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指针定格在1922年。自辛亥革命起，在仅仅十一年光阴里，四川督军的更迭便达到九次以上，各方诸侯及势力你争我夺，各不相让，令巴蜀陷入了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
到1922年6月中旬，川军史上又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军之争。所谓一军，是指川军第一军，军长为但懋辛，以熊克武为领导，属于广东国民党体系。所谓二军，是指川军第二军，军长为杨森，以刘湘为领导，当时主要依附于北洋政府。
随着一、二军矛盾日趋激化，杨森计划乘对方不备，速战速决，一举击溃第一军主力。由于事出突然，刘湘闻之很是惊愕，他的幕僚李公度也劝谏道：“不能与一军轻启战端，杨森等如此骄横，你必失败无疑。”
刘湘的部将李树勋却支持杨森，他对刘湘说：“杨在为你打天下，如战胜，功归于你，战败，由杨负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哩！”
刘湘一听，认为言之有理，遂同意杨森发起进攻。
7月9日，杨森正式宣布向第一军作战，并在告士兵书中夸口道：“田横五百，尚强海岛，少康三千，启夏中兴。本军有七十营之众，岂有不能消灭长衫军人乎？”
熊克武、但懋辛都是留日学生，系文人带兵，时称“长衫军人”。杨森则属于比较纯粹的职业军人，加上第二军的兵力也多于第一军，若发动突然袭击，在他想来，岂有不胜之理。
第二军先头部队星夜急进，然而攻入的却是一座空城，杨森这才知道熊、但二人早已有备。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统兵猛攻。
战事爆发之初，第二军完全占据主动，第一军有计划地节节后退，半个月后撤到了杜家岩。
杜家岩乃是熊、但所选择的决战之地。他们之所以对在杜家岩反败为胜抱有信心，不仅是因为此地居高临下，利于阻击，更是因为一位能打胜仗的勇士已经来援。
脑壳落了都不怕
熊克武起初并没有注意到手下这名勇士。直到在六年前的一次宴会上，他碰到了一名当地人称“阿医生”的德国医生。阿医生问熊克武：“贵部军官刘伯承近况如何？请代我向他问候。”
熊克武不知刘伯承为何许人也，只得含糊称谢。
据阿医生说，刘伯承右眼中弹失明，系由他负责施行手术，安装假眼。手术前，刘伯承为保护脑子免受损伤，希望不要用麻醉药，但阿医生考虑到眼部神经分布细密，属于极度敏感区，一般病人难以忍受疼痛，于是还是使用了麻醉药。
前后施行了两次手术，特别是第二次手术长达三个小时，麻醉药性因此消失。阿医生很是紧张，怕刘伯承休克过去，可是刘伯承非常清醒，这使得手术仍得以继续进行。
手术过程中，刘伯承始终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只是双手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阿医生眼看着他大汗淋漓，汗水不停地顺着扶手流淌下来。
手术结束后，对一个人竟然可以忍受如此的剜心之痛，阿医生感到不可理解，他问刘伯承：“你不痛吗？”
刘伯承笑了笑：“不过是割了七十余刀罢了。”
阿医生更加惊异：“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答道：“你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一定不会错。”
动过这么多手术，没见过这么刚猛的。阿医生简直难以置信，他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真是勇士！”
在赴宴之前，阿医生已经打听到刘伯承乃熊克武的部下。当着熊克武的面，他对刘伯承推崇备至：“刘先生的惊人勇敢及忍耐令我震骇，终生难忘。以西方的标准，他可称为‘军神’，贵军有勇士如此，将每战必胜。”
熊克武听后很是吃惊，回去便进行了查询。一查，阿医生所说完全属实。刘伯承是熊克武所办的蜀军将弁学堂学员，自熊克武在川中开始“二次革命”以来，他就一直随熊转战川中，但因为职务较低，所以没能引起熊克武的注意。
刘伯承所受的眼伤，来自于护国战争的酆都之役。当时刘伯承赤手空拳，在川东集合了一千多人的义军，靠着两百来支杂色破枪，硬是牵制了北洋正规部队六七个团。然而令人唏嘘的是，熊克武竟然仍旧不知道其帐下有这样一位骁勇之将。
熊克武在得知刘伯承的事迹时，刘伯承已不在军中。原因很简单，那些昔日的上级和同僚们都认为刘伯承少了一只眼睛，形同废人，没有人愿意再招纳和收留他。
熊克武力排众议，立即派人将刘伯承请回军中，并任命他为九旅参谋长。
如果不是阿医生的那番褒奖以及熊克武引起重视，刘伯承或许就要与军旅生涯告别了，现在即便重回军营，也还有一些人对他冷眼相看。刘伯承并不气馁，他付之以哈哈一笑：“脑壳落了都不怕，丢个眼睛算个啥哟！”
1918年护法战争，刘伯承所属的第九旅与敌交战，对方隔江瞰制。由于渡河点过于暴露，部队几次抢渡都未成功，组织抢渡的营长急得直哭。
第九旅旅长见状，断然将这名营长撤职，同时以刘伯承接替，再次组织渡江。刘伯承把部队稍加整理，厉声下令：“附北军队，乃帝制余孽。我将士当奋勇进击，冲过江去，不能怕死。后退者处以军法！”
刘伯承选定了新的渡江点。他自己乘上第一艘渡船，冒着枪弹向对岸驶去，最终九旅抢占滩头阵地，消灭了守敌。
其后，刘伯承又根据北洋军不善夜战的特点，以“摸螺丝”的方式亲自率部进行夜袭，同样大获全胜。
护法战争结束后，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随即建立督军署警卫团，任命刘伯承为副团长。
1920年，四川其他派系联合滇黔两军发起“倒熊战争”。刘伯承率警卫团与滇军激战。双方相持期间，恰逢刘伯承外出开会，滇军发动偷袭，前线动摇。刘伯承的部下派传令兵数人，手持大刀直奔前沿阵地，大声向士兵们呼喊：“奉刘长官命令，敢于后退者，不论官兵一律砍头！”
溃退官兵闻听，赶紧又跑回各自阵地坚守。刘伯承治军之严以及在军中的威信可见一斑。
当年10月，熊克武败退川北。他将警卫团扩编为第二混成旅，由原警卫团团长张冲任旅长，刘伯承任第一团团长。
熊克武在军中有一批同乡兼留日同学，这些人以熊为中心形成了“十人团”。张冲是“十人团”中除熊克武、但懋辛外的第三号人物，也是一个有名的长衫军人。他从不带兵打仗，更不会亲冒矢石冲锋陷阵，每遇战事，即将指挥权交给刘伯承，由刘伯承以指挥名义统辖全旅。
一发千钧
刘伯承勇猛但绝不鲁莽。每次作战前，他必定要亲临一线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大到敌军主阵地，小到一座小土坡、一条干河沟，都会牢牢地记在脑子里。这时候的刘伯承显得极其投入和专注，常常不思饮食，不顾疲劳，有时甚至一整天都忘了吃饭。
一旦战斗打响，他又表现得镇静自若，不慌不忙。熟悉其脾气的部下都知道，如果刘伯承这样吩咐军需官：“快给我下碗挂面来，打几个鸡蛋。”通常就已经是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在1921年的“援鄂之战”中，刘伯承率第一团在湖北与北洋军作战，敌军凭借一大片水田实施阻击。刘伯承赶到前沿观察后，即以一部兵力绕道侧翼实施佯攻，并以主力从水田正面进行强攻。
事后有部下不解地问他：“团长，你向来不主张从正面硬攻，为什么这一次要冒险？”刘伯承回答道：“敌人满以为有水田可做障碍，我一定会从侧翼进攻。这种情况下，侧翼恰恰是敌人的硬脑壳，碰不得，所以我才要给它来一个出其不意。”
敌军果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第一团冲过水田，将其予以全部包围缴械。
经过援鄂一役，刘伯承以智勇之名闻于川军内外，按其战功，本应擢升，但刘伯承打仗前是团长，打完仗还是团长，并没有得到提拔。
在一军遭到袭击时，刘伯承正在成都休养，情绪有些不快。熊克武特地亲自赶到刘伯承的寓所，多方劝慰，催促其赶赴前线。
尽管心里的那块疙瘩仍未真正解开，但熊克武毕竟对他有识拔之恩，刘伯承知恩图报，遂不计前嫌，日夜兼程赶到杜家岩。
刘伯承抵达杜家岩的当天傍晚，但懋辛便下达了反攻命令，并任命刘伯承为第一路军指挥官。
刘伯承深知杜家岩一战性命攸关，从成都出发时，他就下令在嘉陵江上赶造浮桥，以便万一战事不利，可以为全军后撤预备退路。此时正是阴历六月，江水猛涨，浮桥屡被冲断，等刘伯承到达前线时，浮桥仍未架成，而但懋辛的反攻命令却已经下达。
刘伯承对本部官兵们说：“我们现在已是背水为阵，唯有死拼一战，倘若后退，这一河嘉陵江水，我们是喝不干的！”
他在前沿进行观察后，对战线正面的布置进行了调整，当晚就指挥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夜袭。刘伯承只有一个团，对方有两个团，但敌军在遭到奇袭的情况下，仓皇间不辨你我，两边自相混战起来。刘伯承抓住这一有利战机，趁势横扫敌阵，从而一举占领了杜家岩的前进据点。
第二天拂晓，第一军全面反攻，杨森所部大乱，不得不全线后移至中滩桥，与第一军隔河对峙。
隔开双方的只是一条浅水小河，第一军可以徒涉进攻，但攻守位置调换后，第二军极强的战斗力也开始显现无遗。刘伯承使用中央突破战术，指挥部队屡次猛攻，最后都归于无效，而己方的弹药却已耗费罄尽，官兵也气衰力竭。
第二混成旅旅长张冲认为战局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因此下令辎重部队向后撤退。张冲此举遭到了第二军总司令部的反对，军长但懋辛坚持不许后退。与此同时，刘伯承也不甘心就此功败垂成，他打算发动最后一次总攻击，并以这次总攻击来决定全军的命运。
恰在此时，第一军第八混成旅张仲铭团驰援杜家岩。刘伯承如获至宝，立即决定将这支生力军加入前线，而且仍然准备实施中央突破。
张仲铭听后面有难色。他的部队通宵行军，士兵在彻夜奔驰之后，早已疲惫不堪，现在紧接着就要投入正面进攻，实在有些吃不消。
刘伯承则深知，虽然第二军被暂时逼退，但杨森手中尚有六个团的预备队没有动用，不管是比数量还是比实力，第一军都不及对手。如果相持时间过久，一旦被杨森看出破绽，第一军仍不免一败涂地。
张仲铭是刘伯承在蜀军将弁学堂的同窗，两人在军校时就交情甚笃。借着这层关系，刘伯承对张仲铭说：“目前除了中央突破，没有第二办法，值此一发千钧之际，唯靠你们集中一点做最后尝试了。老同学切莫扯筋，开玩笑了。”
张仲铭一听此言，即率所部一个营加入正面作战，将早已筋疲力尽，成强弩之末的刘团四个营给替换了下来。
可笑的失败
正午时分，趁对方忙于吃午饭，火力渐衰之际，张仲铭派敢死队发动进攻，夺下了敌军的机关枪阵地。
中央突破战术能否取得成效，就是看能不能撕开并扩大缺口。刘伯承随后不断将后续部队注入这一缺口，第二军很快被割裂成两半，且彼此不能相顾。
如同蚁穴溃堤一般，杨森的防线不可避免地崩溃了，部队也不得不向后溃退。第一军紧追不舍，不给对方稍事整理的机会，杨森一直退到夔府，才得以组织出新的防线。
夔府并不大，聚集在城内外的除了杨森溃部外，还有孙传芳从湖北派来的北洋援军的先头部队，总计有上万人之多，使得小小城池，俨成兵海。
兵多，但由于没有时间加以整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都已大打折扣。第二混成旅其时共有两员团长级别的猛将，除了刘伯承，就是刘慕贤。刘慕贤下属的叶绍尧营作为先锋率先赶到夔府，并在夔府北面一举攻克了号称鬼门关的天险南天门。
当叶绍尧营到达夔府城下时，天色已黑，大雨忽然倾盆而下，顷刻间平地水深尺许，部队攻城遇到了极大困难。叶绍尧绕城巡视，发现城内一股浊流正从墙脚的一处水洞中冲出，水洞很大，完全可以容人进出。
叶绍尧营的士兵多为犍为、乐山、荣县一带的土著，那里临近大江大河，懂水性的人不在少数。叶绍尧心生一计，他从士兵中选出二十多人，组成了一支泅泳敢死队。
敢死队由水洞潜入城中，先用一排枪声将守城门的士兵驱散，然后砍开城门，将部队放入城内，与守军展开了巷战。
第二军自兵败杜家岩后，官兵早已丧胆，乃至于畏刘伯承如虎，骤听得刘伯承的部队杀入了城内，更是慌了手脚。巷战打响时，许多人都跑到夔府河边争渡，大小船只因此被一抢而光。后来者找不到船只，只得凫水攀船，在不堪其重的情况下，船只又翻掉了不少。
杨森在黑夜中难辨虚实，便误以为刘伯承已率第一军主力赶到，于是也急忙仓皇出城。这个时候，他连凫水攀船的机会都没有了，靠临时找到的一块门板才得以渡过南岸，而行李文件则丢失一尽，情形十分狼狈。
杨森一走，守军无人指挥，只得胡乱应战。叶绍尧爬到屋顶进行指挥，混战至半夜，他让士兵们向对方呼喊：“弟兄们！不要打了，缴枪的每人发给五元，各自回家。现在你们都饥渴了，我们备有招待，赶快停战休息去罢！”
守军犹如惊弓之鸟，饥疲之余，本就无心再战，听到宣传之后，便纷纷缴枪投降。成捆的步枪被运交一座庙内存放，不一会儿把屋子都堆满了，事后检点，竟达到一万支左右。
叶绍尧事先并不知道城内有这么多敌军，随其进城的部卒一共也只有一二百人，大家之所以敢于独闯虎穴，凭的完全是一股初生牛犊般的锐气。天亮后，刘慕贤率大队人马赶到，降兵们这才醒悟过来，均悔恨不已。
攻克夔府，刘慕贤、叶绍尧虽然夺得首功，但在整个战役中一锤定音的却是刘伯承。正是刘伯承在杜家岩击溃杨森，才会有夔府的空前胜利和第二军可笑的失败。至此，在但懋辛所部诸将之中，大家都公认刘伯承最具军事才能，第一军将士也都对他特别重视。
第二军被打败后，刘湘通电下野，杨森率残部离重庆东下，退驻鄂西一带，统计人数，仅余三四千人。眼见在四川已无立足之地，杨森一咬牙直接投奔了北洋直系主帅吴佩孚。
这时北京政权正由直系所掌握，吴佩孚意欲用武力统一全国，于是便给杨森提供饷械，准备让他充当武力侵川的先锋。
四川并没有因为刘湘、杨森的暂时缺席而安静下来，不久重又爆发内讧。吴佩孚趁机发出“援川”通电，授命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率各路人马侵入防务空虚的川东。
杨森首先攻占万县，接着全力向重庆进逼。第二混成旅奉命援助重庆守军，其中刘伯承率第一路直援重庆，刘慕贤率第二路绕道由侧背夹击杨森。
这次作战计划设想很好，但在实战中因包围圈过大，两部失去了联系，尤其是刘慕贤中了杨森的牵制之计，失去了合击的良机。
刘伯承独自率第一路在寸滩与杨森鏖战，从阵地左翼给予了敌军强大压力。为了死里求生，杨森派兵绕至第一路后方，反过来形成包围之势。
刘伯承已几乎将第一路的兵力全部投入一线作战，剩下来的两个连必须用以扼守高地，掩护侧背。要想击败杨森，就只能像杜家岩那样，增加类似于张仲铭的生力军。
于是刘伯承急召调拨给他指挥的张斌旅增援。可是张斌认为自己是旅长，而刘伯承只是个团长，团长不能指挥旅长，因此拒不听命。
发现情势危急，刘伯承连夜率部后撤。重庆守军势单力孤，随后也撤出了重庆，重庆遂为杨森所占。
反败为胜
1923年5月，北洋政府的“曹锟贿选丑闻”被曝光，举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在广东重建军政府，熊克武被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开始兴兵讨伐曹锟，这就是历史上的“讨贼之役”。
伴随着“讨贼之役”而起的，是新一轮的南北大战。当时共有八部人马盘踞成都，时称“八国联军”，他们都与第一军为敌，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入了北军阵营。
熊克武在遂宁召开会议，决心进攻成都。第二混成旅直趋成都郊外的石板滩，与第一军正面进攻部队实施夹击，将“八国联军”截为东西两段。5月11日，联军撤出成都，向绵阳败退。
刘伯承率部向绵阳追击，尚未得胜，数百里之外的成都再传警报：杨森从重庆出发，集中兵力猛攻成都，成都方面的“讨贼军”已败退至龙泉山。
熊克武遂命令刘伯承紧急驰援。刘伯承率部昼夜兼程，用七天七夜赶到龙泉山。到达龙泉山时，官兵们已饥疲交加，接着又听到敌军尚未能够扩展到他们所在阵线，心理上为之一宽，身体立刻就支撑不住了，一个个全都躺倒在大道旁呼呼大睡。
杨森很早就以“川中吕布”之名勇冠巴蜀。此番再次入川，来势更加凶猛，转战一两千里，无人能撄其锋。刘部虽见隙增援，仍无济于事，只得后退至场后高地。
龙泉山为成都屏障，龙泉山一旦失守，成都将无险可据。不过在刘伯承看来，这一类似于杜家岩之战的态势，恰恰也为己方提供了反败为胜的可能。
吕布是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勇将，可惜有勇无谋。杨森的特点与吕布相仿，在川战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气势很大，尤其惯用中央突破来攻坚。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若让杨森攻坚得手，那就是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谁都挡他不住，可若是遭到挫折，立刻又会变得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正是估计到杨森会从正面猛攻，且除了这一招，并没有其他更高明的战法，刘伯承便集中了十二挺重机枪指向通往高地的要道。
不出所料，杨森真的集中兵力对场后高地进行了夜袭，结果就遭到了重机枪的迎面痛击。当时正好杨森部队所据区域失火，火焰冲天，遍地红光，更有利于机枪手瞄准目标。杨部死伤惨重，前敌指挥官、杨森的侄子杨天骅也于此役战死。
夜袭失败后，杨森也不知道变换打法，仍然一味蛮攻。到第三天，终于让他攻占了场后高地，但龙泉山的主阵地诸如张飞营、石经寺等，因地势更为险要，终究无法得手。
一天天过去，随着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曾经气势如虎的杨森也逐渐泄了气。“讨贼军”派一个旅抄至侧背，隔河进行炮击，杨部立刻军心动摇乃至大溃。溃退时，又再次出现了夔府兵败时找不到主帅的情况，上上下下乱得不可收拾，部队一退两百余里，到资阳才得以组织防线。
第二混成旅追到资阳后，即向敌阵右翼也就是五凰场阵地发动进攻。在进攻中，他们出现了一些伤亡，刘伯承马上发觉这是北军驻守的阵地。
四川人习惯将北洋政府派来的北方部队统称为北军，援助杨森的这股北军乃是从湖北开来的鄂军。鄂军子弹多，士兵的枪法好，又是尚未直接参加过战斗的生力军，所以才使第二混成旅碰了个钉子。
此时原来指挥第二路的刘慕贤称病在后方休养。刘伯承独挑大梁，集合全旅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决定实施夜袭。
刘伯承指挥作战，以部署周密著称。夜袭前，他对攻击目标、攻击时间都一一进行了明确，连预备队怎样紧跟前面的出击部队，从而扩大战果以及继续追击敌军，也没有遗漏。
当天晚上无雨却有微风，庄稼地里瑟瑟作响，十分有利于掩护部队的行踪，直至出击部队匍匐接近鄂军阵地，仍未暴露目标。一声炮响之后，出击部队杀入敌阵。鄂军毫无防备，顿时溃不成军，旅长宋大霈从梦中惊起，赤着脚就由后院跳墙逃跑了。
天亮时，“讨贼军”发起全线进攻，鄂军完全崩溃，杨森部也连带垮了下来。
抉择
在一定程度上，打仗打的就是军需和后勤。北军和杨部溃退后，得到了重庆援军的大批饷弹接济，其实力恢复得很快，而“讨贼军”方面却出现了补给困难，于是熊克武决定腾出时间赶造枪弹，筹备军饷，待秋凉后再分路进攻重庆。
8月，“讨贼军”分两路向重庆进攻，其中第二混成旅作为左翼部队，沿大足向重庆方向前进。
第二混成旅需要对付的当面之敌主要是北军。当他们进至大足境内时，北军已在大足外围部署防御。不过在经历几次失败后，北军的力量已经式微，近乎于不堪一击，刘伯承当天就指挥第一路占领了大足城。
入城后尚未来得及追赶敌军，第二混成旅又接到命令，让他们赶到荣昌参战。
去荣昌一看，并无敌情。官兵们都很高兴，认为可以借机休息一下。于是部队便以营为单位，买了好多猪肉，准备打个牙祭，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肚子。孰料到中午时分，城外突起枪声，并且很快就兵临城下。
第二混成旅立刻紧急集合，冲出城外将敌击退。事后了解，来敌是驻于泸州的唐式遵师，为杨森第二军的基干部队。当时天气酷热，守卫荣昌的警戒部队跑到河边洗澡，被唐式遵给发现了。唐式遵认为有机可乘，但他没想到第二混成旅的机动速度会如此之快，居然连夜就赶到了荣昌。
经过这次教训，大家认识到，泸州未下，若径直去攻重庆，唐式遵就可以经荣昌袭击本军侧背。“讨贼军”前敌指挥部于是决定集中包括第二混成旅在内的三路兵马会攻泸州。
原计划统一行动，但友军欲抢头功，先冲上去了，结果接连败北，最后便只剩下了第二混成旅这一路。等到第二混成旅也展开进攻的时候，同样困难重重，不仅被阻在了五峰顶下，还阵亡了一名营长。
旅长张冲召集众将商议，问怎么办。
其实在三路缺了两路，三部会攻的计划已然失效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再进攻五峰顶，已经得打上一个大问号了。因为即便第二混成旅能够得手，也无法再单独攻入泸州，且只会白白消耗实力。
当时第二混成旅早已成为第一军里战斗力最强的骨干部队，其胜负往往关系到第一军的成败，如果第二混成旅提前打残了，势必于整个战事不利。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怕别人说自己是畏战，轻易不愿说出自己的意见。刘慕贤已经归队，也同样不发一言。
这时刘伯承恰好赶到。他分析说，右翼友军纷纷退后，敌军已经前进，并将威胁第二混成旅的侧后，所以眼下不是要不要进攻五峰顶的问题，而应该赶快派出一营将右翼敌军击退，从而使右侧阵线与中央和左侧阵线平齐。
刘伯承早已是第二混成旅的灵魂和实际决策者。他的意见立刻得到了将领们的支持和拥护，张冲便派出一营执行清理右翼的任务。
右翼的清理，使得第二混成旅没有了被敌抄袭或截断后路的顾虑，入夜之后他们即向后撤退，重新构筑出新的前进阵地。
两天后，唐式遵派代表前来交涉停战。原来杨森与刘湘虽为一家，但内部又有分别，刘湘字甫澄，部属称为甫系，杨森字子惠，部属称惠系。唐式遵属于甫系，他就藏了一个保存实力，以便为刘湘东山再起充当资本的念头。
第二混成旅若是继续进攻五峰顶，他没有退路，只能奉陪，现在第二混成旅既不攻五峰顶，又随时保持着进攻姿势，他便想到可以达成停战协议，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随着泸州战事的结束，“讨贼军”再无后顾之忧，进攻重庆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
第二混成旅作为主攻部队，再次沿大足斩龙坳向重庆进攻。这次阻击他们的是黔军，鉴于上次大足之败，黔军在兵力配备上更加雄厚，战斗力也不像第一次守大足的北军那样麻木脆弱。第二混成旅发动的两次进攻都未能奏效，刘伯承亲赴阵地前沿观察地形，一发子弹打过来，正中大腿，顿时血流如注。
见刘伯承中弹，部下急忙上前为他包扎。见伤口包扎后仍然红肿异常，众人情知伤势不轻，便连夜将他由大足送往成都医治。
刘伯承在战场上早已不是第一次受伤，但这次受伤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他将因此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
良心债
刘伯承入院时因流血过多早已不省人事。收治他的是一家法国人开的医院，经院长艾琉梅亲自进行抢救，刘伯承才得以脱离危险。
由于天气炎热，伤口被感染，变得又红又肿。艾琉梅认为必须进行截肢手术，以免血液中毒危及生命。
已经丢了一只眼睛，若再少掉一条腿，等于和军人身份完全告别，这对刘伯承而言，比死还痛苦。因此他坚决不肯截肢，为此还和艾琉梅大吵了一架。
无可奈何之下，艾琉梅只得同意施行手术。未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伯承不仅没有血液中毒，那条伤腿还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艾琉梅十分诧异，他对刘伯承说：“你的腿能保存下来真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你应不忘上帝之恩，终身信奉上帝。”
刘伯承哪会相信这个，他微微一笑：“上帝怎能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
刘伯承出院时，艾琉梅专门赠送了一副拐杖，说：“你的伤不久就可痊愈。不过我看你腿上肌肉坏死太多，手术后损失太重，即便伤愈也会成为瘸腿。我的这副拐杖可作你的终身伴侣。”
艾琉梅是个好人，可他并不了解一个中国的职业军人。刘伯承听后大笑：“世上有拄着拐杖走路的军士吗？请留下送给别人吧！”
艾琉梅有作为一个名医的眼光和经验。刘伯承的伤口愈合后，伤腿果然伸不直。
弄了半天，还是个瘸子，刘伯承如何肯甘心。他经常自己做腿部牵拉，有一天还把腿放在凳子上，让人猛坐他的伤腿，企图用这些办法使大腿恢复原状，但除了难当的疼痛外，并没有什么作用。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成都的老中医成了刘伯承的大救星，他用中药包给刘伯承敷伤腿，终于使得刘伯承的腿慢慢地开始痊愈。
又可以重新奔赴理想之路，但无休止的川战却已令刘伯承感到了深深的厌倦。
自从军到这一次受伤，刘伯承在四川军界也已经厮混了十一年光景，但要是有人让他说出各个部队的番号，他还是不能一口气回答。因为四川的军队实在太多了，而且番号重复，常有两个、三个、五个部队共用一个番号的奇葩现象。
掌握这些军队的诸侯，但凡大一些的，没有一个不想充当统一四川的“英雄”，从熊克武到杨森再到刘湘，莫不如此。问题是四川只有一个，统一四川的“英雄”也不会容许出现两个，于是诸侯们便全都大展纵横捭阖之技，今天联合，明天反目，同学、同乡、亲戚骨肉全都因此做了他们争斗场上的牺牲品。
民国以降，四川内战之剧烈和频繁，为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所难以企及。不仅同学相残，同乡相残，亲戚骨肉相残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老百姓也深受连年兵祸之苦。
在当初的重庆保卫战中，刘慕贤中了杨森的牵制之计，围攻仅由少数地方民团防守的城池，以致失去合击良机。攻入城池后，他因此迁怒于城中居民，将有些普通百姓也当作民团成员予以杀戮，引起了时人颇多非议。
你说刘慕贤故意要伤害或蹂躏百姓，却也不尽然。以刘伯承自己的经验，他所遇到的将领，只要一谈到民间所受兵祸的痛苦，脸上大多会浮现出悲天悯人、怅然若失的表情。
退一万步说，就算能把这些良心债全都一股脑儿抛开，刘伯承也有职业生涯难以拓展之感。
熊克武、但懋辛等人志大才疏，眼光短浅，根本无法容纳时俊之士，第一军高层因此长期被“十人团”把持，其他将领即便战功再高，也很难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像刘伯承这样不可多得的良将俊杰，熊、但也只是嘴上重视，实际上不仅不肯放手扶持，而且还处心积虑地逐级加以限制。
为将之人，有一定的职位才能有一定的作为。还是重庆保卫战，身为旅长的张斌拒绝接受刘伯承指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人家这么做也确实没什么错——向来都是旅长指挥团长，哪有团长指挥旅长的？
作为特例，给个尚方宝剑，应一应紧急情况，或许可以，但在第一军中却成了常态，以至于形成了第一军打胜仗靠第二混成旅，第二混成旅打胜仗靠两个团长的怪圈。
刘慕贤是第二混成旅里仅次于刘伯承的第二号战将，其人虽然有刚愎自用的缺点，但性情憨直且作战勇猛，很得军心。按理早应擢升，但他和刘伯承一样，都是一做团长就是很多年。
好不容易熬到“讨贼军”收复重庆，熊克武首先升的也不是刘伯承、刘慕贤，而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张冲。熊克武任命张冲为第三师师长，如果张冲前去任职，刘慕贤倒有了顺势由团长升旅长的理由和条件。可是张冲从不上阵，害怕到别的部队后领不了兵，居然来了个坚不就职。
刘慕贤最后的升职希望也破灭了，他一肚子愤懑。当时军阶制度里没有准将，但刘慕贤却语中带刺地对别人说：“我是在旅长以下，团长以上，想来是官居准将。”
“讨贼军”一进重庆，刘慕贤便称病不出，并表示脱离第二混成旅。于是张冲只好直接指挥，他没有什么指挥能力，官兵们对他又不满不服，这支曾经在川战中享有“战必胜，攻必克”威名的部队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
唯有奋斗
在刘伯承负伤休养期间，前方战事开始急转直下，熊克武统辖的各路部队战败的消息不断传到成都，其中亦包括第二混成旅。这时候熊克武又想到了刘伯承，决意促请他重回军中，为此一日数次派人登门催劝。
上次受伤后，刘伯承肯应熊克武之请出山，是对熊克武尚抱有希冀。现在他已看清了对方“用你靠前，不用靠后”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不愿意再跟那位只会坐享其成的老上司张冲合作，于是便下决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已经开始选择新的人生方向，而这还要从他在成都的两位朋友谈起。
第一位朋友是吴玉章。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刘伯承初见他的时候，正作为孙中山广州政府的代表被派回四川。他们虽然岁数相差很大，但私交甚笃。在刘伯承养伤期间，吴玉章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校长，平时常去看望刘伯承。
1923年秋，经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那个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人——杨闇公。
杨闇公中等身材，体格瘦弱，戴一副深度眼镜。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说话不快不慢，但非常有力。讲到关键处，还会将上身微微向后挪动一下，然后右手稍稍抬起，就好像拉开了弓，扣紧了弦，即将满引待发的样子。紧接着，又突然挺身昂首，右手猛然伸直，仿佛利箭似的，用力往前一推。
这时候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以至于过去很多年后，有些亲身聆听过他演讲的人虽记不住内容，但杨闇公的声音笑貌、动作姿态仍历历在目。
杨闇公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不仅待人和蔼可亲，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和组织能力。他结识刘伯承时，回川不过数年，然而已在四川青年和左派中建立了一定的威望。一些人慕名求见，第一次见面就对杨闇公的精明能干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大革命时期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杨闇公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吾国近来的政治中枢已失，如要望一般幸运儿整治清平，真是俟河之清！”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意思是人的寿命很短，要等待黄河自己变清是不可能的。杨闇公主张作为青年人，要把“清平政治”的责任扛在肩头，奋力推动社会前进，并且坚信“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
正因为时刻都有“责任重仔肩”般的意识，杨闇公在平时的交往中就注意结交民间的优秀分子，以便为今后行动储备中坚力量和骨干。刘伯承身为军人，不仅机警过人，而且勤于学习，头脑异常清晰，决非碌碌者可比，加上又有远大志向和抱负，因此立刻引起了杨闇公的好感。他不由得感叹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杨闇公看重刘伯承，刘伯承亦为杨闇公的人格魅力和才华所吸引，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他们朝夕相从，每天长谈八九个小时，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到政治时局，无所不包。
刘伯承比杨闇公大五岁，但他总把杨闇公当成自己的老师，虚心请教。在讨论问题时，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也不盲从，坚持不经深思熟虑，绝不轻率简单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当时杨闇公和吴玉章在政治倾向上，已从国民党左派转向信奉社会主义，并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杨闇公有意介绍刘伯承加入自己的组织，为此曾征求刘伯承的看法。刘伯承说还没有想好，他坦率地告诉杨闇公：“（如果）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听后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对刘伯承更加钦佩。当时许多学生文人不求甚解，都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时髦或个人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工具，杨闇公认为刘伯承不跟风，不做作，对朋友能够坦承相见，“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必不致老死于牖下
杨、刘确为君子之交。得知刘伯承在军中不受重用，杨闇公忍不住为他抱屈：“唉，（因为）忌才的关系，从古至今不知湮没了多少智能之士！”
尽管多次拒绝熊克武之请，但刘伯承对第一军和第二混成旅都是有感情的，眼看着部队一天天走向失败，心中也颇为不忍。在朋友的劝解下，刘伯承曾欲再找老军长但懋辛谈一谈，以便共扶危局。
杨闇公固然希望刘伯承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是在刘伯承尚未想通的情况下，他同样愿意自己的好朋友先尽展其才，所以也竭力鼓动他去找但懋辛。
未料但懋辛比熊克武还不如。熊克武虽然顺利时不肯对刘伯承委以重任，然而一旦时势危急，他却还知道刘伯承的重要性，乃至不惜以爵禄相诱。但懋辛则是懵懵懂懂，好像没有了刘伯承等良将，他自己还照样能玩得转一样。
刘伯承屡访但懋辛不得，对重回第一军完全绝望。这时第一军所面临的形势越来越糟糕，刘伯承过去的老同学张仲铭深知成都一旦失守，杨森决不会容许刘伯承留在成都，于是便邀请和安排刘伯承去自己在川南犍为的老家养伤。
临别时，杨闇公一直将刘伯承送出成都南门外，又在柏树森森的武侯祠交谈了一会儿，两人才依依惜别。
刘伯承不得不远走犍为的遭遇令杨闇公为之扼腕，他直言熊克武、但懋辛之辈“目小如豆，乌足与谈天下大事”。
在杨闇公看来，熊、但能在以往的川战中暂时占到上风，不过是机会较好罢了。他预言：“我看这些幸运儿用不了许久的时间，连立锥的地方都会没有的。”
杨闇公虽长于社会活动，然而友人之中，能被他用“有才识而抱大志者”冠名的不过四五人而已，刘伯承即在其列。他深信，以刘伯承之才识，必不致老死于牖下，若假以时日，两人也一定可以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行。
尽管刘伯承仍未承诺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但杨闇公却早就将其引为自己的同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拟设法使其（指刘伯承）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刘伯承出走犍为后，第一军即在内忧外患中一败涂地。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了由吴玉章任校长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五一劳动节到来之前，吴玉章筹划举办“五一”纪念会，有人就到杨森那里告状，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为的是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他杨森。
杨森一听这还了得，立刻在成都市内实行戒严，同时扬言要捉拿吴玉章。吴玉章在成都站不住脚，便决定邀刘伯承一同到外地进行考察。
在犍为养伤期间，刘伯承的心情其实非常抑郁和低落。他少年时的朋友谢南臣寄书问候，信中说有一诗相赠，但是附有赠诗的那页纸却漏寄了。刘伯承有感而发，遂写诗一首，诗的上半部是：“园林春色满，仕女踏青时。独恐名花落，匡扶不上枝。”
刘伯承所居的犍为五通桥风景优美，尤其是落花时节，更是春色满园，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可是人有什么样的心境，眼里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刘伯承在繁花中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第一军这朵曾寄予他人生奋斗理想的“名花”每况愈下，直至一蹶不振，到了最后，真的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这是怎样一种凄凉。
吴玉章的看望和邀请，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意识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他必须有勇气探索新路，迎接未来。正好经过调养，腿伤也好了大半，于是他便欣然和吴玉章结伴离川。
他们首先去了上海。在那里，他们才得知，原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就成立了，早于“中国青年共产党”好几年。
之后，刘伯承又随吴玉章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对中共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在此过程中，慢慢开始确定自己的“方道”。
优人之后
刘氏家谱记载，秦末汉初，刘家有兄弟四人：刘伯、刘仲、刘季、刘交。老二刘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而老三刘季却从不喜欢下地干活，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不料刘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日后竟然取得天下，成了开创盛世的一代君主。
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在一次为父亲祝寿时开玩笑说：“您过去总认为我是个无赖小子，不能治产业，不如哥哥刘仲。可是您再看看现在我和哥哥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呢？”
殿下群臣听到后皆呼万岁，刘邦大笑为乐。
作为皇帝的哥哥，刘仲被封为诸侯王。有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清代，刘仲的后代逐渐败落，其中有一个叫刘政富的人举家迁至较为偏僻的四川开县，靠开荒种田和打铁过日子。
刘政富在家排行第四，人称“刘四铁匠”。他手艺高超，但能接到的打铁活并不固定，活儿多的时候，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去，一旦活少了，就难以糊口。好在刘铁匠心灵手巧，从小就喜欢吹拉弹唱。知道他会吹唢呐，远近邻居一有红白喜事，就来请他当吹鼓手。开始是纯粹帮忙，以后别人总要给点谢礼，赶上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这也就成了家里一项不可或缺的副业。
刘政富有六个儿子，因为家里穷，前面五个都没读过书，长大后也都做了农民。有一年，其中一个兄弟错把早稻种子当成一般稻种给种上了，那一年正遇上大涝，刘家的稻子早早就收割了，未遭到水淹，而别人家的稻子却都淹死了。
水退之后，刘家稻田的余根又长了一茬，这使他们难得地有了一点余粮。又碰上米价好，在把余粮卖掉之后，日子便稍稍富裕了一点，买了十几石谷的土地。
刘政富很高兴，说：“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哇，也许刘家还能再兴旺起来！”于是他就破例送最小的儿子刘文炳读书，指望刘家以后能借此有个出头之日。
刘文炳读了十几年书，成年后在附近私塾教书为业。这个刘文炳就是刘伯承的父亲。
刘伯承四五岁时，祖父刘政富去世。刘文炳同几个兄弟分了家，靠教私塾和分得的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尽管家境很不宽裕，但刘文炳还是像当年自己父亲所做和所希望的那样，把刘伯承送进了私塾。
刘伯承读了一年多的私塾后，赶上开县举行科举考试，父子便同去县城参加应试。两人都通过了预考，按照他们的考卷情况，到正式考试时，都很有把握考个秀才。
可是好事多磨，有人看他们预考成绩不错，便心怀忌妒，暗中告了父子二人一状，说他们是“优人之后”。
在旧时代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吹鼓手这一行当同剃头匠、修脚匠、优伶、娼妓是一类，属于“下九流”的“优人”，其本人和后两代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考，第四代以后才能参加。因为刘伯承的爷爷刘政富当过吹鼓手，刘家就由皇族之后成了优人之后，刘文炳、刘伯承父子正在不能参加科考之列。
按照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考生在参加考试前，除填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外，还要填写上至祖父一辈的三代履历，也就是俗称的查三代。如果考生隐瞒出身，一经查出，不但要革除功名，还要将保人和主考官一同问罪。
刘氏父子报名时填写的三代履历是“农民”。主考官接到状纸后大惊失色，不由分说便将父子两人逐出了考场。
不但如此，开县衙门里还要继续追查，逼得刘文炳四处借钱，找人到衙门说情，才算了结了官司。告状的人也趁此机会公开跳出来，对刘家奚落了一番。
被逐出考场这件事，对刘家父子而言都是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刘伯承当时只有十一岁，其心灵深处所受到的创伤更是不言而喻。成年后的他性格温和，极少动怒，但只要一提起这件往事便愤怒倍加。
在旧时代，科举几乎是下层人士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当这条阶梯被粗暴截断，人们便只能重新寻找新的道路和方向。刘伯承后来叙述这件幼年的大事件时说，他对此既充满愤怒，但同时也认为对自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和启示：既然旧时代不给穷人以机会，那穷人也就不要给它机会。
革命，革命，革故鼎新者是也，这是很多革命者都经历过的心路。其实当初刘伯承选择加入以同盟会员居多的第一军，其价值取向就已显露无遗，正如杨闇公所言，他们走向同一条道路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后，杨闇公回到四川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他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信，再次探询其志向。已经下定决心的刘伯承在回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
1926年，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改旗易帜
刘伯承离川之前，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金阶段，杨闇公鼓励他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便发挥他的军事特长。在吴玉章的引荐下，刘伯承在广州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但他觉得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更适合自己，于是又随吴玉章回到了四川。
刘伯承回川不久，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揭开了序幕。北伐军出师之后连战连捷，陆续攻下了汉口、汉阳、武昌。吴佩孚不仅主力被歼灭，就连老巢都丢失了。武汉逐渐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中心。
四川大小诸侯，除了已失败的第一军属国民党体系外，其余打的都是北洋旗号，他们所拥有的军队番号也都是从北洋政府那里得来的。政治立场上，基本上是哪一个北洋派系当政，他们就投靠谁。皖系段祺瑞执政，他们便站在段祺瑞一边，直系吴佩孚上台，他们又依附于吴佩孚。
北伐战争开始后，这些诸侯本准备东下援吴，侧击北伐军，同时乘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没想到吴佩孚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慑于北伐军的声威，他们只得暂时以“保境安民”、“地方自治”为号令，以便根据时局变化重新进行站队。
四川军阀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对北伐军具有一定的威胁，尤其是杨森，仍同吴佩孚藕断丝连，如果他从所驻防的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共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配合北伐，解除杨森等人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也对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但是驻在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大，四川同志要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
为推动军阀们倾向革命，四川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的名义，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了要求响应北伐的函件。
眼看时局已不可逆转，善观风色的四川诸侯们开始认识到如不改旗易帜，立即就会有跟吴佩孚垮台的危险。于是他们纷纷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其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所属地方政权也改属国民政府。
一度最为大家所担心的杨森率先在万县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做过刘湘的部下，也曾入据成都，做过统一四川的梦，但不仅又被刘湘给赶下来，只能占领万县一带。他第一个改旗易帜，并不是急匆匆地要参加国民革命，而是实实在在想打着革命的招牌，恢复他原有的势力。
杨森一就职，刘湘也赶紧在重庆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以免杨森扛着革命的旗号来打他。
杨森、刘湘做了榜样，其余的人也竞相模仿，由国民政府授予的各个番号都相继出现于川西北。
军头们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一个个“革命军人”，但所做的不过是投机生意，他们对此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刘湘就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后，在重庆召集军官们讲话。第一师师长唐式遵腰间挂着一把从前的长长的指挥刀，第二师师长罗仪三和他开玩笑说：“你还舍不得那把军阀刀吗？”
要想改造这些旧军队，就只能加强兵运工作。过去杨森在云南带兵打仗时，朱德曾经搭救过他，基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派朱德出任杨森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以推动他进一步向国民政府靠拢。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川军中仍有三支队伍无动于衷，连北洋的五色旗都不肯更换。首先是顺庆的何光烈。他和吴玉章有旧，起初曾向吴玉章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并打算聘请对方在即将开办的嘉陵高中任校长。
可是不久顺庆丝厂爆发了罢工工潮，当地资本家和士绅便向何光烈请愿，对他说：“你还要请吴玉章做校长，他才来了一下就发生罢工，以后怎么办？”
何光烈因此反悔，不再言及国民革命。吴玉章派人来办理嘉陵高中的开学事宜，也被他一口回绝：“我的嘉陵高中缓办了，请你先生回去！”
第二个是刘存厚。刘存厚早期辉煌过，一度甚至有统一四川的趋势，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后来没落了，这反倒使他对过去那段时光更为留恋，他在绥定防区所挂的招牌仍然是“四川督军行署”。
第三个是赖心辉。他的地盘在泸州，但常驻重庆。赖心辉的情况与刘存厚有相似之处，北洋政府曾委任他为四川省长，赖心辉就把“四川省长署”的招牌挂在他的重庆公馆门口。
何光烈也罢了，四川老百姓觉得赖心辉、刘存厚既可怜又可笑，就送他们两人一副对联：“赖心辉灰容宛在，刘存厚厚脸犹存。”
四川党组织多方做过这三名军头的工作，但都归于无效，尤其对顺庆的何光烈，可以说本来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最后却因急于求成而失败了。杨闇公感到甚为可惜，不由说了一句：“唉，顺庆、泸州的一些人太着急了！”
前抵后拉
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应该采取“前抵后拉”的办法来对付剩下的顽固分子。前抵，是指策动倾向革命的驻军起义；后拉，是指利用各地方军阀相互间的矛盾，使之彼此牵制。
这时杨闇公已在重庆组建国民党四川党部。这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的指挥机关，因驻于莲花池，所以又称莲花池省党部。1926年秋，杨闇公在莲花池省党部内召集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并正式决定在顺庆、泸州发动起义（简称顺泸起义）。
顺庆的何光烈虽然拒绝参加国民革命，但他手下的两个旅长常邀请吴玉章去给官兵讲课，这两人都同情革命，暗中亦主张加入国民革命军，只是受到何光烈的抑制，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泸州也有比较好的起义基础。赖心辉的部队以刘伯承所指挥过的第二混成旅为核心，旅长袁品文等军官都是刘伯承的老部属，袁品文本人也表示愿意投向革命。
如果把朱德在杨森部队中所做的工作归类到“后拉”，发动顺泸起义就是“前抵”，它同时也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
以杨闇公为首的重庆地委认为：“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列军队是可能的。”他们设想，一俟起义成功，即可用起义军拖住驻防万县的杨森，同时抵制对国民革命态度较为消极的刘湘。必要时，还可以把起义军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以接应与北伐军目标一致的冯玉祥部队。
杨闇公在会上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由刘伯承任总指挥。开会时，刘伯承尚在广州，并未出席这次会议。到11月，他才以广东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四川。
起义筹备期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经常在重庆地委所在地，也是杨闇公的居所重庆二府衙开会，而且一开就开到深更半夜。杨闇公的父亲住在楼上，下楼催促他们：“你们这大半夜的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哪？”
这群年轻人就骗老爷子，说是在搞文娱活动。其实老人家并不糊涂：“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
杨闇公正患痔疮，大便流血很厉害。他父亲懂得医理，很心疼自己的儿子和这群干事业不顾一切的小伙子。
总体来说，刘伯承、杨闇公等人对发动起义有热情，有决心，有冲劲，但唯独缺乏经验，这让他们在之后的行动中吃了不少亏。
由于赖心辉本人居于重庆，在泸州驻守的是他的师长李章甫。李章甫绰号“李毛牛”，此人不仅反对任何革命，而且对部下的态度非常蛮横粗暴。袁品文等旅长恨之入骨，就自己动手把李章甫给杀了，随即宣布起义。
泸州起义时，刘伯承等人正在合川。按照原定的起义计划，他们准备把合川、泸州的武装力量集中到顺庆后再宣布起义，然后以顺庆为根据地，肃清占据绥定的刘存厚。接到杨闇公的电报，得知泸州已提前发动起义，刘伯承只得改变计划，仓促奔赴顺庆。
还没等他到达顺庆，何光烈的两个旅长因为计划泄密，也被迫提前宣布起义，把何光烈给赶跑了。
顺泸起义震动了全川。军头们首先顾虑的倒不是革命不革命，而是这次起头“造反”的都是旅长。各军旅长尤其是那些平时与莲花池省党部接近的人便因此受到了格外注意，光是刘湘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一下子夺去了手下好几个旅长的军权。
不过防范归防范，害怕归害怕，在尚摸不准武汉国民政府态度的前提下，刘湘等人表面上却还不敢对顺泸起义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早已改称国民革命军，又怎么能够反对别人在“北洋余孽”的防区里发动起义呢？
从顺庆逃出的何光烈向刘湘求援，刘湘不仅不肯派兵，还把何光烈给大骂了一通。
刘湘能够瞻前顾后地装蒜，更大的原因是他的地盘离顺庆较远，火暂时烧不到他那里。离顺庆较近一些的军头感受就完全两样了，驻广安的罗泽洲和驻遂宁的邓家钰均属邓锡侯节制，邓锡侯电令二人对顺庆起义“克日戡定，以免蔓延”。
罗泽洲、邓家钰想借机扩张自己的地盘，所以积极性也挺高，他们的部队很快就将顺庆团团围住。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刘伯承审时度势，主张放弃顺庆，全力解决绥定的刘存厚部，待泸州起义军北上会合，予以整编后再转入陕西接应冯玉祥。
刘伯承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可行的。当时刘存厚人枪不多，实力比较薄弱，罗泽洲、邓家钰围攻顺庆也仅仅是为了抢夺地盘，而绝不会替刘存厚卖命。
可是顺庆的团营军官们眷恋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愿离开老窝，他们找出种种理由，要求坚守顺庆。刘伯承难以说服他们，只得另外制订了集中兵力、破敌一路的方案，一个本能扭转乾坤的机会就此丧失。
厉兵秣马
12月16日，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起义军向李家钰部展开进攻。进攻部队一度取得进展，李部多处阵地被突破，已被迫后撤。
出问题的是另一侧的防守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多数是本地人，素质不高，一心牵挂着家小和私人财物。当罗泽洲向他们发起进攻时，士兵们无心应战，纷纷携枪逃跑。
进攻部队闻讯，军心动摇，李家钰趁机率部反攻。刘伯承只得率部退入城内，等待泸州起义军前来救援。
因为没有经过改造，在军官一层，泸州起义军比顺庆起义军更麻烦，两个旅长陈兰亭、皮光泽贪恋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天天说盐税，横竖就是不肯带兵来顺庆。
见援军迟迟不至，刘伯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顺庆，将部队转移到开江整顿。部队转移时要渡河，几千人只有一只渡船，加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起义军遭到了严重损失。
顺泸起义遭受挫折后，武汉国民政府为保护起义军，特地致电刘湘、赖心辉、李家钰等人，责令他们“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同时派吴玉章入川调解。
刘湘这时在四川诸侯中实力最强，就好像是黑社会的老大一样，说话最有分量。他不敢跟武汉政府对着干，不得不在复电中申明：“湘为维护革命实力计，前经设法维护，已将两方军事停止，静候和平解决。”
刘湘假积极，作为他的对头，杨森也不能落后。他给杨闇公、刘伯承发去电报，邀请二人到万县会商事务。在万县，刘伯承见到了朱德，朱德说杨森其实一直口是心非，对他的话听不进去。
有人建议道，要是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朱德说得很实在：“杨森哪能这么痛快交印呢。”
刘伯承跟杨森打过交道，了解杨森的为人和底细，他叮嘱朱德：“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
兵运工作困难重重，起义军便被赋予了更多更重的责任。这时泸州起义军内部却出现了不稳的迹象：陈兰亭只知四处伸手捞钱，皮光泽原系袁品文部的团长，但却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而袁品文对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共同在万县商定，决定让刘伯承去泸州进行指挥，驻开江的起义军改由副总指挥黄慕颜负责。
泸州起义军里有很多是刘伯承的旧部，刘伯承到泸州后，内部裂痕逐渐得到消除。刘伯承在起义军的三路人马中都设置了政治部，并创办自任校长的军政学校，以训练基层干部。
就在泸州起义军厉兵秣马之际，外界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发生明显分歧，一个向右，一个向左，针尖对麦芒，开始由“革命同志”向死敌发展。为此，蒋介石先后派多名幕僚和特使入川，对刚刚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军头们进行游说，让他们跟着自己反对武汉政府。
四川省会虽在成都，但重庆才是各方所公认的必须掌握控制的战略要地。重庆有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一是杨闇公负责的莲花池省党部；二是总土地省党部。前者在公开场合属于武汉政府系统的国民党左派机构，后者由偏右反共的西山会议派所把控，两个党部经常发生冲突，并互相指责对方为非法组织。
在蒋介石与武汉政府对立之前，刘湘表面倾向于左，还下令查封了总土地党部，实质他对莲花池党部十分忌惮和防范。顺泸起义的爆发，更令刘湘有芒刺在背、寝食难安之感，时时担心部下们受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效仿顺泸起义军造他的反。他曾对别人说：“莲花池这批人很厉害，他们要彻底挖我的墙脚哇！”
1927年2月，蒋介石派特使到四川调查并指挥党务。特使一到重庆，就完全站在了总土地党部一边。刘湘马上就从中领悟到了蒋介石与武汉政府之间的差别。蒋介石所派的其他幕僚通过谈话，也基本摸清了刘湘的心思，双方开始慢慢接近靠拢。
3月中旬，蒋介石再派他的黄埔学生带着两份电报来到重庆，让刘湘正式表明态度。这两份电报，一份是武汉政府的决议，上面免去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另一份是蒋介石要求解散武汉党政军联席会议的通电。
刘湘看完两份电报后便笑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南土，过瘾，过瘾！”
当时西南地区鸦片流行，尤以云南鸦片为最好，称为南土。刘湘并无吸食鸦片的嗜好，他大概是真觉得“过瘾”般好笑：刚刚才改旗易帜，成了“革命军人”，转眼间，“革命军人”里面又分家了，他还得继续站队。
刘湘的选择很明确，也代表了大多数四川军头的想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指蒋介石）的命令。”
刘湘已彻底倒向蒋介石，但是杨闇公并不知道，他仍然在积极争取刘湘和其他四川军官拥护武汉政府。此时恰逢列强军舰炮轰南京，经杨闇公提议，莲花池党部决定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也就在这个时候，刘湘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打破常规
重庆作为一座以“山高路不平”闻名的山城，学校里要找一个篮球场都不容易。打枪坝是城垣边一个空旷的坝子，平时做演习打靶用，故名打枪坝。在当时的重庆，打枪坝也是唯一一个能容纳一万人左右的群众集会场所，在大革命时代，人们经常在这里举行大的集会。
3月31日，群众大会正在召开，受刘湘指使的打手们突然对集会民众展开袭击和屠杀。现场被打死打伤和踩死踩伤的人到处都是，呼救声、哀号声溢于场外，惨不忍睹。
自此，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刘湘的人只要见到稍有左倾嫌疑，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红脑壳”就一个都不放过，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抓被杀。杨闇公在惨案那天跳墙脱险，但在化装前往武汉的途中被便衣队抓获，随后被秘密杀害于重庆浮图关，时年仅二十九岁。
杨闇公是刘伯承青年时代的挚友及引路人。得知杨闇公牺牲的消息，刘伯承悲痛万分。直到三十多年后，与杨闇公交往和工作的诸多细节仍不断地唤起刘伯承对往昔的追忆，他称赞杨闇公“意志坚强，有毅力，有决心”，并且由衷地希望“重庆应该修一个纪念牌来纪念这些烈士们”。
“三三一”惨案的发生时间比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早半个月。惨案发生后，刘湘竭力封锁消息，但刘伯承通过重庆友人所发的电报，当天晚上就得知了详情。
远在“三三一”惨案之前，刘伯承就提出要放弃泸州，北上与开江起义军会合，但两名旅长陈兰亭、皮光泽又犯了与过去一样的毛病，他们贪恋泸州的盐税，不愿轻易离开。于是刘伯承只能一面做好守城准备，一面通电讨伐刘湘。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来电令，委任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黄慕颜为副军长，起义军士气为之一振。
“三三一”惨案标志着刘湘完全背弃了武汉政府，其他军头也紧随其后，相继投入蒋介石阵营。4月6日，蒋介石兵分五路“讨伐”武汉政府，刘湘立即领衔与杨森、邓锡侯、赖心辉等人共同发出了反共拥蒋的“青电”。见刘湘等人主动示好，蒋介石顺水推舟，委任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暨四川团练委员长，将四川、西康方面的“讨伐”交由刘湘、杨森共同负责。
对蒋介石而言，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军无异于“讨伐”武汉政府的一块绊脚石。同样，刘湘也视泸州起义军为插入他胸膛的一把钢刀，欲除之而后快。他邀集赖心辉、刘文辉和驻守川黔边境的黔军一部，组成川黔联军，号称十万之众，并以“泸州失主”赖心辉为总指挥，大举围攻泸州。
泸州三面环江，仅龙头关一条陆路可通。面对优势敌军，刘伯承再次提出从龙头关突围的计划，可是又遭到了陈兰亭、皮光泽的反对。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对杨森存有希冀，希望在坚守泸州的同时，杨森能在朱德的策动下协助起义军夹攻重庆。
实际上杨森当时已经投蒋，朱德也被迫离开了杨部，只是由于泸州被围的缘故，起义军尚蒙在鼓里。
守城必守野，乃是自古守城常法，意思是要想守住一座城池，必然还要在城外占领制高点，实施内外配合作战。守顺庆时，刘伯承尚可如此，但守泸州就不行了：川黔联军号称十万，实际兵力至少也有数万，而守军只有数千人，数量上过于悬殊，根本不敷使用。
刘伯承决定打破常规，他根据泸州可以设水为障的特点，大胆放弃了泸州沱江对岸的制高点五峰岭，集中兵力扼守长江、沱江口岸。
泸州税源富足，向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历史上看，敌方多沿沱江进攻泸州，盖因沱江狭小，抢渡容易。在刘伯承的指挥下，起义军在沱江江面上设置了不相连接的浮木，并用竹子编成大竹篓，装入石块，沉于河边，以便使敌军的船只难以靠岸。
夜间涉水偷渡，亦不得不防。起义军除将从全城征集来的煤气灯、小型电灯悬挂于城墙之上外，又将电影院的放映机改装成探照灯，夜间不停地对江面进行扫视，从而使得沱江一带到了晚上如同白昼一般。
由于部署严密，川黔联军围城半月仍未取得任何进展。知道刘伯承用兵厉害，赖心辉便想到了采用里应外合之计。
匡扶不上枝
一名士兵向刘伯承报告，检举旅长袁品文手下的一个连长企图叛变投敌。刘伯承立即下令逮捕了涉案者，通过审讯，他顺藤摸瓜，发现赖心辉派出的间谍早就潜入了城内，那名连长正是被间谍所策反。
策反期间，间谍一直藏在城内水神庙的天花板上进行指挥，庙里的和尚也都参与了这次阴谋活动。若不是士兵主动进行检举，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显示出泸州攻守战之前对官兵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一计不成，刘湘只得另思他计。他在派部队沿江岸佯攻的同时，决定组织两千多人的敢死队向龙头关发起猛攻，以图一举打开泸州的大门。
川黔联军久久攻不进泸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组成联军的各部各有打算，进攻时大多观望不前，都想让别人牺牲，自己捞现成好处。为了不使“友军”捷足先登，有人甚至还会将进攻时间、兵力部署等情报预先秘密透露给起义军。
在刘湘进攻龙头关的前一天，刘伯承便得到了相关情报，他当即将预备队移至龙头关加强防御，晚上又派了一个连到关外构筑工事。
第二天拂晓，刘湘的敢死队果然向龙头关扑来。早已有备的守军利用原有城堡进行防守，他们事先征集了许多瓦罐，里面装填着石灰，当敌军爬城时，这些瓦罐就被砸烂扔下，顿时石灰飞扬，令敌军无法睁眼。
此时守军趁机集中火力猛射。为节省弹药，他们连旧式抬枪、明火枪、四瓣火枪等老得不能再老的民间土兵器都用上了。
在给予敌军大量杀伤后，守军突然大开城门，从龙头关冲出，与事先埋伏在城外的那个连对敌军实施夹击。刘湘的敢死队被打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
攻关失败令刘湘大为光火，他把自家用于压箱底的大炮也搬出来，在五峰岭上建立炮兵阵地，对泸州城进行轰击。4月30日晚，正当刘湘的部队轰得起劲的时候，忽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沱江两岸的树木被大风吹得哗哗作响。
在风浪的冲击下，起义军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中有一部分纤绳被扯断了。失去牵绊的几艘船顺着江面漂流，对岸敌军看到后，还以为起义军趁风雨之夜发动夜袭，顿时慌作一团，一面胡乱射击，一面向后撒腿就跑。
经历这场虚惊后，联军各部都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只对泸州围而不攻。
进入5月初，刘伯承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终于证实杨森已公然投向蒋介石，并强行收编了开江起义军。
杨森本来也觊觎泸州，还想靠吃掉泸州起义军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因为奉蒋介石之命要东下进兵武汉，所以才没有参加川黔联军。他给陈兰亭、皮光泽、袁品文三位旅长发去密电，诡称：“森因东下，不能以实力援助。”
这就意味着，不仅原先指望杨森配合起义军夹攻重庆的计划完全落空，而且刘湘在对杨森无后顾之忧后，还可以将主力转移过来，用于对龙头关进行封锁。
起义军虽然储存了够全城军民食用三个月的粮食，但在孤城援绝的情况下，继续死守已失去价值。为保存力量，刘伯承决定突围，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突围方案。
不料陈兰亭、皮光策对突围计划表现得十分冷淡。其实他们暗中与赖心辉一直保持着信使往来，赖心辉已答应既往不咎，仍然委任他们和袁品文为师长。
陈兰亭、皮光策想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以此作为给赖心辉的见面礼。陈兰亭让他的参谋长告诉袁品文：“要解围，只有交出总指挥（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为质，四、六两路（指陈兰亭和皮光策部）已同意，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袁品文说：“我们在为难的时候希望总指挥来。一遇到困难，就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像这样做，（以后）谁敢来缠我们。”
袁品文虽然不肯像陈、皮那样过河拆桥、卖主求荣，但并没有拒绝接受赖心辉的委任，也就是缺乏随刘伯承撤出泸州，继续转战的意图。当他将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刘伯承时，刘伯承既感谢他对自己尚存的那一份情谊，同时也备感心情沉重。
事实上，这时泸州城内愿意继续撤退或坚守的人已寥寥无几，刘伯承少年时的朋友谢南臣正在泸州，连他也和川军势力混在了一起。
眼前的景象，与三年前成都即将失陷前的情形何其相似。刘伯承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初的那首旧诗：“园林春色满，仕女踏青时。独恐名花落，匡扶不上枝。”
这首诗被刘伯承重新抄录一遍，赠给了刘孟伉。刘孟伉比刘伯承入党的时间还早，他曾经被组织派到袁品文部做秘书，工作很有成效，袁品文部能成为泸州起义军的主力，刘孟伉有很大贡献。
不论是刘孟伉，还是刘伯承，都无法靠一己之力扭转局势。作为泸州起义军的总指挥，陈兰亭、皮光策点名要扣留的目标，刘伯承若继续留在泸州不仅无益，而且处境危险。5月12日，在袁品文的护送下，刘伯承乘着夜色离开了泸州，临走时身边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身份的幕僚随行。
早在泸州被围时，刘伯承的旧友张仲铭曾派人入城，承诺让刘伯承通过他的防区转移。次日拂晓，刘伯承等人通过张仲铭的防区，进入了荣县地界。
走着走着，迎面前呼后拥地抬过来一顶轿子，轿里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人。刘伯承一看，是自己的死对头、刘湘的旅长蓝文彬，马上转弯走山路。等蓝文彬发觉，派卫兵追赶时，已经追不上了。
刘伯承离开泸州后，陈兰亭、皮光策、袁品文并没能够如愿升师长，刘湘认定他们有反骨，将他们的部队全都打散或收编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川黔联军各部争先恐后地拥入泸州城时，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的老百姓照例表示“欢迎”，可是又不知道应该挂什么旗好——赖心辉的部队算是北洋老军队，刘湘等其他部队又是“国民革命军”……
干脆，都挂！于是在泸州的街衢巷口便出现了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争芳斗艳”的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