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时，我考上的本来是郑州最好的高中——郑州一中，但是由于离家太远，我又缺乏自律，半年以后，我在父母的要求下转入了一所普通中学——郑州九中。虽然中学的档次降低了一格，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任何苦大仇深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普通中学反而是个更接地气的地方，学生们也没有那么疯狂地在乎学习，这点特别适合我——一个渴望自由空气的人。
郑州九中坐落于金水区农业路21号，在郑州的位置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那里有很多学校和文化单位，河南博物院也在那里。今天的郑州九中，校园很漂亮，里面有楼阁亭台，还修建了一条蜿蜒的小溪。几座白色的教学楼俯瞰着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在80年代，一个学校有400米一圈的大跑道还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郑州九中当时就有。
转入九中之前，除了小学期间的王芙蓉老师，我遇到的老师都是对抗型的，直到遇到我的高中班主任徐良老师。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留着发哥一般的发型，十分帅气俊朗。教我的时候，他四十出头。在那个年代，他就拥有和谐教学的理念，经常主张学生们参加课外活动，开班会讨论各种时政问题。他是教物理的，在他的物理课上，他不但给我们讲普通的高中物理知识，有时候会故意延展到深一点的领域，把课堂变成大学物理的启蒙圣地。有时候，他会启发性地说：“你们说，如果时间能对折会怎么样呢？”这时候他的眼睛远远望向空中，引发出意味深长的思考。全班同学都被这种气场给感染了。那时候我们全班都洋溢着一种热爱物理的气氛，我更是对这个学科有着一种独特的感觉，我一度觉得，将来我会成为一个量子物理学家，去改变世界，其他的都是碌碌无为、浪费生命的工作。
我在九中上的是重点班，学习气氛比普通班浓烈一些。班上同学你追我赶、暗自竞争的氛围还是有的，但是我好像永远无法和其他人一样，一天到晚只是单纯地忙功课。这对我来说，有点太疯狂了。中规中矩的学校生活似乎总也满足不了我这个另类青年的需求。我太想了解学校以外的世界了，经常想逃跑，想突破课堂这个僵化无味的重围，给自己塑造一个小星球沉湎其中。
除了物理，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语文。今天，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是标准的理工男，是产品经理，甚至是一个极客，是一个逻辑思维占主导的人，但是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其实是形象思维占据了上风。除了语文课本里的课文知识，我特别喜欢诗歌，从唐诗宋词到现代诗歌，我都很着迷。我最喜欢的词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因此喜欢自行研究他如何完成了从诗到词的过渡，他的词中时时浮现亡国之痛，有很多浮华与衰败的对比。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体会他沉湎于追忆昔日繁华的情绪，我感觉自己也被触动。没事我也吟诵吟诵诗句——“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可以说，我对婉约惆怅的宋词尤为喜欢，相反，苏轼和辛弃疾这种豪放派却并没有让我痴迷，这和我那群架少年的气质似乎相当不符。
后来我特别喜欢读现代派诗人的诗歌，尤其喜欢戴望舒和何其芳。戴望舒的《雨巷》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目光，丁香般的惆怅。”这首诗歌和南唐二主之一李璟的诗句“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隔空相望，排遣了很多我在青春期的苦闷情绪。
那个时候，我一本接一本地读《李白全集》，读李商隐，以及从小书摊买回的各种诗人全集。后来，我就懵懵懂懂地读《庄子》，读《道德经》。这些既不是高考要求的范围，也不是语文课要求的内容。读这些，全是凭我自己的一腔热情。词中的美学对我的感染很深，也许人们会觉得那很不像我，但我其实也有感春悲秋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延续了初中的阅读习惯，读得多，读得快，完全没有按照中学课本的要求那样读书做题。我读弗洛伊德，也读黑格尔和卡夫卡，当然也读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不知不觉地，我对各种文体都有了一些认知。我深刻地记得，《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刊登了莫言的小说《透明的胡萝卜》，我觉得那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那时，我甚至想：是不是以后专门就待在家里写作，当一个纯写字的人？当然，这种想法也就是一闪念的工夫就消退了，我后来发现了更吸引我的事情。虽然这种大量阅读的习惯并不是课堂的要求，但是阅读给我带来的副产品是，它会对我的课堂表现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影响。
有一次，语文老师给了我们两天时间，让我们第一次去尝试小说写作。当时我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特别膜拜，对卡夫卡非常着迷。于是我模仿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与苍蝇的对话》。在作文阅评课堂上，老师拿回了那一摞作业，缓缓地对台下的我们说：“上次，我给大家留的作业是写小说，大家完成得不太好。所有的人几乎写的还是叙事性作文，文体上不太像小说。只有周鸿祎，这次的作文是全班唯一写得真正像小说的！”听了这番评论，我心中大喜。不料老师话锋一转：“不过，他写得乱七八糟的，我完全看不懂！”
班上同学顿时爆发出哈哈大笑。
事到如今，我完全想不起我的这篇小说处女作的具体内容了，但是依然惊诧于这个标新立异的标题。
泛读让我有异于同龄人的思维，而且当时就已经爆发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潜质。多年后我回河南郑州探望高中班主任徐老师，我们聊起高中时的一些往事，徐老师说：“我当时觉得你的想法和别人的很不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表扬你！”
他说起的是一次讨论班会，徐良老师当时拿出《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大家阅读，文章里一个学者发表了到美国参观后的感想。徐老师让我们根据这篇文章写一篇读后感。
那个学者的观点主要以批判美国为主，写了很多到美国旅行的观感。他说美国将自己的矿产封存起来，又将污染工业放到了国外。现在美国青山绿水、环境优美，但是这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还说到美国亲情淡漠，父母和孩子一起吃饭，也要实行AA制，父母竟然也要出钱。这种亲情关系的淡漠，无法和中国的亲情关系相提并论。
在1986年高二（4）班的那次主题班会上，帅气的发哥徐良老师平淡地点评了我们写的读后感，并且做了总结发言。他鼓励同学们独立思考，并且不要在人生关键的时候走错路等，但是对于我的文章只字未提。直到多年之后，徐良老师见到我才对我说，他当时没有评论我的那篇读后感，但是我的那篇文章却让他默默地记了30年。
他对我说：“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在一致地批评美国，说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大部分学生把美国淡漠的家庭关系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但是你的观点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样。”时隔多年，徐良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声音高亢。
我很好奇我是怎么写的。
据徐良老师的回忆，我写的是——
确实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的资源管理是不是也有问题呢？现在很多地方对环境治理实行“以罚代治”，不管人们怎么侵害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只要交了罚款就好，之后该怎么破坏就怎么破坏，这给环境治理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亲情关系倡导的应该不是家庭的隔离，而是家庭关系的独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原因。如果说，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亲子关系不正常，中国的亲子关系真的就完全健康吗？中国父母认为自己给予了孩子生命，就拿孩子当私有财产，对孩子享有绝对的权威，甚至替孩子做一切决定。这种亲子关系，简直是对孩子追求独立生活的一种扼杀。
我个人对这篇文章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的班主任徐良老师提起来还是感慨不已。现在的徐老师满头白发，但是说起话来依然字正腔圆：“当时我就想，这小子看上去貌不惊人，脑子里怎么装了那么多惊人的观点。我觉得你写得很标新立异，但是也不敢公开表扬你。那个年代嘛，哈哈哈。”
我想，如果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放在那个年代，算是有点大逆不道，不可能得到高分。就算思想前卫的徐良老师，也只是在心中给我默默点了一个赞，甚至没有敢把这篇东西拿出来和同学们分享。但是，这篇读后感也许反映了我这个另类青年的一种真实状态。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太不随大流，还是生错了世界。
我一度热情洋溢地参加了郑州九中的文学社，成为校刊《小树林》的编辑。这可能是我当过文艺青年的唯一标志了。同学们来稿，我负责审稿，但经常是来的稿子我都不满意，我大笔一挥，用红笔在格子纸上打上大叉，然后把稿子扔在地上。文学社的老师看了大为光火，怎么能这么扔同学的稿子呢！过了不久，我就被《小树林》编辑部赶了出来——我被文学社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