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妮的遭遇
1977年5月16日，温妮再一次被南非当局秘密抓捕，理由是她被指控与索韦托镇学生暴动有关。与她一起被秘密抓捕的，还有12名妇女。
南非当局企图将煽动1976年6月的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这些人身上。事实上，在这次的暴动中，由温妮组织建立了黑人家长协会，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态恶化，组织有效的救援。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温妮不仅反驳了当局提供的证据，还获得了一笔补偿金。很快，包括温妮在内的13人被释放。
这还不是结束，当局为了名声，对温妮等一些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此时，南非的周边局势开始出现危机。先是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导致它陷入战争的泥潭，同时遭到非洲周边国家的一致谴责。与此同时，南非的邻国莫桑比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
当时，国际大形势是美国与苏联的争霸，为了联合资本主义阵营，美国政府派大使安德鲁访问南非。南非当局为讨好美国，可谓费尽心机。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以及不必要的麻烦，南非当局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全部控制起来。作为民主积极分子的温妮，被转移出索韦托，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镇。
之所以将温妮流放，除了逃避国际舆论界的注视和追踪，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图用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寂来摧毁她的意志。
布兰德福特镇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常住着大约1900名阿非里卡白人居民。而真正的主人却因为黑色皮肤，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居住在隔离区。
可以这么说，布兰德福特镇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袖珍型的代表——白人居住区宽敞、豪华，公共设施齐全，而黑人居住区狭窄、设施落后，鲜为人知，尽管他们的人数数倍于白人。这个小镇上的很多公共设施，比如警察局、银行、餐厅、旅馆，甚至加油站，都有明显的专供白人使用的标志。
在温妮被流放到这个小镇之前，小镇上的议员和警察召开了一个全镇居民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人们被告知温妮是个危险人物，和她来往是危险的，并将接受惩罚。
这种抹黑的手段在温妮刚到小镇时对这一地区的居民还是很有效的——进入小镇的1个月内，温妮非常孤独。
警察用车将温妮和津荠送到布兰德福特镇，给她们安排了一间设备简陋、环境很差的房子，温妮和津荠将这间小房子称为“牢房”。
当局为了缩小温妮的活动范围，给她拟定很多规矩。根据规定，温妮不准私自离开布兰德福特镇，而且夜间不准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或大学；不许进工厂；不许访问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面对这些蛮横的规矩，温妮会如何应对呢？
唤起民智
温妮天生就具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当局将她流放到布兰德福特镇，是想降低她的影响力，不给当局添麻烦，可温妮却反其道而行之——抗争和启迪民智。
叛逆的温妮走到哪儿都是“战场”，这次，南非当局在自家门口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布兰德福特镇，温妮闯进了阿非利卡人的地盘，置身于白人中间，这使她成为黑人运动的化身。她无所畏惧，走进那些黑人从来没有进过的购物超市、银行、餐厅、警察局及加油站等一些专供白人享用的公共设施。
经过温妮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在这些场所出现。尤其是超市和银行，在此之前，黑人购买商品和办理银行业务都是通过一种小小的专门为黑人设置的窗口完成，温妮的举动让这些黑人觉得他们应该享有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在温妮的启迪下，布兰德福特镇黑人的民智逐渐开启，他们开始无所顾忌地到超市购买日用品，开始使用银行正门的入口处，开始从正门进入警察局要求得到帮助，而这些现象在温妮到来之前，是黑人不敢想象的。
觉悟逐渐提高的黑人，开始主动接近温妮，向她学习和取经，这样温妮就能更加方便地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递给他们，让这些黑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例如，这些黑人先前遇到雇主时从不敢多要报酬和待遇，每次他们得到的报酬都少得可怜，而且工作条件也非常差。自从温妮到来之后，他们开始学会争取工作环境和报酬。
逐渐地，温妮在镇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开始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甚至一些白人也愿意和她交谈，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屑当局的禁令，到温妮家参加聚会。
生活环境的改善，让津荠的性格逐渐开朗起来，她经常会给父亲曼德拉写信，在信中她聊起这些变化，并说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后，十分高兴，也十分欣慰。
温妮的行为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让当局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对付温妮。1980年5月，温妮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面临当局的指控。
在这个危险时刻，多亏一名叫德瓦尔的白人律师，他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唯一的辩护律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德瓦尔无数次地帮助温妮，游走于法院和政府部门，又很多次为她出庭辩护。为此，他遭到当局的打击报复，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南非当局的卑劣行径，使更多的人觉醒，同时也使体制内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感到内疚、心虚。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他曾写信给温妮，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信中承认自己的很多行为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身不由己”，他在信中写道：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甚至我的父母私下里都无法接受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向学生开枪的人——只因为他们的皮肤是另一种颜色。我自己也难以置信，当我接到“瞄准射击”的命令时，我的大脑是空白的，这和我在军校里学习到的命令根本无法兼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得出来，我的战友们也和我一样迷茫，他们甚至还嘀咕：“这个世界疯了吗？”
尽管在布兰德福特镇的生活不再孤单，但温妮仍然很孤独，尤其是津荠离开了她去读书之后。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有津荠陪在身边时，她尚且感觉到快乐，生活有所寄托，痛苦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可津荠离开她之后，她感觉到了死一般的寂寞。
在津荠离开她的那段时间里，唯一能够让她安慰的就是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了。这种生活让她的脾气越变越坏，为了排解孤独，她学会了酗酒。
然而，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温妮探视曼德拉的请求作出了很复杂的规定：前往罗本岛探监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离开布兰德福特镇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前往罗本岛和回到布兰德福特镇必须前往政府部门报告；出发和归来期间，不准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来往罗本岛的路线必须经过当局的安排。
因此，每次探视之前，温妮总是要在半个月之前提出申请，然后经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准备。
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影响了南非的国内政治，使南非当局再次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