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玩具枪打来打去的年代过去了，我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刚开始上的是一所大院里的子弟小学。这个小学只有一个女老师，一个年轻的知识青年包揽了所有的科目。不但教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连音乐、美术、体育这样的科目也包圆了。这怎么可能教得好呢？上了一年学，我感觉一切太简单，就跳到三年级，但是我的父母开始意识到这样的教学方式只能是“毁人不倦”。
就在这个时候，爸妈的工作终于也迎来了调动的契机。20世纪70年代国家测绘局一度撤销，所有工作人员都解散了。父母从测绘队分别去了建筑公司和制药厂当工人。到了1973年，国务院下文恢复了测绘局，但是各个省建立测绘局一直等到了1976年。等到各省恢复建局后，我父母也调动到了位于郑州市的河南省测绘局，干回了测绘老本行。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们一家人也因此搬到郑州市生活，我也顺其自然地转到了郑州上小学。
测绘局就在郑州市黄河路8号，我家在测绘局的家属院，我便就近上了与家属院一街之隔的黄河路第三小学。这所学校在郑州市金水区的黄河路以北，红旗路和政六街的交界口。1977年，这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小学，直到今天，它仍拥有一个既不张扬也不高调的门口，如果稍不注意，很容易因为和当街的各类超市、小餐馆混淆而错过。学校门口的上空，几截黑色的电线拦截在空中，分割了人们的视线。
70年代黄河路以北就是一片广阔麦地。一到夏天，麦浪翻滚，蚊虫很多。它们大批量地藏匿在讲台下方。老师一上台，蚊子们就开始群体出动，然后疯狂地兴风作浪，这经常对教学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把我叮得浑身是包。学校是一座二层小楼，基础设施一直不好，晚上只有一楼有灯。到了五年级，教学楼的二楼才装上电灯。
我本来在驻马店的小学跳级到了三年级，因此也去参加黄河路三小三年级的考试。所有的考试都过了，但是老师看我个子太小，身材瘦弱，怕我在三年级跟不上，坚持让我从二年级开始上。本来我在驻马店是跳级生，现在要被迫蹲回一级，这个决定让我很不高兴。那一天，当我的老师和我的爸爸在讨论把我放在二年级哪个班时，我抗议般吐出了三个字——我、都、会。我的老师和爸爸看了一下我，觉得这小孩真好玩，便一起哈哈大笑。一个小孩的心事就这样被笑声淹没了。不服的情绪，成了小学生活开始的记忆。
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小学生活正式开始了。我爸低调谨慎、远离是非的性格完全没有遗传给我。我过剩的精力无处挥洒，顽皮的性子自此发扬光大。我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异类分子，自由散漫的我成了老师的心腹大患。搁在今天，我可能会被定义成一个标准的熊孩子。
上课说话、做小动作不在话下；被老师点名字、叫到教室前面罚站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我被拎起来罚站，我不但没有变得安分，反而站在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做鬼脸，继续表演。教室不但没有安静下来，同学们还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课堂秩序彻底乱了。老师连课也上不下去，只好把我拉到办公室，给我一本练习册让我全部做完。
这个老师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看谁不顺眼，就把粉笔丢过去，因此各色的粉笔头经常在教室里乱飞。我不但被粉笔扔，还经常被尺子打。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头打出了一个大包，我气不过，就开始画漫画丑化他。我画画其实一直还不错，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兴趣浓厚，属于无师自通型的。我利用一点小天赋把老师画成猪头的样子，栩栩如生，然后把本子传给全班同学，同学们被逗得前仰后合，笑声不止。不过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老师，直接导致老师怒吼：“周鸿祎，我要把你赶出少先队！”我觉得好委屈，这事儿不应该是同学之间取笑老师的秘密吗？大家应该心照不宣地保守这个秘密，怎么马上就有人告老师了呢？我后来发现自己从小就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不知道怎么讨好老师和领导。
小学时期的全家福
小学时期
老师看过了猪头画，不但怒吼，还用教鞭打了我的头。这种体罚让我非常不服气。于是，我等同学都放学回家后，重新翻入了校园。我走进教室，把教鞭掰成了两截，再用胶水马马虎虎地粘了一下。这让教鞭的外表看上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已经变得非常脆弱。等我完成了这一切，再从校园的墙头翻了出去。果不其然，第二天，老师再用教鞭的时候，稍微在空中一用力，教鞭就突然在空中解体了。教室里又是一片炸锅似的笑声。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骨子里那藐视权威的劲头是从何而来，完全不输今天的“90后”。
小学五年级，我们班换了一个真正纵容另类孩子的老师，她叫王芙蓉。她个子不高，脸很圆，很年轻。在我的印象中，她的普通话格外标准，声音又脆又清晰。另外，她的态度比较温柔，完全不是对学生那一套霸道蛮横的作风，无论对“学霸”还是“学渣”，王芙蓉老师都一视同仁。她没有怒吼，只有宽容以待。这让我完全放下了对抗，第一次走上了和这个教育体制握手言和的道路。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画画。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依然是每节课只能集中精力20分钟听课，之后的25分钟基本都在走神当中度过。后来，我穷极无聊，开始在作业本上画画打发时间。我从小虽然没有受到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是特别喜欢画。小时候，父母看我哭闹不停，终极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递给我一本本子、一支笔让我画画，这能让我彻底安静下来。上五年级时，我坐在教室前排，上课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本子上画画，这让王芙蓉老师尽收眼底。
下了课，我没有遭到怒斥，也没有受到气急败坏的指责。相反，我得到的是朋友般的询问。王老师用清脆的普通话问我：“周鸿祎，你在画什么？”我说：“我在画马。”王老师饶有兴趣地拿起我的画本一边看一边点评：“没有想到，你画得还真不错。”她甚至还问我能不能就这样连着画出100匹小马，后来我真的画了。
知道我喜欢画画后，王芙蓉老师把这事记在了心里。有一天，她把我喊到办公室去观赏她自己的作品。我记得那是一个扇面，上面是毛笔画的梅兰竹菊，旁边还有王老师用毛笔题的字。“你看我画得怎么样？”王老师竟然邀请我来品评她的作品。我抓住扇子不肯放下，说：“王老师，原来你也喜欢画画呀！”
师生之间，因为交换作品这件事，变得格外亲密。
我的学习成绩其实一直不错，但是课堂表现一直好似“学渣”，直到遇到宽容大度的王老师，我才感到暂时摆脱了阴影。王芙蓉老师当时教数学，我就暗下决心一定学好数学。在我爸的帮助下，我当时对数学应用题分类学习得极好，和差问题、和倍问题、归总问题，我都烂熟于心，每次解题都解得飞快。想一想，那是一个没有快乐教学理念的年代，但是王芙蓉老师的宽容，没有压制我的另类个性，也没助长我的叛逆。
那时打下的良好的数学基础，暗暗奠定了我对计算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