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巴黎途中，我顺道去向居住在瓦洛涅的朋友们道别。他们得知我要返回巴黎的消息，都有些难过，他们普遍认为，新当选的议员在巴黎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一些勇气可嘉的朋友对我说道：“当国民议会遭到攻击时，我们一定来保护你。”当时，我并不相信会在巴黎遭遇危险，因此认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此时我却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后悔，因为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当真为了保护朋友而来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以后，我才知道了选举结果，在总计大约十二万张有效选票中，我获得了其中的十一万多张，当选了国民议会议员。其他当选的人大都是原来的王朝反对派，在革命之前就主张共和主义的人中，只有两位得以当选。法国其他地区，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的。
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出现过比1848年的革命者还要凶狠的革命者，在我看来，他们也是有史以来最为愚笨的革命者。他们既不能让普选成为服务工具，又不能利用普选让自己摆脱困境。在2月24日之后，如果仍然有上层人士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感到迷茫，而且人们还处在惊慌之中，那么就应该举行普选，这样也许能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议会。如果他们胆敢实行独裁，毫无疑问，他们只能短暂地维持独裁。
他们声称将依靠全体人民，但行为却脱离了人民。换句话说，他们一面需要依靠人民，一面又在与人民为敌。他们提出许多疯狂的计划，使用大量粗暴的语言，让人民感到害怕；同时，他们又用犹豫不决的行动，给人民提供了反抗他们的途径；他们将人民束缚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同时，又希望人民能拯救他们。在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不仅不扩大自己的团队，反而还关紧了大门，不允许别人加入进来。
他们似乎在尝试着处理这样一个难题：既建立多数派的统治，又反对多数派的兴趣与关注。他们模仿过去的例子，但实际上又缺乏对这些例子的了解。他们简单地认为，如果想让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只要发出呼吁就足够了；如果想让人民拥护共和国，只需要给予人民权力就足够了。他们也许忘记了先辈们的做法，先辈们在给予农民选举权的时候，并没有废除什一税。他们的先辈们废除了徭役、领主特权，还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奴，不过，他们自己始终没有放弃权力。
他们实行普选制[21]的初衷是鼓励人民支持革命，但他们给予人民的却是反对革命的理由。我并不认为农村就没有革命热情。法国农民人人都有一份土地，这是一片很小的土地，大部分农民就以此为生，为了生计还要借债。贵族不再是他们的敌人，放债人才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攻击的对象。因此，要鼓励农民支持革命，重点不在废除所有权，而是废除债务关系[22]。1848年的革命者没有想到这些，但他们比这些先辈们还无能，更不会做到这些。相比而言，1848年的革命者的粗暴和不平等只体现在行动上，而他们的粗暴和不平等体现在意愿上。他们如果想在行动上体现出暴力和不平等，仅仅有握有权力的政府还不够，还必须有符合他们心意的政府，以及符合这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激情。
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选民反对主张革命和在革命中获得了成功的政党，使得这个党派在大选中遭遇惨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候选人遭到失败，先是产生悲痛和愤怒的情绪，然后时而温和时而蛮横地抱怨选民，骂选民忘恩负义，骂选民无知愚蠢，连自己的幸福都不关心。这让我想起了莫里哀戏剧《太太学堂》中阿尔诺尔的台词：你这个不知害臊的女人，怎么不爱我了？
我在巴黎看到的情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高兴，不仅不会令人高兴，还会令人悲伤和害怕。我看到有十万名工人被武装了起来，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行列，他们不再工作，挣扎在死亡线上，脑子里却是没有用处的理论和空想。我看到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由两手空空的穷人构成，他们被贪婪连到了一起；第二部分由有一定财富的人构成，他们被烦恼连到了一起。这两个部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或共性，他们都认为，即将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鲁昂和利摩日，平民和资产阶级（在之前的斗争中频繁出现的这两个词汇再次出现了，代表了遭遇不同的两种人）已经展开了斗争。巴黎的财主们再也不能任意挥霍财富了，政府有时告诉人们，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售出东西；有时又规定，不能依靠别人的财富生活，即不允许地主收取地产租金。地主们只好尽可能地听从政府的指令，即使违反了指令，也要想办法减少一些损失。当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通告，我觉得它将尊严、怯懦和笨拙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则通告是这么写的：“编辑先生：请允许我在贵报上告知我的房客：我打算给予你们真正的民主应该恪守的仁爱准则，特此，我郑重地向希望享有这一准则的房客转达下次房租的交款通知。”
最终，这位同样受到压制和威胁的资产阶级收获的是黑暗和绝望，这种绝望又逐步变成了勇气。我一直认为，二月革命只能是以爆发激烈的战斗为结尾，绝对不可能有和平结束的希望。在2月24日之后的第一天，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按照我看到的情景判断，这场战斗不仅不可能避免，而且很快就可能发生，每个人都在寻找最好的开战时机。
5月4日这一天，国民议会终于开会了。直到宣布开会前的最后一刻，人们都不相信这次会议能开得起来。我相信，一些热衷于搞煽动的人多么希望国民议会一直不要开会，但却没有胆量真的这么做。自始至终，他们被自己声称的主权原理压得气喘吁吁。
我眼前出现了议会开会之时的情景，但我觉得当时的记忆还是很混乱的。如果能够在脑海中留下清晰、深刻的记忆是因为事件的重要，那真是错误的。相反，日常见到的一些小事、琐事，反而能够铭记在心并长期不忘。比如说，我还记得在那次会议上议员们争抢着呼喊了十五次“共和国万岁”。那次会议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总是能看到某个政党为了刺激对手而表现得极为过激，但对手却不卖帐，露出满不在意的神情。
在议员们时而真诚、时而假装的表演中，会议如常进行着。我认为，不论哪个派别发出叫喊声，态度都是认真的。叫喊能反映彼此不同的思想，也能反映彼此对立的思想。每个人都愿意保卫共和政体，但目的却不一样，有人是为了进攻利用共和国，有人是为了防守利用共和国。议员们的热情和人民群众的热情见诸报端，尽管场面热闹，但谁都不是真正的热情。人们在第二天做的事并不是头一天计划好的，而是为了某种感情而做的。
临时政府规定议员们要穿上以前国民公会的议员服开会，尤其是要穿上白色翻领内衣。不论是谁见到这种装扮，都觉得罗伯斯庇尔又执掌政权了。我本以为是赖德律·罗兰或路易·勃朗[23]想出的这个主意，后来才听说这是马拉斯特富有文学情调的想象力的产物。但是，除了克西迪艾尔[24]之外，包括立案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接受这个规定。克西迪艾尔是后来自称为山岳派的那个派别的成员，因此，只要看到他这么着装，我就会想起1793年的那些人。他身材高大肥胖，三角形的脑袋好像镶嵌在肩膀上一般。他的表情很丰富，眼神很狡黠，看上去有些傻气。在外貌上，他是一个无法形容的人，好在他的体内活跃着的思想还算灵敏，能够掩饰住无知和粗俗。
国民议会开会后的两天里，我们逐渐认识了临时政府中这些在2月24日之后各有作为的成员。他们都堂而皇之地表扬自己，有时也堂而皇之地表扬自己的同事，以至于人们都不敢相信某人与某个同事曾经是死敌。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因为在政治上他们彼此嫉妒和憎恨。我觉得虽然他们天天见面，但关系依然很生疏。这种情形，就好比在旅途中被迫坐同一条船的两个人，即使面对海上的风浪也互不了解。
在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旧议会里的熟人。除了梯也尔落选，布罗伊公爵没有参选，基佐和迪沙泰尔逃亡在外，其他人——以前政界著名的辩论家、说客都出现在了会场里。不过，他们显得很不自在，好像被人们怀疑和孤立了一般，既让别人害怕，又害怕别人。当时的他们，不能再发挥不久以前依靠经验和才能所得到的影响力了。
除此之外，我发现其他议员都是脱离了旧制度的新手，没有从政经验。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只有议会中的少数几个人掌握着政治生活，其他人，没有权利和机会参加政治生活，也就不会有经验。对于那些没有担任过贵族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的新手来说，他们不仅不知道在议会中应该有怎样的言行举止，甚至都不知道议会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工作习惯和惯例。他们很容易在没有必要认真的时候认真，在需要机警果断的时候犹疑不决。聆听会议主持人宣读前一天的会议记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但我清楚地记得，在会议的第二天，端坐在演讲席周围的新议员们，却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好像将这件没有意义的事当成了大事。我觉得，这好像是英国或美国的九百名农民突然参加了某个政治活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表现还算合格。
效仿国民公会上的样子发表激进而独特的革命观点的人，依然坐在最高的地方，虽然有些不舒服，但却能称自己是山岳派。得到这个称呼使他们很是得意，就像自愿陶醉在幻想空间的人那样，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称号可能被人们视为坏蛋的事实。没过多久，山岳派就分成了旧派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两个派系，虽然在细节上面的差异并不明显，但他们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派别。如果想区分他们，只能凭借并不明显的色调了。纯正的山岳派也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想法，而社会主义者在内心深处也赞同纯正山岳派的革命方式。人们不能一直与他们相伴，因为他们也有显著的分歧。拯救我们的正是他们之间的分歧。社会主义者具有更加鲜明的二月革命的性格和唯一激情，因此危险性极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理论家，能够引起社会思潮的动荡，但没有实践的毅力，也没有先辈具有的起义的科学。
我的座位所在的位置能够听清楚山岳派发表的意见，也能看清楚山岳派议席上发生的事情，因此，我得以仔细地观察这群经常出入议会的人。事实上，我的感觉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以了解一些法国的事情为荣，不以不了解国外的事情为耻。然而，他们对法国的了解也远远不够，因为有很多地方他们还没有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发现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他们说地方方言，而且还表现出了一些地方习俗，这让我吃惊不小，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嘴里冒出来的行话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不论是无知的法国人还是有学问的法国人，都不说这样的行话。虽然只要是行话就有缺点，但他们的行话的缺点显而易见，大都是粗鲁或夸张的诗句。他们的座位那里经常发出辱骂声，其中既有侮辱性的，也有调侃性的。在辱骂的同时，他们还会引用一些讽刺人的名言警句。他们时而放肆地喊叫，时而轻柔地低语。看他们的言谈举止，既不像酒馆客人，也不像沙龙嘉宾，完全是一副咖啡厅的做派；至于他们的思想境界，则受到了小报杂刊的影响。这是革命发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议会会议上出现这样的人物。直到现在，在议会代表他们的人还是那几位被孤立的名声一般的人，他们不表现自己，更喜欢掩饰自己。
制宪议会与之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它还有两个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相比较以财产为条件决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时代选出的出身于贵族和大地主的议员的人数，制宪议会的这类议员的数量更多。第二个特点是，宗教人士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超过了王朝复辟时期。在王朝复辟时期，这个群体里只有一名修道院院长，而现在则有三位主教、数名代理主教和一名多明我会修士。
废除了选举权的纳税额度限制，使一些选民摆脱了财产的限制。所有权面临的威胁，使选民们更愿意投票给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候选人。议会里之所以出现了很多大地主出身的贵族，就是因为上述原因。虽然宗教人士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才进入议会的，但他们的出现还有一个更值得研究的原因，即几乎全体国民又出人意料地回归于宗教事务了。
上层阶级在1792年的革命中受到的打击，促使他们反思自己不信仰宗教的行为，虽然没有理解宗教的精神，却了解了它的社会作用。后来，在政治上继承了上层阶级并仍然是上层阶级嫉妒的对手的中产阶级，没有接受这个教训，在上层阶级回归宗教事务时，中产阶级反而不信仰宗教了。相比较1792年革命给予贵族的打击，1848年革命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要小很多，虽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但规模要小一些，革命色彩也不够鲜明，更重要的是持续时间较短。神职人员脱离了任何政治派别，回归到天主教原有的真正精神，这种精神是只有教士才能具有的。神职人员的回归，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回归。因此，在向原有的宗教精神宣誓保护传统习俗和等级制度的同时，也宣传了共和主义。人们重新接受和尊重神职人员，进入议会的神职人员尤其如此。事实上，他们是值得被尊重的，因为他们立场中庸、态度谦和。虽然有些神职人员希望能够登上演讲席发表讲话，但他们始终不能很好地使用政治语汇，演讲因此也变成了传教布道。他们早就忘记了如何使用政治语汇。
虽然全国都进行了普选，但是应该当选的新人还没有出现。我一直认为，不论怎么选举，极为罕见的人才最终都会当选。当时的选举制度只对下层的普通民众有影响，因为这个群体是当时的议会所关注的。伴随着不同制度下的选举的开展，他们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心情也会因此发生变化。制宪议会的选举就证实了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我很早就认识了几乎所有的在制宪议会发挥影响的人，而其他人则与至今我看到的人没有相同点。在我看来，这个议会是我见过的议会里最好的一个。与我曾经工作过的众议院相比，这个议会拥有的负责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和勇敢的人更多。
制宪议会是选举产生的，它的价值在于应付可能爆发的内战。但是，只要它有战斗的能力，它就是伟大的。在获得胜利之后，如果胜利的重担导致它不能正常运转时，它的处境会很悲惨。
我把自己的座位选在了左侧。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能够听清楚每个人的发言，在我需要发言时，又可以很方便地登上演讲席。在靠近我的座位上坐的是朗瑞内、狄福尔、博蒙、科尔赛勒等我的好朋友。
尽管大家都很熟悉议会大厅的布局，但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叙述，我必须谈一谈这个话题。这幢由木料和砖瓦修筑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寿命比共和国还要长一些，但我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在遭到破坏之后，里面发生了很多很难解释的事情。
会场是长方形的，其中一面墙壁底下是主席团和演讲席的位置，另外三面墙壁底下是议员的座位，各有九排座位。演讲席的正对面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很像罗马圆形剧场的竞技场[25]，不过不是圆形的，而是正方形的。因此，坐在侧面的议员只能模糊地看到演讲席，能清晰地看到演讲席的议员又坐在很远的地方。这种布局利于分散注意力和制造混乱。坐在侧面的议员看不清演讲者，就不会向演讲者发难，转而与身边的人争吵；能看清演讲席的议员只顾着观察演讲者，没有留意他讲了什么。
在大厅的顶部，有几扇可以向外开启的窗户，通过窗户，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入了会场。墙壁上还挂着几面用于装饰的旗帜，好在我没有时间观察这些用布料和厚纸板做成的装饰品。虽然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对装饰物毫无兴趣，但法国人依然习惯于将这种装饰物挂在他们认为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上。会场很宽敞，显得很冷漠，甚至有些凄凉。会场里有九百个议员座位，是法国议会六十年来最多的。
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会场的氛围很适合我，虽然其间也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但我仍然有一种舒适感，这是一种至今为止都没有过的舒适感。实际上，这是我加入政界以来第一次在感觉上进入多数派的队列，跟着多数派，我让自己的爱好和意识服从自己的唯一方针。这种经历带给我了新鲜、刺激的感觉。我了解了多数派抵制山岳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原因，然后由衷地愿意支持共和制。
和多数派一样，我也在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不能有建立君主政体的想法，不能怜惜任何一位君主。第二，我没有理由不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我的唯一的目标是，为了防止改革者利用政府和共和主义原则获得新力量和搞破坏，必须维护原有的法律；在面对巴黎工人的意愿和激情时，让法国人民的主要愿望成为主导；用民主主义抵制蛊惑。我觉得我的这个目标不算高大，也不算光彩照人。我喜欢冒险，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走的这条漫长而又危险的路，会怎样吸引我的冒险兴趣。如果走过去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危险，我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我依然认为，即使是摸一摸这个危险东西的尖角，也能给我的生活的大部分活动带来很好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