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1932年
金以林[1]
1932年，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间，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外，几乎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过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无论是对怎样统治这个国家，还是治理国家需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变化，这为他此后在国民党内确立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却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
一 训政初期的反思
蒋介石一生有过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训政”（1931）和“宪政”（1949）阶段。前两次下野，最大的压力来自国民党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董显光所言：尽管蒋“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2]
如果将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为两段的话，对蒋介石来讲，前四年是他实践孙中山提出的“军政”时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主要依靠黄埔建军，完成北伐。1928年国家统一后，遵照总理遗教，国民党的统治进入“训政”时期。而此时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因自身存在的两点天生不足，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业大计。
从客观方面讲，他在党内地位太浅，“老一辈的同志”仍示蒋为“军事”的而非“政治”领袖。因此党内对他“不服”或“不满”的大佬们，总是不断地联络地方实力派，挑战蒋所获得的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他被迫四处征讨，以期实现他所希望的统一大业。
从主观方面讲，蒋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在武力平定党内反对派的几年间，他几乎都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帮他料理南京政权的，主要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胡、谭二人不仅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政权管理经验。早在民国初年，胡汉民、谭延闿就分任广东和湖南都督。当蒋在前线作战之时，胡、谭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令蒋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胡汉民的作用更大，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3]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称赞的：“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4]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从表面上看“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谭延闿在清末中过进士，做过翰林、湖南咨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时在湖南被推举为都督。不久，他参加国民党，曾三次督湘。孙中山在广东时，他担任过大本营秘书长兼湘军总司令。谭氏富有政治经验，处世圆滑。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氏，改任行政院长。他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中，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5]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际，谭延闿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不久，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6]
这种担忧马上变成了现实。在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认为已没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训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就在谭延闿病逝当月，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7]该电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8]
蒋介石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9]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10]蒋氏此举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善于在蒋、胡之间调停的谭延闿刚刚病逝，蒋一怒之下将胡扣押于南京汤山。不曾想此举引发国民党内的再次反蒋高潮，并最终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忧”（粤方压迫）和“外患”（九一八事变）的逼迫下，被迫下野。22日，他出席完象征党内团结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之后，即离开南京回奉化家乡。尽管实际的军权和财权依然在他手中，但这次的被迫下野，是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这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在回到奉化的当天，他在日记中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写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1]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对这次下野的总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深深意识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重大问题：“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二 “无干部”的烦恼
1932年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炉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以改变自己“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的状况。
蒋介石下野前，给新成立的孙科内阁留下种种障碍，新内阁自1932年元旦成立后不到10天，孙科被迫电请蒋介石出山。15日，蒋日记记道：“余为公、为私、对国、对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尽良知，故决赴京一行。”22日，他说服汪精卫同赴南京，蒋汪合作局面正式形成。[12]
重入南京后，面对党内以往的反对派，蒋介石更加感到在党内建立核心组织的迫切性。1月28日，他出席“临时政治会议”，“见各委大半皆被余消灭或为余仇敌，今竟相聚一堂，不知所怀。回途万感交集，甚欲辞去。饭后再思，如果辞去则政府必散，国家必亡，故决忍痛驻留”。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切思对外须先统一国内，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战中为一自由中立或战斗员，更须统一内部，余即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1月30日）当然，蒋的内心是决不愿“退下为其部属”，而“助其成名”的。
为了加强内部的统一，蒋介石一度曾想改组现有的党组织。为此，他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见。但戴氏则持反对态度，“彼以改组本党为不可”。（2月27日）戴氏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蒋氏在党内尚不具备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实力，特别是还有胡汉民控制的半独立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蒋氏在反复考虑后，决心“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3月29日）并告诫自己在“核心组织未稳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权”。（4月7日）
戴季陶从早年起便是蒋介石的挚友，是蒋氏亲信中少有的敢于同他讲真话的知己，既能告诫他何事不可为，同时又敢于提出中肯的批评，并鼓励蒋氏何事必可为。4月3日，蒋介石“与季陶谈话，彼言凡是困阸时，必须向光明大道猛进，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如吾人不成，则后人终有成之者，非必欲由吾亲自成也。又言出处须光明，名位须确定，对人不可太分明，此皆阅历之言也”。而蒋氏的另一亲信但同他没有很深历史关系的杨永泰的建议，则显得更为圆滑，半是建议半是褒扬。“畅卿（杨永泰）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分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5月24日）
1932年整个上半年，蒋介石都在为“无干部”而烦恼。下面引述的几则日记真实记录了蒋的焦虑心态。
3月24日：“求人未得，焦虑莫名，外交、军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负责任、敢担当之人，而尤其不见血心之士也。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峙、敬之或较为有才也。”
4月4日：“求贤才皆不易，当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骝先、朱逸民、张岳军、贺贵严、蒋雨岩，次之如陈立夫、葛湛侯、俞樵峰、陈公侠；远者如程沧波，刘健群、何浩若，梁干乔、赵文龙；次之如张道藩、罗志希、顾树森、彭学沛，皆有一日之长。如欲求其全才，则何可多得，勉之。”
4月8日：“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目前以外交如何打开局面，对日对俄对美皆须进行。沪案如何了结，反动如何处置，对国主派、孙陈派、冯闫派、共产派、官僚派（研究、交通、安福各系），舆论与金融各界，军队如何整理，反侧如何安置，广东如何掌握，改派如何感化，皆应确定方针。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对军校如何改革，对政权如何注重，对教育界如何掌握，皆须切实研究。”
5月2日：“叶楚伧、杨畅卿、葛湛侯、朱骝先、罗志希、方耀庭、程沦波为研究时局之友。”
6月22日：“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韩、余日章三友可为敬友，而不能为我畏友；其它如朱骝先、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其它如贺贵严、陈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狭，不足当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健群、罗志希、段锡鹏、方觉慧、齐世英、方治、鲁涤平、罗贡华选之。其他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易多得也。”
在蒋介石反复提到的干部名单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干部和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是原党内反蒋的汪精卫、胡汉民等派系成员。此外，除已完全投靠蒋介石的桂系黄绍竑一人外，也几乎很少见到有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人物。[13]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考察和比较，蒋介石逐步锁定了自己的核心干部。7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两天后，他再记道：“组织与专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现在进行者，翁（文灏）、钱（昌照）之组织，近于政治与经济，而俞（大维）之组织近于外交与教育；刘（健群）之组织则近于军事与党务。最难得者，为外交与财政人才，应注重之。”（7月27日）尽管上述核心成员，仍不能满足蒋的需要，但他也深知“对干部须择和衷共济者，能有十人为内外之支撑点，则几矣”。（9月5日）
此时，在南京中央政权内部，尽管蒋介石仍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基础，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但他的信心开始不断增强。8月31日，他充满自信地写道：“余以与汪等诚意合作为主，如不得已时，则行独裁制……余以为借中央之名，实以准备革命工作。”
三 “无组织”的改变
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中所感慨的“无组织”，主要是基于他尚不能从容控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尽管此时党内由二陈控制的CC系，能够听蒋指挥，但胡汉民控制的西南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与蒋争权。而CC系在与反蒋派的对抗中，并不能令其满意。蒋介石在党内权力依托除CC外，主要来自于他一手培养的黄埔子弟兵。为此，他于年初着手在黄埔学生中建立一个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的创始成员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他们大都是30岁上下、在党内拥有一定实力的中层干部，且多在军队中服务。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们深感“目前党已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在党内建立起核心组织来，由核心组织来动员全党，然后再由党来团结全民，动员全民，方能对日作战”。最初倡议的是留日归国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很快得到贺衷寒、曾扩情、康泽、胡宗南等一批黄埔学生的支持。1932年初蒋介石复职返回南京不久即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面对内忧外患，这批黄埔学生的主张正好合蒋介石之意，于是加紧筹备。滕杰等人在第一次向蒋介石汇报筹备经过时，开始尊称蒋为“领袖”，而不再称“校长”。[14]此后，“领袖”这一新称呼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开始流传。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记载力行社的情况，始于2月15日，“晚与贺衷寒等谈组织少年党事”。2月21日晚，再次召见“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挖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遍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一周后（28日），他在与胡宗南谈话时更明确指出“黄埔失败之原因与革命中坠之责任，述明重新整理组织之必要”。
经过短暂的联络，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据当事人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时间为3月1日。而这年2月刚好有29天，蒋在当天日记中明确记载，赴“力行社成立礼训话一时余”。[15]据统计成立大会应到28人，实到25人，均为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毕业的学生，其中第一期最多共10人。在这28人中大半都有留学背景，其中留日归国者多达14人，5人留学苏联、1人留学德国。[16]成立大会上，全体共推蒋介石为社长，并进行干部选举。随后滕杰将全部选票封好，交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带回，请蒋作最后裁定，没有当场开票。[17]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共分三级，最高机构称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组织；其次是革命同志会（最初分国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个负责军方，一个负责地方），它是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最外层是中华复兴社，公开领导各级党外群众组织。这三级机构对外通称复兴社。复兴社到解散时，共有成员数十万人，而核心机构的力行社社员最多不过300余人。
蒋介石对力行社曾寄予很大的期望。在成立最初的3个多月间，他在日记中几乎隔天就有对力行社干部训话的记录。且“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6月5日）
在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之中，仅有刘健群一人是非黄埔出身的，但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刘健群在北伐时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内容大致是说国民党完成北伐后，组织逐渐懈怠、松懈，党部衙门化，干部官僚化，以致内乱外侮纷至沓来。因此，他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造，“集结其精锐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义”。[18]刘健群的主张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经桂永清、滕杰介绍，加入力行社。蒋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刘健群，对刘的评价远远高于力行社的其他成员。如3月22日“阅刘健群条陈，稳健思急，见为快乐”；6月3日“批阅刘健群条陈，甚有所见，为一难得之青年也”。
刘健群加入力行社后，很快成为核心人物，并继滕杰、贺衷寒之后出任力行社书记长。因力行社是秘密组织，不为外人所知，而刘健群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一书，不久就流传到社会上，使“蓝衣社”之名不胫而走。当时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更有人称“蓝衣社”是效法意大利建立的法西斯“黑衫党”，以此指责蒋介石建立秘密组织，搞独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蒋介石也的确陆续派遣多批社员赴意大利、德国，考察两国政党的组织形态。
蒋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学界对此可说是见仁见智。蒋在日记中曾写道：“‘法锡斯蒂’党之条件：一、国民性衰落；二、社会基础不固；三、宪政未上轨道；四、有特出领袖。今日本之国情皆不合此条件，故料日本军人组织此党徒乱其国，其失败必矣。”（5月17日）尽管他所讨论的对象是日本，但按以上四条件来衡量，何尝不是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评判呢。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不断自我反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且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6月16日）但蒋介石还是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党统”观念，国民党的旗帜，他是始终高举的。这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曾“电询组织‘法昔司蒂’之有否”，蒋“提笔复之曰：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它组织也。见滕杰等之幼稚电报，焦急成病也”。193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报道，说有一批力行社成员“向德国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说出中国对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在实际的组织问题上”。文章进一步论述：“南京显然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之能创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和粉碎支派与反对党有很大的印象。”[19]这一判断或许更符合蒋介石建立力行社最真实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