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穷学生的我们当时没有电脑，也没有钱，但是又想自己做出产品。这看起来非常矛盾——我那么想创业，却连基本的创业条件都不具备。但是一穷二白挡不住我做事的欲望。对于创业，我的理念是，有条件要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创。
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通过在学校找一些活干，一边干活一边借“单位”的电脑用。想一想，这正是我们做产品研发的阶段，这种创业的艰苦，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难想象。
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当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类似电子词典的产品，有点像今天的金山词霸。人们只要在电脑上输入某一个英文单词，相应的中文就会显示出来。我们接下了这个工作，希望一边干活，一边研究自己的反病毒卡。
没有想到，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其实刚刚拉开帷幕。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研究产品，所以干活的进度很慢，经常被老师诟病。另一方面，我们能用计算机的时间远远不够。我意识到，想要研发成功一个产品，要经过无数遍测试，这种过程比想象的痛苦漫长。
于是，我们流窜在整个校园里，创造着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学校里蹭电脑、混电脑。
学校各个计算机机房里时常出现我、范刚和石晓虹三个人的身影。和当年本科学习的时候一样，我们蹲守在机房门口，只要有人翘了计算机课，我们就迅速补位，进去分秒必争地使用这台机器。或者哪个研究生同学的导师的研究经费比较充足，教研室配有计算机，我们就偷偷溜进去蹭用他们的电脑。具体的方法是，等到我的同学10点回寝室睡觉时，就把我们锁在机房里。我们在那儿用一个通宵的电脑，等到黎明时分再从门上的气窗翻出去。我想不少地方都留下过我们爬墙的证据。昼伏夜出成了我们的日常。
要测试反病毒卡，我们有时候要打开电脑机箱，反复插卡又拔卡，过程十分惊险。当时的电脑机箱都是有螺丝的，打开需要用螺丝刀，我每每打开一台机器都提心吊胆，心想千万不要把机器给烧了。有时候我们的产品插在电脑上，忽然一声长鸣，电脑就黑屏了，我们吓得手忙脚乱地去检查。有时候我发现电路板没有焊接干净、电路板上的两根槽儿连接上了，还得用小刻刀去把多余的焊接部分割掉。这样，每次产品测试，我们都非常忐忑。而每次我们插上卡发现机器能够正常自检，就特别高兴。
那个时候，我常常扮演着一个界面设计者的角色。除了设计产品的整体思路，我坚持在有限的EP-ROM空间里加一点界面设计。
就在我们没日没夜地蹭电脑、昏天黑地进行产品研发和检测时，有一天，几名便衣警察走进了我的宿舍。一进门就对我厉声呵斥，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事情？”
“到学校公安处再说！”
此时此刻，我一头雾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都沉浸在做研发的过程里，丝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我感觉肯定是什么事情被弄错了，因此被带走时还嘻嘻哈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到了楼下，几名便衣甚至让我试骑了一辆三轮车。按说一般人要掌握骑三轮车的技巧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人并不会骑，可我偏偏就会。于是在两名便衣警察的看护下，我一路吱吱嘎嘎地将三轮车骑到了校医院旁边的学校公安处。现在想来，这真是奇葩的一景。
后来我知道，因为西安交大的级别较高，所以学校公安处的级别也不低。
真正到了公安处我就笑不起来了，整个氛围让我感觉情况不妙。我被带进一间小黑屋受到几名警察的厉声呵斥，他们让我老实交代自己做过的事情，看起来形势严峻。他们一会儿唱白脸，一会儿唱红脸，来来回回地在我面前轮番上阵。一些人不断地对我重复着我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事儿你只要交代了，肯定对你从轻处理，你还年轻，未来的路很长，要是不交代，肯定对你重判！”一会儿说：“就你这种情况，不判十年，也得是五年！”一会儿又说：“交大那么大，为什么我们不找别人，专门找你们仨？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好言相劝和厉声呵斥的不断重复中，我这种见多识广的人也开始发蒙了。虽然从小到大我经历的风波不断，也算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但是基本上是小事不断大事没有。而这种阵仗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我只能东拉西扯地和公安处的工作人员谈谈自己的理想。在小黑屋里，我侃侃而谈，我告诉对方自己想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研究反病毒应该并不犯法。我也希望对方告知，这起案件到底和什么有关。
一整夜就这样在东拉西扯中过去了，渐渐地，我像一只泄气的皮球，从亢奋转为萎靡不振。而更加悲惨的白天来临了，我被拉到一个有天井的院子里站着，依然不让睡觉。公安们让我在阳光下好好反省自己做过的事情，想不起来就好好想。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本来就一夜没睡的我更加昏昏欲睡，没过一会儿，我就东倒西歪了。而每次我身子刚刚一斜，背后就会挨上一脚，一个声音高声喊道：“不许动！站直了！”我赶紧睁开眼睛站好。恍惚中，我看见我的创业伙伴石晓虹也在院子的一个角落站着，表情和我一样木然。这时除了难受，我更多感觉到的是屈辱。
夜幕再次降临，第二个晚上的轮番轰炸开始了，而这一轮轰炸更为密集。此时的我体力已经被逼到极限。头顶昏黄的吊灯似乎在晃荡，眼前的一切和幻灯片一样，开始变得不太真实。我依然不知道到底为何被抓，但是开始试图搜肠刮肚地在脑海里收集自己做过的错事，希望能够早点过关。人在那个极点上就开始失去理智，我把所有能想起来的芝麻绿豆的错事都交代了。
“有一天我路过足球场，里面飞过来一个足球，我觉得这个球不错，就抱回宿舍了！”
“我在学校给唐老师打工，一直对唐老师的那个词库感兴趣，有一天我打开他的柜子想偷偷拷贝一套！”
警察们都觉得我在顾左右而言他，不老实。
终于，在对方的“启发”之下，在漫长的对话过程中，我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公安处正在查一批丢失的电脑配件，这些电脑配件丢失于学校的某个计算机机房，而嫌疑犯曾经骑着三轮车销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们三人因为常常潜伏在学校的各个机房，神出鬼没、行踪诡异，早已成了偷窃这批配件的嫌疑犯。我们应该已经被盯了很久了。这时我才知道，几天前为什么我的杯子在宿舍里不翼而飞，很可能就是被拿去采对指纹了。为什么被带走的那一天，我下楼就被公安要求骑三轮车，这也是因为要看看我有没有嫌疑犯具有的技能。
在两晚一天没有合眼的情况下，我的精神游走在崩溃的边缘。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慢慢流逝。几名公安不断在我耳边重复着：“今晚就带你上路，去市局。”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总是偷偷瞄一眼墙上的钟表，看着秒针在嘀嘀嗒嗒地走，我的脑子里总是在盘算，到底什么时候把我送走。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午夜时出现了，办案人员在屋外拿着一沓按着手印的文件走进了屋子，他们拿着那堆纸晃了晃，对我说：“你看，你的同伙都已经招了，现在就差你了。”
我被这一幕惊呆了，这成了压垮我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连续数小时不能睡觉加上轰炸一般的审讯让我开始出现幻觉，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干了什么事，只是想不起来。那种强大的诱供方式把我逼到了精神绝境。在那一瞬间，我只有一种心态，只要让我先过了这一关，明天怎么样都行。与此同时，我也充满了疑惑，到底石晓虹和范刚都招了些什么呢？
我开始希望迎合办案人员的询问，把这场审讯完成，我甚至开始胡编乱造一些想象的犯案过程。现在想来，这种心理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只有经历过那种极度的摧残和体力的极限，才知道此情此景之下人们的真实心理。直到今天，电视剧里如果有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环节，我都表示完全理解。
我已经完全撑不住了，开始营造剧情——
“你们怎么进去的机房？”
“翻墙进去的。”
“都拿了什么？”
“CPU和内存条。”
“拿了之后怎么处理的？”
“砸了。”
“怎么砸的？”
“拿哑铃砸的，然后都扔进了马桶！”
“不对，你肯定是给卖了！”
“哦，对。卖了。卖给我大四时实习的公司了！”
又一个无眠的晚上，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委屈，以及前所未有的无助。就这样又扯到了天亮。等到谈话终于结束，他们拿来一沓白纸来到我的跟前。我一看，是一份口供，他们让我按手印儿。看着这沓写满字的白纸，我的脑子轰的一响，在这个时刻，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凭直觉，我知道，今天只要按了这个手印，一切就真的完了。我怎么能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儿呢？我保留了最后一点点理智，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去见一见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陆老师。
我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见到陆诗娣老师是第二天的早晨。那一天，我昏昏沉沉，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绿树成荫的校园大道上。已经被关了两天，早晨的阳光明晃晃的。我感觉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太阳了，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当时正是快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急匆匆地走在路上，往教室的方向奔。只有我，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一个公安，慢慢走着。见到陆老师，我流下了眼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而陆老师的沉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她对我说：“小周，你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做过的事情就实话实说，没有做过的事儿，一定不能胡说乱说。”
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如吃了定心丸一般。被带回公安处后，我坚决不签那份口供。也坚决否认我偷过任何东西。最后，公安处发现他们掌握的证据与我陈述的有很大出入，而他们去找我实习的公司对证据，也对不上，只得让我回家了。同样，石晓虹和范刚也被释放。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起悬案到底破了没有，内心时常好奇。但是，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并没有减轻我和创业伙伴的心理阴影。很多同学都知道我被传讯带走的事情，大家看我的眼光充满了异样。我没有办法和每个人解释我根本没犯任何错，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带走了。在充满偏见的氛围里，我始终觉得，我和研究生的同学们之间，生出了一层隔膜。
被放出来之后我才知道，石晓虹和范刚其实什么都没有说，那沓号称他们已经按手印的纸，只是套我的话的一种方式。
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和创业伙伴都郁郁寡欢。石晓虹和范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原来的宿舍睡觉，而我窝在宿舍里看了几天几夜的《王朔全集》。《王朔全集》我是从西安碑林边上的小书店买的，买完之后我一口气读完。正是从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王朔，他毫不装腔作势的文字让我觉得很真实。他的文字还有一种满不在乎、藐视一切权威的态度，充满了嬉笑怒骂。我觉得王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文章充满着对困难的解构。
到今天，我仍感谢王朔治愈了我内心的阴霾。
今天总结起来，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创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是说了半天，却很难行动起来。而我恰恰相反，经常想好了就去行动，这并不是我多么无所畏惧，其实我只是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说起来有点天真，但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我都是尽一切努力把困难排除。比如，这个偶发事件就是我在创业路上碰到的一个大波折。虽然沮丧，但都是“渡尽劫波”。这后来成了我做事一以贯之的方法和态度——先上车再说，路上再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这需要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去完成。因此我特别欣赏王朔在《玩的就是心跳》里的那句话：“我们受的教育一贯是把个人置于一种渺小的境界。这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我们的习惯，很明白却无能为力。”
而我要冲破的，就是这种渺小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