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之死》这本小书，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然而每每打开电脑，欲自作一序时，便生出近乡情怯的感觉，不知从何下笔，述说内心的感触。唯有略陈固陋，聊展寸私而已。
我从小喜欢历史。当然，这里所谓的历史，和我后来作为专业学习了多年的历史学是很不一样的，无外乎评书戏曲、历史小说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讲史方式。上高中以后，我逐渐步入互联网世界，并开始在网上与人论史。当时，受《雍正王朝》等热播清朝题材电视剧的影响，网络上论说清史的声音最为热烈，我也不能免俗，跃跃欲试，颇想加入讨论。不过，以我一贯好胜求异的性格，虽然极年轻，也不肯跟在别人后面，或应诺叫好，或发表些过于幼稚的观点。于是，我开始在网络上默默搜集清史文献，半懂不懂，啃了不少史料。记得高三时，班主任让我们罗列自己阅读过的课外书，我的书单中竟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之类，令老师大为惊诧。有了些背景知识打底，我在网络清史圈也显得游刃有余起来，先是发史料，再是论观点，上大学以后又写起了网络小说，吸引了不少粉丝，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然而，当我真的凭着这样得来的自信，选择北大历史系，准备以清史为专业时，我才仓皇发现：原来我这样的“出道”经历，就是学院派口中的“民科”啊！
还好，北大是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只要能够按照专业要求完成学业，其他事情是不消多说的。六年时间的研究生学习，我努力而又尽量不动声色地克制自己的“民科”趣味，强迫自己变得专业、再专业一些。终于在2015年，我拿到了历史学博士学位，一时间洋洋得意，自诩为孙菊仙、言菊朋，“名票下海”，转型成功。
博士毕业以后，我入职国家图书馆，虽然科研压力较之留在高校有所缓解，但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开展阅读推广、文化传播，成为我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此前的“民科”经历，特别是在历史普及文章写作方面积累的题材和经验，就颇值得我“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起来。于是，我捡起了自己的旧爱好，再以历史学专业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升华其境界、匡正其观点、去取其材料，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写作多个系列的读史、讲史小文章。《年羹尧之死》，即其一也。
这里还要说说我跟本书的主人公年羹尧的缘分。在“民科”时代，我的头号“研究”对象是当时最受热捧的雍正皇帝。年羹尧作为康雍时期的一位极重要大臣，我虽然对其经历、事迹有所涉猎，但也失于浮泛。2010年，我认识了后来的密友吴菲帆。现在已经是上海滩律师的她，当年还是个追捧我小说《天地古今惟一啸》的本科小女生，且她的趣味与旁人大不同，所钟爱的竟是我笔下的配角——年大将军羹尧。作为一个意志十分薄弱的作者，随着与“年粉”小吴的频繁交流，我对年羹尧的兴趣也日渐增高，阅读了与之相关的不少史料，对他的性格、经历，也颇多同情之理解，甚至一度因为对他下笔“偏袒”，招致其他读者的不满。
2012年，随着博士阶段科研压力的日益增大，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小说惨遭搁笔，至今未能完结。幸好，因为写小说而积攒的材料还在电脑中，因为写小说而梳理的思路还在自己脑中，几年后重新捡起，倒也不费什么力气。不过，当年小说写得驳杂，转作以历史学为基础的普及读物，总要有个明确的主题。这时候，年羹尧这个传奇人物的传奇经历抢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年羹尧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影视剧上镜率颇高，也因此在观众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艺高、功劳大、个性张扬跋扈等等。然而，历史上的年羹尧并不是个简单的脸谱化人物，他四十七岁的生命虽然不长，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经历，却颇能令后来人感慨嗟叹；他与康熙、雍正两位君主，以及同时代许多著名人物，都有复杂深刻的关系，并由此而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复杂与深刻，往往体现在人情事理的细节当中，欲将这些细节铺陈展示给更多的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与思考，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所能实现的，而非融情入理、苦心孤诣、笔触纤微所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作了《年羹尧之死》，尝试以此人为突破口，实现我对于历史普及读物的追求，即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制度设计、社会心理、风气好尚，通过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与逻辑推理，向读者做出历史场景的推断、认识误区的澄清，将类比的触角突破时间的尘封，引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
《年羹尧之死》在网络连载后，经我的博士指导老师之一、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介绍出版；又烦张老师，并我的导师北大历史系郭润涛教授、我的领导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多加垂注，撰写推荐意见。师长辈的殷殷热望，令我喜而生愧，愧而图进。本书蒙策划人尚红科先生青眼有加，弃瑕录用，感激之情，亦难言表。此外，文章在网络发布时，收获了许多师友和网友的转发鼓励与精彩评论，拳拳惠爱，再致谢忱。至于我的父母、家人，更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忠实读者与坚强后盾，工作的压力和写作的劳苦，在他们的支持下一次次冰消瓦解，化作动力与激情。
值此拙作付梓之际，心曲葵葵，毫端草草。已矣哉！书不尽意。
郑小悠
2018年3月18日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