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再看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在九十二款大罪中，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冒销、非法经营等项，一些项目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如曾经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多万两，冒销西宁军需四十多万两，等等。
年羹尧仗势敛财，家财甚巨，确有其事。按照清朝的制度，旗人因为已经由国家在京畿地区分配了旗地和住房，所以即便出任外官，也不能在当地置产，卸任之后只能回京依靠旗地生活。清前期旗地的买卖限制较多，土地兼并比较困难。所以，清中前期的旗人官僚贪腐有一个特点：他们往往在身居要职时好摆排场、大肆挥霍，但因为置业较少，现任官一旦退职，特别是众多子孙分家之后，经济条件就大幅跳水，一两代内就能陷入贫寒的境地。相比这些听从制度约束的“老实贪官”，年羹尧就显得生财有道。他利用自己亲友、袍泽、故吏遍天下的优势，在各地大量置产经营，如借助直隶总督李维钧，在保定周边置有田地三万亩，房屋一千两百多间。因为女儿与衍圣公府缔结婚约，年羹尧又以置办嫁妆为名，在济宁购置良田十九顷。另外，年羹尧凭借在西北、西南地区大权独揽的地位，支持诸子、家奴，以及亲信官绅、商贾经营盐、茶、马匹、贵重木材等大宗生意，再与军需供应、边境贸易相结合，获利之丰厚可想而知。
年羹尧敛财腐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实，不过，对于九十二款大罪中的这些严重经济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更深层面，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分析。
首先，青海一战的军需补给，并非由中央财政直接供给调配，而是主要由年羹尧统筹川陕等四省自筹自支。这一策略的优势是筹措周期短、运输成本低，资源调配机动灵活，可以及时适应战争变化。另外，雍正帝即位后，政治局势一度紧张，国库里的钱一下子都拿去打仗，手里没活钱的皇帝实在心里没底。因此，如果能让年羹尧尽可能自负盈亏，而中央少掏钱，那雍正帝真是再乐意不过了。从结果上看，这一招的效果确实明显：雍正初年，在青海用兵的情况下，国库存银不降反升，从康熙六十一年的两千七百万两，到雍正二年增至三千一百万两。
可以与之对比的是雍正中后期的对准噶尔部战争。雍正七年，清廷再次打响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打算由西北两路出击，直取伊犁。在这次战争中，雍正帝吸取年羹尧权力过于集中、尾大不掉的教训，在军事上、人事上都实行分权，而在军需供应上则采取由中央直接筹集军费、调配物资的方式。对准部战争的军需筹备从雍正四年就着手进行，由雍正帝亲自挂帅，他最亲信的三位重臣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直接办理，准备周期达三年之久。三人小组的运作模式，构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军机处的雏形。对准部战争延续时间较长，且胜负参半，损失颇大，国库存银从雍正八年的六千二百万两直线跳水，至乾隆初年户部仅余银三千四百万两，几乎降到了雍正二年的水平。抛开其他因素不计，两次战争的“花钱”模式差别可见一斑。
不过，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本来薄弱，过度榨取民力作战，容易激起民变，于是雍正帝和年羹尧达成默契：虽然不给钱，但是咱可以给“政策”。比如让年羹尧一个川陕总督兼职管理位于山西的“钱袋子”河东盐场，将原本只能由户部统一办理的“捐纳”（合法的花钱买官）权下放给陕西省，在战争期间对川陕藩库亏空等问题睁一眼闭一眼等等。总而言之，中央政府在战争期间几乎放弃了对川陕等四省的财政监管：只要你自己花钱把仗打赢，其他都好说。年羹尧的严重经济问题有其必然成分。
与之伴随而来的还有第二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既然年羹尧对于战时四省的财政有绝对的控制、调动权力，一切以打胜仗为目的，那么那些冒销军需、擅发银米之类的罪名，算在他头上就显得勉强。毕竟，由身兼地方总督的军事长官全权调配物资，是对常规制度的整体性颠覆，再从中挑出具体问题说某一件事按照常规是“冒销”“擅发”“挪用”，未免不能令人服气。
至于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的领导责任问题，最著名的当属“郃阳剿匪致死八百平民案”。这件案子后来被影视剧作家进一步戏剧化，编排为《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尧血洗江夏镇，极力展示其凶残暴戾、不择手段的一面。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继续来说郃阳案。郃阳案同程如丝案一样，也是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特别严重的一款，二者共同的特点是都造成了无辜商民死亡。死了人，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在这一点上，古今是相通的，古代社会也并非视人命如草芥。
郃阳县今称合阳县，隶属陕西省渭南市，地处关中盆地东北部，与山西的河东地区隔黄河相望。罪状中说，郃阳事件导致该县八百多人无辜死亡。这个数字实在吓人，毕竟在冷兵器时代，一场小规模战争也死不了八百人。何况从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这死亡的八百多名无辜群众，并不是被官兵杀死打死烧死或是集体活埋的，而是因为半夜受到惊吓，自己跳崖投井，甚至躲避中遭踩踏致死的。承平之日，在离省城西安不到两百公里的关中平原上，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事件，居然时隔一年多后才为世人所知，未免过于怪异了。
关于郃阳事件的起因，汪景祺在《西征随笔》的《西安吏治》一篇中也有记载。按照汪景祺的说法，康熙年间，天下吏治之坏莫过于陕西。一则督抚大吏均为满人，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于政务很不通晓，将地方公务都委之师爷、书吏，任其鱼肉百姓。二来康熙中期以后，西陲连年用兵，陕西官府、民间的负担都很重，而地方官以苛敛聚财为能事，想尽一切办法征收苛捐杂税，常常激起民变，官民矛盾十分尖锐。郃阳县在雍正初年隶属西安府，因为与河东盐场所在地山西运城临近，所以当地人民用盐比较方便，并不需要官方背景的盐商往来贩运，而是采取“民运民销”的方式自行解决。雍正初年，为了增加盐课收入、满足战争需求，年羹尧的亲信，时任西安知府的金启勋强行将郃阳县用盐改为“官运官解”，引起当地绅民的强烈不满。在郃阳籍官员范光宗（曾任福建学政）家人的带领下，一些百姓冲入县城，砸毁县衙，要求官府收回成命。金启勋等人无计可施，只好听从陕西布政使胡期恒的安排，与民众达成妥协，仍许当地食盐民运民销。
没过多久，金启勋经年羹尧保举，由西安知府升任河东盐运使，成为负责河东盐政的长官。大约出于报复心态，金启勋指称郃阳县内盐枭横行，请求年羹尧准许他带领官兵前往抓捕，年羹尧予以批准。雍正二年八月，金启勋带兵来到郃阳捉拿盐枭。至于带了多少兵、抓了多少人，其间发生了什么，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外界关注。此事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刑事案件加以处理的。
然而半年后的雍正三年三月，这件事突然被高调提起。刚刚改调镶白旗汉军都统的前陕西巡抚范时捷向皇帝密奏，说他在担任陕抚时听到有人反映，去年官兵在郃阳大肆捉拿盐枭，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当地无辜百姓畏惧惊惶，甚至有多人跳崖投井自杀致死，请皇帝下旨年羹尧确查。
雍正帝将范时捷的奏折发给年羹尧，让他查明。年羹尧回复说：郃阳盐枭恣行，不得已派兵前往，官兵“未射一箭，未放一枪”，除了将十五名盐枭拿获押解省城外，并未造成平民伤亡，“若果有杀伤平民之事，众耳众目万难掩饰，臣情愿甘罪，断不肯下庇属员，上欺圣主”。其时，“倒年”正在进行当中，这样大一个罪状，雍正帝怎容他随意解释几句，就轻飘飘放过。于是，他在朱批中对年羹尧说：
范时捷说你被人蒙蔽，今你此字中言他被人蒙蔽，今朕若听你言便寝此事不究，则被你蒙蔽矣，若听范时捷之言即治金启勋之罪，则朕被范时捷蒙蔽矣。此事你二人中必有一人被人蒙蔽，尔等被人蒙蔽不过坏一省吏治之事，若到不可用尚可摒斥而更人。朕若被人蒙蔽则天下政务所关，尔等未必能为伊、霍之事也。此事你必究明根源覆奏，朕必明此事矣。你若不能彻底详明此事，朕被你蒙蔽尤可，你蒙蔽朕之罪恐当不起天下人之指论也。
皇帝将话说得这样重，年羹尧只好派陕西按察使黄焜等人再查此事，并在两个月后奏报说：去年八月官兵突至郃阳，虽然并无威逼之事，但该县老幼妇孺共六人，因为惊吓，或自缢、或跳崖、或触发旧疾病死，当时俱未报官，所以自己并不知情，现在既经查出，自请处分。对于年羹尧的奏报，雍正帝未置可否。五月中旬，年羹尧从西安离任，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又奏说，据按察使黄焜禀报，郃阳县因官兵突至横死者，老幼共计十二人。人数比年羹尧所报的死亡六人翻了一倍。对于这个说法，雍正帝似乎也不满意，只简单批复岳钟琪：“另有旨矣。”事实上，事态变化到了这个时候，雍正帝对于郃阳案，已经有了自己的态度和信息渠道，而毫不理会陕西方面的说法了。
其时，钦差吏部侍郎史贻直、刑部侍郎高其佩已经结束了关于年羹尧贩卖私盐的调查，准备从山西运城返回北京。雍正帝一纸令下，命史、高二人参与调查郃阳案。七月初八日，史贻直、高其佩上奏称已与岳钟琪及新任陕西巡抚进行了联合调查，除年羹尧所报六名死者外，现在又发现因兵而死者十三名，死者人数合计达到十九名。另外，郃阳县被官兵抓走的盐枭中，也有人口供有出入，理应再审。针对史贻直的这道奏折，雍正帝也没有就增加死亡人数本身有所表示，而是批示：“知道了，尔等且在此等候，朕使人来，有面交与之事。”
大约与史贻直、高其佩同时，陕西固原提督马焕也上一密奏，他通过自己所管的绿营兵系统对此事进行了秘密调查，描述颇为细致。他说：在雍正二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三日内，年羹尧先后遣发三拨官军，共一千两百七十人，由金启勋等人率领进驻郃阳县城。于二十日夜放炮出城，到离城二十里的村寨抓了十几个人，随后几日又在周边地区抓捕百姓一二百人，金启勋随审随释，最后只留下十八名认定为盐枭，押解西安，斩首九名。现在监狱中在押的有一名秀才，识文断字，对当夜情形的描述还算清楚。据该秀才回忆，当时官兵半夜出城，百姓十分畏惧，落河投井跳崖者为数甚多。
综上所述，自雍正三年三月郃阳案旧事重提之日起，到当年七月的四个月间，各方调查上报的郃阳百姓死亡情况从无人伤亡，到六人，到十二人，再到十九人，人数逐渐扩大，但均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然而，到了九月十五日，雍正帝下达的一道上谕中，郃阳案死亡人数却突然变成了骇人听闻的八百零五人！
雍正帝为此痛心疾首，在上谕中对郃阳受难群众进行了沉痛哀悼，表示：年羹尧如此草菅人命、毒害无辜，以致八百多人受其惨酷，这都是朕任用匪人的缘故，朕实在太惭愧了，无法面对无辜受害的郃阳人民。既然都是朕的过错，那么现在的陕西地方官要代替朕好好抚恤当地群众，雍正四年郃阳县的税收，免了！
这八百零五人的数据是钦差史贻直、高其佩报给皇帝的。二人关于此事的题本笔者未见，但用雍正帝的话说，这八百零五人中每一个死亡人员都有“乡保甘结”和“该县册结”，是凿凿可据的。不过，仅就上文的大致描述，想必读者心里已经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在一个没有DNA技术、没有精准户籍登记的时代，短短两个月时间，史、高二位对当地情况毫不熟悉的京官，是怎样对一桩发生在一年多前的泼天大案进行独立调查，一一核实了八百多名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呢？这样的诧异，年羹尧本人也是有的。于是，当钦差拉锡带着郃阳结案谕旨到杭州向年羹尧宣读时，年羹尧大为震惊，不肯认罪，回称：“此事缘由，我前已奏过，抑或日后可明。”拉锡又问：“如果按尔抵赖所言，日后自有明日，难道是高其佩、史贻直编造乎？”年羹尧则反复表示：“日久后自明。”当然，无论年羹尧本人怎样说，郃阳一案最终被定成铁案，作为他九十二款大罪中很重要的一条；同时，也为其残忍暴虐、滥杀无辜的历史文学形象打下了基础。
金启勋是年羹尧川陕军政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年羹尧举荐金启勋为河东盐运使，支持他擅改成规、横征盐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年氏家族在河东盐务中的既得利益。至于事前批准金启勋发兵捉拿盐枭，事后对其偏袒庇护，遮掩因其半夜出兵吓死无辜百姓的事实，年羹尧也都罪无可辞。不过，雍正帝几经指示授意，公布的郃阳案八百余人死亡数据，实在水分过大，不合情理，不足确信。另外，无论郃阳当日到底死了多少人，也并非年羹尧亲自带兵前往，他只应承担用人不当、袒护下属的领导责任，而非直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