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拐会议”之前，虽然在国民党友军的眼中，一二九师打的就是“游击战”，刘伯承也称自己打的是游击战，但实际上这些战役或战斗都不是纯粹的游击战，而是带有游击性质的运动战。
追根溯源，八路军的前身红军就是从游击战中发展而来的，只不过从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开始，红军就已经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了，不少人也早就适应于打这种“过瘾”的大仗，游击战被认为是东跑西颠，小打小闹，解决不了问题。
还有的人则是嫌打游击辛苦，他们愿意在一个地方打仗，而不肯多走路多吃苦，为此还编了个顺口溜：“游击游，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大米小米啖。”
两种观念归根到底，都是对游击战的轻视。话说开去，当初刘伯承刚到中央苏区时，同样也对游击战不够重视，并且还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中央红军中存在的“游击主义”。他是在以后不断的战争实践中，才逐渐认识到了游击战的作用和价值。
在辽县时，刘伯承经常思考关于游击战的问题。有一天他和李达骑马散步，正说着话，他们所骑的两匹白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四蹄乱蹦，接着便拼命地向前奔跑。
两人急忙用力拉住缰绳，等到各自勒马站定，才知道刚刚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了马屁股、马肚子上，把马给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比作什么？”李达饶有兴致地问道。
“游击战！”
钱串子
刘伯承话音刚落，又有一群黄蜂朝他们飞来。两匹白马已经被蜇怕了，一听到声音就浑身战栗，赶紧嘶叫着连跑了几步。
“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等到马安静下来，刘伯承对李达说。
刘伯承把马比成日军，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在弄明白刘伯承的比喻后，李达也兴奋起来：“对，这些黄蜂虽然蜇不死马，可是马也受不了！”
“黄蜂战术”被刘伯承应用到了游击训练班的教学中。一些干部在进班学习后，很快便改变了原先不愿意打游击的态度，转而积极要求派出去打游击，并以此为荣。
游击战不但有价值，而且这种“杀一个敌人，缴一支枪都算数”的战法还包含着很大学问，要掌握它且运用自如并不容易。
一二九师的三个团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虽然自己曾是北大学生领袖，但他却极端排斥知识分子，当年红四方面军开展肃反运动，连戴眼镜的干部都难逃劫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个特点，即干部几乎为清一色的工农出身，他们打仗很勇敢，也很朴实，但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比如陈锡联就是放牛娃出身，参加红军时，连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等到在一二九师担任团长都还未能完全摘掉文盲的帽子。
刘伯承认为，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在提高文化的基础上，多学习一些军事、政治知识，这样才能增强对技战术的领悟能力。当年的“刺头学员”余天云确实很能打仗，可是因为文化太低，加之人又不谦虚，最终成了一颗流星，否则的话，他的军事生涯极有可能迈入一个更高的台阶。
一二九师的很多干部最初都像陈锡联那样，吃足了没文化的苦头。因为常常记不住刘伯承的作战命令，有人甚至只好结绳记事，解下裤腰带来打疙瘩，一遍遍摸着疙瘩复述命令，自己麻烦不说，还给完成任务带来障碍。
刚进入山西时，因为战斗紧张，刘伯承也腾不出时间把干部们集中起来进行学习，石拐会议后便决定开班轮训。
游击训练班以文化“扫盲”起步，最后才是探讨和学习游击战术。有的学员虽然参加了训练班，但对文化学习仍不够重视，说：“学习太平天国无用，学习‘战术概则’，一枪打死就完了，也不一定用得上。”
刘伯承在训练班上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文化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每个人要想做到耳聪目明，就必须努力学习。”
知道选调来的学员们都有战斗经验，但刘伯承认为光有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他给大家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比是铜钱，人的一双手最多也只能拿三十几枚，可是假如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以成百上千地把铜钱串起来。
当时部队中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指挥员自己不认真学，却偏要不懂装懂，下级问个问题，答不上来了，就撂下一句：“你拿问题盘我。”刘伯承对此很生气，他严肃地说：“我们不要搞‘上瘦下肥’。打铁全凭两膀硬，红烧鸡不会自己飞到肚里来。古人把书当作敌人来进攻……”
受到刘伯承等师首长的影响，一二九师的一批“大老粗”指挥官对知识分子干部都很是尊敬，一见到隔着老远就喊。陈锡联是黄安人，总把文化人喊成是“文发人”，可是态度确实非常亲切诚恳。
刘伯承自己以身作则。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部队每驻扎一地，第二天早晨，他必会在喝过一杯浓茶之后拿上书，到附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读上两个小时。读完书，他再处理日常事务，如果部队驻扎的时间较长，他就雷打不动，天天如此。
刘伯承不仅勤于读，而且勤于写。他应该算是八路军高级将领中著述最丰的一个了，他写的一册《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问题》，是游击训练班直至抗战初期北方很多八路军部队的必备军事教材。
刘伯承的游击战术体系内容丰富，他不仅从古代兵法、在苏联的学习所得以及过去苏区的经验中汲取精华，还及时总结、推广了一二九师各部在游击战中自行创造的许多新战术。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出动五六百以上的步骑兵，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发动进攻。七七一团第一连的连长把全连人分散在十余里的广阔地面上，不时变换位置，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日军看着这些像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的八路军，想抓又抓不着，只能被动挨打。范村一仗，七七一团上报打死打伤日军近百人，击毁汽车一辆。这就是后来经常被提及的“麻雀战”，它被作为训练班的一个极好教材。
按照刘伯承的设想，一二九师的游击训练班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参谋轮训班和随营学校（简称“随营”）。辽县这个原先不为人注意的偏僻小山城，也就这样成了太行山区游击战争的发祥地。
刘伯承计划在一年内把全师排以上干部都轮训一遍。训练班每期多则一月，少则半月，学员毕业后，即被派到各地去发展武装。他们刚刚下去时，往往只带三五个人或一个班，至多也只带一个排或一个连，但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这些“游击种子”便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至发展出许多游击队。
到1937年年底，太行山区各县几乎都建立了游击队。为了迷惑日军，不让他们摸清八路军的实力，游击队的番号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有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赵涂支队、梅支队、磁武支队等。
游击队的人数开始大体上有百把人到两百来人，在逐步发展到一千余人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战斗旅，其活动地区也相应发展成了军分区。
创造敌人的弱点
1937年12月前后，在平汉、正太、同蒲铁路沿线，一二九师各主力兵团和游击支队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战，到处破坏铁路，袭击据点，使得日军守备部队日夜不得安宁。
八路军在榆次缴获的战利品中，曾发现一封日本兵的家信。这名士兵在信中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所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
从这时候起，日军开始对八路军及其独特战法重视起来。日军一名将领评价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他由此慨叹道：“在广大中国，（八路军）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
相比于单纯硬拼的方式，显然八路军这种无孔不入却又无迹可循的“黄蜂战术”更令对手头疼，仅仅为了保护正太铁路，日军就要分散和耗费许多守备兵力。驻太原的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认为，与其对八路军进行枝枝节节的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游击队，尤其是八路军基干兵团的有生力量。
川岸文三郎计划出动2000余人，配以骑兵和火炮，分成六路袭击支队，以马蹄形阵势，对正在破坏正太铁路的七七二团实施围攻。他为此做了精心策划和准备，不仅派特工混入七七二团活动区域搜集情报，还调动一架侦察机实施了低空侦察。
在大部队出动的前一天，一支日军便衣侦察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七七二团活动区域的前方，故意做出警戒疏忽的样子，企图引诱八路军出击，以便其六路袭击支队可以包抄七七二团的侧背。
日军如此费尽心机，八路军却并未上当。刘伯承得到报告后，结合对各日军据点动向的侦察情况，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意图。他决定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攻，具体部署是以七七二团在内线吸引敌人“分进合击”，其余部队在外线配合其反围攻。
由于引诱未能成功，日军遂主动出击。六支袭击支队在夜间急行军五六十里，一进入预定地点，即于12月22日拂晓前对七七二团予以包围袭击。
在兵力分配上，正面进攻的袭击支队是小支队，而且前进速度较慢，是缓进的，其他支队特别是基干支队，则沿沟底秘密急出七七二团侧背，企图截断其退路。
从当天拂晓开始，七七二团与日军小支队激战了一整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黄昏时，团长叶成焕留下少数部队继续与敌人接触，自率主力向马坊转移。
七七二团主力连翻九座山头到达马坊，一看，马坊西边已有了日军，于是又转向马坊东边的独堆。深夜到达独堆山地，结果发现独堆东面也有了日军，于是部队又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地，绕到南军城山地宿营。
12月23日，三路扑空的日军重新会合于马坊，接着又追至南军城。叶成焕故技重施，稍事抵抗之后，又只留少数部队牵制，主力随其趁黑夜完全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
七七二团在内线跳来跳去的时候，七六九团、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已奉命在外线行动起来。反围攻之前，刘伯承曾亲自给汪乃贵打电话，指示他用“正面假打背面真打”的办法，乘昔阳日军出动之机，猛击其后方。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汪乃贵支队对昔阳日军据点发动突袭，他们打营房，烧仓库，闹了个不亦乐乎。与此同时，七六九团和秦赖支队也对相应的日军据点实施了袭击。
如刘伯承所料，“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日军各袭击支队在外线受到连续攻击，内线又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回据点。一二九师主力兵团和游击队则趁势展开侧击和尾击，进一步增加了敌人的损失。
到1938年年初，一二九师在粉碎日军“六路围攻”的基础上，不仅拥有了一大批游击队、自卫队，而且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使主力团达到了6个。
1938年2月，阎锡山提出了反攻太原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经过几个月休整已初步恢复元气的国民党友军负责向太原进攻，八路军则负责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其中一二九师的任务是切断正太路，同时阻止来自石家庄方面的援敌。
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刘伯承立即通知原本分散活动的各主力部队相对集中，向正太路东段井陉地区出击。
井陉驻扎的日军警备队较多，工事坚固。在距井陉西南二十余里的旧关，日军还有一个重要据点，但要拿下来也很难——里面驻有两百多日军，而且同样易守不易攻。
刘伯承有一套经常向部属强调的机动作战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在表面几乎找不到什么弱点的情况下，他通过分析侦察情报，决定替敌人“创造”一个弱点。
吸敌打援
2月22日拂晓，七六九团一部奉命袭入旧关，将据点碉堡包围了起来。按照常规，这个时候要切断日军的电话线，但七六九团并没有这么做。
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刘伯承已经弄清，旧关的日军属井陉警备队管辖，发现遭到八路军袭击，他们一定会向井陉求援，而井陉警备队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果不其然，接到旧关守敌的求援信号，井陉警备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赶紧带上两百余人，分乘八辆汽车赶来旧关进行增援。
敌人在据点里守着不动，固然很难找到他的弱点，但一旦出了据点，便可以在行动中造成弱点。刘伯承要在日军行动的途中施以伏击，地点也已经选好了，这就是一二九师在晋东的首战之地——位于井陉和旧关之间的长生口。
复战长生口，简直就像是一次周密的军事演习。为了保证伏击战的秘密性和突然性，三八六旅所属的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特地从远纵深开进，当他们悄悄地进入预定位置时，东方尚未发白。
凌晨4点，旧关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伏击部队知道七六九团已经发动了袭击，但是直到6点，尚未看到敌人援兵的到来。正在焦急之际，日军车队出现了，先头的第一辆汽车当即被击毁。
由于日军在长生口一带已经挨过几次伏击，有一些精神准备，所以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日军共有五辆汽车被毁，剩下的三辆汽车没命地向井陉逃去，后面还跟着一批来不及登车的士兵。三八六旅一部紧紧追击，一直追到井陉城西才收兵回营。
整个伏击战一共持续了五个小时左右。这场战斗战果不小，一共击毙日军130余人；包括荒井丰吉本人在内，有5人被俘虏。八路军还缴获了两门迫击炮以及50多支步枪。
不过刘伯承对于长生口复战却并不感到满意，原因是三八六旅也伤亡了一百余人。他认为，相对于所取得的战果，“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大了些，是不怎么合算的”。
在山西，人人都知道阎锡山阎老西精明，不过阎锡山主要是在经济账上精打细算，那份精明放到军事上常常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刘伯承也有他的精明之处，每打一仗，他都会根据敌我的伤亡比率来判断“这笔生意”是否赚钱和合算，“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长生口复战的当天，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刘伯承率部南返，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的进攻，同时策应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在晋西和晋西北的作战。
3月14日，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主力进至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准备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
邯长大道东起河北邯郸，西至山西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是日军向晋西、晋南进犯以及从平汉线获得补给的主要交通线，沿途往来的日军运输车辆相当频繁。为了保障邯长大道，日军在沿线各县城都驻有重兵，其中涉城驻有400余人，黎城驻有1000余人，潞城更多，驻有2000余人。
刘伯承打算沿用与长生口复战相同的战术歼敌，他称之为“吸敌打援”，也就是以一股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另以主力埋伏在敌人援兵必经之路，待机予以伏击。
选择主伏击地点是“吸敌打援”的前提。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运输线，但守备比较薄弱，而且这一带山川地形复杂，又有浊漳河与黎城相隔，用来伏击比较理想。
拿着放大镜，刘伯承在地图上仔细察看该区域，最后视线集中在了潞城东北25里外的神头岭。
从地图上看，神头岭有一条深沟，公路正好从沟底通过，两旁山势陡险，既便于隐蔽部队，也便于冲击。这样好的伏击地形真是千金难觅，可以说在整个邯长大道上都找不出第二个了。
刘伯承指挥作战有个习惯，每次进行较大的战斗之前，总要亲自到第一线观察地形。这次也不例外，他带着几名参谋，沿着军用地图上所标示的公路前进，对神头岭进行现场勘察。
当行至神头岭时，众人全都愣住了。他们惊讶地发现，公路并不像地图上所画的，不是从山沟里经过，而是蜿蜒着从山梁上爬过。
“不知道地图这一段是怎么画的？”刘伯承拍了拍地图，打趣道，“画图的人大概是没有到过这儿，来了个‘想当然’。”
刘伯承心细如发的智将个性让他避免了一次失误——如果他也来一个“想当然”，不来看地形，而是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神头岭下，恐怕日军从岭上过去了都不知道，甚至还可能挨鬼子的打呢！
独木桥上打架
重新回过头来看，神头岭作为伏击地点就不免让人有大失所望之感：山梁光秃秃的，公路两边地势略高，但又没有任何隐蔽物。
如果放弃神头岭，在这方圆40多里的地段上，就没有什么理想的伏击点了。刘伯承没有立即对此表态，他围着山梁绕了一圈儿，察看了四周的山峰、沟壑和道路。当再次回到原地时，他决定还是在神头岭设伏。
古代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它的基本意思是，打仗一定要出敌之意料，而不能遵循常规。不错，就地形而言，在山梁上打伏击的确不太理想，但也正因为地形不险要，才能麻痹敌人，也才能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
刘伯承注意到，离公路不远，有一些过去国民党友军构筑的工事。这些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来米，最近的只有二十多米，敌人一次次经过，早已司空见惯。要是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藏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并切实伪装好，敌人是很难发觉的。刘伯承认为，这一点已足以代替山梁不便隐蔽的缺点。
神头岭山梁的另一个缺陷是较为狭窄崎岖，整个宽度不超过一两百米。一名参谋直言大部队不便于展开，其他人有的反对，有的附和。
按照刘伯承的想法，权衡战场地形的利弊，与是否险要一样，不能仅是单方面进行评估，而应综合敌我双方的因素。换句话说，假使我方容易展开，则敌方也容易展开，日军武器精良且有技术兵种和骑兵，作战时无疑将占有优势。
放到神头岭山梁，日军的武器、技术兵种便难以施展其长，就是骑兵也无法左右机动，相比之下，八路军伏击部队只要做到突然、勇猛，就可以迅速解决战斗。后来陈赓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独木桥上打架，谁先入手谁占便宜”。
选好主伏击地点，接下来选佯攻目标。刘伯承认为，“吸敌打援”战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佯攻目标的选定，标准有二，其一必须是敌人最关痛痒、十分爱护的环节；其二它本身无独立坚守的能力，非得救助于外来援兵不可，这叫“攻其所必救”。
根据一二九师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正在组织一次对八路军的九路围攻，而黎城是第一〇八师团准备进行九路围攻的重要兵站基地，同时守备兵力也比通常情况下少得多，最多只有七八百人。
第一个标准符合了，对于第二个标准，刘伯承觉得七八百人还是多了。他想亲自到黎城附近侦察一下，把情况搞得更为准确一些，但总部临时安排他到友军曾万钟部去谈一下，以争取作战时能得到曾万钟部的配合。
这样李达便带上几名参谋人员前去侦察敌情。到达黎城郊区后，他们和当地的地下交通站取得了联系。交通站的情报人员说，几天前约有500名日军由黎城开往潞城，估计现在黎城守军只有300人。
李达等人又潜伏在一个隐蔽地点，对公路上日军车辆的来往情况进行了观察，随后才向刘伯承发去电报。
第二个标准也基本符合了。刘伯承遂下定决心袭击黎城，以吸引敌军增援。他估计到时涉城、潞城之敌都可能会派去援兵，因此除将潞城方向的神头岭定为主伏击点外，还确定了涉城方向的东西黄须为次伏击点。
“吸敌打援”，袭击是手段，伏击才是目的，刘伯承之所以采用这个名字，就是要使人一见就知道重点是打援。按照计划，一二九师参战部队分左右两翼，其中左翼队七六九团一营负责突袭黎城，主力则用来伏击涉城可能来援之敌。
3月16日凌晨3点半，七六九团一营一举突入黎城城内。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头一天有1200余日军步骑兵正好开入城内，两股敌人合在一起，有1500人之众，这让一营顿时陷入了困境。
幸好当时天还没亮，日军摸不清状况，认为八路军既敢于攻入城内，一定是派来了大批人马，所以他们一边固守在房内，一边向相邻据点紧急求援。
一营趁此机会边打边退，激战至上午9点，终于得以抽身撤到了城外。
大赚特赚
接到求援信号，涉城、潞城日军果然从东西两个方向驰援黎城。设伏在东西黄须的七六九团主力被敌人提前发觉了，涉城日军见有中伏的危险，稍微打了一下，就赶紧缩回了涉城。
涉城可用于驰援的兵力本来就不多，胆小很正常。潞城是三个据点中日军数量最多的，特别是在黎城调兵过去后，已达到3000人。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此抽了一个连到潞城背后打游击，潞城守敌害怕八路军乘虚攻城，不敢倾巢出援，便集中了1500人对黎城进行增援。
因为觉得自己是大部队行动，八路军不敢惹，日军便企图达到救援黎城、护送车队一举两得的目的。1500人里面除一前一后的步骑兵外，主要还包括两支辎重部队，即第一〇八师团笹尾部队、第十六师团林清部队。
设伏神头岭的是右翼队三八六旅的三个团，分别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上午5点，在目睹潞城日军通过浊漳河之后，七七一团特务连焚毁木桥，断绝了敌人的退路。日军当时认为这不过是游击队破坏交通的惯技，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仍然大模大样地往前运动。
9点30分，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丝毫没有发现隐蔽于旧工事内的八路军伏击部队。在七七二团指挥所首先发出攻击信号后，三个团同时从三面向日军发起猛击。
长生口复战与神头岭伏击战运用战术基本相同，但被刘伯承认为打得不理想，伤亡太大，没有“赚到什么钱”，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面对新的“生意”，刘伯承决心用快和狠的手段来“大赚特赚”。
快，突出古代兵家所说的“势险急短”，即进攻敌人时呈险峻态势，发起冲锋时争取最短的接敌距离。刘伯承认为，伏击是遭遇形式的进攻作战，只有采用横宽的围攻队形，才能做到速战速决。八路军在神头岭所摆的阵形就是这种横宽式迂回队列，战士们从工事、草丛里飞奔出来，瞬间就可以冲到日军面前。
在另一篇军事论文中，刘伯承说他心目中最佳的袭击效果是，“敌人炮兵还没有放列，骑兵还没有上马，机枪还没有开火，一下子就把他们解决了”。神头岭伏击战的突袭效果大致与此吻合，轰隆隆炸裂的手榴弹、迫击炮弹，连续啸叫的轻重机枪，都在短时间内盖住了日军的惊叫声。
日军既无喘息的时间，也找不到一点掩护物，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从三面向他们扑过来。笹尾部队指挥官笹尾二郎中尉来不及部署，刚刚喊了一句“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地干吧”，话音未落，脑袋就被一枚迫击炮弹给炸碎了。
随后，本可接替笹尾指挥的小山正美少尉、成田利秋少尉也先后中弹，在声嘶力竭的“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声中倒了下去。失去指挥的笹尾部队乱成了一团。
狠，通过对长生口复战的总结，刘伯承归纳了打仗的三部分动作：“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这三部分动作在神头岭伏击战中全都用上了，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们更是大显神通。
从阳明堡夜袭战起，一二九师在与日军打白刃肉搏战时通常都处于下风，除了很多枪支都未能上刺刀外，八路军拼刺刀的技术也不及对方。早期的侵华日军，即便是辎重兵都接受过严格的拼刺训练，刀法娴熟，力量大，速度猛，若一个对一个单挑，八路军战士一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日本兵在拼刺刀前会一律关闭枪支的保险钮或卸掉子弹。八路军原先是打光子弹再冲锋，有了这个发现以后，便会有意留一到两颗子弹在枪膛里，拼刺刀拼不赢就扣扳机搞他一枪，俗称“救命弹”。例如长亘村伏击战就是如此。
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认为有“作弊”的嫌疑。其实八路军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为了弥补刺刀不足的缺点，一二九师开始大量配备土地革命早期赤卫队使用的那种红缨枪。一般新战士拿的都是红缨枪，补充团除两个装备较好的连外，其余连队用的也全是清一色的红缨枪。
冷兵器里有一句行话，叫作“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红缨枪的长度让它发挥出了特有的威力，长长的公路上，到处都是红缨翻飞。惊慌失措的日本兵看不清八路军手里拿的究竟是什么武器，以为是“长剑”，他们有的吓得当场缩成一团，有的浑身都被“长剑”戳成了蜂窝，大部分人则被刺得在公路上东奔西窜。战斗结束后，一个被俘的日本兵供认：“我什么武器都不怕，可就怕你们的长剑！”
下午1点之后，黎城、潞城两地的日军开始向神头岭增援，每次二三百人不等，但都被伏击部队歼灭或击退了。
如果一定要说伏击战还有什么打得不够好的地方，就是有的部队在协同动作和纪律观念上还差一些。由于一个团撤离战场过早，另一个团的一部迂回较迟，致使有一百多日军逃到潞城，成了漏网之鱼。战斗结束后，刘伯承专门对此提出了批评。
下午4点，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至黄昏时分，八路军伏击部队全部撤离战场。
向前不减当年勇
加上左翼队的战果报告，在神头岭伏击战中，一二九师统计共打死打伤日军1400余人，击毙与俘虏骡马600余匹，缴获长短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品，另外还俘敌80余人。
战前，凡扛红缨枪的八路军，每个人都在枪上挂了一张小条子，上书“矛子枪（即红缨枪）换鬼子的三八式”，等他们从神头岭上下来时，果然很多人都换上了日本兵乌亮的三八步枪。甚至于陈赓在以后的抗战中经常带在身边的宝贝照相机，也是此次伏击战的战利品。
战后没几天，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伍长在日记中写道：“第一〇八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另一名在伏击战中得以侥幸逃生的随军记者写了一篇名为“脱险记”的通讯报道，感叹八路军战术灵活，令人难以捉摸。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伏击战体现出了“支那军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的典型战术”，他们还试图以此战为标本，从中分析研究如何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由于伏击点选择和兵力部署得当，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打得干净利落，而且自身损失不大。一二九师报称的伤亡数是240余人，虽然比长生口复战多了差不多一倍，但相对于战果而言，还是做了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刘伯承视神头岭伏击战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在做一二九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时，他首先对“吸敌打援”战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然后说：“引一个好的战例来结束我对于‘吸敌打援’的报告。”他所说的好的战例就是神头岭伏击战。
神头岭伏击战令日军守备和辎重部队大吃苦头，有一段时间，日军来往的运输车辆明显减少，邯长大道变得冷清起来。在此前后，国共联合反攻太原的计划却遭到了失败，从正面反攻太原的30万国民党友军不但未攻下太原，还在日军的进攻下再次被迫撤退。原来在山西作战的国民党友军多数撤到了黄河西岸或南岸，只有武士敏、李家钰等少数部队还在原活动区域进行抗击。
至1938年3月上旬，日军又相继攻占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多处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长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由于进攻中要消耗大量粮弹，黄河沿岸日军对后方的补给需求迅速增长，这使得邯长大道等运输线重又变得忙碌起来。
为了扰乱日军的进攻计划，迟滞其行动，刘伯承准备在适当地点，对日军运输线予以打击。派出去的侦察员对晋东南的几条公路线都进行了侦察，发现运输最忙的就是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在邯长大道上，汽车往返不断，几乎每天都有几十辆甚至上百辆。
由于神头岭被伏击的缘故，日军对邯长大道的警戒比以前更严。东阳关已经增设了新据点，驻有150余人，其一左一右，黎城驻1500人，涉县也驻有400余人。不过通过对侦察情报的研究，这三股驻军之间的空隙较大，存在复制神头岭伏击战的可能性。
研究还表明，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比较适于实施伏击：此处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是起伏高地，多谷口，方便隐蔽和出击。
刘伯承要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接着还要参加国共联合召开的东路军将领会议，在此期间无法直接进行部署和指挥。经他提议，响堂铺伏击战确定由副师长徐向前全权负责。
3月30日中午，徐向前向一二九师师部发来捷报。一二九师在响堂铺伏击战中一共毙伤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缴获枪支130余支、迫击炮4门。由于步炮协同动作差等原因，自身也伤亡了317人，如果仅看敌我伤亡比，似乎还不是很划算。可是要再参照另外一个数据就不一样了——一二九师这次伏击的是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截住的汽车太多了，开始都来不及细数，打扫战场时清点了一下，一共是181辆。那时候八路军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就全部放火烧掉了。
一场战斗截住和摧毁181辆汽车，超过了平型关伏击战时的相关战果，这在一二九师乃至整个八路军系统中都是破天荒头一回。
刘伯承将响堂铺伏击战作为伏击战成功的又一个典型战例，认为徐向前在指挥时的沉着老练，是此战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因此盛赞徐向前：“向前不减当年勇。”
反拖刀计
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连续得手，让日军深感后方不稳，交通运输和前线补给受到了严重威胁。1938年4月，华北方面军在分兵津浦路参加徐州会战的情况下，仍决定抽调三万多人，对晋东南的八路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围攻。
其实早在响堂铺伏击战打响之前，刘伯承就已经通过情报，初步掌握了日军的进攻意图及其备战情况。后来一二九师又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找到一张作战地图。在这张图上，画着九个箭头，箭头所指方向是一二九师和太行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即辽县、榆社、武乡、襄垣等地。
每个箭头后面都标示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其中以第一〇八师团所部为主外，共有8个步兵联队，外加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各一个到两个联队。
通过对其他大量情报的分析，可以认定，这张作战地图恰恰就是日军的作战计划图，图上的九个箭头代表九路进击，所以叫作“九路围攻”。
刘伯承等人及时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这一情况。总部指示，应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破其一路。
参加晋东南反围攻的中国军队，除一二九师、八路军总部直接掌握的三四四旅外，还有决死一、三纵队以及部分友军。在这里，一二九师被作为反围攻的主力，其任务就是“相机破其一路”。
在过去的反“六路围攻”中，准备破敌的主力部队是先在合击圈内跟敌人周旋一阵，最后才跳出合击圈。现在的形势则有所不同，参与围攻的日军兵力雄厚，一二九师如果像当初那样在圈子里跳来跳去，活动余地太小，容易陷入被动。
刘伯承主张，应立即将主力部队转移到合击围外打游击，等敌人扑空撤围时，再抓住他薄弱的一环予以猛击，必可收到奇效。
从4月7日起，刘伯承、徐向前率部从辽县以南出发向东运动，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他们已到达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
4月10日前后，各路日军实施合围。在预置于内线的八路军以及国民党友军的阻击下，多数合围部队都被拦截和迟滞住了，日军预期将八路军主力合击于辽、榆、武地区的计划也因此落空。
转移至外线后，刘伯承设置伏兵，打算在邯长大道上再次对日军后方补给线给予重击，但日军在连续遭到伏击后，变得分外小心谨慎，以至一连好几天，大道上都没有较大的辎重部队通过。现在见日军围攻态势已呈现紊乱之状，他决定出动主力，迂回至日军侧翼，以伺机予以攻击。
4月11日，刘伯承率部进至辽县以南的桐峪镇，他把“相机破其一路”的对象放在了苫米地四楼身上。
苫米地四楼少将原为第一〇四旅团长，在2月底日军三路会攻临汾的战役中，他抢先攻入临汾城，为此获得了日军大本营颁发的一枚勋章。此人诡诈骄纵，曾专门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在反“六路围攻”的最后阶段，一二九师曾采用“敌退我追”的战法，这一战术原则也被应用到各游击队的打法上。以往，日军进攻时每放弃一个地方，临走时都要放火焚烧当地民居。游击队看到村庄起火，知道日军已经撤走，就会一边组织救火，一边对敌人进行侧击和尾击。
苫米地据此发明了一种名为“拖刀计”的新战法，也就是以烧民房来伪装撤退，当游击队追来时，他却突然进行伏击或围击。这种战法一开始曾让一些游击队吃亏上当，这使得苫米地越发自鸣得意，目空一切。
刘伯承认为，战术是灵活机动的，不能老是千篇一律。若是死板地套用某一战术原则，难免吃亏。根据苫米地的“拖刀计”，他提出了“反拖刀计”的措施，即在日军伪装撤退时，只秘密跟踪而不轻易接战，只有在确定日军“拖刀而逃”的情况下才发动攻击。
“反九路围攻”给予了两人真正展开较量的机会。知道一二九师在辽县与黎城一带曾连获胜利，苫米地不顾其他各路日军尚未到位，就指挥第一〇五联队、第一一七联队深入根据地腹地，准备对一二九师展开奔袭。
刘伯承将计就计，有意避其锋芒，把苫米地部队放进了辽县、武乡，他的考虑是这一地域山高路险，是很好的伏击战场。在苫米地部队朝辽县、武乡进击期间，一二九师始终迂回其左右，而苫米地这位“反游击专家”却对此毫无察觉。
追上就打
4月14日，苫米地亲率右翼的第一〇五联队进占辽县，其左翼的第一一七联队也占领了武乡。当天，刘伯承、徐向前和师政委邓小平共同拟订了一个作战方案，计划与三四四旅协同动作，配合友军曾万钟部对武乡城实施围点打援。
该作战方案以急电的方式报呈八路军总部。总部不仅很快复电表示同意，而且还将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抽出来，临时调拨给刘伯承统一进行指挥。
4月15日，师部的侦察参谋从一位由榆社县城来的老乡那里了解到一个重要情报：第一一七联队由武乡开往榆社，到了榆社，因为城内早已“空舍清野”，无法获得粮秣补给，同时去辽县的道路又遭到破坏，所拉的牛车无法通行，于是只好向武乡返回。
刘伯承随后又派侦察员前去进行侦察，果然看到大批鬼子的车马正由榆社回窜武乡。
刘伯承早就发现第一一七联队兵力较弱，可以单独吃掉，一听情报属实，他腾地站了起来，高兴地说：“鸟入笼，鳖入瓮，这下可有大仗打了！”
在先行派出一个连赶往武乡后，刘伯承又在第二天亲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及六八九团向武乡进发。傍晚时分，大部队到达了武乡城西北，吃过晚饭后，先行连即送来报告，称第一一四联队在他们之前回到了武乡，可是黄昏时又再次弃城而走，沿浊漳河奔向襄垣。
先行连援引当地老乡的话说，一一四联队已走了两个小时。刘伯承便问李达：“我们现在离武乡县城有多远？”
“只有十几里路了，鬼子辎重多，还有牛车，估计这时走不出20里。”
日军是在先头连到达之前走的，走不是因为发现八路军，更不是打了败仗，而是找不到吃喝，非走不可。此时已是晚上9点，日军一向不惯于夜间行动，又是饿着肚子跑路，还有辎重、骡马、牛车，所以肯定走不快。八路军是轻装，行军速度要比日军快得多，只要不被对方发现，到天亮时完全有把握追上去。
在与徐向前、邓小平等人进行一番商讨后，刘伯承果断下定决心：“追！”
刘伯承将追击部队分成左右两纵队，其中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北岸追击；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南岸追击。晚上10点，他通过电话向负责指挥左纵队的陈赓下达了追击令。
“师长，”陈赓在电话里请示道，“我们是见到鬼子就打，还是赶到鬼子前边截住打？”
“追上就打！”
给陈赓打完电话，刘伯承又分别给六八九团和作为后续部队的七六九团挂电话，但不巧的是两个团的电话线都断掉了。由于通信联络临时中断，六八九团、七六九团接到命令较迟，等他们奉命赶到预定地点时，已经比计划中晚了大约5个小时。
4月16日清晨，七七二团追至长乐村附近。这时陈赓接到侦察员的报告，说一一四联队的先头部队已经通过长乐村，他当机立断，不等六八九团赶到，就下令七七二团发动攻击。
对岸的七七一团闻声同时向北展开进攻，两团南北夹击，将尚未走过长乐村的日军截成数段。得知后续部队遭到八路军围攻，已经走过长乐村的1000余日军赶紧掉过头来为其解围。
位于七七二团左翼的戴家垴首当其冲地遭到日军援兵的攻击，戴家垴本属六八九团阵地，但此时该团尚在途中。见情况紧急，刘伯承赶紧让陈赓调一个连坚守戴家垴。
中午12点，在坚持四个多小时后，戴家垴失守。在此危急关头，六八九团急驰而来，阵地又失而复得。
戴家垴是解围的关键所在，此后日军又一次次向戴家垴发起冲锋。六八九团是红军老团，作战十分勇猛顽强，他们不惜发动肉搏反冲锋，一连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
刘伯承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他激动地对徐向前说：“你看六八九团打得多好！”
就在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辽县的苫米地回过神来后，急忙指挥第一〇五联队前来增援。按照原先商定的计划，友军曾万钟部负责在蟠龙阻援，他们所占领的阵地位置也很有利于出击，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日军竟然轻而易举地就通过了蟠龙。
第一〇五联队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由蟠龙直接向六八九团阵地发动进攻，一路与长乐村的被围日军会合，向七七二团阵地反扑。
八路军所面临的局面一下子变得被动起来。刘伯承颇为愤慨：“曾万钟搞的啥子名堂嘛！”和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他决定从七七二团中抽出兵力，从侧翼袭击这股援敌。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辽县方向又发现有1000多日军赶来增援。当时几个团都尚未能够解决战斗，很难再抽出兵力进行阻击，全线战况显得空前激烈和危急。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刘伯承仅有的那只完好的眼睛已经布满血丝，所戴的眼镜也被汗水和蒸汽给弄模糊了。
在徐向前的建议下，他一边擦拭镜片，一边传令从七六九团和六八九团中各抽出一个连，从侧面袭击和迷惑敌人的援军，以防止对方集中突击，其余部队除第一线给敌人以猛烈的火力杀伤外，全部撤离长乐村。
脚踩大平原
经一二九师统计，长乐村一战毙伤日军2200余人，击毙战马500匹至600匹，由于撤离的时候较为仓促以及打扫战场不彻底，仅缴获步枪60余支，轻机枪2挺，战马10余匹以及一批军用品。一二九师连同六八九团共伤亡800余人；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受重伤。
叶成焕在部队撤退时站到高坡上进行观察，被日军子弹射中了头部。刚开始他神志还清醒，在问了一句“队伍，队伍呢”之后，就昏迷了过去。
七七二团参谋长跑到师部，向刘伯承报告了这一消息。刘伯承听说后大吃一惊，连忙说：“走，带我去看看。”
叶成焕曾几次负伤，体质很弱，加上平时沉默寡言，别人初次见到他，还以为是一位文弱书生。殊不知他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著名战将，红军改编之前出任过师长、师政委。编入一二九师以后，叶成焕又成为刘伯承、陈赓的心腹爱将。历次作战，只要知道叶成焕在前线指挥，刘、陈就会放心大半。鉴于叶成焕的优异表现，师里正准备提升他为三八六旅的副旅长。
刘伯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七七二团，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叶成焕果然伤势十分严重，不由得大为悲痛。他俯下身子，双手颤抖地抱着叶成焕的头，连声呼喊：“成焕，成焕哪……”
见叶成焕已完全失去知觉，刘伯承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在场的人见状无不动容。
抬回部队驻地的第二天，叶成焕即不治身亡。在追悼大会上，刘伯承亲致悼词，认为叶成焕虽死犹荣，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像叶团长，他原来不过是一个种庄稼的农民，如果鄂豫皖不闹革命，他最多是在贫穷的日子里熬死……”
长乐村之战是反“九路围攻”中决定性的一仗，继苫米地部队受到重挫后，各路日军见势不妙纷纷撤退。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八路军和国民党友军收回长治、榆社、武乡、辽县等18座县城，日军进攻晋东南的计划完全破产。
日军华北方面军匆匆结束“九路围攻”，与正在进行中的徐州会战也有一定关联——第十四师团被抽去参加徐州会战，“九路围攻”的主力第一〇八师团需南下接手第十四师团留下的黄河防务。
实际上，日军为了能够集中兵力投入徐州会战，已从华北调走了两个多师团，其在华北的机动兵力由此大为减少，晋东南的日军全部退缩到了铁路沿线据点，与其毗邻的冀南、豫北、鲁西等平原地区也形成了相对空虚的局面。
晋东南是下棋的“眼位”，这个“眼”首先要做起来。1938年4月下旬，正式成立了晋冀豫军区，对外称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军区以下按基干游击支队的活动地区划分为五个军分区。至此，晋冀豫军区的基干武装由原来的几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并且将游击队和游击支队提高为游击兵团。
在此基础上，一二九师的主力兵团也同时得到加强，增加了由陈锡联任旅长的新三八五旅，下辖七六九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
根据中央指示，一二九师还要派部队到冀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此前，刘伯承已经向冀南派去东进部队，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他在解释新的战略意图时说：“我们这是一个中央突进，两翼配合的部署。只要我们背靠太行山，脚踩大平原，加上冀南已有的力量，三个方向共同努力，一定会很快打开一个新局面。”
4月26日，徐向前亲率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前往冀南。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的到来，进一步打开了冀南的局面。至1938年上半年，冀南已有20余县掌握在八路军手中。
刘伯承对此连声称赞：“向前有办法，去了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两个捷报，增加了四千的抗日力量。”
“中央突进”之后是“两翼配合”。6月上旬，刘伯承派七七一团、汪乃贵支队由太行出冀南，当初的战略意图得到了实现。
豫北的情况也很乐观，在陈赓率三八六旅进入后，很快就有大片游击区被开辟了出来。7月下旬，刘伯承下山到三八六旅进行指导，陈赓高兴地对他说：“这几个月的发展真是迅速，冀南、豫北差不多已成了我们的天下！”
刘伯承的态度很冷静：“形势确实令人鼓舞，可是没有远虑，必有近失。”
平原游击战
到1938年7月，日军已经攻陷徐州，正进攻陇海路中段和武汉。刘伯承的“远虑”就是，日军为了能够在正面战场上集中兵力，暂时不得不放弃华北后方，但武汉会战只要一结束，必然还会回过头来对付八路军。
这次刘伯承之所以亲自下山，一方面是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阻止日军向洛阳、潼关运送部队和物资；另一方面是要了解三八六旅的情况，为解决“远虑”做准备。
10月27日，武汉失守。正如刘伯承所料，华北是敌后游击战发展最迅速最广泛的地区，也因此开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从11月起，华中、华南的日军被大量抽调至华北，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周围，日军师团一下子增加到了11个。这些日军稍事休整，便对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进攻。
首先出现危机的是鲁西北。鲁西北的友军范筑先部与一二九师签有互相支援的协议，但在11月14日，范筑先率700余人被优势日军包围于聊城，经过一昼夜苦战，所部全军覆没，范本人亦壮烈殉国。
范筑先阵亡后，原来隶属于他的各支部队迅速分化瓦解，鲁西北陷入混乱之中。与此同时，冀南的形势也变得严重起来，冀南区首次经历了日军的全面“扫荡”，八路军虽然粉碎了“扫荡”，但也蒙受了不小损失。
为了应对向根据地袭来的种种危机，刘伯承再次下山。他首先来到三八六旅驻地，指示陈赓率六八八团前往鲁西北。紧接着，又率三八六旅主力、先遣支队三大队到达冀南，亲自指挥当地的平原游击战。
1939年1月，依据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次序，华北方面军以从武汉调回的第十师团为主力，加上其他四个师团各一部，集中3万多兵力，分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冀南平原地形开阔，公路如网，碉堡如林，日军利用这一特点，在“扫荡”中大量使用了快速部队。快速部队是由混合兵种组成的部队，主要包括汽车兵和骑兵，他们凭借飞机的掩护，短时间内就可以逼近八路军，这无疑给八路军开展平原游击战带来了很大困难。至2月9日，冀南中心区的所有县城都已被日军所占领。
刘伯承认为，战术应为我所用，实战中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战术，要看具体环境、条件而定，这也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山地战中，一二九师通常都是采取集中的方式与敌周旋，到了冀南平原，失去了地形掩护，原先的战术便不再适用。刘伯承决定将主力部队划分为三八五旅、三八六旅、青纵、东纵、先纵、挺纵六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一二九师师部、冀南区党委及其相关机关单位随后撤出城镇，向乡村转移。当时很多机关人员都不懂游击战，区党委所属的平原剧团里有很多刚刚招进来的青少年，他们大多只有十四五岁，就更加搞不清楚如何打游击了。
第一次夜行军，剧团的人不是这个跌倒，就是那个打着瞌睡走到地里去了。剧团灵机一动，点了一盏汽灯，走路顿觉方便。没过多久，就有人骑着马跑过来，大声呵斥：“你们想干什么？还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往哪走吗？”
剧团这才知道，原来打游击最怕暴露目标，就算千方百计隐蔽，还怕隐蔽得不彻底呢，哪里能主动点汽灯。
经过提醒，剧团赶快熄灭了汽灯，继续学着在黑暗中摸索走路。
走了几天，到2月10日下午，西北方向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之后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剧团里不少孩子都被吓哭了。
晚上剧团在村头等待分配住地的时候，刘伯承等人骑马正好经过。刘伯承下马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得知是平原剧团，他用很重的四川口音说：“怪道都是些娃娃。”
问娃娃们怕不怕，有的很坦白地说怕，还有的硬撑着说不怕。听说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他们都亲热地围拢过来，问这问那，特别问今天这仗是怎么打的，现在打得怎么样了，还有人问日本鬼子究竟长得什么样，是不是就像戏台上的那样子。
刘伯承很耐心地给大家讲述了当天战斗的情况。
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分区之后，一二九师在使主力保持机动的同时，主要分遣小部队对日军进行迟滞消耗。因为一直未遇到较大的挫折，日军更加盛气凌人，一发现八路军就追，特别是受到袭扰后更是紧追不舍。陈赓于是向刘伯承建议，可以利用日军的这种心理集中兵力打一场诱伏战。
刘伯承正好也在盘算着这件事。到冀南之后，曾有工作人员向他介绍，说有些迷信的老太太，会用白面捏成日本兵的样子，放在锅里煮，称作“煮鬼子”。
刘伯承听了笑道：“连老太太都动员起来‘煮鬼子’了，我们也要摆个‘八卦阵’，跟日本鬼子斗斗法，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抢占地盘，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刘伯承赞同陈赓的想法，但同时也不忘提醒他：“关键是地形要选好。”
日军展开“扫荡”时正值冬季，原野光秃，不利于伏击部队集中和隐蔽，这让陈赓在选择伏击地形时十分为难，以至于连续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后来三八六旅在驻扎香城固时，旅参谋长周希汉发现西北一带的沙滩用来设伏比较理想——那是一个带形沙河故道，地势倾斜，四周长满红柳、野枣，公路就修在河道里。河道的西侧和东北各有一座地势隆起的村庄，将它紧紧夹在中间，正好构成了一个天然的钳形防御阵地。
香城固以北是威县，乃日军“扫荡”部队在后方补给线上的重点据点。威县仅由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一部驻守，其周围城镇也只驻有少数敌人，更重要的是，广大乡村和威县以南的丘县、馆陶地区都还在八路军掌控之中。
这样，香城固便被确定为伏击地点，而威县守敌是诱击对象。陈赓据此制订了作战计划，他在三天内连续出兵对威县等城镇展开袭击。袭击部队打得很猛，甚至还架起云梯攻城，使得日军十分恼火。为了进行报复，2月10日上午，威县日军拨出八辆汽车，载运一个加强中队，组成快速部队向陈赓进行追击。
中午，当日军汽车开到香城固以北的南草场附近时，遭到了预伏的八路军骑兵连和自行车队的袭击。带队的日军大队长被击伤，翻译和向导被击毙。当日军还击时，骑兵连和自行车队又故意摆出混乱阵形，往香城固方向且战且退。
日军吃了亏，又见八路军似乎已败下阵来，哪里肯舍，紧跟着骑兵连便追了过来。平原剧团听到枪炮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刘伯承在做战斗总结时，评价三八六旅“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我军的骄纵心理”。
半小时后，日军进入伏击圈，立即遭到六八八团、补充团、新一团的三面围攻。陈赓在香城固布的这一“口袋阵”深得刘伯承的赞许：“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而且把附近的房屋都占领了，让鬼子没有办法固守，也没有办法逃脱。”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激战，三八六旅摧毁汽车8辆，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00多人，活捉8名俘虏，缴获山炮1门、九二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长短枪数十支、弹药一部。
刘伯承向来认为：“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这一仗，除了指挥者打法正确，部署得当外，三八六旅士气高昂，众志成城也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担任“封口”任务的新一团表现更为突出。
新一团是个新团，从建团到参加此次战斗才6个月，他们在地形不利且无工事的情况下打得英勇，守得顽强。直接在前线进行指挥的三八六旅副旅长许世友素以勇猛著称，连他也为此深受感动，曾对别人说：“新一团从团长、政委到每一个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朱德将新一团称为“模范青年团”，后来八路军总部又授予该团“模范朱德青年团”的称号。
虽然三八六旅在实施三面围攻时，也出现了火力组织差，以至于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但总体而言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战斗中八路军仅伤亡了50人，敌我伤亡比是四比一，这一点令刘伯承非常满意，他认为“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
不久，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分别致电嘉奖了三八六旅。
诱伏战打响的那天晚上，刘伯承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战果统计，但他很有信心地告诉平原剧团的孩子们：“现在敌人已经完全被装在口袋里了，估计一个也逃不脱。等明天，把捉来的小鬼子给你们看，你们说好不好？”
与刘伯承的巧遇以及战斗的胜利，让孩子们十分兴奋，疲倦之意一扫而空，在路上初听枪炮声的那种恐惧和害怕至此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交通沟
香城固一战令日军不敢再像原来那样掉以轻心，同时他们在战术上也不断变换着花样。参加“扫荡”的第一一〇师团长桑木崇明创造了一种新战术，名为“分散布置，灵活进剿，以牛刀子战术配合分进合击”。日军根据这一战术进行反复的分区“扫荡”，欲破坏乃至摧毁八路军活动的条件。
在平原上打游击确实比山地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无遮无拦的冬季。徐向前为此提出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一系列策略，其中提到要“冬季防守，夏季进攻”以及“白日隐伏，夜间行动”，刘伯承都非常赞同。
自此，一二九师采取的战术便以夜袭为主，而且成功的概率也比较高。某团曾夜袭磁县马头车站，在射杀了在帐篷里宿营的鬼子以后，便立即向西撤退。等磁县、邯郸的日军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经撤走，这两股南北方向上的敌人被蒙在鼓里，结果相对打了一夜。
还有一次，冀豫支队在东纵的配合下夜袭大杨庄，当场打死六十多名鬼子，缴获了一门小钢炮和许多枪支。
吃了亏之后，日军在战术行动上又有所改进：他们有时也搞夜行军，或者趁天气恶劣对八路军进行偷袭，或者走小路防止被八路军伏击。
“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由此变得更为残酷激烈。3月5日，武邑县城的日军对东纵二团进行偷袭，由于东纵二团的两名侦察员一死一伤，使得该部未能及早得到情报，被迫仓促应战。在战斗中，东纵政治部主任兼二团政委邓永耀英勇牺牲。
听到这一消息，刘伯承痛心之余集合大家讲了一次话，用一种很严厉的语调问道：“敌人离我们这么近，怎么可以脱了衣服，只穿着裤衩睡大觉呢？”接着他又激动地说：“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后面这句四川土话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当时感到非常震惊。
“白日隐伏，夜间行动”属于无法之法，如果白天八路军的活动和作战一直受到限制，而日军却可以坐着汽车横冲直撞，反“扫荡”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作战间隙，刘伯承喜欢走到村外田间的大路上，观察农民的劳动情况。有一天，他发现很多农民为了防止大车轧到地头，会在大路两边挖直沟。
这一发现给刘伯承带来了灵感。结合实战，他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挖路分割平原的新战术。
按照刘伯承的设计，每个村与村之间的大道上都要挖一道弯弯曲曲的交通沟：沟深一丈，足以掩护在沟中行动的来往群众和八路军；沟宽两丈，沟壁中间修有台阶，群众的大车和牲口可以通行，日军的汽车坦克却不能在沟里行驶；每道沟在一定距离内，都有一个错车站，群众可以互相错车，敌人则无此便利。
交通沟甚至还可以跟农耕防灾结合起来。冀南时有水淹庄稼的情况，在必要时候，交通沟的某些部分可以改造成蓄水坑，用以调剂旱涝，保证庄稼的收成。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工。好就好在冀南人口稠密，而且自八路军进入冀南以来，已在当地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老百姓一看到八路军和敌人打仗就全力进行支援，连伤兵的转送和安置也包了。有些信奉天主教的老乡在教堂做礼拜时，甚至嘴里会悄声祷告：“上帝保佑八路军，保佑八路军打胜仗！”
平原地区虽然没有天然的山，但老百姓就是游击队的人山。在艰苦的环境下，冀南群众与日军巧妙周旋，每个村之间都互相挖通了交通沟，总长度达数万里。它实际上改造了平原地形，使之成为日军快速部队行动的障碍，又使得八路军不管白天黑夜都可以进行隐蔽活动。
自此以后，八路军不光是夜袭，白天也可以用手榴弹和步枪袭击敌人，反过来，日军倒无法透过弯弯曲曲的交通沟，用枪对沟里的八路军进行直接瞄准和射击。另外，由于沟里不能走汽车，日军即使发现了八路军，也不易接近和射击。
交通沟战术使得日军至多只能占领主要点线，而不能真正控制整个冀南平原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
3月以后，日军开始把进攻的重点转向山区。刘伯承又率三八六旅主力、冀豫支队先纵二团、青纵三团、骑兵团等部回师太行山，为即将到来的山区反“扫荡”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