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而且还是贵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
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力量。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俩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像，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给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统战部。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小。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嘛？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13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住。
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的危险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