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维辛火车站我面临了第一次淘汰选择，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在之前的书中一直未曾披露，其原因很简单，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确定，这件事是不是只是我臆想出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门格勒医生其实当时并没有把我的肩膀扳向右侧——表示得以幸存的那一侧，而是指向左边——即将被送进毒气室的那个方向。可是我发现，我前面被指向左边的那些人里我一个都不认识，而恰好我的几个年轻同事都被指到了右边，于是我佯装向左边走了一步，又悄悄从门格勒医生背后绕到右边那一列去了。天知道，我当时怎么就灵光一现想到了这个主意，而且居然有勇气那么做了。
还有一件事我在我出版的德语书中也未提及：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我被强制脱下自己身上的合身衣物，换上一件（应该是）从毒气室的尸体上扒下来的破破烂烂的外套。在这件外套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张从祈祷书上撕下来的纸页，上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犹太教祷告词《以色列啊，你要听》。我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曾写道：这样一个意外的巧合，一定是在告诉我——我的书稿一直在某个地方没有丢失，难道除此之外它还会有别的意思吗？因为从那时起，这页祷告词就被我藏在外套中，恰好就在之前我的书稿所藏的那个位置。而有件事我每次想到都会感到不可思议：我在被关押期间零零散散写在纸片上的第二稿的提纲最终保存了下来，而与此同时，那页祈祷词却在我获释后突然不知所踪。
再讲一下我认识的一个恶徒，像其他的刑事罪犯一样，他当上了集中营的牢头。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我跟他有这么一个小插曲：集中营要抽出100个囚犯运送到其他地方，我也被抽中。正当我们要离开，我说的这个牢头突然猛扑向另外一个犯人，对他拳打脚踢，用鞋跟大力把他踢进这100人的队伍里，顺便把我从队伍中揪了出来。同时，他用污秽的语言狠狠咒骂着这名囚犯，让大家以为是这个人因为害怕而躲在一旁，把我推出去替他。当我回过神来，那100个人已经被带走了。这个牢头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这100个人不是被送去毒气室就是被带去做其他一些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是他救了我一命。
后来我在考弗灵第三集中营时，一个叫本舍的人（他后来成为慕尼黑电视台演员）也曾救过我。当时，我用一根香烟跟他换了一碗熏肉味的汤——当然里面一粒肉丁都没有。他在一旁看着我哧溜哧溜地喝汤，诚恳地劝我克服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我在其他囚犯身上看到过，如果任其发展，人就会开始放弃自己，那便离死亡不远了，而当时我确实已经深受这种情绪的影响。
再后来，我在蒂克海姆集中营里染上斑疹伤寒，病情沉重，能清晰地感到死亡的脚步逼近。生死之际，我心中唯一挂念的，便是我的书还未出版，不过后来我便说服自己放下这个念头。我想，如果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一本书的出版与否，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人生？当亚伯拉罕自愿将唯一的爱子作为牺牲献给上帝时，神的使者降临了；所以我也必须下定决心，自愿牺牲我的精神之子——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我的书（也就是《医生和心灵》）出版了，我的人生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斑疹伤寒没有要了我的命，我慢慢好起来了，可是随即我便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特别是到了晚上，我喘不过气来，身上疼痛难忍。病痛的折磨让我几近绝望，我终于在午夜时分溜出我的棚屋，去找营地的主治医生——我的匈牙利同事拉茨医生——他自己也是一名囚犯求助。这段可怕的经历我永生难忘：因为集中营里严禁囚犯夜间离开自己的棚屋，所以我不得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趴在地上朝着100米外拉茨医生所住的棚屋匍匐前进；我战战兢兢地前行，一旦被瞭望台上的哨兵发现，就会在机枪的扫射下立即丧命。可以说，我必须在两种死法中选择一个：窒息而死或是被机枪射死。
我从来没有做过参加毕业考试的梦，不过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在集中营里，似乎对我来说，集中营才是我真正的毕业考试。其实我不必来这里的——我本可以溜之大吉，移民去美国的；我本可以在美国发展我的意义治疗理论，在那里完成我一生的事业，实现我的人生目标——可是我没有，我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一个判决性实验，自我超越（Selbst-Transzendenz）和自我割离（Selbst-Distanzierung）——近年来我特别强调这二者，是人的本初特征，我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借用一个美国的心理学术语，这些来自集中营的经验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说证实了“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寻求意义之意志”（Wille zum Sinn），换句话说，即自我超越——人超越现有生存状态的层次，追求尚未属于自身的、更高层次的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目光长远、放眼未来并且坚持追求未来的意义的人，最有可能战胜苦难，从困厄中走出来。美国海陆军心理学家纳尔迪尼和利夫顿曾在日本、朝鲜的战俘营里做过调查，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具体到我自己，我始终坚信，自己能够活着走出集中营，首先要归功于我想把丢失的书稿重新写下来的信念。我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在我染上斑疹伤寒的时候，那时我不得不整夜保持清醒，以防止自己死于血管闭锁。在我40岁生日时，我的朋友送我一小截铅笔头，并且神奇地为我搞到几张小小的党卫队表格纸片，于是我发着高烧，在这些纸片的背面潦草地涂画出一些关键词——是的，我想借助这些关键词将《医生和心灵》重新撰写出来。
而日后我将这一计划——完成我的第一本书的第二稿，付诸实施的时候，这些关键词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在第二稿中，我还补充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一些经历作为事例，来印证我的理论，而这一新加的关于集中营心理学的章节，我在关押期间就已经着手准备了。
对于如何才能很好地实现自我割离，我曾在荷兰莱顿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曾多次试图通过将痛苦客观化的方法，使自己与眼前困厄的处境割离开来。我还记得，有一天早晨我们被拉出营地干活，天寒地冻，在去往工地的路上我冻得瑟瑟发抖，腹中饥饿难耐，两脚因为长期饥饿浮肿得穿不上鞋子，只能勉强塞进一双满是破洞的鞋子里，趿拉着往前走，满是冻疮的脚裸露在寒风中，疼痛难忍。这时，我开始想象自己置身于一间宽敞、漂亮、温暖、明亮的礼堂，站在讲坛上，面对着全场凝神静气的听众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就是《集中营的心理治疗经验》（后来我确实以此为题目发表过会议演讲[1]），而演讲的内容，正是我此时此地的经历。女士们先生们，相信我，我绝不希望真的有一天能有机会发表这样一个演讲。”
3年里，我先后辗转在4个集中营——泰雷津、奥斯维辛、考弗灵以及蒂克海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可是我的亲人（除了我妹妹以外）的遭遇，只能借用里尔克的一句诗来概括：主赐给每个人他自己的死亡。在泰雷津集中营，我父亲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我母亲去了奥斯维辛，随即被送入毒气室；我哥哥——据别人说，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个附属营地，在一座矿山劳动时丧命。
前段时间，我的老朋友埃尔娜·费尔迈耶（Erna Felmayer）给我寄来一首诗，那是我1946年写在一张处方签上转交给她的，诗中描摹了那段时日里我的心境：
我死去的亲人啊，你们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底：
你们在我左右，似是无声提醒
我身上的职责；所以现在我要
将一切把你们带向灭亡的东西，统统毁灭，
直到我明白，每一缕阳光，
都是你们的熠熠目光，想要诉说，
直到我看见，每一棵葱葱郁郁的树，
都是一个死去的身影，对着我招手示意，
直到我听见，每一只鸟儿啁啾鸣啭，
都是你们的歌唱：
这是来自你们的问候——或许，是你们在对我说，
你们早已原谅，我独自苟活于这世上。
后来，我被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当奥斯汀市市长宣布这一决定时，我说：“实际上不应当是您授予我荣誉市民，而是我给您‘荣誉意义治疗师’的称号。因为如果不是这么多得克萨斯州的小伙子们——这其中有一些来自贵市，付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我和无数其他同胞从蒂克海姆集中营解救出来（我指的是来自得克萨斯的军队），那么1945年以后世界上就没有弗兰克尔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意义治疗理论了。”听到此，市长先生的眼中噙着泪水。
获释后，我重新回到维也纳，不止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维也纳为你和你的家人做得太少了呢？”是的，我的父亲在泰雷津集中营离世，我的母亲在奥斯维辛被送进毒气室，我的兄长也是在奥斯维辛失去生命，还有我的第一任妻子年仅25岁就丧命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不过听到这个问题我通常会反问：“有谁需要为我做些什么吗？”维也纳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男爵夫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将我的一个表姐藏在自己家中长达数年之久。还有一位左派律师，虽然我与他只是萍水相逢，并没有帮过他什么，他却一有机会就给我偷偷带一些食物〔他就是后来的奥地利副总理布鲁诺·皮特曼（Bruno Pittermann）〕，我还有什么理由背弃我的家乡维也纳呢？
[1] 会议演讲时间地点：施特恩霍尔特集团，阿姆斯特丹， 1953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