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十时，张道藩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我在回想六十年代生命痕迹的时候，从《文讯》月刊上读到一位年轻学者的文章，他说张道藩的文艺工作受到军方抵制（大意如此）。从来没人谈过这些是是非非，他怎么会知道？
国民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迁到台北的，一九五○年，张道藩奉命成立“中国文艺协会”，领导文艺工作，配合国策，反共抗俄。
那时台湾守军面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难，一九五一年，国军展开“克难运动”，激励士气，各军以竞赛的方式选拔“克难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扬。
政府接待克难英雄，规格很高，蒋介石亲自召见，“行政院长”陈诚设宴款待，“总政治部”发动社会各界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一连多天都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中国文艺协会”没有赶上形势。
“总政治部”通知“中国文艺协会”，前线官兵爱读文学作品，心目中有很多偶像，请知名的作家都参加欢宴，“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那时候谁是前线官兵的文学偶像呢？“总政治部”没说，可是我们都知道，张秀亚、徐钟佩、潘琦君、钟梅音，还有罗兰，都是女性作家。
张道藩亲自出席了这次宴会，赵友培还作一首《克难英雄颂》当场朗诵。可是在“总政治部”看来，“文协”会员怎么来的这么少？女作家尤其“该来的都没来！”“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构想大为逊色。何况作家向来不守时，“七点钟开会，八点钟到齐”，距离军中的期待太远了。“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场主持，他发了脾气，说话很重，完全没给张道藩留一点面子。
“文协”会员的行动跟军队的期待有距离，政工长官待人接物也跟“文协”的期待有距离，“文协”对总干事没有深入动员作了检讨，“总政治部”呢？有没有对这位副主任的作风提出纠正？如果有，我不会知道，可是如果有，以后某些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几个月后，“总政治部”成立“中国美术家协会”，正是那位副主任兼任会长，他把“中国文艺协会”美术委员会的成员都拉过去，我看到这个会自己编印的会史，坦然承认“中国美术协会原为中国文艺协会下之美术委员会，一九五一年扩大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委员会可以发展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音乐委员会也可以发展为“中国音乐家协会”，文学电影舞蹈都可以比照办理，“文协”的结局岂不是五马分尸？
在“文协”诸公看来，“文协”随时可以解散，也可以易主，只消总裁一句话。党的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张道藩担任首长，总裁指示交出去，马上乖乖地交出去了，现在总裁连咳嗽一声也没有啊。于是发生了一件“意外”，蒋介石召见“文协”五位常务理事，垂询工作情形，“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当场提出问题：“文艺工作到底由谁领导？”他要求蒋公明白指示，大家也好有个遵循。蒋公立刻回答：“由道藩同志领导”。
据说陈纪老这一问，出乎张道藩的意料之外，可是“总政治部”会怎样评估？这一问，问出来三分天下，“中国文协会”管社会，“青年救国团”管学校，“总政治部”管军中。“青年写作协会”因此成立，国军文艺运动也由此伏脉。
也许因为有此一问，蒋经国终身不沾文艺活动，他执政以后，放下身段，上山下海，走进监狱慰问服刑的人，他可曾到文艺大会现身说话？直到一九七八年，陈若曦得到“吴三连文艺奖”，他去颁奖，为的是招引陈若曦回台湾。
还有更“引人入胜”的佳话轶闻，金门国军选拔战斗英雄，女性政工干部二人入选，新闻界称之为花木兰。总政治部安排两位女英雄到台北“渡假”，邀请张道藩也邀请蒋碧薇参加宴会。蒋碧薇本来嫁给大画家徐悲鸿，后来离婚，来台后和张道藩赋同居之爱，两人从来不曾“成双”出外应酬，但是“总政治部”给两人单独发了请柬。
据《中华日报》的独家报道说，酒席筵前，两位花木兰和蒋碧薇甚是投缘，气氛融洽，一位同席的“人士”对蒋碧薇说：“你没有女儿，收她俩做干女儿吧。”两位花木兰何等乖巧，立刻跪下磕头叫干爸干妈。新闻报道说，张道藩“又喜又窘”，第二天，干爸干妈带着干女儿吃馆子、买见面礼。
这是张道藩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新闻报道说他和“夫人”一同看画展，他总要依管道向报社表示纠正。有一次，他和蒋碧薇一同走出“中广”，有一个记者迎面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张指着那位记者大声喝问：“他是哪家报社的？告诉他不要发表！不要发表！”
一九五五年又发生“民族舞蹈”一案，有人检举，“文协”主办的舞蹈节目中演出苏俄舞蹈。这一疑案直接造成张道藩主持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停办，间接造成“反共文学”的工作中断。
“总政治部”策划的文艺活动，道公未再参加，他派赵友培代表出席。他的工作团队逐渐瓦解，虞君质曾受“匪谍”牵连，政治上有瑕疵，李辰冬到新加坡去教书，王蓝的名气够，但是资历浅，算来算去，只有把赵友培推上前线。既是代表张道藩而来，主人必须高规格接待，“文协”对军中文艺运动也极力配合，精英尽出，但友老并非身段柔软处世圆融的肆应之才，很难完全弥补道公缺席的遗憾，也未能给自己增长善缘。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道公出殡，“十九个文艺团体”联合公祭，祭文中提到道公亲自写反共歌曲。唉，这件事不说也罢！算来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了，他刚刚做了“立法院长”，有一次，他召集“小说组”学员茶叙，邀请罗家伦讲话。道公表示，现在需要反共歌曲，他要亲自动手倡导，他已经改编了明人的一首民谣。他站起来大声朗诵：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瞎
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的共匪为何不垮
大陆同胞活活的饿煞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
孩子们我虽然年纪大
耳还没有聋眼也没有瞎
我还看得见人听得见话
那杀人放火的不会永享荣华
那善良的人们不会完全饿煞
孩子们瞧着吧万恶的共匪一定垮
罗家伦马上说，明朝的那首民歌原是咒诅崇祯皇帝的，无形中同情李自成造反，天下后世已经把“老天爷”和“皇帝”并而为一，对道公隐然有劝阻之意。我很接受罗先生的看法，但是道公说，他用改写后的歌词反映大陆同胞的痛苦和悲愤，反共的情绪强烈，他希望大家“照着我的理解来理解”。
道公把歌词寄到美国，请赵元任作曲，久久没有回音。他没想到“没有回音”可能是某种讯号，就近改请刘韵章作曲，“中广”公司台湾台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播出。
谁料这个新版本并未流行，“原版本”却趁此机会“出土”：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人心微妙，好像在“老天爷”和“老总统”之间有了联想，于是警总下令查禁，我看见新闻局汇编出版的查禁歌曲目录，其中有一首《老天爷》，作者的名字赫然写着“张道藩”。
再说下去，就要说到我混饭吃的“中国广播公司”。
一九四九年，“中广”奉令加强对中国大陆播音，使用“自由中国之声”名义。
一九五○年，“自由中国之声”节目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督导。
一九五一年，情报机构建议使用“中央广播电台”名义播音，这是训政时期党营广播的名称，据说“大陆同胞十分怀念”。
这年在“中广”节目部内成立大陆广播组，由中央党部第六组派员主持，作家钟雷、黎中天、吴引漱参加撰稿。
一九五三年六月，大陆广播部成立，由新公园迁往仁爱路三段“中广”大楼办公，陈建中以中央党部第六组主任之尊兼领，对内称大陆广播部，以“中广”名义争取美援、接受政府补助、使用“中广”办公大楼，对外称为“中央广播电台”，脱离国民党节制，纳入情报系统。尽人皆知，情报系统的首脑是蒋经国，他的公开职务就是总政治部主任。
名义上的大陆广播部，实际上独立为“中央广播电台”，“中广”须将大批人员、土地和工程设备移交，包括大安发音室，民雄新发射机，沿途微波站，郊区收音台。这么多的财产移转，乃是公司一等一的大事，必须由董事会通过。那时张道藩还是董事长，开会担任主席，那时总经理董显光任“驻日大使”，曾虚白代总经理，他第一个提出反对，他说“中广”的对大陆广播，已在东西双方“冷战”的战场上成为劲旅，董事长张道藩、总经理董显光费尽心血，现在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公司资产，增加公司资产，怎么能把这么大一笔资产拱手让人！他的理由无可辩驳。
可是第二天，“中广”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中央电台独立”，有关财产全部移交。
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央台”正式成立。之前两个月，曾虚白辞职，之后一个月，梁寒操继任董事长，魏景蒙继任总经理。
曾先生是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委员，兼第四组主任，一颗跃升的政治明星，离开“中广”以后也离开了仕途，终身著述教学。有人喟然叹曰：曾虚白他老人家怎么看不开，那时悠悠众口，把天下为公添足而成“天下为公子”，把青年归主添足而成“青年归主任”，整个国家在人家手上，区区大陆广播何足道哉，还不是爱放进哪个口袋就放进哪个口袋！
“中广”开董事会的时候，张道藩遵守会议规范，完全中立。情报人员的字典没有“中立”一词，他们经常引用耶稣的话：“不与我聚敛的，就是与我分散的。”
“中央电台”庆祝开播“半”周年，典礼盛大铺张，政要云集。电台邀请张道藩这位“贵宾”第一个上台致词，他历数他和董显光怎样创始、怎样扩充、怎样发展了对大陆广播，反客为主，没让一尺一寸，中央六组大员准备的演讲稿无法使用。当然，第二天看报，六组的说法字字句句，开天辟地，道公说的话一笔带过。有人喟然叹曰：道公怎么没读乔治奥威尔的话：“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将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下午一点三十分，道公在寓所昏倒，跌伤头部，神志昏迷，医师来家诊治，建议立刻住院。那时国际知名的脑外科专家施纯仁医师在三军总医院挂牌，“非军人”住三军总医院必须由“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批准，那天是星期六，有权核批的人不在办公室里，幕僚到处联络，错过了“黄金时间”。
施医师对病情悲观，他说简直没有痊愈的可能。下午九时开刀，手术完成以后，道公没有再清醒过来。
听说道公生病，我赶到医院探望，当时没弄清楚病房号码，进门先问柜台，他竟不知道张道藩是谁。医生禁止亲友探访，护士在病房门口准备了签名簿，我们只能签名。我天天去打听消息，只看见签名的人天天减少，推测道公凶多吉少。
六月十五日，治丧会在“立法院”交谊厅开会，治丧委员八百四十三人，我也有一个名字，出席人数大约一半，会议由严家淦“副总统”主持，一切都有成规可循，会议进行顺利。“立法委员”许绍棣突然提案：“筹措遗属生活教育费”，他强调道公清廉，家无余财。方治立即上台发言，语调悲愤，他说道公一生尽瘁党国，党国应该照顾他的家属，治丧会倘若发起捐款，那是党国的耻辱，也是对张道公的侮辱！这两个人对道公未能立即住进贵族医院“中心诊所”急救似乎耿耿于怀，募捐云云大概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吧。
“立法委员”吴延环出面打消了许绍棣的提案，他是张道藩的妹夫，带领道公法国籍的夫人淑媛女士，独生女丽莲小姐，胞弟张宣泽先生，四人一同登台婉谢，声明生活费教育费都没有问题。随后“立法委员”程沧波提议，推举蒋经国、谷正纲、谷凤翔、徐柏园、胡健中五人筹划“如何纪念道藩先生对文化事业的伟大贡献”，圆滑收场。这也仅仅止于提案而已，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实行。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散会时我站在门里，仔细看那些大老鱼贯出场，我要看国民党即将离散的繁华。我一时出神，忘了这是很不礼貌的举动，有人被我看得眼神散乱，很不自在。那些人都比张道公长寿，王云五活到九十一岁，张宝树活到八十七岁，梁寒操活到七十六岁，郑彦棻活到八十八岁，谷凤翔一九八八年才逝世。
道公做“立法院长”九年，经常在派系倾轧中、在领袖的意志和委员的意气夹缝中工作，主持院会七五一次，通过议案五九四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夜失眠，医药无效。他能把最不喜欢做的事做得最好，所以九年内辞职十五次，蒋公一律慰留，他也一再放弃最后防线。蒋公知人善任，知道他有“死而后已”的天性，任其油尽灯干，几乎可以说，道公的遭际和陈布雷相同。
文坛诸君子都说，道公和吴稚晖、胡适之一样，死得其时。倘若久病在床，他没有钱可以应付那么大的花费，国民党中央委员到期改选，他势必失去常务委员的职衔，也就失去党的照顾和社会的关怀，蒋公也老了，准备交班，道公和接班人的关系并非很融洽，长此下去，他怎样维持个人的尊严？万一变成植物人，那就更不堪设想了！大家相顾嗟叹一番。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道公的丧礼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殡仪馆大厅站满了人，蒋经国没有出现，王昇名在治丧委员前列，他只送来挽轴挽联。致祭的单位川流不息，没有军中文艺运动委员会，“文协”设了一个项目：“十九个全国性文艺团体联合公祭”，并未列出这十九个团体的名称，勉强掩饰过去。军方办的报纸也只当做一般新闻处理，没有以社论或专论表示悼念。
蒋介石总统亲临致祭，我第一次站得离他这么近。他在例行的仪式之后，注视遗像，叹了一口气。当时张府的女公子在供桌旁答礼，张夫人在帷幕后守灵，蒋公跟张府的女公子握手，转身离去，法国籍的张夫人经人提醒，从帷幕后面追到大门口蒋公座车之旁，见了一面。
几辆大客车把一部分人载到阳明山墓地，墓碑刻着“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焚香行礼，诵启灵文，“清城郁郁，白草芊芊，扬辉六月，永照牛眠。”棺木下葬落地，人群散去，最后剩下罗学濂、邢光祖和我，看工人覆土。这时三人开始流泪，邢光祖下泪最多。
诸事完毕，张夫人离开台湾，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把结婚证书交给“文协”。是的，这个文件对她没有用处了！证书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文句简单，道公用中文签名，夫人用法文签名，后面两位证人，记得其中一人是谢寿康。婚书自创一格，想见二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维新气概。
毕竟是“文艺”协会，最后还得来个高潮。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日月如梭，说着说着来到一九七七年，我出国的前一年。
这年“文协”大会改选理事，小说组学长张云家投入竞选，开会之前，他请我们十几个同学饮茶，商讨如何组织拉票。军中作家罗盘后到，他听了云家的计划之后透露上级指示，凡是有“文协”会员身份的军中作家一律出席大会，中南部的会员由公家包租游览车北上，大家依照上级规划的名单选举理事，彻底改变“文协”的结构。
我想起一九五一年之事，“总政治部”挖走“文协”的美术委员会，另立“中国美术协会”，陈纪滢当面问蒋公文艺运动由谁领导，“文协”得以瓦全。二十六年后，老皇驾崩，新皇万岁，军方用心，伏脉千里。我当场劝云家兄放弃竞选，并且表示我不去开会。
“文协”开会会员出席的人数一向低于百分之五十，投票的意愿也低，军中作家有备而来，立即掌握了选举。陈纪滢、赵友培这两个老理事根深蒂固，还是当选了，“文协”自成立以来，延请一些德高望重的作家、艺术家进入理事会，这些人不过问会务，也不常参加活动，他们象征“文协”的广阔包罗，这一次都落选了。
“文协”的灵魂人物是常务理事，他们轮流主持会务，没有理事长。新任理事三分之二是军中作家，未来的常务理事从这些人中间产生，军权代替党权，“全国性文艺团体”的假象也消失了。会后陈纪滢、王蓝一同晋见“总政治部”主任王昇，王上将表示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既然当家的人“不知道”，那就好办了。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秦孝仪出面劝说，军中作家纷纷退让，“文协”再把落选的老前辈补上。
回忆录最好如周弃子的诗：“我论时贤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但议论成习的人要想完全戒除也难，我认为道公做“立法院长”很成功，然而成功也就是失败，借用莎士比亚的譬喻：“驮了黄金的驴子”。他领导文艺运动是失败的，但失败也就是成功，他不过是一名文艺斗士而已，斗士独善其身，倘若“文协”在一九五一年遭到肢解，那就有人想兼善天下，五十年代也许出现文艺沙皇。
道公的宏志大愿是办一座文艺大学，后来求其次，想成立一座文艺图书馆。有人提醒他，要办就趁着做“立法院长”的时候办，他说那样岂不成了利用职权？他要等卸任以后再办。那人说，卸任以后恐怕就办不成了，道公认为某人某人都答应到了时候支持他，这些人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好不容易把“立法院长”辞掉，再去找这些人旧话重提，这些人都一个一个顾而言他，这位天真的老人家居然大受刺激，生命失去了重心。
张道公和夫人团聚，和情人分手，蒋碧薇出版回忆录《我与道藩》，公布两人当年的恋情，毁坏了这位志士端正严肃的形象，有人说，这本书把张道藩气死了，这话过甚其词。道公当然不希望蒋碧薇“爆料”，曾经托人劝阻，那人对蒋说，张道藩的寿命也来日无多了，你等他身后再出书吧。蒋碧薇的回答是：“黄泉路上无老少，也许我比他早死。”
眼见蒋碧薇箭在弦上，张道藩上阳明山晋见蒋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问题”。据说蒋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张道藩听了，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下山回来，脸色好看多了。
蒋碧薇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文坛后学尊称她为蒋老师，她手上握有张道公当年写给她的情书，数量很多，“蒋老师”把那些情书严密收藏起来，不让道公看见。那些信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写的，道公已是党国闻达之士，居然还有这样的私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追求儒家的完整，那些信是他的心病。
一九五三年，道公找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那时也是“国难当头”，他怎会有这番闲心？我有一个感觉，他可能希望借故取回那些信。赵友培老师向我暗示：“不但要跟张先生好好相处，也要跟蒋老师好好相处。”但是“蒋老师”岂是容易“好好相处”的人？说不尽的惭愧，我根本没有那个本事。
蒋碧薇出版《我与道藩》，可以说是张道公最不如意的一件事，他怎知道他在海峡两岸名垂不朽，竟是靠他跟蒋碧薇的爱情佳话！他当年讳莫如深，而今却由名记者潘宁东编成广播剧，在他领导过的“中广”公司制作播出，然后写成小说，畅销两岸三地，还可能拍成电影。他也曾竭尽心力立德立功，今人竟等闲视之，有人还做了负面的解释。
《我与道藩》由章君谷执笔，他是小说家，长于“代言”，文笔精彩，可读性高，张蒋之爱受人称道，章君谷功劳很大。章君谷说，他也没看见那些情书，两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蒋碧薇自己整理嵌入，可见蒋用心之深。
道公晚年病中，赵友培教授长在左右，友老整理道公的口述资料，写成《文坛先进张道公》一稿，交《中华日报》连载。出版时，《中华日报》的楚崧秋社长认为，“道公”只是一时一地的称谓，一本有价值的书流传久远，异时异地的读者就觉得隔阂，依照他的主张，书名改成《文坛先进张道藩》。这本书在序文中声明：“不谈政治，不谈爱情”，只谈道公的文艺工作，内容专精，可以稍补道公的遗憾。
前不久接到台南国家文学馆游淑静副馆长（已离职，现任职文建会）来信，她说文史家张锦郎捐了一批文件，其中有张道藩自传的手抄原稿（局部），问我是否能说出此稿来历。据闻蒋碧薇过世的时候，家中东西没人收拾，书籍文件形同弃置，那一部分手抄的稿本是从地上捡到的。那么道公当年写的情书而今安在？怎么一直没听到有人提起？
道公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五册日记也不知去向。日记放在他在阳明山的研究室，一位“与道公关系亲近的某委员”，带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向张夫人讨取研究室的钥匙。“日记”莫非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又要这个做什么？某委员也作古了！天上地下，魂魄相逢，或者会有一番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