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者写给我的信里，总是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我的书和文章带给他们的影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这么一封信，其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弗兰克尔医生，你的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二战结束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一名访客。艾丽告诉我，来者是一位名叫考瑟尔的工程师，“但绝对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考瑟尔。”
“请他进来。”
他进来后说：“我叫考瑟尔，不知您是否从报纸上听说过我。”
我当然听说过他——大家都认定那起妇女谋杀案是他干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个意外，让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工程师先生？”我问。
“什么都不必，我是专程来向您道谢的。在监狱里我都绝望了，没有人相信我是无辜的，后来有人给了我一本书，是您写的，就是这本书让我坚持了下来。”
“真的吗？”我问，“您认为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回答说，他应当是实现了“态度的价值”（Einstellungswerte）。他说得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正理解了意义治疗并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去，而意义治疗也确实对他有所帮助。
在亚洲的某个独裁国家，人民最后一次争取进行选举的努力失败，反对派候选人被送入监狱。这名候选人有一次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当记者问到他是如何支撑着熬过这段长达数年的监禁生活时，他回答说：“我的母亲给我送了一本书进去，是一位名叫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写的，是这本书帮助我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与诸位哲学大师的会面
就我个人而言，最宝贵的经历当属我和马丁·海德格尔[1]的一次谈话——那是海德格尔第一次来维也纳并拜访了我。在我的来宾题词纪念册上他留下这样一段话：“纪念一段美妙而富有启发性的上午拜谒时光。”有一张照片记录了我们俩在维也纳的会面，照片背面是海德格尔的题词，他想借此强调我们两人观点的相似性：“过去的东西走了，曾在者来了。”（Das Vergangene geht. Das Gewesene kommt.）
包括这次会面在内，我总有这样的体会：那些让我仰视的真正的大师无一例外都是宽厚的仁者，他们虽然有权力和资格批评我，却总是忽略掉我所做研究的不足，而试图从中挖掘出一些积极的东西给予我肯定。马丁·海德格尔如是，路德维希·宾斯万格[2]、卡尔·雅斯贝尔斯[3]、加布里埃尔·马塞尔[4]亦如是。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我去巴塞尔拜访他时对我说过：“弗兰克尔先生，您所有的作品我都知道，其中那本关于集中营的书（他指着他的藏书室里我的那本《追寻生命的意义》）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几本人类的伟大作品之一。”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曾为我《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的法文版写序。
[1]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存在主义哲学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1927），其关于意义问题的思考对神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2] 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瑞士心理学家，发展了心理治疗以及所谓的“存在分析”理论。——译者注
[3]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存在主义哲学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普通精神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1913）、《哲学》（Philosophie， 1932）。——译者注
[4]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 1889—1973），法国哲学家、戏剧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