我说最近王云五创办华国出版社，出版萧铁的剧本《黄河楼边》，萧不肯卖断版权，他要抽版税，因为版税可以终身享有，看来他对台湾的前途有信心。他问萧铁近来读什么书，跟哪些人交游，我说我从未到他家去过，他下了班就回家，没看见他约朋友喝茶看电影。保安官对我的答复不满意，叮嘱我用心了解萧铁，随时向他报告。后来知道，萧老编介绍我进“中广”，我向萧老编推荐一同写稿的骆仁逸，萧又推荐骆进“中广”，我调编撰，骆仁逸介绍他的同乡赵汉明补我的缺。保安司令部对这样援引串联起了疑心，正好我的文章触犯时忌，他们就从我切入，了解情况，瓦解我们四个人的关系。
话题一转，保安官问我对邱楠和姚善辉有什么看法。我的天！他们一个是节目主任，一个是工程主任，我只是个新进的小职员，刚刚试用期满，我能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的答案中有曹禺和李健吾，他两眼一瞪：你从哪里弄到他们的书！我告诉他，这是公司的参考书，公开摆在资料科的图书室里。几个月后，公司里突然出现保安人员，没收了这批文艺作品，紧接着大搜全省各地中小学图书馆，各县市旧书摊，打算做到一本不留，看来都是我惹的祸。
好不容易，保安官说：“你回去吧！”来时有车接你，去时没车送你，正好我也需要步行舒解心中郁闷。回到“中广”节目部，公园里已有暮色，节目部主任邱楠、资料组组长蒋颐都坐在办公室里守候。他们知道保安司令部效率奇高，如果我已被留置讯问，保安官随时可能打电话来问长问短，或者派人来调阅我写的文稿。后来知道，那天节目部气氛紧张，无人知道我究竟是一块浮冰还是冰山一角。
节目部有位老者，只身在台，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一人有个小小的办公室，小到没有窗户，为了流通空气，经常开着房门。他对我很关心，我不由得走进他的小房间，向他诉说保安司令部约谈的经过。我告诉他，要我为政府宣传，我得先有被信任的感觉，我无法在怀疑监视下工作，我想辞职。他很严肃地说：“别处也是一样，这里还有几个人了解你，别处就未必。”我说保安官员要我每星期去报到一次，向他报告萧铁、骆仁逸、赵汉明的言行交游，甚至还有姚善辉和邱楠，我怎么能去！他说，“还是去吧，你不去，他们会另外找一个人。”
老者的话我听从了一半，没辞职，也没定时到保安司令部打小报告，我想等他们来催促责备我再去也不迟。他们再也没有动静，我也慢慢松懈了。可是老者的话终于应验，他们果然从我们中间另外找了一个人，那人知道怎样规划自己的前途，后来进“革命实践研究院”木栅分院受训，步步高升，我做了他的垫脚石。
我很感激那老者，对他很尊敬，经常到他的小房间倾心吐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他。有一天，他和我讨论一条新闻，莽汉怀疑妻有外遇，动刀杀人，完全捕风捉影。老者说，莽汉未经调查，没有证据，犯下大错，一门之内尚且如此，可见“安全工作”对国家如何重要。又有一次读《三国演义》，谈到曹操“梦中杀人”，他认为曹操“幼稚”，冤杀许多好人；现代国家有调查机构，可以帮助当局作出正确判断，所以安全工作名副其实，可以使大家更安全。我这才知道他在节目部他做什么，不禁脱口而出：“我忠党爱国，但是不做特务！”他变色不语，从此不再理我。
我还得罪了另外的人。萧铁是抗战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有一个同期同队的校友干特务，此人服务的那个单位有人发起戒烟，需要写一篇《戒烟公约》，他们找萧老编执笔，萧推荐我。我想搞这玩意儿得用文言，最好四六句法，我记得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盖闻修身慎微，古之明训，崇俭务实，今有定则，小恶不为，众好必察，此君子其九思之，贤者所三省也。况复生逢斯世，目蒿时艰，我等或投班笔，或奋祖鞭，群怀殷忧，共当大难。礼不云乎？居敬行简，易不云乎？夕惕朝乾，正宜朝食减享以起兮，夜甲积冰而铿然！”
以下说到吸烟的害处，戒烟的决心，违背誓约的罚则，四六到底，一气呵成。他们那个单位的主管看了大为欣赏，听说我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兼擅白话与文言，有意吸收我去栽培一番。他的算盘是，我替他写演讲稿应酬信，我做“师爷”的工作，可是仅能支“小弟”的待遇，他伸出来的诱饵则是保送受训和未来升迁。
萧老编的那同学屡次和我接触，他打电话约我到新公园里见面，从不进“中广”大门。经过一番观察试验和调查之后，有一天，在新公园那棵伞盖一样的大树底下，他正式劝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当场辞谢，他的表情是出乎意料之外。“今天我们只有跟着国民党走，与其留在外围，不如进入核心，这样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是否有另外的幻想、另外的出路？”我赶快告诉他想做作家，他很纳闷：“作家算什么？社会根本没给作家排座位，我请你屋子里坐，你为什么要站在院子里？”
他放弃了我，他们也从此“发现”了我，不断发生一连串事情。办公桌抽屉上的锁被人撬掉了，我不声张，也不修理，留下破坏的痕迹任人参观。几天以后，事务组忍不住了，自动派工匠来换锁，我把新锁和钥匙都放在抽屉里不再使用。中国文艺协会发给我的证件不见了，可想而知，小细胞发现这张盖了大印的文件，以为是什么罪证，拿去给他的小头目表功。我知道他们不会把原件归还原处，他希望失主自己思量“忘记了放在什么地方”，倘若失而复得，失主就会恍然大悟。员工信件由专人统收分发，我的信总是比别人晚一两天，封口的浆糊未干，那当然是先拿到什么地方拆开看了。
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这些人懂什么！有能力复述我的言论吗！简直是对我的侮辱。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见了上司表面很恭顺，实际上肆无忌惮。
那时还没设“安全室”，安全人员隐藏在人事室里，重要骨干是那个英俊高大的人。人事室在仁爱路三段办公，他每天照例到新公园节目部“看看”，如果我会客的时候恰巧他来了，他必到会客室观察我的客人，目光炯炯，吓得客人慌忙告辞。那位长驻节目部的老者尤其尽责，不管哪位同事会客，他都在室外逡巡，低着头，背着手，心无二用，即使大热天他也穿球鞋，脚步轻快无声。
星期天如果我逛书店或者看电影，总是遇见人事室的一个胖子，他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眼睛从不看我。几次巧合以后，我决定做一个测验，我到公共汽车站候车，他也跟着排队，车来了、又去了，我不上车，他也不能上车，最后剩下我们俩，他十分窘迫，满面通红，狼狈而去，始终不和我交谈。
我觉得耶稣布道那几年，一定常和特务打交道。福音书记载，有人跑来问他是否应该纳税，那人一定是特务。耶稣告诉门徒：“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是在描摹大逮捕的情况。他警告门徒：“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翻译成明码，就是特务的小报告和公审的指控。最明显的是，耶稣发现有人跟踪他，他就回头朝那些人走去，那些人“看不见他”，他就脱离了监视，看似“神迹”，其实“盯梢”一旦曝光就失败了，盯梢的人最怕“对象”突然回头走，一旦彼此撞上，任务立即取消，那些小特务并非“看不见他”，而是装做没看见他。这是我的独得之秘，解经家没有想到。
一九五六年，剧作家赵之诚来做编审组长。这年冬天，他约我一同去某处参加会议，讨论如何用广播剧宣传反共。那时节目部主任邱楠致力发展广播剧，赵之诚和我都是助手，有人重视这个新剧种，我乐见乐闻。会议的召集者是党部吗，不是，是新闻局吗，不是，还有谁管这档子事呢，他没说，奇怪。入座以后，与会者只有我和刘非烈，“中广”的台柱编剧刘枋、朱白水，当家导播崔小萍，还有经常供给剧本的丁衣、张永祥，并无一人在列，奇怪。大家坐定以后，里面走出来一个胖子，皮肤粗糙黧黑，脸上凸起一颗很大的痣，痣中心长出一根又粗又长又亮的毛，最大的特征是眼大有神，精光直射，使我想起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他不是文化人嘛，奇怪。他说话很少，会议时间也很短，自始至终由他身旁的人穿针引线，但未曾介绍主持人的身份。赵之诚陪着东拉西扯，也从未称呼主持人的衔名，顶奇怪的是并无一人一语涉及广播剧。
后来知道，那主持人竟是情报界声名显赫的纪元朴，谈剧本不需要他那样高层次的情治官员出马，那天只是他要观察我，陪我同去的都在演戏。他脸上那根长毛很出名，那双眼睛更出名，他生有异禀，他的目光“令人搜索自己有什么可以招供的没有”。幸亏赵之诚事先把我蒙在鼓里，我完全没有心理防线，他看到了我的无猜和幼稚，对我非常有利。
以前种种后来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人生如戏，莎士比亚的台词有一句：“台上演戏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后什么都会说出来。”人有泄漏机密的天性，人到中年，会说出自己幼年的“龌龊”，人到老年，会说出自己中年的“龌龊”；因缘无常，效忠的手下随时可能脱离掌握，抖出内幕，死党很难到死，除非你有本事杀他灭口。龌龊的脑子、龌龊的手，都有一天会曝光。岁月无情，江山易改，最后“万岁”已成木乃伊，江山风化为散沙，这些曾经是特务的朋友、或曾经是朋友的特务，一个一个也退休了，老了，移民出国了，他出于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恶感，让我知道当年他手中怎样握住我的命运而没有伤害我。
其实他仍然伤害了我。那些年，同船渡海的族人渐渐不进“中广”的大门，他们觉得气氛不对。一向亲近的几个同事渐渐疏远，因为有人要求他们侦察我的言行，久不通问的朋友忽然从台中来看我，而且每月一次，因为来了才可以交差。我极力避免写信，也不和别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地剪成碎屑丢进公厕的马桶。我不保存来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里泡烂捣成纸浆，再借倾盆大雨冲走。特务抓人，顺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我很容易感冒，天天带病上班，夏天穿冬天的衣服。我的左胸时常疼痛，多次向胸腔专科名医星兆铎求诊，他只是说：“你的情形我了解”，不肯进一步检查。后来知道全是压力造成，那时没人谈减压或心理辅导。
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形容骑摩托车很危险：“早出事、晚出事、早晚出事；大受伤、小受伤、大小受伤。”我的处境和职业正是如此。每月惟一有意义的事情，好像领到薪水袋，到邮局给弟弟妹妹寄零用钱，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交代一句“我这样做了”。有时想起“刀口上舐血”，想起“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虽然老早就知道这两句话，以前仅仅是认识那几个字罢了。
四年内战期间我味觉迟钝，到台湾后只有加重，这才了解什么是“食不甘味”、“味同嚼蜡”。大米饭囫囵吞咽，常常怀疑我到底吃过饭没有。口干舌苦，吃糖，吃下去是酸的。有时到美而廉喝黑咖啡，没有糖没有奶精，“我苦故我在”。有时我到中华路喝两杯高粱酒，或者吃一条豆瓣鱼，“我辣故我在”。
尽管如此，日子照样像流水般过去，我想起抗战时期空军飞行员的太太们有一种特殊的人生观，她们的丈夫常在空战中殉职，她们因恐惧而不知恐惧，因耽忧而不觉耽忧。慢慢的，我也好像如此了。
那些年，我常常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看我究竟哪只眼睛哪只耳朵像特务，看我哪块肉哪根骨头可以做特务，为什么特务忽而吸收我忽而调查我。我对间谍小说、间谍电影、间谍传记发生很大的兴趣，常言道：“读了三国会做官，读了红楼会吃穿”，读间谍小说看间谍电影，我渐渐明白怎样捉间谍，怎样做间谍，怎样做了间谍又让他捉不着。渐渐的我觉得我的谈吐像个间谍，渐渐的我自以为倘若我做间谍他们一定抓不着，如此这般我给自己制造一点乐趣，减少胸中的二氧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