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赵友培教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创办《中国语文月刊》，我有了为中学生效劳的机会。
既然有了“中国文艺协会”（一九五○），为什么又成立“中国语文学会”呢？“文协”成立时，赵友培负责所有事务性工作，并连续多届担任常务理事。“文协”是综合性“全国性”的组织，包容了不同背景、不同动机、不同行为风格的文艺名流，张道藩又不亲会务，缺乏强势领导，个人空有理想，很难有所作为。
赵友培教授认为语文教育是文艺事业的根本，无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欣赏，都得先有某种程度的语文修养，推行语文教育的主场在中小学校，中小学校可视为文艺事业的外郭，他鼓励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语文”，“阅读教学就是把文字还原为生活，写作教学就是把生活改换为文字”，这就把国语国文的功课和文学作品接通了源头。从外郭播种扎根，既可为文艺的发展作十年百年的大计，也避开“文协”的人事派系困扰。
赵教授进一步扩大其说：国文也是历史地理的根本，语文程度若是低于标准，怎么能看得懂记得住史地课文，而且那时考试有“发挥题”，要用叙述或议论写出答案。语文程度甚至也是学好数学的重要条件，数学有“应用题”，学生根据文字叙述的情况进行演算。友老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教书，他的理念得到当时师范学院刘真院长的支持，刘院长有个口号：“师范第一，国语文为先。”于是师范学院成为“中国语文学会”的推手，“中国语文学会”又是《中国语文月刊》的摇篮。
那时台湾的汉语汉文水准偏低，市政府修路，“警示牌”上写着“工程中禁行”（日文直译）。我在公共汽车站候车，常见空车驶过，车窗上写着“车内无人”（英文直译），候车的人顿足大骂，既然车内无人，为何不停车载客。市政府对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行文，把“娱乐”写成“误乐”。政府推行“勿忘在莒”运动，用战国时期田单收复失地的故事，勉励上下一心争取反共胜利，公文辗转下达到乡镇，已是一份油印文件，“莒”字模糊不清，许多乡镇长不知出典，到里民大会去宣扬“勿忘在营”，劝青年踊跃从军。
曾经听一个学生家长讲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女儿读初中，每星期要写一篇周记，有一天女儿不听话，他一怒之下出手就打，女儿在周记中写了一句：“今天父亲对我非礼。”级任导师批语：“家丑不可外扬！”这位家长发现了，冲进学校向校长大吼大叫：“狗屁不通！你们都狗屁不通！”他扬言要向教育厅投诉，校长一面敬烟点火，一面劝他：“不可外扬！不可外扬！”
那时刘真院长讲过一则轶闻：学生作文把“落伍”写成“落五”，老师改作文把“落五”改成“落武”，于是“学生落伍一半，老师全部落伍”！一位教师说，他以“我的母亲”为题，全班学生作文只有一个学生写得通顺，他以这篇作文为例，对全班学生讲述作文方法，然后让全班学生再写一次“我的母亲”。那篇用作为范例的作文开头说：“我的妈妈姓刘”，班上有一半学生开头也写“我的妈妈姓刘”。我的妹妹在师范学院读书，晚上到私立中学的初中夜间部兼课，发现新生之中有十几个学生还写不出自己的名字。（他们已经小学毕业。）
于是有一个故事流传：县政府的督学到某中学视察，他问一个学生：“阿房宫是谁烧掉的？”这个学生连忙回答：“不是我！”督学把他测试的结果告诉校长，校长连忙说：“本校一向注重学生的品德，他们不说谎话。”督学回去写报告，强调文史教育重要，县长批示：“阿房宫既然重要，可以拨款给他们另盖一个。”
这个小故事用文学手法反映两个现象，除了国文程度低落，还有人口增加，政府对教育大量投资，学校纷纷盖教室、盖实验室、盖图书室、盖大礼堂。敝族尊长一然先生做过几任小学校长，他曾经很幽默地说：“做三年立法委员可以当律师，做三年校长可以当土木工程师，因为他会盖房子。”一然先生办学认真，多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学校盖房子，他不收回扣，不吃花酒。他体形魁梧，气宇轩昂，驻军侵占学校的操场，被他威风凛凛地赶走。他从来不向教育科长送礼，也不用上等酒席接待督学，他常说：“他们随时可以赶我走，我无所谓，那是台湾的损失。”
“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以后，按照会章定期开理事会和会员大会，每次会议都有许多提案，所有的提案、决议和建议，分送“教育部”、“教育厅”、“侨务委员会”参考，内容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他们马上采纳。以我的感觉，每年会员大会以后，政府在教育方面总要做一些小事情，或者研讨一两件大事情。
《中国语文月刊》创刊以后按时出版，从未脱期，内容针对中学小学语文教师教学的需要作出设计，并且表扬优秀的老师，培养学生文艺欣赏的能力，提供中学生发表的园地，成立“中国语文通讯研究部”解答语文教师的疑难，出版活页文选，满足特别喜爱文学的青年。
六十年代之初我一度担任月刊主编，七十年代初期月刊财务困难，一度由张席珍、胡兆奇（季薇）和我三人合编，不支薪水。我针对中学生的需要设计了十个专栏，也用本名和笔名写了无数零碎文章，用零碎短文活泼版面，增加趣味，引发议题，把胸中的鲜花撕成花瓣挥洒散落。
靠学会和月刊的因缘，我亲近多位专家学者：何容、毛子水、梁实秋、程发轫、丁治磐、刘真、王星舟、齐铁恨、王寿康、张希文、朱介凡、叶溯中。这些宿儒都参与月刊和学会的工作，谈吐之间，只字片语，都是经师。
我也做了一件完整的工作。我为中学生写了一本书，推广赵友培教授的创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我相信他们接受了这一套方法，定能解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作文”成为他们喜欢的课程，由作文有趣发现人生可爱。那时考试，作文成绩占国文成绩的百分之五十，我希望对他们的升学考试也加一把劲儿。
为了读者容易接受，我决定仿照《爱的教育》的模式。我需要观察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想法，从中发现素材，我也需要他们参加我的实验，充实或改进我所作的设计。那时候，我对作文教学的想法几乎是一种革命，受正统的国文教学排斥，感谢育达商业职业学校给我空间和时间。这一系列文章在《中国语文月刊》发表之后，由何本良的益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叫做《文路》（一九六二）。
在这段时间，《自由青年》杂志主编吕天行找我，要我写文章给青年朋友谈读书、谈写封面作。我说当初我在大陆上读书的时候，这一类文章都是朱光潜、叶圣陶、夏丏尊、茅盾撰写，今天怎么会轮到我？他说出一番道理来。
他说，大师级的学者只能初一十五请过来膜拜一下，杂志的内容不能长期依靠他们，他们只肯教自己的学生，有些老教授还把学生分成“磕头的弟子”和“没磕头的弟子”，两者差别对待，他们不能照顾社会青年。
他说，编杂志要规划内容，约稿时免不了要定题目、定内容、定字数、定交稿的时间，大师级的学者没法配合。大师的“学术语言”有一定风格，没有受过治学训练的人很难吸收消化。《自由青年》是社会刊物，没有他们做文章不行，他们的文章多了也不行。
吕大主编决定从青年作家里面找“大师的学生”写文章，这等人既然是作家，语言风格通俗晓畅，能够适应编辑台上技术性的要求。既然是大师的学生，总会泄漏、复述、引证平时所学，对大师的学问见解作第二手传播，如此这般正合他的需要。那时《自由青年》从旬刊改成半月刊，对外扩大发行，他把目标锁定了我。
《自由青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组创办的刊物，本为旬刊（一九五○），后改半月刊（一九五一），聘吕天行为副社长兼主编。吕和主其事者并无渊源，只因他独力创办的《当年青年》杂志风格清新，得第五组主任张宝树赏识延揽。他到任后力争编辑自主权，杂志由封面到封底毫无党的“气味”，举例来说，每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蒋公照例发表文告，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刊出，党办的《自由青年》杂志却一字不见，杂志对文告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文章诠释响应，“道一风同”的年代，吕天行创造了奇迹。他的态度很明确，“我随时可以辞职不干”，他的顶头上司张宝树有道家风度，宰相器量，一直包容吕天行的“文人习气”，吕天行也不负所托，把《自由青年》办成当时青年喜爱的刊物，替国民党争取了不少好感。
他对我的期望既然是做大师和青年的中介，我建议制作一连串人物访问，他欣然同意。他开出受访人名单，台湾大学文学院长沈刚伯顺序第一，沈教授的声望似乎高过校长，他的头发硬挺如翅，不肯伏贴在头上，号称台大校园一景。他不肯接受访问，仍然在家中接待了我们。他很恳切地对吕天行说，你写一个人，无论文章写得多么用心，被写的人看了总是觉得没写好，如果别人写你，你也一定不满意。他望了我一眼：“所以我向来不愿意被人家写，也从来不写别人。”访问虽然无成，他的这几句话却是我宝贵的收获。
后来我和沈先生还有多次接触，我的弟弟成了他晚年十分喜欢的学生。一九六五年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也是沈老师一句话，于梨华慷慨拿出《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以后陆续访问了多位名教授，记得有陈大齐、曾约农、沙学浚、熊公哲、王云五各位先生。我小时候读过曾国藩家书，管理过商务版的百科全书，照着中国舆图学社的地图学习地理，对各位前辈大师仰慕多年，蒙他们接谈，引为大幸。
后来知道，吕天行在要求对方接受访问时告诉他们，我是执笔替张道藩写回忆录的人，这正是我极力避讳的说法，心中大起反感。还有我那时好高骛远，希望我的访问记写出他们最新的见解最近的研究，他们多半拿出旧日的著作来叫我摘抄，影响我的工作热情，以致访问没有继续下去。
王云老自学成功，他是我们失学青年的神话，也是国民政府留给我们的精神出口。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我在访问记里大大地赞美他，句句出自肺腑。他也很勉励我，他向我透露早晨起床很早，六点钟出门散步，特许我在六点以前可以打电话给他，我从电话里得到他许多教诲。
云老经营台北的商务印书馆，半夜三更亲自带着警察到郊区抓盗印现行犯，我从报上看见消息大吃一惊，连忙到商务去看他，他是多大的年纪多大的官啊！怎么可以亲身冒险。他淡淡地说，“我是出版家，出版事业千秋，政府职位一时。”
我接编人间副刊之初，希望能得到他一篇文章，他很恳切地告诉我，编刊物不能靠老人，要靠年轻人和职业作家。他说他愿意为人间副刊写一篇文章，但是不要限定时间，也不必催他。后来人间副刊的性质风格和当初的构想有异，幸亏他的文章始终没来。
论青年偶像，首选应该是胡适和罗家伦，吕天行没有把这两个人规划在内，察言观色，中央党部似乎在降低这两个人对青年的影响。
吕天行是那个年代有名的编辑，论专业精神、工作热情，文化界人士每每拿他和“文星”的萧孟能相提并论。我和他合作甚久，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的自信心增加，写作更勤。后来他到政大教书去了，我在写了许多许多人物访问、读书报告、写作技巧、生活杂感之后，对《自由青年》有些兴尽而止了。
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多为应时之作，我在吕大主编任内做了一件比较“永恒”的事情。也许是科举时代“策论”的遗风，那时升学考试的作文题都是议论，对大部分中学生来说，议论比记事抒情困难，有些考生只能在考卷上写下一句话。我把这一句话找来细看，这一句话写出事实，说出感觉，没有作成“判断”。我把问题找出来了，我想老师教他们写议论文，可以从改善这一句话入手，这一句话不再是记叙或描绘，而是表示“意见”。我们看抒情看真假深浅，看议论看是非对错，有一个“判断”的句子，议论文就有了“核”，经过培养，它可以长出枝叶花果，这个过程可以分阶训练，就像数学训练一样。
为了实验我想出来的学习程序，我特别到台北汐止中学教了一年国文。我使学生终于找到“意见”，能够产生“意见”是一次跃升，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开了窍，然后再教他们发挥意见。实验期间我在《自由青年》开了一个专栏叫做“讲理”，体例仿照夏丏尊的《文心》，专讲议论文的写法，这是我和夏老最贴近的一次。后来出版单行本（一九六三），居然畅销一时。
我在这本书里加入了社会背景。它的影响大，数不清的反映由各校国文教师而来，都说他们的学生打通了思路。在我的心目中，《文路》培养感性，《讲理》培养理性，那时台湾渐渐显出它是一个缺乏理性的社会，我很耽忧，我列举社会上流行的偏见，一一列为作文的大忌，我自己期许，《讲理》并非仅仅教人作文而已。
一九五七年，刘真院长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他本是“立法委员”，“立委”和国大代表、“监察委员”都是“国会议员”，国府撤退到台湾无法改选，他们一直连任，民间称为“万年国会”。他们养尊处优，享有特任官的待遇和福利，刘真先生舍弃“金饭碗”，甘愿担任待遇菲薄、任期无定、上级管束、民代掣肘的教育行政，当然有他的抱负，他作了多项划时代的兴革，为了辅助语文教学，他大大地使用了“中国语文学会”。
刘厅长仿照美国政府的做法，教育厅和民间学术团体签约，政府出经费，民间出人才，共同去做一件事。他使全省的中学小学加入“中国语文学会”做团体会员，交纳会费，享受各项服务，包括赠阅月刊，学会有了固定的财源。他又补助学会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学会用这笔钱买了一栋房子，有了固定的会所。月刊这才走出筚路蓝缕的阶段，大有作为。赵友培教授实际主持会务，他勇于任事，果然不负刘厅长所托，履行合约，事事落实。拿“中国语文学会”和“中国文艺协会”比较，学会是“春秋谨严”，协会是“左氏浮夸”。有了“中国语文学会”，有了刘真，赵友培这才尽其所能，如其所愿，他并且改换了治学范围，成为一位文字学家。
那时，许多人说现代人没有时间看冗长的东西了，长篇小说是“看守仓库的人所读的书”。青年朋友都想写短篇，从技巧方面说，短篇比长篇更难，我虽然没写出“好看”的小说，但是阅读甚勤，揣摩甚久，我和小说的关系，近似鉴赏家和美术的关系，琴师和“角儿”的关系。我在《中国语文月刊》上写了一连串“短篇小说解析”，每期转载一个短篇，逐段加上注解，说明作者的匠心所在和读者的趣味所系。短篇小说的形式变化无穷，探究起来也趣味无穷，读者反应热烈，可是因为版权问题，没能成书。
“中国语文学会”和“教育厅”合作期间，学会接受委托，辅导中学小学的国语国文教学。这是一件劳苦繁重的工作，先是由王寿康、赵友培两位教授担任，他们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在教育厅督学的陪同下，看遍全省所有的中等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和一部分小学，王教授中途病倒，何容教授接替。他们旁听教师讲课，看学生的作文簿，读学生办的壁报，对师生演说。重头戏是邀集国语文教师座谈，讨论怎样改进教学，解答教学时遭遇到的难题。他们等于是一座活动的国语文教师进修班。
环岛辅导行程漫长，节目紧凑，往往夜晚下榻旅社，第二天早晨投入工作，沿途不但车马劳顿，而且有时在山路和泥路上步行。那时许多学校没有冷气，座谈时问答热烈，挥汗如雨。许多学校没有扩音器，或者扩音器突然损坏，演讲要凭自己一股中气、一副好嗓子。旧日的同事、学生还有慕名者接踵探访，晚上也难好好地休息。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黎明，王寿康教授忽然不能说话，经医生诊治恢复，这大概就是“小中风”，也叫假中风，这是“中风”的前奏或警告，他提前结束辅导，回台北休养，“真中风”还是接着来了！一病卧床十六年。
王寿康先生是一个谈吐幽默的大汉，那时台北街头常有基督徒劝行人信教，寿老告诉他们“我信国语教”！他一生提倡标准语音，是台北《国语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常常勤奋工作，忘了休息，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有兴趣的事不累，没兴趣的事不做！”他曾说：“我做学生的时候，学生怕老师，我做老师的时候，老师怕学生。我当儿子的时候，儿子怕老子，我做老子的时候，老子怕儿子。我做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怕军人，我做军人的时候，军人怕老百姓。”几件具体的小事透露世局变迁，富有喜剧趣味。我们都爱听他谈天，疾病到底是什么东西？竟叫一位益人益世的演说家从此失去语言能力！我反复玩味成语，“天道难知”！
一九六二年，刘真厅长辞职，任期五年有余。文教界一片诧异之声，他的政绩何其多，而任期何其短也？依我体察，他下台早正因为做事太多，那年代国民党确实励精图治，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谁做事太多谁倒楣（与此平行的现象是，哪一首歌太流行哪一首查禁）。例证甚多，不便列举。这个有趣的现象，有待熟悉帝王心理、统驭艺术的人为我们钩沉照明。后来刘先生常用两句话勉励我写作：“文章千古事，做官一阵风！”此中语意或许我们不能尽解。
就教育史的角度看，刘真厅长是个振衰起弊的人物，曰衰曰弊，要从内战溃败大陆不守说起。想当年多少党政人士，冒死追随政府来到台湾，总得有个地方吃一碗饭，仓促之间尽量向教育界安插，你是外省人，总可以教国文吧！教科书里的文章你都念过。你做过机构的首长，去做小学校长吧！校长无须签到签退，“至少还有个工友打洗脸水”，勉强维持“首长”的生活方式。政治忠贞并非专业优秀，加上政府财政困难，待遇很低，对教师“待之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凤兮的话）积习积弊，层层叠叠。刘厅长夙兴夜寐，仆仆于台中台北之间，一步一步造势解结，我读他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口述历史，只见到荦荦大者，像环岛辅导国语文教育，他就只字未提。
厅长换新，“中国语文学会”和教育厅合作的项目一一期满，《中国语文月刊》的经费逐渐捉襟见肘。赵友培是创办人，面临历史断续的压力，他是发行人，面临刊物品质和风格的压力，他是社长，面临“一天开门七件事”的压力。他用尽心力，没有停止对教师服务的项目，没有克扣作者的稿费，没有减少月刊的页数期数，每期出版后照样寄给全省中学小学。他的两颊更瘦，两眼也更明亮，也许这就是“燃烧自己”的形象吧？他的工作团队也无一人退出。
一九六一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公司开播，一九六九年，台湾第二家电视公司开播，一九七一年，第三家电视公司开播，台湾进入电视时代，教育除了“语言思考”又增加“映象思考”的要求。“中国语文学会”一向“推广儿童文学”，奖励过多位作家，顺应时代向外开展，联合文艺或教育团体，每年举办新时代儿童创作展览，参展作品以图画和作文共同呈现内容，低年级看图作文，高年级看文作图。学会财力拮据，没有高额的奖金，以评审委员的成就声望和隆重的颁奖典礼提高那一张奖状的分量，“奖”毕竟以物质意义为轻，学校和学生都以得奖为极大的光荣，我出国的时候（一九七八）办到第九届。
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全程参与学会和月刊的工作团队，这样切切实实“为大于微”的人民团体很少很少，秉持初衷不沾红尘的私营刊物，也只有这一家能持久。一九九二年赵友培出国依亲养病，把学会和月刊都交给“守护神”刘真，赖刘先生的声望永续，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语文月刊》已出版了六百期，迈入第五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