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十一师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该师师长胡琏打仗非常灵活机警，这在国民党将领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在设防时一样讲究纵深配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进攻前，整十一师不仅已经在村子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前沿工事和幅度较宽的副防御设施，而且还将村中心的庭院房屋构筑成核心工事。
在村中心工事为核心，整十一师又沿街道房屋构筑了许多地堡。刘伯承后来将这些工事和地堡比喻成是“坚固的乌龟壳”。他指着“乌龟壳”，对前来参观的战地记者说：“我们固然不容易打进去，但是敌人从旅长到伙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可以想象到那是多么结实！”
当年在“围剿”中央苏区的时候，那个第十一师正是利用“乌龟壳”步步为营，达到了逐步压缩中央红军生存和活动空间的目的，刘伯承称这是蒋介石的“乌龟战术”。
整十一师在每座“乌龟壳”地堡里只设置四五个人，一挺机枪，三至四支步枪，但已足够形成一组组互为依托、互为支援的火力支撑点。同时在工事和火力支撑点外，他们预先放置的鹿寨多达三四层，其作用不仅是对解放军的进攻造成阻碍，更重要的是要诱使进攻部队进至鹿寨前沿，以便更好地进行火力杀伤。
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都还不了解敌军的这些防御特点。七纵仍按照通常的战法往村落的纵深挺进，但被火力杀伤的战斗人员颇多，而且进度很慢，到天亮时也才占领了五座院落。
天亮后，不是七纵歼灭了敌军三十二团，而是七纵的突击部队被对方紧紧包围在了村子里！
宁可暂时不要城池
形势变得非常危急。所幸相比于以湖南兵为主的整三师，整十一师的步兵没有那么彪悍能战，在突击、包围方面也较整三师为弱。七纵顽强固守，一次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一直坚持到了黄昏。
10月6日晚，三纵替代七纵担任主攻。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派第七旅十九团向被围部队所在的村头实施冲击，他告诉十九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攻入村内，与被围部队会合。
十九团炸开鹿寨，打开了进村的通道。敌军随即用密集火力进行反击，十九团八连连续投掷手榴弹一千余枚，才击退敌人的反击，为七纵解了围。
继七旅之后，三纵的八旅、九旅也突入村内，与敌军展开逐院、逐屋的争夺。他们采取小兵群迂回包围战术，挖墙掏洞，一步步地对敌军进行压缩消灭。战斗的激烈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前面的陇海、定陶两役，村内尸横遍地，仅一座小院子里就有七八十具尸体。
整十一师在作战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当其一部遭到攻击时，其余部队不敢大胆予以增援。战至7日中午，被重重包围的敌三十二团已被包围压缩至村西南角一处家庙内。下午3点，该团残部才在援兵接应及飞机炮火的掩护下突出包围圈，此后又遭到三纵、七纵的截击和追歼，只有两百多人得以逃出。
整十一师损失了一个主力团，师长胡琏对此十分火大。在战后的一次宴会上，他当面埋怨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救援不力，居然能被解放军堵那么多天。邱清泉是个一点就着的炮筒子，仗打得窝囊自己还憋了一肚子气，听到后立刻反唇相讥，说你打仗总要靠别人支援，也太没魄力了，不配当黄埔学生。一顿争吵之后，两人不欢而散。
在巨鹿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时对抗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并且打掉了整十一师一个主力团，这在全国各大解放区内还没有先例可循。此前五个月，林彪率部在东北与“五大主力”的另外两支主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作战，当时集中了五倍于敌的数量优势，尚未能全歼其一个团，而且自身伤亡还是敌军的三倍。相比之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斗力之强，确实可令国民党军的任何一支部队望而生畏。
只是刘伯承自己并不认为巨鹿战役打得够好，主要原因还是野战军自身也伤亡了1200余人。各部在节节防御中，除“龙”战打得较顺利外，其余大多付出不小代价，总共伤亡了1500人左右。在刘伯承看来，这么大的兵员损失，既不合算，又影响部队士气。
巨鹿战役后，敌军调整部署，由王敬久、孙震分别统领部队，继续向冀鲁豫地区发动进攻。10月中旬，两集团先后占领了巨野、嘉祥、郓城三地。
城池重要，也不重要。刘伯承的认识是：“无论哪一国的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从国内的兵员总量上看，这时的国民党军大大超过解放军，但双方的机动兵力却相差无几，可以说就是被守备给扯了后腿——整十一师、第五军出战之前，甚至连它们这样的全美械部队都要负守备之责，以刘伯承的战争经济学衡量，实在“太不合算”。
抗战的时候，日本人也有很多城池要守，但日本人厉害就厉害在，他往往一排一班就能守很大一个地方，你还未必打得下来。国民党军在实力上要弱许多，以致造成的情况就是，一个营一个营地不打仗，守着城池干瞪眼。
与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比，刘伯承宁可暂时不要城池。他说：“很简单的算法，比如他（指敌方）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
在刘伯承看来，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而不是暂时拥有城池的多少。“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
这次刘伯承要消灭的是王敬久的部队，如果能干掉对方三个旅，他情愿白送三座城池。
王敬久集团包括了整十一师、第五军，且行动更加谨慎，各部前后靠拢，密集一团。吸取“牛抵角”的教训，刘伯承决定暂时避开这股强敌，不再与之正面交手。
为了迷惑和钳制王敬久集团，使之不干扰自己真正的作战计划，刘伯承下令七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假充主力，在郓城以南地区拆围墙、平水沟，喊打喊杀，做出要与整十一师、第五军决战的姿态。
打强敌不合算，要说合算，还是应该先打弱敌——一旦歼灭了弱敌，强敌也会变弱，而要是一开始就打强的却又打不下来，那么弱敌也会变成强敌。
孙震集团原来只有一个整三师是嫡系，整三师被打掉后，剩下的便全是杂牌了，自然是实至名归的弱敌。在撇开王敬久集团的同时，刘伯承决定亲率二、三、六纵秘密西进濮阳、滑县，待机歼灭孙震部队。
马的战术
10月27日晚，各部由驻地出发，一夜便走到了鄄城。第二天早上，正忙着做饭，准备夜间再走，突然接到侦察报告，孙震集团所属的整六十八师一一九旅正由菏泽向鄄城冒进。
刘伯承一直说，作战有三种战术，曰：牛抵角的战术、马的战术、狼的战术。牛抵角的战术当然是最糟糕和最不宜采用的，而后两种战术若运用得当，则可以在实战中收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所谓马的战术，就是“用后蹄踢”。发现一一九旅之后，刘伯承迅速捕捉到了这一战机，他决定顺手牵羊，杀他个回马枪。
在他的命令下，二、三、六纵回师向南。为了纵敌深入，供给部门又将存放于鄄城的辎重向北转移，沿途还故意翻车撒米，以制造仓促撤退的假象。
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果然中计。10月29日晚，当他率万余人马进至鄄城以南时，遭到二、三、六纵的团团包围和攻击。
进攻战打了两个日夜，其间刘伯承用于钳制整十一师、第五军的只有一个七纵。
从当年与北洋政府交战开始，蒋介石就吞并收编了许多杂牌，但他又缺乏足够的消化吸收能力，结果这些杂牌编制虽变，但大多与之同床异梦，且各怀猜忌之心。所谓的嫡系和杂牌之间，更常常是嫡系轻视杂牌，杂牌忌妒嫡系，使得互不相援俨然成了国民党军长期无法解决的痼疾。先前解放军打整十一师、第五军，其他杂牌部队就不援助它们，到一一九旅这样的杂牌“遭难”，整十一师、第五军同样不愿意倾力相救。
当然，一一九旅本身也多有不济。与邯郸战役时第十一战区的那三个军一样，一一九旅出身于老西北军，但它在战斗力上要相差许多，不仅士气不高，而且还丢掉了老西北军训练有素，擅长近战夜战的优点。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国民党军除少数部队外，普遍有“三怕”，即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第五军这样依赖火力的美械部队是如此，一一九旅类的杂牌亦不例外。解放军针对敌人的弱点，在战斗中大量采用夜战、野战、白刃战，往往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
一一九旅很快就被打得临近崩溃边缘。10月31日黄昏，二、三、六纵发起总攻，惊慌失措的一一九旅又再次上了“围三阙一”的当，选择向南突围。当突围敌军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往后狂奔时，立即遭到预设的二纵五旅的迎头截击，一个旅基本遭到全歼，刘广信被俘。
现代战争中的伤亡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火力杀伤。相比于巨鹿战役，鄄城战役战果显著，但自身伤亡大的问题依然存在。据统计，敌我伤亡比为二比一，敌军被歼灭9000多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伤亡也达到了四五千人。这种持续的高伤亡率，应该说与敌军火力配置强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联——一一九旅虽是杂牌，却配属了南京国防部直属的两个炮兵营。
突围时，这两个炮兵营的火炮由汽车牵引着拖走，结果汽车却陷到黄河故道里不能动弹了。战斗结束后，全部被解放军收入囊中。
晋冀鲁豫野战军共缴获榴弹炮8门，山炮7门，其他仅二纵就缴获迫击炮、六〇炮100多门，大卡车和中小吉普车15辆，各种枪支2300余支。
想当年在冀南平原抗战的时候，刘伯承发现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对解放军威胁很大，就想到要用炮来对付。开始冀南部队仅有两门小口径的机关炮，只能拿来炸一炸敌人的步兵和简易工事，后来从日军手里缴获了九二步兵炮，这种炮性能较好，威力也足以打击坦克装甲车，可惜就是太少，不够用。
太行山的军工专家们认为九二步兵炮的构造并不复杂，刘伯承就下令进行仿制。仿制算是成功的，前后一共造了三门炮，其材料全部来自于交通破袭战的成果——炮架和零件是铁轨的加工制品，炮筒则由火车头的车轴旋转而成。
可是仿制到底是仿制，使用时出了事故，一门炮筒发生炸膛，当场炸死了两名解放军战士。事后查询事故原因，是因为车轴的钢不纯，但就那根车轴也是当时太行山能找到的最好钢材了。
如今晋冀鲁豫野战军不仅缴到了这么多炮，而且还多为质量上乘的好炮，其中的8门均为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炮口大到能容纳一个小孩儿的脑袋，炮身沉重且又粗又长，用十轮卡车牵引才能移动。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要知道，当时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比如整十一师，其骨干火炮也就是8门美式105毫米榴弹炮。
为了把陷在故道里的大炮、汽车拉出来，刘伯承使用了两个团的人力，整整干了一夜。拉的时候，有人生气地说：“真他妈的麻烦，老蒋送这样重的大炮来干啥，费这么大的劲，它动也不动。”
“你别怕麻烦，伙计”，有人抢着跟他解释，“这比咱们自己造省了很多麻烦。你应该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才对！”
看到还有被俘的炮兵技术人员，刘伯承更是分外高兴。国民党的炮兵水平高，这是几次战斗中亲见的。
部下请示如何处置，刘伯承说：“人家把人才送上门来了，我们不知利用，岂不是愚蠢？只有装备，没有人才，就像叫花子捡了个金饭碗，没用场。”按照他的指示，这些被俘人员随即被作为技术骨干，编入了野战军的炮兵部队。
战役结束后，各纵队即奉命北渡黄河，转移至濮县地区集结休整，对战损进行补充。补充进来的新兵多为翻身农民，也有不少解放战士。通过训练加“改造”的方式，因战而缺损的部队很快就陆续得以复原。
猛虎掏心
晋冀鲁豫野战军休整期间，国民党军又做出新的部署，具体方案是让王敬久集团自鲁西南出发，王仲廉集团自豫北出发，准备打通平汉线，进而占领晋冀鲁豫解放区首邑邯郸。
获悉敌方动向后，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接连向刘邓发来电话，要他们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并提出可以用各个击破的战法，先打留守鲁西南的孙震、刘汝明集团，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而后再予以歼灭。
中央的提议与刘伯承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刘伯承以兵家的眼光分析说，蒋介石当初“围剿”中央苏区，总共只有两套战术，一个是步步为营的“乌龟壳战术”，一个是并进长追。现在打内战也一样，翻来覆去就这两套东西，而且常常是这一套吃亏了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亏了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又都带一点。他用一句四川土话形容为：“翻过来牛皮杂，翻过去杂牛皮。”
此次新的部署，就是“两套都带一点”：王敬久集团用的是并进长追，孙震、刘汝明集团是步步为营。
鄄城战役中的一一九旅属于刘汝明集团，刘邓经过研究，认为这个集团刚遭打击，已成惊弓之鸟，警惕性较高，而且他们距王敬久集团较近，不易歼灭。于是决定首先集中力量进攻孙震集团，消灭其一两个旅，而后视情况扩张战果。
刘邓也不是第一天与孙震集团打交道，定陶战役中被歼灭的整三师就出于该集团。不过孙震集团的主体其实属于川军系统，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都很弱，也正因为不太能打，所以他们的胆子很小，一般情况下不会像整三师那样在解放区横冲直撞，而是会采取一种一点一点向前偷摸的战术——其先头部队稀稀拉拉伸出去几十里，沿途还建立了许多小据点，目的是一旦遭到解放军打击，就能够迅速往回收缩。
孙震集团想不到的是，这样一来，他们却分散了兵力，拉长了自己的纵深。刘伯承就此抓住了敌方的破绽：“这股敌人胆小而狡猾，既然他来的办法怪，那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怪一点的打法。”
这个怪一点的打法，就是不理会孙震集团伸出来的手，而是从其手边擦过去，“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给他来一个猛虎掏心”。
11月12日，刘邓签发战役基本命令，由于孙震集团的驻地在滑县东南，所以此次战役被命名为滑县战役。在命令中，刘伯承确定以二、三、六纵为突击队，三、六纵的目标是各歼敌一个旅，二纵为第二梯队，对三、六纵进行策应。后来又决定增加七纵主力，负责歼灭河北保安十二纵队。
照例，有突击队就有钳制队，这次担任钳制的是七纵一部，任务是吸引和钳制王敬久集团，以隐蔽突击队的行动。
11月18日晚，各纵队分别向孙震集团驻地的外围进发。一路上部队不生火，不说话，并且特意避开村庄，走松软的麦田和耕地。为了减少动静，所有可能发出声响的装备都被捆扎得结结实实，骡马的嚼口也被勒得紧紧的，甚至连马蹄都包上了棉絮。
他们悄无声息地绕过孙震集团的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从其接合部进入了配备纵深。
11月19日黄昏，刘伯承下令全线发起攻击。首先予以攻击的是一〇四旅、一二五旅和十二纵队的指挥机关，接着是其分散在各处的野战部队。这种战法在过去是不太多见的，刘伯承战后说，如果这次作战不插至敌纵深首脑部位，而按常规从敌防御前沿往里打，就休想取胜。
滑县战役历时四天五夜，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了一〇四旅全部、一二五旅大部及十二纵队全部。孙震集团前几个月刚刚在定陶战役中损失了整三师外加川军一个多旅，此番又被削掉了近两个旅，真可谓是元气大伤。
滑县战役后，刘邓率部重又退至濮县、清丰、永乐地区。敌方孙震集团虽遭重创，但打通平汉线的计划并未改变，只是在兵力部署上有所调整：整十一师被调至苏北，填补空缺的是第五军留守湖南的第二〇〇师，仍隶属于王敬久集团。
11月28日，王敬久、王仲廉集团附孙震、刘汝明集团各一部，由滑县并肩北进。两天后，敌军占领濮阳，并继续向清丰、濮县地区进攻。
巨鹿战役后，刘伯承一般都是避强击弱，但他这次考虑要给予第二〇〇师以歼灭性打击。因为这时部队在鄄城、滑县连战连捷的情况下，士气旺盛，而且清丰、南乐又是老根据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歼灭强敌也有一定的把握。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刘伯承已经做好了待机诱歼的准备。不料第二〇〇师可能是吸取了第五军本部在巨鹿战役中的教训，在进攻时行动表现得非常谨慎，特别在到达清丰地区后，都是以几个旅的密集地形向前推进，各部之间的间隔很小，难以将其割裂或各个击破。
眼见得第二〇〇师一点点往根据地腹地深入，各纵队的指挥员们都有些沉不住气。有的说要是再不打，我们就真的要回冀南打游击了。连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憋不住想早点出击，但刘邓不下命令，谁也不敢乱动。
经过巨鹿战役中的“牛抵角”，刘伯承对出击强兵也非常慎重，找不到破绽就决不轻易出手。十几天以来，战机始终未出现，这时毛泽东发来电文，指出由于敌军大举北犯，老黄河以南兵力空虚，只有整八十八师等少数部队担任守备，因此他建议“南下寻歼八十八师”。
刘伯承当然也看到了敌方的这一弱点，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决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敌进我进的战术，置敌军向根据地腹地进攻于不顾，继陇海战役之后，再到陇海线组织新的战役。
为了确保主力隐蔽南进，刘伯承令二纵及部分分区武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继续留守根据地，用袭扰战术来减缓王敬久集团北进的速度。这时原在长城内外作战的一纵也奉命返回冀南，对王仲廉集团进行阻击。
留守部队在清丰、南乐一带故意大张旗鼓，有的动员群众拆围墙、平水沟，有的构筑工事，扬言要与第五军决一死战，他们甚至还为此编了一首打油诗：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第五军……
刘邓亲率三、六、七纵及冀南军区部队组成的野战军主力，由黄河北岸转回了鲁西南。
晋冀鲁豫野战军面前是黄河，身后是黄河故道。这时的黄河故道只是一条五到六里宽的黄色沙滩和沙丘，仅有些小溪流夹杂其中，人们穿行其间如走平地，但是根据内线情报，国民党军很可能会引黄河水入故道，用“水军”来防止解放军南下。
为防备万一，在野战军主力发起攻击之前，刘伯承特地派七纵及冀南军区部队进攻聊城，以便敌军一旦向黄河故道放水，主力仍有后方通道可以返回。
12月26日，三、六纵越过黄河，前驱100余里，于30日突然向巨野、金乡、鱼台之敌发起进攻，巨金鱼战役打响了。
至1947年元旦，三纵攻克巨野，后面的七纵同时攻克聊城，为主力解除了后顾之忧。
不过也就在当天中午，北犯根据地的王敬久集团进占大名。大名是抗战反攻阶段，冀南部队所最早攻取的城市之一，也是冀南成立的第一个市政府。尽管在此之前，城内就进行了空室清野，实际是座空城，但这对冀南各界仍然震动很大。因为它表明敌军已真正进入冀南根据地，要是再深入，就要侵入冀南腹地了，不少人都为此提心吊胆，心神不宁。
刘邓当然知道冀南留守部队坚持的不易，也清楚只有主力部队在敌后倒腾出更大动静，才能减缓留守部队身上所承担的压力。
恰在此时，六纵却遇到了攻城不下的难题。
六纵的任务本来是攻取城武，行军途中他们得知金乡守敌整八十八师第二十一旅已经出城，到鱼台以南地区合击解放军地方武装去了，城内只有旅部、部分直属队、保安团约1000人进行守备。六纵司令员杨勇当机立断，临时决定先打金乡。
没想到攻下四关以后，就再也“啃”不动金乡城了。
第二十一旅属于中央军嫡系部队，老兵多，装备精良，善于防御和纵深作战，战斗力较强，而且金乡城防也非常坚固——城垣又高又厚，城外还建有既深且宽的护城河，不易接近。
六纵连攻两个晚上，依旧一筹莫展。刘伯承遂令三纵迅速南进，配合六纵攻城。
1月4日，深夜11点，三、六纵合力对金乡发起总攻。三纵突击队经过连续三次爆破，终于突破北门，但当突击队突进城门后，才发现被他们攻破的城门只是瓮城的外门，前面还有一道城门，且城门周围密布暗堡，组成了一道交叉火力网。
从瓮城外门到第二道城门，中间隔着长宽各十米的开阔地，被火力一阻，便再难冲过去了。
惊天动地的杨庄之战
1月5日，整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在收到金乡守敌的呼救后，亲自率部从徐州赶来增援。郑州绥署也同时派张岚峰、刘汝珍部东进来援。
鉴于敌情发生变化，刘伯承断然改变部署，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将重点转移到打援上来。
由于张岚峰、刘汝珍部推进较慢，方先觉部首先成为歼灭对象。1月8日午夜，方先觉的第六十二旅被三纵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包围，其中该旅的一八六团被围于杨庄、崔庄、高庄一带，双方的战斗最为激烈。
一八六团全部是日械装备，士兵多数是服役三年的老兵，参加过抗战，非常骄傲好斗，用解放军的话来说，都是些“亡命的老兵痞”。他们所据守的杨庄、崔庄、高庄紧相毗连，成“品”字形，相距不及两里，彼此可以互相支援。
三纵八旅二十二团首先对崔庄之敌发起多次连续冲击，但始终攻不进去，只得就地构筑工事，待机再战。
接着，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各一营对杨庄之敌发动进攻。经彻夜激战，他们于第二天早晨占领了村庄西北面的七座村落，但是紧接着后续部队就被阻于村外，突入村内的部队反遭敌包围。
被围部队与敌军逐屋逐院地展开激烈争夺。一八六团在作战时非常凶悍，不管解放军的子弹如何狂风暴雨一样射过去，官兵始终像涨潮一样，一浪接一浪地往前涌。一些人甚至还把同伴的尸体推到前面垒成人墙，摞成肉垛，一边抵挡子弹，一边趴在后面一尺一寸地向前挪。
解放军则以更为顽强的作战精神和斗志来回击对手，有的战士由于连续投掷手榴弹，食指被弹环所拉破，满手都是血。战后，三纵一共从杨庄的参战部队中评选出了103名战斗英雄。
由于缺乏弹药和给养，后续部队无法增援，七座院落被敌军占领了四座。被围部队也伤亡殆尽，两个营只剩下一百余人，第二十四团一营仅剩十余人，全营没有一个不挂彩。
战至下午4点，天降大雪，能见度很差。八旅抓住这一机会继续发动猛攻，继二十二团拿下崔庄后，二十三团、二十四团也终将敌军驱出杨庄。
杨庄战斗是巨金鱼战役中打得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被称为“惊天动地的杨庄之战”。硝烟尽处，村内的屋上屋下，院内院外全都遍布尸体，令那些被俘的敌军看了胆战心惊。八旅投入的两个主战营也都被打成了空壳，二十三团二营原有500余人，最后只剩下17人。
杨庄战斗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部队需要连夜往后运送伤员。八旅旅长、政委、参谋长和其他旅团干部全都自发地加入担架队，亲自动手抬运伤员。
方先觉带来的增援部队并不是都这么能打，比如归其指挥的整七十师一四〇旅就属于典型的“鱼腩部队”。
整七十师的前身是七十军，抗战胜利时奉命开赴台湾，接受日本投降。改编成整七十师后，主要担任台湾岛的守备任务，因解放战争才全军调回大陆。
整七十师所使用武器以在台湾缴获的日军武器为主。这些武器大多是日军于抗战后期所制造，其中有装着瞄准镜、夜间能发磷光的九二式重机枪，有带刺刀的九九式轻机枪，还有配枪榴弹筒的九九式步枪——这种步枪打出子弹的同时，还可发射一个枪榴弹。如果命中，足以杀伤一个排，即便和美国的同时期步枪相比，也算得上是新式武器。
像整七十师这样拥有新日式装备的部队，在国民党军中找不到第二个，但它的实际战斗力却很有限。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部队里补充了许多台湾籍新兵。他们直到从台湾出发，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是大陆的内战战场，来了之后更因为思念故土而根本无心作战。
当一四〇旅进入金乡区域时，跟解放军还隔着两里路，士兵便撒开腿逃跑了。解放军追到两里以内，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待解放军端着刺刀追上来，他们就直接站起身缴了枪。
至1月9日中午12点，一四〇旅旅长及其旅部直属队被俘虏，旅部直属的二〇八团也挑起了白旗。
二〇八团团长派代表到解放军前线指挥所去进行交涉。解放军指挥员按惯例向他解释投降的政策，没想到还没说完，这位代表就性急地问道：“长官，请你赶快告诉我们怎样缴枪吧？”
指挥员一听也就不再浪费唇舌，而是直接向对方下达命令：“你们把全部武器都放下，徒手到南边村庄去待命。”
代表急步跑回去报告，二〇八团果然全部放下武器，挑着白旗前往南边村庄待命受降。
打敌所必救
方先觉带来多少兵，就没了多少兵。三、六纵在金乡闹出的这一动静，令向冀南进犯的王敬久集团再也不能无动于衷，该集团的整七十五师奉命南下进行增援。刘伯承获悉，立即命一纵、二纵寻机在途中予以歼灭。
1月10日，张岚峰、刘汝珍的西进之敌，也以类似于乌龟爬行的速度赶到了金乡附近。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三、六纵向西急进，首先歼灭了张岚峰部。
用来打刘汝珍的是七纵。其间，刘伯承得到情报，整七十五师临时改乘火车经陇海线东援。他当即令二纵留下一个旅监视第五军，其余部队会同一纵急速南下，协同七纵歼灭刘汝珍部。
1月14日，刘汝珍率部向西奔逃。刘伯承“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早已提前派七纵一部兼程西进，截断了其后路。一、二纵主力跟踪追击，最后除刘汝珍率百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于野战中。
看到增援金乡的援军全都有去无回，王敬久、王仲廉集团终于不得不放弃已到手的大名等地，从平汉路转陇海路回援。巨金鱼战役达到预期效果，不但确保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而且出手就钓到了一条条分量很足的“巨金鱼”。
刘伯承连战连捷，挽救老区之举，令他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民众中获得极高赞誉，鼓书艺人甚至专门为此演绎出一段说唱：“老将军来真勇将，赛过了当年周瑜加上诸葛亮……”
在刘伯承完成巨金鱼战役的同时，另一位军事奇才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实施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共有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被其歼灭。
为挽回败局，蒋介石急派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到徐州、郑州进行指挥。陈诚一到前线，就发现山东战场已成战事重心。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准备倾重兵进攻粟裕的华野（华东野战军的简称，由原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
毛泽东看到这一情况，两次电示刘邓，要他们利用王敬久、王仲廉集团尚在黄河北岸之机，攻取陇海路南北可以攻克的城镇，以抑留二王集团，使其不能东调，从而减轻华野的压力。
刘邓商议后，决定发起豫皖边战役。他们将陇海路南北划为两个作战区，一、二、三纵为北集团，由刘伯承率领，在路北活动；六、七纵和豫皖苏地方兵团为南集团，由邓小平率领，在路南活动。
豫皖边战役于1947年1月24日发起，到2月4日，已连克定陶、单县、曹县、柘城、亳州等多处县城。刚到商丘的整七十五师派一个旅乘汽车驰援亳州，结果又被南集团的六纵包围于亳州城外，经一日激战，除旅长率四百余人突围外，其余尽被歼灭。
南北集团倏忽来去，行踪不定，逼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且常常处于被包围和被伏击的危险境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名高级干部兴奋地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冀鲁豫前线，蒋军的指挥官与其说是白崇禧、顾祝同，不如说是刘、邓。因为（我们的）首长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不得不到哪里。”
南京政府大为震动，蒋介石急忙从豫北战场抽调王敬久集团的第五军、王仲廉集团的整八十五师，从武汉抽调第七十二师。三路人马计划先驰援陇海路，在破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强大攻势后，再参加鲁南会战。
2月上旬，第五军先头部队到达商丘，与整七十五师合兵一处。这时粟裕正准备发起莱芜战役，以围歼李仙洲集团，为此毛泽东再次致电刘邓，要求他们拖住第五军，使其不得投入山东战场。
第五军四十五师将由民权徒步向商丘开进。刘邓决定趁其行军之时，以南北两集团对其实施南北对攻，但是部队行动晚了一点，当他们向商丘以西地区行进时，四十五师已经离开了商丘。
2月10日，二纵进驻民权东北的赵庄。刚刚住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就接到了刘伯承打来的电话，说要亲自到二纵来一趟。当时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路也不好走，但刘伯承不顾陈再道的劝阻，仍然乘坐着缴获的吉普车，于第二天早晨到达了赵庄。
如此急如星火，是因为刘伯承已经设计好了新战法，并需要立即付诸实施。
第五军靠追是追不上了，但通过打后续的整八十五师，仍有希望将它拉回来，这叫“打敌所必救”。刘伯承决定集中南北两集团之主力，对整八十五师展开攻击。
二纵是此次攻击行动的主力，其任务是进攻驻扎于郑庄寨的整八十五师师部。刘伯承告诉陈再道，务必要做到“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快”，否则的话，不仅拉不回第五军，也奈何不了整八十五师，后者会和第五军一起投入山东战场。
2月11日，深夜12点，二纵按规定时间对郑庄寨展开攻击。不料从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难题——由于事先未来得及对地形地物进行详细侦察，登寨梯子做得短了，没法跃上寨墙；想加长，部队又处于旷野之上，无村落可依，到处都找不到器材。
在实施第二次攻击时，各主攻团便改从寨墙较矮的地方登城，但是那里敌军火力较猛，部队伤亡很大。
动不了郑庄寨，刘伯承所交代的“打得猛，打得狠”就都谈不上了，陈再道非常焦急，他下令组织第三次强攻。
第三次强攻使用了炸药爆破。2月12日，凌晨4点，北寨门被炸开一个缺口。虽然部队还是没能沿缺口攻进去，不过终于起到了“打敌所必救”的效果：第五军离开原驻防地向西回援。
深陷重围
刘伯承在战前就跟陈再道约定，只要第五军回援，二纵马上撤出郑庄寨，此谓“打得快”。获悉相关情报后，他再次指示二纵于拂晓前撤出战斗。
陈再道立即部署撤退事宜。撤退命令从纵队传达到旅，再从旅传达到团，其间都要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可是六旅旅部打给该旅十六团的电话却怎么也不通。
不通是因为电话线被炸断了。一般情况下，野外布线都要有复线，但十六团未架设复线，而炸断的电话线又未能得到及时修复，结果导致六旅指挥机关与十六团一直都联系不上。
十六团有一个营被敌军挡在了行军路上，真正到达郑庄寨的只有两个营。在旅部传达撤退命令之前，团长宋东旭早就率部突入了郑庄寨内，只是由于电话不通，所以旅部始终都不知道这一情况。
直到需要通知各团撤退，六旅旅部才惊觉十六团尚在郑庄寨内。旅长王天祥急忙命令十七团沿着突破口继续向寨内深入，以协助十六团撤退。
由于敌人火力封锁严密，十七团未能攻进寨内。在无法进行电话联系的情况下，王天祥只得一边向上报告，一边派人通知十六团立即外撤。
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任何你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随时发生。天亮后，参战部队大部分都撤到了郑庄寨外围，唯有十六团仍被困在寨内，陈再道闻讯大为震惊。
2月12日下午，当六旅撤到黄河故道北岸时，远处郑庄寨方向的枪炮声还在响个不停，显示攻入寨内的十六团依旧未能突围。
王天祥和旅政委刘华清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走了，让部队就地集结休息一下，准备向郑庄寨组织反击，以接应十六团北撤。开始陈再道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让四旅、六旅各组织一个突击队，对郑庄寨展开强攻，然而这一方案遭到了刘伯承的否决。
第五军正朝郑庄寨驰援，又是白天，刘伯承认为不仅救不出十六团，还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他让二纵继续北撤，把第五军再向北拉。
深陷重围的十六团已经接到了撤退命令，但两次突围均未能成功，最终除40余人冲出寨子找到大部队外，其余人员自团长宋东旭以下全部牺牲。
十六团是六旅乃至二纵的主力团，抗战时期即以作战勇猛、善于攻坚著称，曾被八路军总部命名为“冀南战斗模范团”。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该团一直担任六旅前卫，在定陶战役等一系列大小阵仗中屡建战功。
此次攻击郑庄寨失利，晋冀鲁豫野战军仅在十六团方面，就损失了7个步兵连、2个重机枪连和1个迫击炮连。战后休整，刘伯承专门从冀南军分区调出基干一团进行补充，才维持了十六团的建制，而基干一团的团、营、连部分骨干，原本就是从老十六团调过去的。
第五军回援后，便紧紧咬住晋冀鲁豫野战军不放。此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方面尚不具备歼灭第五军这样王牌军的实力；另一方面主力在进攻郑庄寨的行动中已受到较大损失，需要撤到黄河北岸进行休整，所以刘伯承决定让二纵五旅进行节节阻击，以求继续拉住对方，不让其投入山东战场。
在巨鹿“龙凤”之战中，二纵五旅曾以很小的伤亡代价，抗击第五军达九天之久。不过有过那次交手的经历后，第五军对二纵五旅的打法和虚实也有了一些了解，进攻时不再像原来那样表现得束手束脚，而是依仗其火力上的优势实施长驱突进。
其他方面，第五军也有长进。比如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到黄昏后就会停止进攻，五旅便打算晚上组织部队出击，结果到黄昏时，第五军偏偏仍集中兵力向防守阵地进攻，留下来坚守的部队仓促应战，蒙受了一定损失。
2月2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全部渡过黄河，第五军进至黄河南岸，亦不敢再过河北进。
当天下午，由粟裕指挥的莱芜战役结束，华野共歼灭李仙洲集团2个军，李仙洲以下17名少将以上的将领被俘。应该说，第五军未能及时投入山东战场，也是莱芜战役能够取得如此空前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哑铃把子
1947年3月，蒋介石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置于山东、陕北两战场，与此同时，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策略则由积极进攻调整为“攻势防御”。
3月9日，国民党军按预定计划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复堤放水，使黄河水全部改道流入黄河故道。这就是所谓的“黄河战略”，其目的是通过“黄河防线”将晋冀鲁豫野战军拦在黄河以北，从而抽出中央地带的兵力，用以加强两翼的重点进攻——伴随着“黄河战略”的实施，原在冀鲁豫战场的王敬久集团被调往了山东。
刘伯承形象地把这一战略布局比作是一个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一开始，“哑铃”也着实把解放区砸得不轻，朝山东、陕北进攻的敌军来势很猛，尤其是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很快就到达了延安附近，并于3月19日占领延安。
在刘伯承看来，“哑铃”虽然有些吓人，但并不可怕。他多次对部属说，只要打断中间的“哑铃把子”，“两边的两个铊铊就不中用了”。
这个“哑铃把子”，指的是豫北、晋南，它们是“黄河防线”上伸过北岸来的两个支撑点。如果把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比喻成一把“钳子”，豫北、晋南就是“钳铰”。
刘伯承认为，“钳铰”是钳子的关键所在和薄弱点，只要将“钳铰”砸开，“钳子”就散架了。同理亦然，只要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晋南实施反攻，便击中了“黄河防线”的要害，国民党军将不得不向中央地带收缩，它的重点进攻也必然难以持久。
晋南反攻由陈赓的四纵和太岳军区主力（亦称陈谢集团）实施，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同一时间，刘邓组织了豫北反攻。
国民党军宣称，要以不需兵员成本的“水军”来代替“四十万大军”。不过此时留在晋冀鲁豫区的敌军仍有三十多万，这些部队全都依恃着“黄河防线”及各交通要道进行防御。
在王敬久集团调走后，留守敌军中实力较强的是王仲廉集团，该集团也是此次豫北反攻要打击的主要对象。
自郑庄寨失利以来，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地方武装中补充了大量新兵，解放区的翻身农民已成为野战军不可或缺的重要兵源。为了培养和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刘邓决定把太行、冀南军区主力和冀鲁豫军区部分兵力集中起来，与野战军的一、二、三、六纵进行混编，这样一共编成了四个战斗集团。
3月21日，刘邓发起豫北战役。各集团展开行动，至28日，连克黄河以北、平汉路以东的多次城镇和据点。4月1日，刘伯承又组织部队对汲县守敌展开围攻。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发起的强大攻势，令国民党军不得不对原有部署做出调整。原拟调往山东战场的整六十六师和整九师改调郑州，由王仲廉进行指挥。王仲廉将包括这两个师在内的五个整编师集结一处，准备增援汲县。
与此同时，对汲县的攻击也受到了阻碍。刘伯承于是下令进攻部队离开汲县，另寻战机。
4月3日夜，刘伯承指挥各集团分路急速北进，对汤阴进行围攻，以吸敌来援。
为解汤阴之围，王仲廉率部沿北汉路北援。这正是刘伯承想要得到的新战机，他立即部署六纵继续围攻汤阴城，以其他三个纵队实施打援任务。
4月10日，王仲廉集团的先头部队第二快速纵队进至宜沟，随即就察觉到三纵正在展开，遂急忙掉头南撤。该集团的其他各路部队也闻风裹足不前。
常胜将军
似乎围点打援的行动要泡汤了，但是刘伯承判断，只要加紧进攻汤阴，敌军仍有可能北援。他即令三纵做出北移姿态，协同六纵佯攻汤阴。
这时国民党军的指挥机构又有改变，郑州、徐州两个绥署已经被撤销，他们在徐州另行设立了由顾祝同领衔的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郑州、徐州两绥署的原有部队。顾祝同急于解汤阴之围，在他的严令下，王仲廉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北进。
在对王仲廉部展开攻击前，刘伯承将一、二集团主力合组为路东集团，将三、四集团主力合组为路西集团，以便打援时可以实施向心突击。4月16日夜，路东、路西集团实施两面夹击，敌军第一、二梯队被割裂，其中的第一梯队遭到包围。
在这一包围圈中，最大的猎物毫无疑问还是第二快速纵队。第二快速纵队为旅建制（四十九旅），装备为半机械化，配有日式坦克和美式榴弹炮。当解放军利用夜暗对其发动总攻时，他们施放的照明弹可以把黑夜照耀得如同白昼。
第二快速纵队的装备是不错，但战斗力和士气却不能与第五军相比，加上时间仓促，来不及构筑工事，仅仅两天之后就迅速覆灭。
有趣的是，该纵队一向都看不起豫北的其他国民党军，自以为豫北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纵队副指挥官蒋铁雄被俘以后，对解放军说：“你们打掉了我们，整个豫北就再没有什么当得起你们打的了。我们是主力的主力。”
除了自身原因外，这些军官们还把纵队覆灭的原因归罪于王仲廉指挥拙劣，认为王仲廉畏畏缩缩，忽进忽退，让本纵队倒了血霉。
其实王仲廉倒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糟糕。这位汤恩伯的老部下、黄埔一期生，可以说要资历有资历，要战功有战功，要经验也有经验，过去在豫北时也曾像一只猛虎一样长驱直入过。只是他时运不济，碰到了刘伯承，败仗吃得太多，已经让王仲廉有了心理阴影，指挥上自然就不会显得那么有魄力了。
这次再遭刘伯承重击，王仲廉被迫将部队全部撤回新乡搞稳固防守，连偶尔的“忽进”心思都不敢有了。
解决了后顾之忧，刘伯承回过头来，转令三集团攻汤阴，二集团攻崔桥。
像汤阴、崔桥这样的重镇，若换成抗战时八路军的装备是拿不下来的。崔桥守军以前是伪军，有和八路军多年作战的经验，也就认为刘伯承奈何他们不得。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通过“以战养战”，如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火力装备早非吴下阿蒙。攻崔桥时，榴弹炮、山炮、迫击炮、平射炮轮番轰击，敌军阵地上的电网、鹿砦和碉堡全被炸得一塌糊涂。5月6日，二集团攻下崔桥，而早在四天前，三集团就凭借几乎同样的火力配置拿下了汤阴。
5月24日，豫北战役结束。在近两个月时间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横扫豫北，不仅打得王仲廉集团这样的正规军不敢动弹，而且还清理铲除了原来盘踞于豫北的大小“土皇帝”。这些“土皇帝”有的是独霸一方的前伪军，有的是无恶不作的强盗土匪，在他们被彻底歼灭后，当地老百姓尤为高兴。
在解放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了与华野不相上下的骄人战绩。这中间，刘伯承战略战术素养高、指挥能力强是重要因素——无论游击战还是正规战，伏击战还是攻坚战，可以说没有哪一门他不精通，实地指挥作战时更是处处显露出大将风范。
凡属刘邓指挥的部队皆以之为荣，士兵中盛传，“跟着刘伯承和邓小平是不会打败仗的”，“刘伯承、邓小平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
冀南各界特地赠送刘伯承横匾一块，上书“常胜将军”四字。老将军对此表现得非常谦逊：“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
豫北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集中于冀南进行休整。休整期间，召开了功臣大会。功臣大会一开完，刘邓就宣布要渡河南进，而功臣大会实际上就是为此做政治思想上的准备。
对南渡黄河反攻作战，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因为此前部队已多次渡过黄河，连陇海线以南也去过，比如巨金鱼战役就是如此。不少人都认为这次反攻，也还是到黄河以南打仗，谁也没有往更深的地方去想。
事实上，晋冀鲁豫野战军将走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远，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早在1947年4月，毛泽东就定下了“实施中央突破，挺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4月27日，他命令刘邓在冀鲁豫和晋南预备船只，准备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从那时候起，刘邓就一直在预备船只和进行人员调动。
刘伯承曾经这样说，中央就如同唱戏时打鼓的，我们各地就像拉胡琴打锣的。中央怎样打，我们就一定怎样拉，一定要听它的指挥，这样才能奏出一套很好的音乐。否则，不但合不上板眼，还会造成损失或失败。
临晋设疑
除了服从中央外，刘邓自身当然也从各个方面分析了南进的利弊得失。
首先一点，虽然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晋南战役中均有所斩获，但还没有能够达到砸开“钳铰”或者是打断“哑铃把子”的程度。客观上，也只有实施“中央突破”，才能更有效地调动陕北、山东之敌。
另外一方面，战争对资源的消耗极大。仅以部队给养而论，一个士兵一年平均要用三千多斤小米，才能满足吃穿用及装备所需。晋冀鲁豫野战军、地方武装加起来有40多万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就这样还觉得负担不起。
此外，前几个月的拉锯式战斗都集中在内线，打过来打过去，把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的粮食更不用说。长此以往，部队可能就要没饭吃了，而世上不管多强的军队，没饭吃都是打不了仗的。
早点打出去，既能减轻解放区的负担，又能把战争从内线引到外线，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刘邓于是欣然领命，在多方侦察和推敲的基础上，他们把渡河南进的起始时间确定为6月30日晚。
渡河是南进的首要环节。刘邓在准备阶段只强调要渡河南下，对“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进行了严格保密。一开始，只有纵队和军区级指挥员才知道，后来才传达到旅一级，团以下官兵则全不清楚。
计划随刘邓南进的是一、二、三、六纵队，共12万人马。渡河之前，刘伯承把这12万人马集中在身边，另行命令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在豫北发起攻势，同时又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实施攻击。
刘邓的指挥部设在三间农房里，那是冀鲁豫一带典型的农房，空间不大，黄泥坯墙，茅草顶。改成指挥部后，四壁钉满了地图，中央摆四张方桌，桌上铺着黄呢军毯。
屋内，野司的三位首长按照各自的习惯运筹帷幄：刘伯承把双手插在皮带中，来回踱步沉思；邓小平坐在桌子旁，一边看地图，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前的小瓷碗里已堆满了烟蒂；李达电话不离手，交替和太行、冀南、豫皖苏军区部队的指挥员通话，了解当地的战况。
随着渡河时间一天天临近，野司的一些年轻幕僚都有些感到困惑：如果是为了破除敌军对渡河的阻挠，所以要先攻豫北和开封以南，可为什么只调军区部队作战，而身边的12万精兵几乎纹丝不动呢？
刘伯承一向很重视培养年轻幕僚。可能是注意到了众人迷惑不解的表情，刘伯承便给他们讲了一段典故。
那还是秦末楚汉相争的时候，魏王豹附项羽而叛刘邦。刘邦遂以韩信为左丞相，举兵攻魏。魏王豹将主力部队部署于黄河东岸的蒲坂，企图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阻碍汉军渡河。
韩信看到这一情况，便采取了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他故意把船只集中起来，摆出要在临晋渡河的样子，暗中却以木罂为船，出其不意地偷渡夏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了魏王豹所居城下，并迫使魏王豹献城归降。
这就是两千年前中国有名的传统战法：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刘伯承精通古今中外兵事，他把老祖宗曾经采用过的经典战法又一次搬到了现实战场：“如今，我们让太行、冀南、豫皖苏部队再打得热闹些，就好从中举事了！”
听了刘伯承的这番话，参谋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军区部队都是佯装南下的疑兵，为的只是转移敌军的注意力和视线。
三支军区部队与敌军连续打了几天几夜，成功地让国民党指挥机构出现研判错误，认为出击的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国民党郑州前线司令部为此还发表了电评，说刘邓部南进受挫，已被迫准备“西窜”，不久就可能退回太行。
发现敌军已经中计，刘伯承这才下令主力部队从豫北出发，向真正的预设渡河地点隐蔽接近。
在准备期内，刘伯承派人对河防情况进行了反复侦察，发现鲁西南是一个很大的薄弱点。当时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军主力正集中于鲁南与华野作战，鲁西南黄河区域只有刘汝明的两个师担任防守。这两个师属于二十九军的老底子，战斗力和作战的积极性都不如中央军嫡系部队，而且其中的许多部队还曾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或重创过，只是部队番号未被取消，经过补充才勉强得以重组。
一旦渡河部队从鲁西南实现突破，邻近驻于豫皖苏、豫北的国民党军虽然可进行增援，但受当地战事牵扯，仅能抽出一部分，并且他们距鲁西南河防也还有一定路程，属于远水难救近火。
既然要渡河，自然是敌军河防越薄弱越好。随刘邓渡河南下的是一、二、三、六纵队，刘伯承将这四个纵队分成八路渡河，以进一步分散敌军，“摊薄”其防守力量。
神兵天降
1947年6月30日夜，当刘邓率部来到鲁西南的黄河北岸时，对岸的敌军丝毫没有发觉。夜色苍茫中，成百的平头木船从隐蔽的河滩芦苇中驶出，载着官兵向对岸冲去。
当木船到达河心时，被南岸守敌发觉并开始射击。早已在北岸青纱帐里待命的炮兵部队立即开炮还击，船上的各种火器也一齐打响，顿时南岸敌军工事一片烟雾弥漫。
因为之前听郑州司令部说共军已经准备“西窜”，加上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自北渡黄河以后，已经有将近四个月未到黄河边上来，所以南岸守军戒备松懈，在遭到抢渡时，他们根本都还未能进入阵地。在渡河部队出其不意的攻击下，其防线很快就土崩瓦解。
主力南渡之前，刘伯承已派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率先进行偷渡，和原在南岸的独立第二旅进行会合。在两旅的接应下，第一批抢渡部队只用五分钟就到达了对岸。
当晋冀鲁豫野战军渡河的消息传到徐州司令部时，顾祝同大惊失色，他急忙打电话到郑州，询问负责河防的刘汝明。没想到刘汝明也是一头雾水，居然回答说只知道共军向黄河南岸发射了百余发炮弹，没听说已经渡河。
7月1日，从八个渡口同时展开强渡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全部过了黄河。当时为了把刘邓直接指挥的南下部队与后方留守部队以及晋南的陈谢集团区分开来，同时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毛泽东开始把随刘邓征战的部队称为“刘邓大军”，此称谓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结束。
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十几万人马，竟然一夜之间就得以顺利地渡过了黄河，不能不说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老百姓更视刘邓大军如神兵天降，乃至于部队过黄河不久就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
话说今年阴历五月十八日，几十万解放军走到了黄河北岸。那正是烈日当空、波浪滔滔的时节，怎么过得去？
眼看无法南渡，不料黄河上空突然阴云密布，冰雹如雨。大的竟有三十斤一个，小的也有二十四五斤，只一天一夜工夫，黄河便被填得平平坦坦。
解放军几十万人马，就在这条冰河上安然南渡……
随着刘邓过黄河的传说广为流传，“解放军该有天下”的结论也开始在当地民间不胫而走。
没有任何意外，刘邓大军南渡的消息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南京政府内轰然炸响。当蒋介石接到空军的侦察情报时，他正在为刚刚履职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举行欢迎宴会。一听到这一消息，蒋介石顿时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司徒雷登也“哦”的一声惊叫起来：“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被攻破。”
南京政府把“黄河防线”宣传得太过，说是足抵“四十万大军”。想到“四十万大军”如此轻易就被刘邓所攻破，司徒雷登不由下了断语：“国军力量，日见式微！”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不仅极大地降低了“黄河防线”的战略价值，而且还将蒋介石的中央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口子，他在华东战场上几十万军队的左翼及后方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着司徒雷登的面，蒋介石定了定神：“大使先生放心！我将亲自到前线指挥，把刘邓部逐回黄河以北！”
为挽救危局，蒋介石如其所言赶紧乘坐专机前往郑州进行指挥。一下飞机，他就对前来迎接的将领们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对付刘邓，可不那么简单哪！”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变更部署的时候，刘邓与前指也尚在黄河北岸，指挥后勤物资的调运。
7月4日下午，野司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奉命发完了六百辆大车的炮弹，他算了一下，总重量达到了48万斤。这样阔绰的家当，自杨国宇入伍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
家大业大，更要精打细算。刘邓部队的重要军事物资大部分都来源于“以战养战”，像汽车、汽油这些都是战利品，解放区无法生产。杨国宇到野司做完调运报告后，李达就批评他不应该用那么多汽车运弹药，“要知道，汽油可是远道从美国运来的哟！”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也说道：“据我所知，平原的大车一般都载千斤，你只装八百，太浪费民力了！”
调用六百辆大车，杨国宇自然有他的考虑和苦衷，但他从抗战初期开始就在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任译电员，一路跟随刘邓作战，对这样的耳提面命早已习惯。挨了批之后，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做任何反驳。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李达站起来，走近墙边，用右手指着墙上的地图，把脸朝向杨国宇：“我们今夜从孙口渡河，后方这一部分由你指挥。”
“怎么把我留在后头？”杨国宇有些不情愿。
刘伯承见状皱了一下眉头，凝视着杨国宇正色道：“什么前头后头，现在的战争，前头也是后头，后头也是前头！”
杨国宇不敢再说什么，他轻轻倒退两步，向后一转，踏出门槛就去忙自己的事了。
在刘邓部队抢渡的八个渡口中，孙口是中心渡口。当天晚上，刘邓率前指人员跳上“爱国”号大船，两人并肩站在船头，意气风发。
夜平静得出奇，只能听到黄河水哗哗地流淌。突然，两架敌军的侦察机沿黄河由西向东飞来，一路投下了许多照明弹，照明弹照得半天通明。船上的警卫人员立刻紧张起来，纷纷举枪瞄向空中。
很快，敌机的来袭便被证明是虚惊一场：照明弹离地面还有丈把高就熄灭了，所以实际上照不到河面的船只。敌机随后投下的炸弹也不是落在北岸的高粱地里，就是掉在南岸那些并无半个人影的沙滩上。
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地给点亮了‘天灯’。敌人的空军墨守成规，一侦察，二报告，等它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渡河完毕！”
“是呀，我们已经来迟了”，刘伯承用手推了推他的玳瑁框眼镜，“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度陈仓呢，这就叫‘临晋设疑，夏阳渡河’嘛！”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敌机不可怕，带来麻烦的倒是天气变化。晚上杨国宇督运后方人马车辆过河，在北岸前进了不到半个小时，忽然狂风扑面，暴雨倾盆，虽然不久就风息雨小，但刚刚堆起不到半年的南岸堤岸已经被踏成了一片泥浆地，大半人走路时都把鞋子给丢掉了，车辆自然也十分难行。就这样，本来很近的路程，后勤纵队一直走到了天亮。
杨国宇前去向刘邓报告。刘伯承闻声放下手里的放大镜和手上一本很厚的军用地图，抬起头注视着杨国宇，来了一句：“上帝惩罚了你！”
杨国宇半天弄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只有邓小平知道刘伯承这是在跟杨国宇开玩笑，他揿下手上的纸烟头，带着嘉奖的口气对杨国宇说：“你还有股劲儿！”又指了指还没收拾掉的饭菜：“你饿了，快吃饭吧。”
部队、物资都已运至黄河南岸，接下来刘邓需要应对的是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
在郑州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蒋介石下令从豫皖苏、豫北调四个整编师和一个旅到鲁西南进行增援。各部齐头并进，以便“把共军逼过黄河去，否则就地消灭”。
获悉敌军动向后，刘邓立即在位于郓城以南郑家庄的指挥所内展开商讨。邓小平注视着作战地图，然后分析道：“敌人想逼我们背水而战，把我们置于死地。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学韩信——等别人把你置于死地，生死问题就由不得自己了。”
渡河之前，刘伯承曾使用“临晋设疑，夏阳渡河”之计，效仿的就是韩信，但这位在沙场上堪称无敌的一代名将后来却变得犹豫寡断，乃至于被吕后所杀，死于“妇人小子”之手。
邓小平说：“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
“我们打出去，逼敌人背水而战！”刘伯承早已下定决心，他指着地图对邓小平说：“你瞧，蒋介石这是摆了条死蛇阵，简直是首尾难顾。”
邓小平同意他的分析，又补充道：“敌人是在平均使用兵力，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正合我的想法，打！”
刘邓一问一答，想法都契合在一个“打”字上。
死蛇阵
“打”只是一个战略意图，打得好打得坏，还得看具体战术运用及其临阵指挥。此次蒋介石从山东调出王敬久，由他对增援部队进行统一指挥。王敬久曾在晋冀鲁豫区与刘伯承有过多次较量，在总结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对这次增援行动可谓用足了心思。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鲁西南恰好被黄河、运河和陇海线切成一个三角形。陇海铁路是三角形的底边，王敬久先用两个整编师和一个旅拱卫这一底边，然后将其余部队组成东西集团分成两路北援。
郓城处于这个三角形的顶端，王敬久令原河防线上的刘汝明整五十五师退守郓城，用以吸引刘邓部队屯兵城下。一俟对手上当，他即遣东集团西进，与西集团合拢，从而把刘邓部队困于三角形的顶端，迫使其背水作战。
王敬久“屯兵坚城，拊击侧背”的战术构思不能说不精巧，但还是被刘伯承一眼识破。
刘伯承说敌军摆的是死蛇阵，乃是指其分兵而言。刘伯承过去攻击对手时也曾像王敬久这样，将部队分成两集团，因为它利于实施向心突击，但同样是分兵，情形又有所不同。
刘伯承分出的两集团，通常都是在敌方不知其去向和意图的情况下行进的，隐蔽性和突击性极强。王敬久的部队却毫无隐蔽性可言，而且作战意图也已被刘伯承摸得十分透彻，这样它自己“首尾难顾”、“尾大不掉”等易被攻击的软肋反而被充分暴露出来。
刘伯承对敌军东西集团进行了分析，发现西弱东强，如果集中兵力先吃掉西集团，而后再对付东集团，就可以将敌军各个歼灭。于是他设计了“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
7月7日黄昏，一纵集中火力猛攻郓城。这时的一纵实际是原一纵和七纵的合编，有4个旅，加上临时配属的冀鲁豫军区独一旅，共有5个旅，而驻守郓城的整五十五师只有2个旅，又是河防败兵，漏网之鱼，无论实力还是气势上都处于明显劣势。经过一夜激战，整五十五师遭到全歼。
在急攻郓城，吸敌来援的同时，刘伯承令二、六纵迅速从敌军东西集团中间插出去，直取西集团所分守的曹县、定陶。
7月10日夜，六纵围攻定陶。城内守敌仅有一个旅，六纵有三个旅，实力还是大大压倒对方。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守敌又步整五十五师的后尘。
守曹县的是一个地方保安旅，一见这阵势，连守都没守就弃城而逃。
在一、二、六纵大显身手的时候，三纵却做了壁上观。刘伯承给三纵的命令是向南猛插，限三天内赶到定陶东面的冉固集、汶上集。
为什么要向南走，三纵官兵当时都摸不着头脑，因为据了解，冉固集、汶上集并没有什么敌人。有人猜测，多半是六纵打定陶，让自己当预备队。
三纵的前身是太行区一二九师的基干部队之一，在几个纵队中不说资格最老，但起码高于后来组建的六纵。现在居然给六纵当了预备队，有好些人便不服气，开玩笑说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的马该换换了——陈锡联的马不好，导致到刘伯承那里抢任务时跑慢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卡住冉固集、汶上集，才能在攻歼郓城、定陶之敌后，及时围歼东集团。
在刘伯承眼中，郓城和西集团的敌军不是什么大鱼，而只是一小团鱼饵，他要钓的大鱼是东集团。
就在一纵围攻郓城之际，东集团各部果然加速北援，并于7月8日分别进抵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后者是由北向南排列的三个集镇，相距各约30里，首尾相衔，酷似一条长蛇。东集团的三个整编师各据一镇，分别可以被看成是蛇头、蛇腰、蛇尾。王敬之和他的指挥部在三集镇以外的金乡，遥为指挥。
丢失郓城之后，王敬久的原有作战方案落空，同时他既不知道刘邓部队的主力所在，又弄不清对方的作战意图——究竟是要东越运河，直接对华野进行策应呢，还是继续南下，截断陇海路，然后直趋徐州？
由于情况不明，王敬久不敢率部向黄河南岸挺进，只好继续将三个师摆成一字长蛇阵，想先看看再说。
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被“啃其一边”的西集团已失去合击或相援的能力，三纵则于预定时间赶到冉固集、汶上集，对东集团形成了包围圈的一面。
至此，东集团被直挺挺地抛在巨鹿东南，完全陷入孤立和被动挨打的境地，真的成了刘伯承所说的一条快要僵死的蛇。
把活命的“活”字都忘了
有人向王敬久建议，说如果继续这样将兵力分散孤立地摆开，等着挨打，终究不是办法，应该召集各师师长开会研究一下。王敬久大概觉得各师师长也未必比他高明，所以没有采纳，而是说要等侦察明白再定。
7月11日，王敬久派人打电话给各师参谋长，让他们各派一个团出去搜集情报，限两天内回来报告。
尽管表面竭力强作镇定，但王敬久内心其实相当不安。他到羊山集召集班长以上军官讲话，说要想打胜仗，不被歼灭，不当俘虏，就必须做到十个“字”。
第一个字是稳扎稳打的“稳”字，王敬之说完“稳”字后，又一个字接一个字说下去，可是在讲完第九个字后，他却把第十个字忘了，想了一会也记不起来，便说不讲算了。
直到回去吃饭，王敬之才想起来，说最后一个字是灵活运用的“活”字。
当天王敬久形容颓唐，精神沮丧。幕僚们背地里议论说：“王司令官吊儿郎当，没精打采，怕死怕俘，讲话时竟然把活命的‘活’字都忘了，预兆不妙。”
让王敬久最伤脑筋的当然不是忘掉了活命的“活”字，而是不知道对手在哪里，将要干什么。
鲁西南是抗战时的老根据地，一纵曾长期在这一带活动。此处村与村之间都有地道，信息传播极为迅速。村民们知道八路军主力又打回来了，全都捧着高粱酒、热茶、煎饼、甜瓜，通宵达旦地在路旁迎候部队。国民党军队要想搜集到一点情报，是根本做不到的，反之，他们的一举一动却会在第一时间被汇总给刘邓。
各师派出去侦察的团要么什么都没打听到，要么就被刘邓的先遣部队给包围歼灭了——刘伯承已下令二、三、六纵远距离向东奔袭，会同一纵向东集团发动进攻，要求是连续作战扩大战果，不给敌方以调整部署的时间。
王敬久的“长蛇阵”布置分散，不但不容易打仗，就是彼此联系也非常困难。刘伯承马上抓住对手的这一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指挥部队对三个师分别实施了包围。
7月13日，一纵、六纵将“蛇头”和“蛇腰”予以分割包围。当天中午，二纵、三纵又割断“蛇尾”，将居于羊山集的六十六师予以包围。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则在羊山集以南占领阵地，将王敬久的指挥部与羊山集分割开来。
王敬久惊慌失措，部署也开始错乱起来。他一会儿要“蛇尾”、“蛇头”向“蛇腰”靠拢，一会儿又改变主意，让“蛇腰”与“蛇头”会合，再一起向南退守羊山集。
整三十二师处于“蛇腰”独山集位置，在他们冲出包围圈，进入六营集后，蒋介石亲自派飞机空投紧急命令，指定两师由整三十二师长唐永良统一指挥。
蒋介石起初在命令中让唐永良率部增援羊山集，但从六营集到羊山集的道路已被封锁，于是他后来又指示唐永良死守六营集，等候援军。
蒋介石要力保的是羊山集，让唐永良死守六营集，等于就是要把他们给牺牲掉了——六营集不足四百户人家，又是沙地，无坚固工事，同时粮食和饮水又都极其缺乏。两师挤在一块，部队展不开，加上争粮抢水，混乱得谁也管不了谁，更不用说打仗。
蒋介石所说的援军起码三天之内是到不了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唐永良可不愿意就这样等死。他的整三十二师的老底子是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唐永良自己也曾是商震的部下。早在长城抗战时，商震就被称为是“长腿商启宇”（启宇是商震的字），言其打仗油滑，爱保存实力。在其统辖时期，商震还常告诫唐永良等人“要保存实力，不可轻易牺牲”。
在老上司的言传身教下，唐永良及其整三十二师早已形成了打滑头仗的惯性。王敬久的一名作战科长曾说：“整三十二师素来打滑头仗，保存实力是其一贯传统，友军都怕与其在一道作战。”
当时东面还没有被围起来，唐永良便不顾蒋介石的明令指示，下决心乘晚上进行突围。7月14日黄昏，他以整三十二师为左翼，以整七十师为右翼，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为掩护，顺着东面村与村之间的空隙往外急行。
其实刘伯承并不是遗漏了东面，他用以围困六营集的战术，是其惯用的“围三阙一”，即在东面给敌军虚留一条生路，而以重兵在六营集以东的一个大洼地里布置了大口袋。
敌军突围部队一出六营集，正好落入刘伯承预设的“口袋”，很快就被打得什么“翼”也没有了。
战斗的结果，整七十师被消灭，师长陈颐鼎等人束手就擒——在巨金鱼战役中，该师一四〇旅就已经以大部归降的方式被解放军所歼灭，现在则算是全部完结了。
只有唐永良和他的整三十二师确也不负打仗油滑，善于保存实力之名。友军都损失掉了，他们突围后检点人马，倒还有5000余人，当然所有重武器车辆什么已经一件不剩地都丢掉了。
准王牌
六营集歼灭战的枪声刚刚停止，二、三纵就再次对处于羊山集“蛇尾”的整六十六师发起了进攻。
整六十六师的前身是第六十六军，系抗战后期所建。陈诚过去曾在这个部队任职，以后该部也就成了陈诚的嫡系部队。虽然整六十六师比不上整十一师这样的顶级王牌，但在国民党中央军中亦属一流部队。
除了装备较好外，整六十六师的营连长大多是军校毕业生，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师长宋瑞珂毕业于黄埔三期，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也受过训。他个子不高，脸庞瘦削，皮肤白皙，乍一看不像武将，倒似一位文雅书生，但此人非常精明能干，在“土木系”乃至整个国民党将领群体中都称得上出类拔萃。
全面内战的导火索来自于对李先念部的围攻，当时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整六十六师。野司情报科在清理缴获的敌军文件时，曾发现该师追击中原突围部队的材料，彼时他们正处于得意之中，那副兴高采烈的劲头跃然纸上。
之后，整六十六师在豫北战役中碰到刘邓，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要不是宋瑞珂反应敏捷，行动迅速，一看到第二快速纵队被歼，马上组织后撤，其主力差点就未能脱身。
进入解放战争以后，刘伯承一如既往地重视对敌方情报的掌握。野司情报处专设有谍报科、侦察科（又称情报整理科）、侦听科，他们甚至拥有国民党军完全想象不到的绝密武器——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台。
抗战时期，美军也向一二九师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用以侦察日军情报，以及向其驻延安的观察组拍发电报。后来观察组撤走时，有感于一二九师对他们生活上的照顾，便留下了八台美式收发报机。
这种灵敏度极高的电台，国民党也有，并且属于同一种类型。这就使得野司侦听科可以天天用它来侦听国民党的电报，而直到败走台湾，国民党方面都不知晓此事。
利用国民党保密工作上的漏洞，野司截听和破译了敌方的大量绝密电报和密码。大到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代号、兵力兵种和作战部署，小到各部队和各级主官的历史、特点，一举一动可以说全在刘邓的掌握之中。
由于深知整六十六师“准王牌”的地位及其底细，刘伯承最初决定实施“各个击破”，对敌军三个师予以分割包围时，包围的重点就是整六十六师。为此，他不惜投入了两个主力纵队。
7月13日晨，其他两个师遭到围攻，王敬久下令整六十六师从羊山集后撤至金乡城，羊山集交由唐永良的整三十二师接防。
宋瑞珂等唐永良前来接防，但一直等到黄昏还没看到人影，而从中午开始，刘邓二、三纵就完成了对羊山集的包围，当天晚上，三纵率先展开攻势。
羊山集是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镇，镇北有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山上突出三峰，形状似羊，因此得名羊山。当地人称东峰为“羊头”，中峰为“羊身”，西峰为“羊尾”，其中“羊身”最高，可瞰制整个羊山和羊山集。
羊山自古就是屯兵据守之地，刘邓部队包围羊山集时，山周围还完好地保留着明代末期的寨墙。宋瑞珂率部到达羊山集后，即在羊山上不分昼夜地抢修工事，沿着山腰构筑了许多地堡和交通壕。
羊山地势低洼，那几天连下大雨，镇子东、西、南三面都为积水所环绕，水深齐腰。二纵有轻敌思想，事先没有认真侦察地形，想直接涉水进攻，结果一进入水障区域，即遭到镇内、“羊身”、“羊头”三面的突然火力压制。激战中，二纵不仅多次攻击受挫，还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与此同时，整六十六师也伤亡了1800余人。
7月14日，鉴于整三十二师、整七十师救援羊山集的道路被封锁，王敬久转达蒋介石的指示，让宋瑞珂率整六十六师自行突围。
宋瑞珂当即召集团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讨。宋瑞珂在会上说，炮带不走，可以不要，但负伤官兵必须设法带走。倘若将他们弃置不顾，即便突围出去，以后也无面目带兵。
宋瑞珂以此征询部下们的意见，众人也都深以为然。于是他复电王敬久：负伤官兵随同我们转战多年，不忍遗弃，如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因此各级军官都愿意固守待援。
宋瑞珂不愧是陈诚爱将，他虽然再度放弃了后撤的机会，但这一符合战争伦理的行为，对官兵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当然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整六十六师的决心和刘邓部队进攻的难度。
7月15日晚，二纵参加对羊山集作战，从西面对敌实施攻击。自此每到夜晚几乎必有战斗，不过都是小打小闹，无论二纵还是三纵，进展都不大。
按照最初估计，只要把整六十六师解决了，其他两师就不成问题，但随着六营集歼灭战的结束，其他两个师都已解决了，整六十六师方面却还未能毕其全功。
二、三纵的部分干部由此变得更为急躁，纷纷请战要大打快打。陈再道和陈锡联两位纵队司令员在进行商量后，征得刘邓同意，决定发起协同总攻击。
原计划7月16日晚发起进攻，因为下雨推迟到了7月17日。当天黄昏，二纵从西，三纵从东，同时向羊山和羊山集展开攻势。刹那间，炮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攻击开始不久，二纵五旅就报告说已攻下“羊尾”，正在向“羊身”前进。陈再道听到报告后很高兴，就让四旅放手向羊山集展开攻击。
实际上，五旅只攻下了“羊尾”的一些小山包，但陈再道信以为真，直到夜里12点，还命令四旅多向羊山集投入兵力，以争取多抓俘虏，多缴获枪支弹药。因为以为胜券在握，连一位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女作家也跟着部队进入了羊山集。
真实战况到第二天拂晓才弄清：原来“羊尾”的主要山包和羊山制高点仍控制在整六十六师手中。
拥进羊山集的部队队形密集，而且全都暴露在敌军火力网下，地面的土房、草房又都根本挡不住敌军的火力扫射，二纵因此遭到重大伤亡，部队建制也被打乱，无法进行正常的指挥掌握。
饭馆子战术
7月18日，凌晨6点，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接到陈再道的电话：“前面情况不好，你带全旅部队，立即赶到四旅、五旅的阵地，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全部夺回来！”
六旅此前用于消灭整六十六师左翼的警戒部队，此时正在羊山集西面待命。放下电话，刘华清立即率部赶到西门外阵地，发现事态确实非常严峻：整六十六师不仅把四旅、五旅挤了出来，还夺走了羊山集西街的全部阵地。
四旅、五旅的建制已经混乱，仅旅团干部就有十几人负伤，伤亡人员大部分都是受到了山上炮火的攻击。刘华清指挥六旅各团阵地一一接替过来，以防敌军继续发起反击。
这时陈再道又打电话过来，看样子非常着急。他让刘华清加强攻击兵力，赶紧将西街夺回来。
刘华清已经看过地形，他认为如果马上攻西街，部队还会受到敌人羊山主峰强大火力的阻击，因此建议在黄昏时再发动攻击。
陈再道听后突然发了火：“你怕死呀！”
刘华清左右为难，只好说要把情况摸一下再说。陈再道不仅不同意，还大吼起来：“你们不敢冲击，我来带突击队！”
刘华清赶紧说：“使不得，我带突击队就可以。”
想来想去，刘华清还是觉得不能硬攻，情急之下，他给纵队政委王维纲打了电话，请王维纲到前线来视察一下，看看实际情形。
王维纲看后，意见与刘华清一致。经王维纲解说，陈再道才停止了鲁莽之举。
黄昏前，刘华清把山炮拉了上来。有了炮火支援，二纵终于在晚上如愿夺回了西街阵地，但是再往里攻就又变得困难了。
7月19日晚、20日晚，二纵、三纵连续发起两次协同总攻击，然而都没能站住脚，无亮前均被迫撤回原阵地。
三次协同总攻击下来，敌我双方的人员损失均十分惨重，壕沟里到处布满尸体，连沟水都变成了红褐色。
战场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艰苦。一连数日，大雨连绵，所有交通壕都变成了小河。炊事员送饭到前线，开始是将饭锅放在门板上漂着在水面推，后来就索性改成小船来运。
官兵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皮肤都发白肿胀，有的伤口还化了脓。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此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那些来不及掩埋的尸体逐渐腐烂发臭，前沿阵地的官兵在吃饭时只好用棉花或布条塞住鼻孔。
在羊山激战过程中，王敬久非常焦急。作为东集团主力的三个整编师，战斗开始的头两天就被打掉了一个半，这让他很难在老蒋面前交差，而且一旦整六十六师又被吃掉，他所在的金乡城势必也很难守住。
为了把活命的“活”字捡起来，王敬久每晚都要爬到金乡城内的宝塔上，指挥城北的榴弹炮营向羊山集附近进行射击。顾祝同也亲自乘坐飞机，于晚上由徐州飞到羊山集的上空，借以给宋瑞珂和整六十六师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