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北碚李子坝的半山新村。
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一号住的是庄明远，二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三号住的是我们全家，四号住的是翦伯赞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如果说我从娘胎里出来，第一眼是认识了父母的话。那么，我的第二眼就是认识了翦伯赞。
有一天，在温暖的阳光下，母亲、姨妈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里，仔细端详。母亲突然发现我的左眼角有个小小的黑点儿，以为是早晨没把脸洗干净，便让姨妈抱着我，自己跑到卧室找了块湿毛巾，给我擦洗。可那黑点儿，怎么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立即跑回自己的房间，举着一把白色鬃毛的小刷子出来，对母亲说：“可能是毛巾太软了，我拿干净刷子试试。”
母亲用两只手，将我的头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来蹭去。结果，黑点儿依旧。还是从事幼教事业的姨妈看出来了，说：“这是块记！”
后来，小黑点儿变成了一片树叶形状，颜色随之越来越淡。父亲（即章伯钧）和翦伯赞还对它做过讨论。
父亲说：“女孩子的记挂在脸上，不如长在屁股上。”
翦伯赞瞪着眼睛，说：“小愚的记挂在脸上，有什么不好！还不容易搞丢呢。丢了，也好认。”
父亲笑了。
以后，我长成了大姑娘，翦伯赞见到我，也还要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严肃地说：“记还在，这丫头是小愚！”
重庆又称陪都，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于1940年前后不约而至。天下之士，云合雾集。起初，翦伯赞居无定所，在重庆市内搬来挪去。是父亲的安徽老乡陶行知介绍他来半山新村的。
乍一听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个石阶——体力欠佳的翦伯赞有点发怵。可陶行知说：“房子虽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邻居呀。”
“谁住在那里？”
“紧挨着你的邻居是章伯钧。还有邓初民。”
“去，去，我去。”翦伯赞为了邻居而不惜爬山，立即搬了过来。
新村三面环浅山，一面临路（由北碚至重庆的公路）。四周树木稀疏，梯田层叠，大多种植水稻和红薯。翦伯赞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山路行走方略。即上山时，每走三十台阶，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时，每走五十台阶，停片刻，需停六回。经反复实践，很有效，亦不觉其累。于是，到处推广。父亲效仿，果然灵验，尽管行走、间歇的规范性和精确度远赶不上翦伯赞。
那时的翦伯赞和父亲都是活跃人物。父亲忙着抗日民主运动，忙着把第三党的人拉在一起。翦伯赞除了忙于动笔撰写《中国史纲》之外，还担任冯玉祥的历史教员，还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讲课，还应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邀，去做学术讲演。但两人再忙，也总要凑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亲，偏偏喜好文史。翦家若有史学界的朋友来做客，父亲是一定跑去掺合。去时揣上一包香烟，既不看看里面还剩几支，也不管烟丝有多劣质。抽到烟雾缭绕，山穷水尽时，聚会才算结束，各自散去。
1943年，翦伯赞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翦伯赞的文好，诗也好。他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彼此唱和。这让站在一边却不会作诗的父亲欣羡不已。当然，翦伯赞也有败笔。败笔就是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读者大哗。”“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有人写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误。翦伯赞不作答辩，始终保持沉默。
1944年3月中下旬，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跟着4月15日，翦伯赞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他还写了极富革命战斗性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文章是为批判胡适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的住所，还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又称第三党）中央机关之所在。许多第三党骨干分子来这里接头工作，开会议事。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请娇小玲珑却能干万分的戴淑婉过来帮着烧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问题。像杨逸棠、郭则沉、张云川这样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邓家去住。
周恩来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台阶到我家。那时的周公与民主人士在一起，说到高兴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言至伤心处，他要落泪。重庆只呆了数月、身体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徐冰（即邢西萍）则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他便要瞪眼，还时不时骂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么又吃又骂，这王八蛋是指谁呀？”母亲问。
邢西萍笑着解释道：“我骂东洋鬼子呢！都是他们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顿好饭菜。”
饭菜做好，父亲就要对母亲说：“快去把老翦叫来。”
总之，那个时候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才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呢！
在半山新村，父亲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且自任主编。在发刊词里，他阐明尊重思想言论自由，维护和发扬民主的信念与态度。这个半月刊既是第三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又具有面向社会的学术性质。为此，父亲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学者约稿。其中，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邻居翦伯赞。他的《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 《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学术论文，皆经父亲之手，刊于《中华论坛》。每次交稿，翦伯赞一定要让父亲“审阅”，父亲则必拱手相谢。
每期刊物出来，父亲定拿数册给翦伯赞，请他转送学界朋友。翦伯赞在《中华论坛》还读到邓初民的《历史、历史记载、历史科学》、《略论清代的学风与士气及其文化政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周谷城的《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运动之发展》，侯外庐的《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胡绳的《“猛回头”“警世钟”及其作者》，施复亮的《扑灭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战后经济民主化管理的我见》，陈家康的《真知与真情》，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石啸冲的《环绕地中海的美苏斗争》、《看国际形势》、《国会选举的美国政治动向》、《评印度局势》，吴晗的《论中立》，夏康农的《正视弥天的战火》、《论中美商约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秦牧的《牛羊阵》、《西园庵的挂绿》等等。几期下来，《中华论坛》很受知识界的中上层的欢迎，称它是“民主政治的号角”。
许多史学家，不仅和父亲相识，且为好友。他们发表的新作，在送给翦伯赞的同时，也必送父亲。记得文革抄家后，父亲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侯外庐的书——《船山学案》，灰色封面上，毛笔楷体写着：“伯钧兄教正”。封底注明：重庆三友书店发行，中华民国33年4月。以后的二十年间，这本书连同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送的书，经重庆带到上海，从上海转至香港，由香港运回北京。“文革”中，父亲拿出被抄家红卫兵遗失的这本书，对我说：“人（指侯外庐）看不到了，只有看书。”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重庆北碚和翦伯赞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也有近代的装璜，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月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九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组成员。在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
应该说，翦伯赞从重庆的半山新村起步，长期周旋于民盟、中共之间，成为一个统战高手。也就从这里开始，他既要徘徊于历史科学的殿堂，又要穿梭于现实政治的庙廊，且于同一时刻进入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圈子。为靠拢、联络中国的名流、高士、贤达、俊杰一起抗日并对付老蒋，当时的中共要的就是像翦伯赞这种复合式、应用性的高级人才。但对翦伯赞而言，身为史家而心系革命或者说心为史家而身系革命，无论判定为前者还是断定为后者，其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此注定。其未来命运，也就此注定。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歧，学术和政治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分歧和冲突或许还难以凸显，可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赞则无时无刻不在体味这种分歧和冲突了，随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御的思想矛盾和现实挤压之中。我觉得，共产党对中国文化学术圈的思想渗透，对中国思想文化精英的政治梳理，是从陪都重庆开始的。而这种渗透与梳理，既通过中共的直接宣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的直接出面进行，也是靠翦伯赞等统战高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操作。
父母在半山新村过着又穷又忙的日子，哪里顾得上姐姐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俩放在红薯地里。饿了，俩人就用手挖红薯吃。一直呆到天黑，眼巴巴望着通向公路的石阶，泪汪汪地等着，等着。时近黄昏，身躯瘦弱、面带倦色的母亲出现在远处。我立刻举着沾满泥巴的手，哭个不歇。
我人小肚皮大。一天到晚，总有饥饿感，跑到厨房去翻，什么也没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厨房。哈！居然让我发现一笸箩的锅巴。锅巴又硬又冷，可我瞧着它就要流口水。用手掰了一小块儿，塞进嘴里——天哪！又香又脆，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复地掰，且越掰越大。后来，索性就拿一整块了。再后来，就几块几块地拿。这样，我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厨房去，看看有没有锅巴。如有，就必偷，必吃。
一天，母亲叫我到她和父亲的卧室去。进门，就见戴淑婉坐在藤椅上。平时的她总是笑眯眯的，今天的脸上怎么一丝笑容也没有了？——锅巴！忽然想到了锅巴，那万恶的锅巴，害得我去偷吃它！还没开审，我的脸就红了。
母亲向戴淑婉努努嘴。原来绷着脸的她笑着问道：“小愚，我放在厨房的锅巴，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我站她跟前，羞得抬不起头。
“你说，是不是偷吃了！”母亲的追问，比戴淑婉的声音严厉多了。
我点点头，眼泪就流了出来。
母亲厉声再问：“你为什么要去偷吃别人家的东西？”
“我饿，翦伯母的锅巴又太好吃。”说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母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去了上海，住愚园路联安坊（现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府所在地）。翦伯赞一家，先去南京，后到上海，住愚园路中实新邨。因国共内战爆发，政治形势紧张，章翦两家虽同住一条马路，但不能像在重庆那样朝夕相处、随意走动了。
翦伯赞与妻子食宿于斗室，朴素简单，而工作却是千头万绪。作为中共党员，翦伯赞和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秘密活动，传达党的指示，执行党的任务。作为史学家，在坐黄包车到大学授课的同时，继续写著《中国史纲》。1946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集。他撰文继续批判胡适，发表《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文。对北平一些注重考证、潜心学问的老史学家也作了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研究与运动不可偏废”，即要把学术研究和反内战、反独裁、反老蒋的政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他，而双重身份的翦伯赞是必须这样去做，一心二用。年行半百，头发半白。忙，穷，累，病，他都齐了。
1947年中国学生对社会动荡局势的关注和参与，成为一种以学潮为形式的斗争势态。4月，翦伯赞和张志让、周谷城、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名教授发起成立“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5月初，他在父亲创办的《现代新闻》第一次座谈会上，以《现阶段的民主运动》为题做了发言（后载于该刊）。正在这个时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零”血案，国民党政府使用暴力，对付请愿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的翦伯赞连续写出《学潮平议》、《为学生辩诬》、《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三篇文章。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的伏阙》一文，说的是北宋末年发生在京城汴梁的一次太学生运动。那时，金兵南下，包围了汴梁。宋钦宗准备投降，罢斥主战派李纲。二月初五，即京都被围的第29日，陈东率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万余人拜伏于宫阙，向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奸佞，起用主战派李纲。钦宗迫于压力，恢复了李纲等人的职务，金兵撤退——-翦伯赞在分析了这场古代学运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之后，写道：“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度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结局是显然的，也是必然的——此后，不断发生迫害太学生的事情，陈东被杀。
翦伯赞最后是这样总结的：“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
文章登在7月1日出版的《大学月刊》上。刊物一出，夏康农就赶忙拿着它跑到联安坊，叫父亲先睹为快。
“好文章呀！”父亲读后，连声称赞。
感怀旧事之际，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民主人士成为迫害目标。据说单在10月份，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二千多人被杀，六万人列入黑名单。危险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遇害的消息传来，父亲彻夜无眠。他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立即命令母亲把我和姐姐终日关在家中，不准出门。经验老到的父亲，一向认为：在中国，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艰辛又缓慢；但要倒退起来，那肯定比坐飞机还要快了。别说是百姓，头脑聪慧的知识分子也多被搞得措手不及。
果然——10月22日民盟总部被特务包围。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翦伯赞转移香港。
父亲走得晚些。怕我扭住他不让走。走的当日，特意带着我去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兴奋万分。看到电影里的好人受气受苦，我又泪流不止，完全忘记了身边的人和事。等出了电影院，竟发现父亲没有了。我嚎啕大哭，跌坐于地，谁劝都不行了。
天气更冷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也偷偷去了香港。
1947年——1948年，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精英数百人，云集香港。我们一家先住柯士甸道，后搬至胜利道。翦伯赞先住在山林道，后迁居尖沙咀防海道。一到香港，他即与胡绳会面，接上组织关系。在继续统战工作的同时，他在香港达德学院讲授中国历史，并兼任《文汇报》“史地周刊”的主编。父亲到了香港的头等大事，就是为恢复民盟而忙碌，几乎天天不见人影。那时的我，做了培正中学（兼设小学）的一名学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召开新政协，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农工的彭泽民，致公的陈其尤，救国会的李章达，以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口号”里的号召，共商建国大计。月光斟满了志士的酒杯，诗请激荡着文人的胸怀。他们已然望见了光明。
5月8日，翦伯赞在香港《华商报》举办“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拥护新政协的召开》的发言，出席的民主人士和有声望的文化人多达数十人。这是中共香港工委展开新政协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中共南方局的运筹下，翦伯赞和父亲在这一年乘船离开香港。
等我再见到翦伯赞夫妇的时候，已是在1949年的北京了。两家均住在北京饭店的二层。我家住214号房间，是套间；翦氏夫妇住201号房间，是单间。
戴淑婉见到我，劈脸即问：“小愚，我家的锅巴好不好吃呀？”
“好吃，好吃，我还要偷吃！”我这样嚷嚷着，一头扎到她的怀里。
全家大笑。
翦伯赞刚安顿下来，即让吴晗陪同，拜访北京大学的向达，俞平伯，辅仁大学的余嘉锡等著名学者、教授。这是礼节性拜访，彼此客客气气。但父亲说：“这是老翦的高明之处。”
“你为什么说他高明呢？”母亲有些不解。
“当然高明哪！你想呀，他从前批判那些不问政治，专心学术的人，现在这些人都要和自己共事了。再说，他的‘史纲’被不被这些人承认，还是个问题。”
翦伯赞从香港转来北京，并没有进入北大、清华、北师大、辅仁的历史系任教，是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那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有郑天挺、向达、杨人楩、朱庆永、张政烺、余逊、邓广铭、胡钟达、杨翼骧、汪籛等十余人。这些人聚拢起来，即为胡适校长在任时的全班人马；分散开来，个个皆为饱学之士。1949年前，这些人不喜欢国民党，也不想沾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来了，为了保住饭碗，恐怕也得凑上去学学马列主义吧？于是，决定让时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郑天挺，去请马列主义史学家来校座谈。
应邀而来的宾客是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来听讲的是北大历史系全体教师。宾客本该主讲，胡适旧部理应恭听。谁知半路杀出一个青年教师，对这四位来宾的学识颇不以为然，便针对奴隶制社会问题，引出对西方史学的长篇论述，竟旁若无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会后，翦伯赞大怒。出门，即愤然道：北大的会是在唱鸿门宴，幕后导演则是向达。
这事的确深深地伤害了翦伯赞的自尊心。
1952年1月，中共展开了“三反”运动。它落实到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教授群体，便成为一个反复检查个人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工作态度的思想改造运动。身为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时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张东荪成为了运动的重点、民盟的焦点和社会的看点。在燕大与他一起列为改造对象的还有校长陆志韦，以及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这三个人里，张东荪的分量最重。对他的批判和处理，由统战部直接掌管，毛泽东亲自过问。
运动一开始，张东荪就轮流在燕大历史、哲学、国文、心理系（又称小文学院）检讨，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这也毫不奇怪。民主观念浸入骨髓的他，从来就对“检讨、检查”之类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是中共控制思想、侵犯人权的行为。鉴于张东荪的“检讨不老实坦白”和“对群众的批评置之不顾”，燕大以节约检查委员会名义在2月29日这一天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批评张东荪大会，“讨论他的三次检讨”。大会长达五个小时，共有二十五人发言。发言的内容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是对其清算历史。
在这个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是担任燕大教务长的无党派人士翁独健，这个哈佛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总共不到二百字，讲了不足五分钟，只是希望张东荪“真诚向人民低头认罪”。另一个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张东荪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是他发言的中心主题。为此，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一）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二）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三）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以外，翦伯赞还揭发了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等言论。
翦伯赞的发言意义在于为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四反”（即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基调。伴随翦伯赞等人系统的揭批，是不断响起“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的口号。中国民主同盟“燕大”分部的全体盟员立即要求上级撤消张东荪在盟内外的职务。与此同时，《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1934年版）一书的题辞——“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柯亨语）。”重新公开。顿时，硝烟弥漫，人心骇然。
疲惫不堪的张东荪深受震动，他致函民盟中央（张澜、沈钧儒）表示如果群众还不满意他的检讨，自己愿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其实，张东荪心里也清楚——哪里是群众（包括翦伯赞在内）不满意他。不久，在张澜家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邢西萍、由沈钧儒和父亲陪同，与张东荪谈话。张既表示悔悟，也说明许多揭发并非事实。接着，经过民盟中央召开的第二十五次会议，一致决议撤消了张东荪的盟内职务。张东荪又开始了检查，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过。突然，他的问题从“四反”变成了“特务”，由“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行”。别说是翦伯赞，章伯钧，就是张澜，沈钧儒也惊呆，吓傻了。
至今张东荪案件的内幕，谁也不清楚，连公安部长罗瑞卿都蒙在鼓里。唯有一人是明白的。他，就是毛泽东。
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像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是必须改造的。改造的方式就是拆掉。
“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令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在官方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里，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清华历史系资格最老的雷海宗教授，也被弄到了南开。接替郑天挺出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翦伯赞。
作为翦伯赞的老友，父亲为他高兴，但同时又很替郑天挺惋惜，对母亲说：“郑天挺从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就任北大秘书长。抗战胜利还是北大秘书长，兼任史学系主任。史学功底比老翦深，可南开的学术环境怎么能跟北大比？可惜呀！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史学，位子自然要让给老翦了。”
记得中学毕业的我决定报考大学文科的时候，父亲还说：“除了报北大历史系，你还可以报南开历史系嘛，那里有个郑天挺。”
我问：“他的学问有什么好？”
父亲说：“他的学问是遵循严格的治史之道训练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清史研究，如果你要想知道清朝的礼仪、习俗，皇室的氏族血统和八旗兵之类的问题，就去请教他。”
父亲还拍着胸脯说：“要是考上南开历史系，我就修书一封，让你去做郑天挺的入室弟子。”
“干嘛要入室？”
“入室弟子和一般授课，质量是大不一样的。”
郑天挺前脚刚走，翦伯赞即到北大赴任。上任之初，曾担心自己领导不好这样一个由三部分人（胡适旧部、蒋廷黻旧部、洪业旧部）合成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但翦伯赞是统战高手，有调和鼎鼐的功夫。很快，系里的工作就上了轨道，大家相处也还不错。当然，经过院系调整，包括北大在内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依据中共的意志恢复了秩序，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通过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和三五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已无人存有抗拒新领导的胆量和勇气了。再说，他们之中谁不想保住教授的饭碗呢？后来，父亲问向达。向达大叫冤枉，说：“谁敢给这四个人设鸿门宴！何况，我也不会去当舞剑之项庄哇。”
父亲认为向达讲的是老实话。
翦伯赞在行政领导工作方面还是顺利的，无论老、中、青，他都能善处。但教学业务方面则显现出和北大老教授的分歧。1952年秋季，系里讨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讲稿。他主张按照自己的《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去编写，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但不少教师心里是反对的，觉得凭空地先讲一些经济现象，反倒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不清，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种因素揉和在一起，做综合性论述。为了让翦伯赞放弃自己的主张，聪明的邓广铭搬出了由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苏联官方颁布的一个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决议来。那上面明确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具体讲授那些丰富又具体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结束了”。
把宽阔宛转的历史之河，拉扯成一条干巴粗糙的社会发展线，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的好友、五十年代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的曹女士说：“那时，老师讲中国古代史，总是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农民起义那一套。讲文化很少，甚至不讲。但也有例外，邓广铭先生讲唐史，就介绍了元稹的《会真记》，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了其中的诗句——‘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同学们听得都入了神。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住了，一记竟是四十多年。”
在把一部历史削成一根冷漠树干的时候，邓广铭的授课，无非是修复出纠缠的枝叶罢了。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但父亲又生发出另一番感叹：“中共对知识不见得重视，受重视的是政治。对人的评价也多是政治性的。” 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
比如，1953年他在作“访苏（联）报告”时，说：“在卫国战争的严重时期，苏联的博物馆工作者，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仍然积极进行考古的工作，研究艺术上的问题，并且不断地提出争取学位的论文，举行学术性的专题报告。”——显然，翦伯赞的这番话是针对中国高等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因政治运动而业务停摆的情况，有感而发。
又如，在1954年10月22日的一次院级领导会议上，他说：“关于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问题，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不是同意立刻按苏联办法全部实行，江（隆基）副校长提出的变通之法，我倒是赞成的（按：江隆基提出北大各系贯彻苏联教学法可分成三种类型——⑴全部实行；⑵部分实行⑶暂不实行）。有人说我工作做得少，但我夜里常常工作到十二点。不是为北大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作。现在学校工作安排得太多了，影响了经常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目前就有调整工资，修订教学大纲，批判胡适，成立教学研究会等工作，使群众感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建议：第一，不要为突击性工作影响经常性工作；第二，不要因为外来工作影响本位工作；第三，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影响目前各种教学工作。就好象天天研究如何吃饭，而实际上没有饭吃或吃得很少一样。”
他还说：“领导希望我们一步登天，学习苏联要‘愈像愈好’。”又说：“如果给了我们木船，我们还要汽船，那是我们保守。但如果不给船，要我们泅水过去，那就是领导冒进了。教务处说我们过去对教学的专门化注意不够是一个偏向，但我认为过去根本没有力量搞专门化。”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
1956年夏季，翦伯赞等人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看得相当认真，但是越看越生气。为了说出一肚子的不满，在座谈会上他特意拉上身份却非同一般的章士钊。
翦伯赞的发言，可谓开门见山。他说：“我对文教工作大为不满。这方面缺点是省领导忙于经济建设，放松了对文教工作领导所造成的。例如，《新湖南报》就很少关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报道，很单调（章士钊插话，说：对，对，我们要知道的，报上都没有）。新华书店尽是宣传品，自然科学书籍实在太少，连近代史资料都没有一套。考古和文物发掘、管理方面，文化局就没有管。文物发掘工作者发掘了七百箱文物，发掘后就封箱，所以考古工作者反映，这些文物是‘出土入土’。中山图书馆有五十万册书（一说六十万册），由于图书馆书库不够，分散在长沙、岳阳等地六、七处地方，有二十万册放在烈士公园一个要倒塌的潮湿房子里，有的放在河边潮湿的房子里。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的一部分宋版、抄本等极有价值的书，因为没有房子放，放在走廊上，任凭风吹雨打，一部分已经完了。据我了解，还有大批珍贵文物进了造纸厂和造铜厂。中山图书馆每月买书经费只一千多元，买不了好书，书库又少。图书馆几乎成了看连环画的儿童阅览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饭、吃肉，不要文化一样。”说这些话的时候，章士钊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他又接着说：“从教育方面来看，师范学院师生们反映图书不够，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条件。小学更糟糕些。我看了一个最坏的小学，墙壁出水，地下出水，光线不好、没有操场，厕所靠近教室，许多小孩子因为没有一角六分钱买药，一肚子的蛔虫。其他中学、小学有的也不像学校的样子。”
一向喜欢民间艺术的翦伯赞谈到湖南地方戏情况，竟激动起来。他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章士钊插话，说：是，是）。省文化局一个副科长曾对艺人说：‘戏子、王八、吹鼓手，都不是好人。’有的戏院都快倒了，下雨天真的不敢去看戏。有的化装室面对厕所。艺联戏院艺人住的宿舍是一间大而潮湿的房子。一个房子住几对夫妇，中间以蚊帐为界。有个剧团演《文天祥》，主角没有宿舍，睡在走廊上。一个得奖的年青女演员金国纯，很有天才。但每月收入只有十五元。这十五元她要买旦角用的粉、红。每月吃不到肉和蛋。有个清唱馆，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元。这个清唱馆名为公私合营，但公家却未管过。为什么不管呢？可能是其中有些过去是妓女（章士钊插话，说：因为文化局干部认为跟她们接触是可耻的）。就是妓女也要管，这并不可耻。总的来说，在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这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
继而，他提及湖南的少数民族情况。翦伯赞是维吾尔人，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历史研究，又保持着现实关怀。故此番视察，他去了有维族居住的地区。看后，心潮难平，语调沉重地说：“常德有一千多个维吾尔族人，有一个维吾尔清真寺，现在成烂泥坑。维吾尔人很伤心，曾经请示上级修理，但没有批准。这说明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这次我去看了，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向他们解释了。有一个伊斯兰教小学，是我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它现在和我以前读书时一样，没有增加过一片瓦、一根柱头，维吾尔人民说：不但没有添加，还有‘五不’来限制。‘五不’就是不增加班次，不增添房屋，不增加经费，不增加教员，不增加学生。这简直是要我们维吾尔族永远落后。这个‘五不’实在不应该。常德专署专员问我：‘这次撤区并乡，桃源枫树乡维吾尔族民族乡是否也可以撤消？’我坚决反对！撤区并乡不要太机械化了。我到老家桃源枫树乡去了。我去时，农民包围了我。我只接见了解放前后都是贫农的人。我一问生活，大家就哭，说没有饭吃，吃树皮、野菜、菜饼、糠。原因是去年定产太高，征收公粮后就缺粮。贫农就连糠也买不到，因为干部说：‘糠不卖，要喂猪！’（章士钊插话，说：人还不如猪）。全乡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现在已经饿死了一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找干部，他们说怕干部‘戴钢盔’（即扣帽子）。有个老农民说：‘满清时候的官还让我们说话，现在干部反而不准我们讲。’（章士钊插话，说：现在还不如满清啦）。我在乡里给群众解释了党的政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农民说：‘共产党、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饱。’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脸。乡里的房子越来越少，鸡犬无声。过去是机杼之声相闻，现在一切副业都取消了。乡干部作风太恶劣，得罪了所有的贫农。我看一定要撤职。他们给党带来了太不好的影响，应该加以挽回——上面的话，我发誓，没有一句夸大了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农民那样激动。因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情绪。当然这些话，我也不会拿到群众中去讲。”
最后，翦伯赞说：“我看有些人就有大汉族主义，不然，为何来个‘五不’呢？有大汉族主义，就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两者都是反动的，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抵抗大民族主义产生的。取消民族乡，我就坚决反对。我要向中央民委反映这个意见。我是维吾尔族，我就有这种民族性格。”
翦伯赞讲完后，章士钊遂作简短补充：“文教部门我是同翦老去的。他讲的话，我都同意，只是繁简不同。总之，忙于经济建设，头绪纷纭。”言罢起身，语气很重地说：“官僚主义很严重，简直就是无政府状态！”
这个分量很重的视察发言，被很快整理成材料反映上去。
陪同视察的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则对别人说：“农民在和翦伯赞谈话时，可能有夸张，而翦伯赞不知道。”
一年后，即1957年的夏季，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蜜月”正式结束。民盟、农工这两个民主党派，被毛泽东确认为运动的中心。身兼两党要职的父亲，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自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父亲便到处接受批判。
批判会结束，身心疲惫不堪的他坐在沙发上发愣。愣上一阵子以后，又自语：“我怎么就错了？我这是错在哪里呀？”
无人回答。
一个下午，父亲对母亲说：“健生，我想请民盟的一些人，来家里坐坐谈谈。”
话说到这里，被母亲一口打断：“你还要座谈什么？”
母亲的激烈，令父亲吃惊。他瞪大眼睛，似乎想以同等激烈回敬母亲，但很快平静下来，苦笑着说：“你不要那么急呀，听我把话讲完。”
“你说吧。”母亲恢复了往昔的平和。
父亲起身，站在母亲的面前，说：“现在，大家都说我错了。我呢，也口口声声说自己错了。可我从心里想不通，我为什么错了？我今年62岁，年过花甲。读了书，留了洋，在政界搞了几十年，也算得上是会思考、能想问题的人吧。可我现在怎么也看不透老毛搞的这个反右！更想不通章伯钧怎么就错了？讲老实话，胡愈之的讲话，吴晗的发言，我都用心听了，通篇哪有一点道理，不是帽子棍子，就是扯历史旧账。连‘右’的事实都排列不清楚，更不要说分析我之所以‘右’的原因了。要我检讨容易，我现在不是就在天天检讨、处处认错吗？但我自己还是要想通问题。做不到全通，也要争取想个半通。所以，我想请几个人来，专门给我提提意见，帮助帮助我分析问题。你看怎么样？”
母亲同意了。接着，母亲和他一起商量到家里来提意见的名单。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并领导民盟中央反右运动的史良、胡愈之、吴晗、邓初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来了。其中有周新民，楚图南， 郭则沉，萨空了，共八、九人。自听到父亲要开这个“意见会”的决定，我也给自己做了决定——-一定要偷听这个意见会，听听他们是怎么给我爹提意见的。
太叫人失望了。我从大客厅的玻璃隔扇看去——个个呆坐着，呆到连眼珠都不转一下，好似庙里无言对坐的泥塑菩萨。白天在民盟反右批判会上，那义愤填膺的表情和抑扬顿挫的语调，咋都没了？
我站在那里半天，终于听到萨空了的讲话。他干咳一声，说：“伯钧，我来给你提一条意见——你的政治生活不够严肃。你我的交往很久了。你的知识，见解，气度和能力，我是知道的，在座的也都清楚。就民盟这个范围来说，你最突出的表现和成绩，是在发起组织民盟和民盟被国民党宣布非法以后，这么两个阶段。那时的你不怕风险，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也很能团结人，为了抗日反蒋和共产党并肩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你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的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的主席、民盟的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后来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还在许多对外机构任职。我看你变了，首先是产生了骄傲情绪。觉得这个不如你，那个也不如你。骄傲的骨子里是个人主义思想。你总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是最被中共信任的。在民盟你和罗隆基长期不和，这里面有政见分歧。应该说在建国以后，你和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为什么还闹矛盾？这就是个人主义对付个人主义了。罗隆基原本就骄傲，但凡不是留学英美的，他一律看不上眼。现在你觉得自己的地位比他高，好像共产党也更信任你。于是乎，你也骄傲起来。民盟只要讨论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你俩的私心就来了，钩心斗角。”
萨空了呷口茶，继续说道：“骄傲情绪改变了你的工作态度以及日常作风。在重庆，在上海，在香港，你是最能干的，也是最能吃苦的。现在呢？东搞搞，西搞搞。在交通部呆上一阵子，又去民盟开会。开完了，你对别人讲：‘我还有个小摊子，需要去收拾。’包括我在内，民盟的朋友都知道，你所说的小摊子，就是指农工。农工，这是一个政党！伯钧，你怎么能把它叫做小摊子呢？很不严肃。所以，我建议你通过这次政治运动，今后能严肃起政治生活来。”
郭则沉立即附和，说：“空了的意见，我很同意。他不讲，我也会提这个意见。你的不严肃性还表现在爱逛旧书店，爱玩古董上。我看你对这些事情的热情比对交通部、民盟或农工的热情都要高。自己的工资花干净了，还跟公家借钱买古书和字画。伯钧，有句老话叫玩物丧志。你快到玩物丧志的地步了。”
此后，即使有谁讲话，或零零落落，或支离破碎，再无人提出什么像样的意见。
周新民大概是最后一个讲话的。他的态度有些犹疑不决，语句不很流畅地说：“伯钧，现在你要大家给你提意见，恐怕一时也说不好。依我之见，关键问题还在于你的立场和态度。批判会上的发言是比较激烈的，但你要正确对待，细心体察别人的用意——忠言逆耳呀！”
显然，这番讲话是总结性的，也是暗示性的，暗示着——散会。
会散了。大家一致不让父亲送客，每个人匆忙离去，消失在夏夜庭院的浓荫之中。
茶几上摆放的玻璃茶杯里的茶水，几乎都是纹丝未动：满满的，亮亮的，绿绿的。前来收拾杯盘的女佣直心疼，不停地叨唠：“早知不喝，我还不沏呢！可惜了的好茶叶。”
父亲苦闷而沮丧，目光散散的。其实，父亲真的是想听取意见，内心隐藏着被理解的渴望，但民盟的这些老友什么也没给他。他感受到的是敷衍、搪塞、疏远和冷漠。父亲太可怜了。我不能躲在旮旯看着父亲那可怜的样子，便一脚从玻璃隔扇跨进了客厅，趴在他背后，摸着他的头说：“爸，你们刚才的会，我都偷听了。”父亲没责怪我，只是把我的手从头顶拿开。
父亲的气度一向如山如海，思量事情皆出之以冷静。这次可大不一样了，冰窖似的寒冷，无名的惆怅，难堪，焦灼都一起朝他侵袭过来。他叹了一口气，对母亲说：“健生，你听见了吧，他们提的都是些什么意见——私心，个人主义，工作不严肃，买古书，玩古董。好！这些我都承认，但这个缺点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有什么直接联系？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呀！”
母亲无以为答。
我猛地从太师椅的背后，站到父亲的跟前，大声说：“爸，他们在这里讲的不痛不痒，就是想在批判会上说得你又痛又痒。”
父亲笑了。说：“调皮是小愚，正经也是小愚。”
父亲笑了，就好。
第二天的晚上，我在父亲的书房玩。
他对我说：“去把你妈妈叫来，有件事要商量。”
母亲来了，站立在大写字台一侧。问：“什么事？”
父亲说：“想叫翦伯赞来一趟，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健生，你看怎么样？”
“好，太好了。”母亲十分赞同。我特别高兴，又能见到从娘胎里钻出来就认得的翦伯伯了。
洪秘书马上联系，得到的回话儿是：一定来，但最近很忙，具体会面的日子，通过电话商量。
这话，已经让父亲很知足了。一有电话铃响，父亲就竖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翦家打来的。隔了两、三天的样子，翦家的电话来了，说是当日下午来看章先生。父亲按捺不住兴奋！内心积攒了无数的话，无数个问。他自己要问个彻底，也要翦伯赞说个明白。
翦伯赞下午没有来。父亲坐不住了，东张西望，来回转悠。后翦家打来电话，说：晚上才能来。这样，父亲又催着开饭。于是，全家早早地围坐于东屋圆餐桌，顶着盛夏火一般的夕阳，大汗淋漓地吃着晚饭。父亲一句话不说，三刨两扒地把半碗米饭吞下，甩下筷子走了。那样子比情人约会还着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银白的月色下，庭院中的假山、影壁、柳树叶，马尾松，呈现出怪异的姿态，花也格外地香——那是两棵高高的洋槐散发出来的。门铃响了。听到这声音，不知怎地我一整天的喜悦，突然没有了。而这时的父亲，眼睛里闪着光。
父亲事先跟母亲和孩子都打了招呼，谁也不准“参加会晤”，尤其是我。父亲事先也跟洪秘书交代了：翦伯赞来，引至西屋。西屋是啥屋？是父母的卧室，从不接待客人。虽有两张单人进口沙发，但那是供父母歇脚的。
不参加会晤，偷听总可以吧。我蹑手蹑脚地溜到西屋，躲在磨花玻璃门后面。在明亮的灯光下，翦伯赞那极其漂亮的浅灰色西服和极为鲜艳的绛紫色领带，差点没让我因吃惊而大叫！恐怕父亲也没见过老翦穿这套行头。我想：端正正，新崭崭的，翦伯怕是来和父亲告别的吧？再不，就是刚参加了什么重要的外事活动，来不及改戏换装了。
父亲把民盟、农工以及交通部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又把自己从整风到反右的表现讲解了一回。再把前两日在家里召开的“提意见会”的情况介绍了一番。翦伯赞仰头闭目，靠在沙发上。精神显然不够好，但父亲的每句话，他是听进去了。
接着，父亲问：“老翦，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这个右是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做注解的。”
翦伯赞不回答，眼睛却睁开，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老兄，我请你来，就是想求得一个答案。没有答案，有个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也可以。”
翦伯赞仍未开口。
“老翦，你知道吗？自从6月8号的《人民日报》社论登出来以后，我就不停地在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在我的内心，没有一分钟是服气的。在思想上，没有一分种是想通了的。”
翦伯赞还是默不作声。
父亲有些激动了，站到他的面前，说：“我不揣测别人怎样看待我，也不畏惧老毛会怎样打发我。但我自己必须要把问题想通——”
翦伯赞唰地站起来，和父亲面对面，带着一股凶狠的表情，说：“你能做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称他为毛主席吗？”
父亲愣在那儿，一动不动。
翦伯赞捧起茶杯，一饮而尽。
“我叫他三声主席，再三呼万岁，他也不会视我为百姓。”父亲的语气凝重。
“讲对了。你的问题如果能从这里开始想下去，就想通了。”
父亲大惊，问：“为什么？”
“伯钧，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吗？”说这话的时候，翦伯赞解开西服上衣的纽扣，在房间徘徊。不知怎地，我觉得他此时很激动。
“我知道——部长，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政协副主席。”
翦伯赞直视父亲，说：“不，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搞明白了吗？”
“我不这样看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看，已不重要。事实如此。”
“事实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翦伯赞一手扶墙，背靠着父亲。听到这个问话，猛地转过身来，正色道：“你怎么还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说穿？”
“要说穿，因为我现在是最愚蠢的。”
“我问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是个什么含义？”
“什么含义？”
“含义就是你们的关系变了。从前你和他是朋友。现在是——”说到此，翦伯赞有些迟疑。
“现在是君臣关系？君臣！对吗？”父亲毫不犹疑地替他把话说完。
翦伯赞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不点头，也不摇头。
始终站立的父亲，缓慢地坐进了沙发。自语道：“懂了，全懂了。我们只有‘信’而无‘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赞的三言两语，像一只古旧却依然管用的探海灯，在父亲眼前顿放光明。这使得由毛泽东掌舵的社会主义政治舰艇浮到了水面，面目狞恶可怖。而父亲和罗隆基这些人立于礁石之颠，还在欢呼雀跃。殊不知航道已改，礁石四周皆为绝壁悬崖。
父亲拍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说：“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还请民盟的朋友来提意见。”
翦伯赞很快结束了谈话，并告辞。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
是夜，月色如镜。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说，让我感到父亲的未来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见父亲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顾——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却无所之。
是呀，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抱负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对历代君主的认识和君臣关系构成的矛盾，又是他们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的。包括像父亲、罗隆基这样的政治型文人，在参政前对君圣臣贤的关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参政后，才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点缀。所以，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遭到的打击也愈发的惨重。
翌日，父亲吃早饭时，情绪颇好。对母亲说：“希望已绝，人倒安心了。”
我听不大懂，遂问：“什么希望？”
“还想当个左派的希望呀！”说这话的时候，父亲脸上竟泛出微笑。
又过了两日。晚饭后，见父亲没有到庭院乘凉，摇扇。便跑到书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将父亲看的德文书阖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听的？”
“还是偷听的呗！”
父亲无责言，亦无怒色。
我又说：“爸，翦伯伯会不会把那晚上的谈话，汇报给统战部？”
如冰水激肤，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片怜爱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居然没想到。”
我说：“我们同学里面，就兴思想汇报，而且专门汇报别人。”
书房里寂无声息，与父女为伴者，荧然一灯。我和父亲甚亲，而心甚戚。
父亲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上，与父亲私交极深的院长兼会议主席郭沫若开口一个章（伯钧）罗（隆基），闭口一个章罗地批判着。而翦伯赞的通篇发言，一个右派的名字也没点。在发言结尾处，竟这样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