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中国少男少女们不像今天这样有条件被送进钢琴班、小号班学习各种特长。但是大家也有爱好可以连接彼此，相互交流。集邮和交换邮票就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的集邮真的是从信封上一张一张把邮票剪下来积攒着，都是纯手工劳作，非常传统。
我也是一个集邮爱好者，慢慢地攒了一个集邮册的邮票，里面简单大众的邮票居多，但一张开国大典的邮票算是我的最爱，褐红色的邮票票面面值是20分，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有时代感。当时谁有这样几张有代表性的邮票就是班里集邮界令人瞩目的对象了。同学们经常把集邮册拿到班上来相互翻看，交流一下最近有什么收获。我时常因为那张开国大典的“看家邮票”受到同学关注，难免得意扬扬。
我的那张开国大典邮票，引发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
我之前说过我对动手制作这类事情特别有兴趣。有一次，大院里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套类似乐高的玩具让我很眼馋。那玩具由各种各样的金属插片组成，可以拼成各类车子、房子。我看着这玩具脱口而出：“能不能让我也试试？”而对方也脱口而出：“可以呀，不过你得拿你的开国大典邮票来换！”
朋友随口一说的事儿，我却很当真。他本以为我不会拿出我的看家邮票才随口要价。没想到我二话没说，回家就把开国大典邮票从集邮册里取出来拿给了他。那时候我对动手制作这种事情着了魔，只要能够让我体会任何有关“创造”的新鲜事物，别说一张邮票了，让我去砸锅卖铁好像也不在乎。就这样，同学拿走了邮票，我拿走了玩具。大家达成了一次你情我愿的交换。
我的初中同学赵军和李二亮知道了我换邮票的故事，一直在嘲笑我。在他们眼中，那套玩具只值几角钱，而一张开国大典的邮票却价值不菲。我做这个生意是“亏大了，没情商的表现”，两个人纷纷怂恿我把邮票索要回来。我掂量了一下，当然觉得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回来不合适。没有想到的是，我以为已经结束的故事还有一个波澜壮阔的续集，我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尾。
有一天，正要做课间操的时段，竟然来了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是来找我的。
这几名警察来到我们学校，点名要找二年级9班的周鸿祎。我们学校是一座三层小楼，而我们班当时在二层。警察一路走来的过程如同电影镜头。学校里三个楼层的教室门都开着，大家探出脑袋，看起来黑压压一片，还窃窃私语着。警察到达9班之后，问：“谁是周鸿祎？”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头雾水的我被带到了老师的办公室。我当时只有14岁，虽然老是惹事闯祸，但是也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心里害怕极了。我们当时所接受到的新闻宣传都和“严打”有关，街道上到处是“严惩不贷”这样的标语，随处可以听到高音喇叭用气势汹汹的语调在进行广播。
后来警察在老师的办公室对我进行了仔细盘问。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经过：我的初中同学赵军、李二亮在放学途中偶遇了和我换邮票的大院朋友，就问起那位同学和我换邮票的事情，还流里流气地管我朋友要钱买两根冰棍儿，一共索要了一角三分钱。我那朋友给了钱之后，吓得落荒而逃。他不知道那俩人的名字，只知道他们认识我。
本来只是孩子之间的小争斗，但是在那个正在实行“严打”的年代，孩子的父母对这事儿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马上向派出所报案了，案由是他们的孩子遭到了抢劫，而案件之后的主使是周鸿祎。
14岁的我
就这样，我无缘无故地受到了警察的传讯。
在老师办公室，警察发现我对整个事件完全不知情，于是很快弄清这事和我没关系，更不是什么抢劫，就让我回到教室上课了。但是警察来学校找我这一幕，让我和我的班级在学校里“一举成名”。我初二时的班主任叫刘金安，他是一个在事业上非常上进的老师，一心想把我们班打造成全国优秀少先队班集体。受到这个重大事情的影响，那一年，他的愿望泡汤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祸不断的孩子，现在更是罪加一等。在刘老师眼里，我把警察招来了学校，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的问题。后果很严重，在老师的心目中，我似乎完全失去了改邪归正的可能。这件事发生之后，老师对我更严苛了，比如我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玻璃，就不能不了了之，必须要去配一块和原来等大的，而且还必须自己装回去。这件事我不敢告诉家人，只能去玻璃店求店家赊给我一块废玻璃。但这块玻璃的大小和窗户不匹配，装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只能又胡乱在露出的缝隙处抹了玻璃泥，让玻璃勉强“站”在那里。
我记得那个买玻璃的下午，我一个人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抱着一块玻璃，怀着忐忑的心情向前走。那个时候，14岁的我仿佛正经历着和整个正统世界最出离的时刻。
也许跟我被警察叫走调查有关系，我们学校把唯一一次去社会上参观公审大会的机会给了二年级9班。1983年的氛围就是这样，每个单位都要派人去观看公审大会，算是一种对公众的普法教育。在那个严打的年代，整个社会充斥着整肃的氛围，而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儿，其实不太理解公审大会的实际意义，不过一个下午不用上课倒是把我们给乐坏了。
当时公审大会在河南省体育场举行，我们到时那里已经人山人海，体育场周围有很多荷枪实弹的军人。每个警察都是白衣服、蓝帽子，一模一样的皮带上挂着一支枪套，配着枪，每部车上架着机枪。当时体育场太大了，我们根本看不清这些犯人的样子，只隐约看见那些犯人双手被捆在背后，头上戴着画红叉的牌子。看台上人头攒动，大喇叭里念着这些死刑犯人的名字，声音传来，忽远忽近。这些人被万人公审之后，就会被汽车拉走去执行死刑。
安排我们这样懵懂的小孩去看儿童不宜的杀人大会，现在想想挺荒谬的。
这就是一张邮票引发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风波。但是，如果事情回到当初，我还会不会做出这种完全不平等的交换呢？我想，我依然还是会用一枚生命里最珍贵的邮票去换取这个动手制作玩具的机会。我还记得我把那套插片玩具在房间里摆放好时，内心那种尘埃落定的感觉。我非常投入地进行着手工制作，外界的一切都离我远去了。这种感觉，和我多年之后醉心于编辑计算机程序时的感觉相似。我可以在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世界里，享受着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