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台湾以后，发愿跟军营绝缘，没料到有个声势浩大的军中文艺运动。
“文艺到军中去”的口号虽然提出甚早（一九五一），我并没有关心，直到“总政治作战部”成立国军文艺运动会，文艺界大点兵，我才躲不过去（一九六五）。我曾当面告诉主办人田原上校不想参加，田原面色凝重，一言未发，我没有照开会通知的规定报到，他派人把报到时应该领取的一切文件和赠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说家，也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学长，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体会到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届“国军文艺大会”开幕，军中作家、社会作家加上“总政战部”的作业人员，共六百多人出席，蒋介石总统亲自颁布十二条纲要，宣示对文艺的战时要求。大会之后成立“国军新文艺运动辅导委员会”，聘请“社会文艺工作名流”八十三人为委员，我列名在内。选拔军中作家两百多人，成立九个小组，我参与散文组的活动。总司令部以下设辅导分会和地区联谊会，推动工作。设置“国军文艺金像奖”，辅以一般奖状奖章及补助金，鼓励官兵创作。定期邀请辅导委员到军中演讲座谈，讲授写作经验。委托文艺函授学校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军中的有志者学习。“总政战部”并规定各单位所需开支列入年度预算，办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绩。
蒋介石总统一直把台湾当做战时社会，他对文艺有战时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发出“战斗文艺”的号召，希望社会配合军中的需要，“中国文艺协会”没有基层组织，无法落实。现在他的理想纳入军中的行政系统来实行，希望由军中影响社会。这时蒋经国升任“国防部长”，王昇以“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正是蛟龙得云雨的时候，更难得实际主持此一运动的王大将不辞劳瘁，礼贤下士，一一攻破了“社会人士”对政工的心防。
还记得王大将第一次宴请辅导委员，每桌都有三两位政工官员作陪，他起立致词，他说辅导委员都是“我们”的老师，而“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我听了十分惊愕，这是克劳维兹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虽然王大将在政工系统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员听了还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赵友培教授旁边，当时也曾轻声进言，劝赵公以副主任委员身份说几句谦逊的话，他说这番话应该由“文协”的当家人陈纪滢来讲，纪老是第一顺位的副主任委员，可是纪老坐在第一席，传话很不方便，稍一迟疑，失去了时机。我想那天政工官员对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坏，将来会有后果（此是后话休提）。
那时“文协”的领导班子，王蓝长于辞令，他已重拾画笔，经常带着画家出国展览。事后公开报告经过，他总是当着大官的面说，这次展览某厅某部帮了忙，某长某老解决了困难，到了外国，某部某局某会的驻外机构给了多少支持，当地侨胞对台湾有多么大的向心力，国际友人对台湾又有多么大的好感，所以画展空前成功！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功劳。大官听了开心，以后看到文艺二字也就放开眉头。那时政府万能，什么都管，要想推动文艺工作，你得涂一些滑润剂才行。果老年龄比较轻，容易放下身段，“文协”在走出“道公”的庇荫之后，多赖果老调和军政关系，可是那天他也没机会讲话。
那时候，蒋经国也挺客气。有一次他来讲话，他是“国防部长”，有上将官衔，他穿着便服，军乐队仍然演奏礼乐，全体肃立迎接。他上台以后立刻说，今天的仪式是为军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会的先生”在座，很不适合。我记得他晚上才来，军中干部自然全员就座，“社会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数人临时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们是怎么选择的。蒋经国那天说些什么，我都忘记了，总之和文艺没有关系，事先也没有准备讲稿，好像东拉西扯，言不及义。他的口才很差，不过态度诚恳，很能赢得一般人的好感。
论演讲，王昇是一等一的上选，每一届“国军文艺大会”闭幕之前，他照例发表长篇演说，或批中共，或批台独，或批存在主义，他不看讲稿，但是句句到位，而且起承转合，辞充气沛。我有大兵习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热闹，又会看门道，我曾对一同开会的朋友说，化公是天才运动家，听完他的演讲，一个小时之内，你如果给我一把手枪，教我干什么我去干什么，可是超过一个小时就不行了。他听了哈哈大笑，反问一句：“你到底是捧他还是骂他？”
在“总政战部”的调度之下，我参加了许多次演讲座谈，接受访问，担任金像奖征文的评审。文学写作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什么，一个是怎么写，依“总政战部”的设计，他们决定写什么，我们只管怎么写，如果沿用中共的说法，也就是“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我是从这条道上熬出来的职业作家，虽然已经洗手，老把戏都还记得，在这个层次上可以使一把劲儿。
近人著作，对军中文艺运动多有负面的评论，我想起“平时与战时的矛盾”。那时世界的大局势是，冷战随时可能变成热战，海峡的小局势是，中共等待时机解放台湾，台湾经济繁荣，老百姓追求“生民之乐”，可说是战时如平时，军队枕戈待旦，又可以说平时如战时。军队好比是“鱼”，社会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鱼需要的养分，“总政战部”无法全面改造水质，退一步打算造一个鱼缸，自己订做饲料，外面流进来的水要过滤。王大将曾一再对我们朗读梁启超的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声音十分恳切。他们需要几十个几百个现代的“陆游”，他们的做法源于他们的战略思想，我无法提出更好的战略思想，也就无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军营中写作的风气本来就普遍，以前士兵写作只能忙里偷闲，躲躲闪闪，国军文艺运动正式展开以后，写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只要稍有成绩（比方说，作品在军营内部的报刊上发表了），长官特许不站卫兵，不出公差，不服劳役，期许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现，倘若能在高级司令部主办的征文中抱个大奖回来，那就成了一时的宠儿。记得除了“总政战部”设立金像奖以外，海军有金锚奖，空军有金鹰奖，陆军有金狮奖，联勤有金驼奖，警备总部有金环奖（有人称之为手铐奖）。我多次担任评审，有缘遍读军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说。
我觉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读性更高，里面含有生活的“原材”，由于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发现这些原材，这些新鲜粗糙的东西尚未经过作家们的因袭和复制，十分可贵，他们万事俱备，只欠表现技巧。每读这些作品，如闻深海遗珠，如见乱山璞玉，心中欢喜，但是也实在没有生花妙笔可以送给他们。每次随作家访问团深入军营，不免想起这些人来，或者只见过文稿、没见过名字，或者只记得面孔、不记得姓名，或者只记得笔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们以后会怎样：半途而废？怀才不遇？还是有志竟成？
“总政战部”多次安排辅导委员和社会作家到军营访问，我随访问团两次到金门，一次到马祖，两次访问海军基地。访问团由当地最高长官接待，接风、送行、简报、欣赏晚会，都到场主持，一座将星煜煜。海军最讲究礼仪，请我们看操枪表演，接受仪队致敬，总司令宋长志上将甚至来听我的演讲。访问马祖的时候，恰巧“总政战部”主任蒋坚忍到马祖视察，他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受到的礼遇更是水涨船高。
看“总政战部”的安排，这些访问活动好像是酬谢作家的贡献，或者也希望社会作家了解军人任务，增长战时意识，所以“联谊”高于一切。临别时我们都得到许多纪念品和当地土产，回台北后还收到他们拍下的照片，记得马祖寄来的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名戳，刻着“俞允平摄”，后来俞先生调回台北编《文艺月刊》，大家对他一见如故。
我们去金门马祖，都要在飞机上或军舰上办出境入境的手续，虽然只是“总政战部”和出入境管理处双方官员一句对话，免除一切形式，我还是觉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来多少浪漫与哀愁！金马风景很好，但是谁也无心观赏，金马前哨离中国大陆很近，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后来写《左心房旋涡》的远因。我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还能站在太武山上怅望千秋，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种“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兴味都在士兵，特别是那些驻地偏僻、苦修勤练的人，文学是他对生命的思索，对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时代。虽然军队的一切都进步了，有些气味、有些声音、有些线条颜色还是熟悉的，有些默契还是存在的，一步走进营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和军营还有这样一段未了之缘！
在最前线，我看见战士利用碉堡上的积土种植花草，碉堡门前用铁丝搭成的对空伪装网，也交错编织出各种图案，他们又种一些茑萝或牵牛花，使它攀附着铁丝网生长，季节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许就倚在锋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里，我看见痖弦的诗集，赵友培的《答文艺爱好者》。
金门马祖都有战士们用双手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车开进去四通八达，将士在里面运筹帷幄。坑道里，岩壁一望无尽，每一寸都是斧凿的痕迹，坑道潮湿，有些地方坑顶向下滴水，战士们也生了疥疮。坑道里储藏汽油和军米，他们永远先吃受潮发霉的米，新米存起来，等它发了霉再吃。
厨子不能和客人同时入席，服务业者不能和游客同时度假，即便是南飞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时候派出守卫，担任警戒，所以军人……这是社会组织的遗憾，但是最大的遗憾是人们因此藐视军人。
虹影在她的小说里描写“三年灾害”，那时家家挨饿，家长总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饭”固然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来给别人吃令人感动敬拜，两者并没有矛盾，任何国家社会都得维持这个价值观。那年代，前线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们整齐的队形，严格的纪律，特殊的装备，艰难的任务，都象征荣誉，角声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壮烈如疾雷闪电。一个国家是否有前途，要看这些对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我和军中文艺另有一段奇缘。
中央副刊的老编孙如陵，众人称为孙公，他编辑台上作业周到，但很少主动跟作家联系。有一天他打电话来：“你是不是有一个笔名叫孤影？”我说没有。“你可知道孤影是谁的笔名？”我不知道。几天以后，中央副刊开始连载“孤影”的一篇长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考其时为一九七二年四月。连载期间，承办军中文艺运动业务的田原上校打电话问我：《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是你写的吗？我说不是。你可知道是谁写的？我不知道。
我这才细读这篇长文。孤影文笔明朗生动，博学鸿词，我所不及，为什么会和我联想在一起呢？我在《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写了十几年方块文章，围绕着几个大主题取材，其中之一是，我随着新闻发展，扫描社会的不安浮动，要求有守者容忍现状，珍惜未来，有为者投入体制，从事慢性的、局部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以身作则”。这个论点，“小市民”吸收了。我随手假设，断续举例，“小市民”也大体化用了……孤影不孤，他文中几处有我的影子。
中央副刊收到《小市民》的文章，稿末并未附有作者的真实姓名和通信地址，只因文章写得好，决定刊出。有些朋友一面读，一面怀疑是中央党部炮制的文宣，但立即断定党部没有这样的智慧。王昇上将赞赏这篇文章，联系《中央日报》出版抽印本，以“总政战部”的力量普遍推广，据说总量有一百万册，我若在此时出面“考证”一番，倒是可以小出风头，那样也就败人兴味，形同搅局。我保持沉默，后来孤影出面，他把版税完全捐给台大同学会的福利组织，如此这般，可说是一切圆满。
我自己并未看重我的那些意见，当时那样做文章，出于权宜之计。我们写的那种小专栏，惹是生非，蜚短流长，处处得罪有权有势的人，为了使他们还能容忍，我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秘诀，例如说，一连几天你的文章都让他惹气，明天你得有篇文章让他顺气，或者你昨天对某人发出恶声，今天最好对某人的上司来几句美言，他也就不便发作。在我的整体设计里，这些段落是安全瓣，类似一种零件，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如同幼芽萌发，它们有机会植入园林，长成粗枝大叶，给台湾社会增加清凉，那也是一桩美事。
我接到王耀华上校的电话，王昇上将约见。我准时到他的办公室，孤影也来了，化公离座，亲手取出两件“荣誉状”，一份给我，一份给孤影，内文都说酬谢对军中文艺的贡献，都由“国防部参谋总长”署名，纸张印刷和款式比一般奖状考究。“荣誉状”发给孤影，当然因为他写了《小市民的心声》，为什么也发给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时领受，再无第三者并列，大概王化公也终于听到或看到其中有我的贡献吧？……那次接触距离很近，我看见化公两颊深陷，嘴唇干燥，跟当时的京华冠盖相比，简直“面有菜色”，他是“最憔悴的上将”。他自奉甚俭，工作时间太长，每天早上读书一小时，有时一个上午到五个地方去听简报。
化公亲自主持过几次座谈，规模越来越小，每次总会通知我参加。他多次邀文艺作家餐叙，人数不多，也没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只请了一桌客，而且只有八个人，我叨陪末座，他谈笑自如，没有冷场。席间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后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转过脸去，朝着空气放松一下神经，我的角度正好看见他一脸疲倦和不耐烦，他好像唰的一声换了一副表情，唰的一声再换回来。三军军官俱乐部大厅宽广，灯光没有全开，衬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为之悚然，想起战国名将吴起的故事。吴起统兵作战，有一个大兵生疮化脓，十分痛苦，吴起用嘴替他把脓吸出来，消息传遍前方，也传到后方。有人向大兵的母亲道贺，他的儿子遇见好长官，做母亲的一听马上哭了，她说我的儿子没有命了，将军这样待他，他一定奋勇作战，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果然没有回来。
王化公是何等样人，他费这么大的精神，纡尊降贵跟我们应酬，像我这样一个人，究竟能为他做什么，他究竟要怎样使用我，我得怎样报答他，……我开始跟政战系统疏远，最后我出国，也没敢向他辞行。
王昇上将主导的军中文艺运动是空前绝后的一件“学案”，内涵外延，丰满久远，并非一句“官方意识”可以了之，它确实造就了许多作家艺术家，但愿有人能罗列评点，开出完备的名单。它散播技术，有教无类，播种之功，无人可比。大军“偃武修文”（诗人钟鼎文这么说），大量增加阅读的人口，促进文学出版事业的繁荣。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艺工具化，但“事实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得到文学技术的人几个成为政治工具？李杜韩白岂甘终身写试帖诗？即使是陆游，他诗集中的孤愤和无奈才是强音。军中培养出来的诗人画家，一个一个“现代化”了，军中培养出来的音乐家戏剧家，一个一个“商业化”了，逯耀东教授称这种情形为“兵变”。
推动台湾文艺发展的人，并非只有张道藩、林海音、夏济安、齐邦媛、痖弦、叶石涛，还得加上一个王昇，他是照着革命模式成长的军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能缺少这样的型范。他想凝铸军魂，越界耕作文艺这块田地，也许犯了错误，可是并没有白费力气。历史总是呈现多轨或双轨的样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之外还有以女作家为主的私生活文学、人情味文学，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之外还有军中文艺运动，七十年代，乡土文学之外还有后现代，看似相反，最后都“化作春泥更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