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看守马德莱娜大街上的宅院的那个人，给邻居们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曾经当过兵，有些疯疯癫癫的，而且还很爱喝酒，闲下来的时候，不是在家里打老婆，就是在酒馆里喝酒。大家都说他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应该是临时的社会主义者。
叛乱分子刚刚取得一些胜利，他就兴奋不已。在爆发叛乱的那个早晨，他待在附近的小酒馆里，嘴里说着一些关于我的胡话。他说，他如果碰到我回家，就要趁着天黑把我杀掉。他还向大家展示了一把声称要用来杀我的刀。他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匆匆忙忙跑来，告诉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离开巴黎时，给我留下一张便条，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并且一再叮嘱我晚上不要回家，去我父亲留下的空宅子里住。本来我打算按她说的办，但是当我在半夜从议会出来时，已没有体力做到了。我感到很疲惫，没有心思另外寻找睡觉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我并不相信这种事先到处声张的谋杀。于是，我打算听天由命。不过，我还是随身携带了一把应对危险的手枪。
当我敲响家门的时候，给我开门的正是那个看门人。我走了进去，等他关好了所有的门之后，我问他，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已经回来了。他简短地回答说，其他人在今天早晨就已经离开巴黎了，现在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了。我觉得如果能再有一个人会更好，不过，他也没有办法对付我。
我死死地盯着他，又让他拿着灯走过来。来到通往庭院的大门前，他停下脚步，说听到车库里有奇怪的响声，让他心生不安。他说，希望我跟他一起去车库里看看。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向车库走去。这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既然事已至此，我也只能跟着他往前走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后面，时刻留意他的动向，只要他有对我不利的企图，我就立即将他像狗一样地击毙。事实上，我们的确听到了他说的那个奇怪的声音，像沉闷的流水声，又像远处的马车声。虽然听上去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却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其实我也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探寻究竟。
我决定回去睡觉，让他带我去我的房间。在上楼时，我也密切注视着他的动向。我让他打开我的房门，他打开了门，我接过烛台走了进去。看到我进了房间，他才向我脱帽行礼。他真的想杀我吗？难道是他发现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且两只手始终插在衣兜里，觉得我的武器比他的那把大刀厉害，因此放弃了？我认为他始终就没有杀死我的打算，现在我还这么认为。就像有人在和平年代喜欢表示友善一样，有人在革命时期也喜欢犯罪，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只有在战局对我们不利时，他们这种人才具有危险性；如果情况相反，或者胜负未分，他们就会靠近我们。
天亮的时候，我被惊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走了进来。进来的是我的佣人，用专用钥匙开的门。这个勇敢的人刚刚露营归来（在他的要求下，我给他置备了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军装，还弄了一支性能极好的枪），想看看我回来了没有，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我相信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兴趣上都不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毛病是躁动不安，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他是个安于现状的人，从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即使在其他时代，这种人也是极为少见的。他对自己知足，对别人满意，他追求的只是足够，或者甚至是差不多。当然，他也追求能够得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遵守哲学家的教导，以达到才能与欲望的平衡而感到愉悦。尽管在无意之中遵守了这一训诫，但他并不如此实行。
他走进我的房间之后，我和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啊！欧仁！你还好吗？”
“是的，我很好。先生。”
“怎么可能好呢？我听到外面可是枪炮声不断啊。”
“是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相信结果是好的。”
他一边说话，一边脱下了军装，然后开始擦拭我的靴子，整理我的衣服。做完这些之后，他穿好了军装，说道：“先生，如果没有需要我做的事情了，那么请允许我回到战斗中吧。”在过去的四天四夜里，他一直做的就是这两项工作。在这场由野蛮和仇恨引发的叛乱中，我看着他满意而且自信的神态，也得到了一丝的安宁。
我认为议会没有需要决定的重大事项，因此并不急于赶去议会，而是决定先去仍然在战斗的地方看一看。我并不打算追随古德索尔亲自参加战斗，我只想去亲眼看一看，判断一下局势。在这场漫长的战斗中，我一直不了解具体战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在让我时常感到激动的情感背后，有一些好奇的感觉控制着这种情感。
我在林荫大道上走了很久，没有发现有战斗的迹象。可是，刚刚进入圣德尼门，就能看到战斗留下的痕迹了，眼前都是被叛乱分子破坏的景象：街道两侧房屋的门窗被打坏了，墙壁上布满弹痕，有的甚至被炮弹摧毁了，连树木都遭到了袭扰；街道上，被掀起的石板胡乱堆放着，石板堆后面还有沾着血迹的泥土。这就是战斗留下的惨状。
我又来到了驻扎着多种军队的水塔附近。在那里，朝着桑松街路口方向下架着一门大炮，我以为他们在与叛乱分子炮对炮轰炸，后来才知道所有的炮声都是我们自己一方的大炮发出的，我将大炮可怕的回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炮声。这次炮声是我听过的最激烈的炮声，任何人听到这种声音，都会认为自己身边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战。事实上，叛乱分子所用的武器，是一种很少见到的威力极大的步枪。真是一场奇怪的战斗。
桑松街是一条很短的街，旁边是圣马丁运河，运河一侧有一栋朝向桑松街的大厦。桑松街很凄凉，这里没有堡垒。士兵们部署好大炮以后，就静静地待命了，他们看不到叛乱分子的身影，只能从偶尔冒出来的烟气上得知敌人并没有撤走。狙击手沿着墙根儿埋伏着，哪个窗口传出枪声，他们就朝哪儿开枪。
拉莫里西安骑着马站在喷泉后面，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他很显眼，我能远远地就看到他。能在这样的场合看到镇定地指挥战斗的司令官，真是让人感动。他是个伟大的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赞扬。他有些恼怒，哑着嗓子大声喊着，即使在危险而混乱的环境中，他依然很冷静，如果换成别人，这样的指挥方式肯定无法保持冷静。如果他能够再沉稳一些，我会更加欣赏他的。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场奇怪的战斗，是因为士兵们看不到一个敌人，他们面前除了墙壁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战斗。水塔前面有一条看似可以任意穿行的小路，他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出击呢？或者为什么不占领桑松街对面的那座大厦呢？如果能这样，就可以彻底摧毁叛乱分子的这个据点，使它不能长时间地发出火力。可是，很快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条看似可以任意穿行的小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往前走一点儿的右手边又有一条大街，从街口到巴士底监狱都布满了堡垒。如果想铲除这些堡垒，先要占领堡垒背后的街道，包括桑松街对面的那座大厦和林荫大道。但是，占领大厦是不可能的，因为桑松街和大厦之前还隔着一条运河，尽管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看不到运河，但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既然如此，只有用大炮攻击那座大厦，至少也得逼叛乱分子坚守不住。原本我就对战斗还没有结束而感到吃惊，稍稍定了定神之后，我自言自语道：这么打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结果呢？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同时也在巴黎的其他地方发生着。
叛乱分子没有大炮，因此这里没有本该出现的被大炮炸得破败不堪的景象。我看到有些人中枪了，在那一瞬间，他们就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绳穿了过去，然后摇摇晃晃地倒下了，起初只能看见衣服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破洞。此时，最让我有感触的倒不是他们肉体上有什么痛苦，而是他们脸上的痛苦表情。我看着突然发生在他们的脸上的变化，看到他们面对死亡时快速闭上的眼睛，感觉真是奇怪而惊恐。
不一会儿，我看到拉莫里西安的马被流弹击中摔倒了。从前天晚上开始，这是第三匹被击中的拉莫里西安的坐骑。拉莫里西安被摔到了地上，他迅速爬起来，继续大吼着。
我发现常备军的士气有些低落，似乎仍然记着二月革命期间的事情。也许，他们正在猜测，明天是不是还要干二月革命时干过的那种坏事。虽然我们一向不太信任保安队，但他们此时的士气倒是很振奋。可是，我发现他们支持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定。因此，即使他们表现得很振奋，我还是有很多不信任他们的理由。他们被派到战场是创造了一些奇迹。他们原本都是无业游民，他们最爱做的就是有害的事情，让他们上战场就好像是邀请他们参加庆典一样。总之，他们的加入，是给我们的军队贡献了一些不守军纪的成员。他们是因为喜欢打仗而参加战斗的，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55]。他们都是新兵，容易紧张和慌乱。这一点倒跟我很相似，我甚至差点儿因此丢掉性命。
在桑松街靠近水塔的拐角处有一处正在施工的楼房，一群叛乱分子从后面进到了这栋楼房里，突然出现在房顶上，居高临下地向林荫大道上的军队射击。他们的枪声正对着对面的建筑，发出了巨大的回声，使得我们以为他们也袭击了我们这一侧。我们的军队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突然出现在那栋楼房顶上，很快就乱了阵脚，不论是骑兵、步兵还是炮兵，阵型都混乱了。士兵们胡乱开枪，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把子弹打到哪里去了。就这样，无法坚守的军队先后撤退了六十多步。我被撤退的队伍挤到了寺庙街对面，站在墙根处，之后又被踢倒在地。我的帽子就像纸片那样飞走了，撞到街对面的楼房的墙壁上，我自己也差点儿以同样的方式丧命。这次事故是我在六月事变中遇到的最严重的事故，我因此意识到，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并不都是英勇冒险的英雄行为。我相信，即使在最精锐的军队，像我这样的事情也会经常出现，但却没有人提出来，当然战报都不会说到这些。
拉莫里西安在此时的表现更加令人尊敬。他的指挥刀原本一直插在鞘里，此时，他把刀拔了出来，英勇而果断地奔到军队中央。他大声命令士兵们停止撤退，他用手指着士兵，甚至用刀柄敲打着护腕，士兵们果然停止了后退。之后，他站在队伍的最前面，率领着军队冒着枪林弹雨冲向那栋楼房。只花了很短的时间，拉莫里西安就率领军队夺取了那栋楼房。叛乱分子没有怎么抵抗，就逃走了。
战斗进入了沉闷的胶着状态，后来叛乱分子的枪声停了，拉莫里西安指挥军队占领了这条街道。在进入另一个战场时，拉莫里西安回到了位于圣马丁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那里是他的指挥部。我跟着他来到指挥部探听战况。
我问道：“在你看来，战斗还要打多久呢？”他回答道：“啊！我只能告诉你，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得看叛乱分子的了。”他走到地图前面，将我们已经收复或占领的街道一一指给我看，又将还没有占领的街道也指了出来。他说道：“如果叛乱分子打算用保卫被我们占领的街道那样的态度据守仍然占据的街道，那么，我估计还得打八天。而且，我们的损失会比他们大得多。在这个关头，谁失去意志，谁就会失败。”
我责怪他在战场上不该那么明显地暴露自己，而且那样的暴露是没有意义的。他回答道：“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做呢？有人提议让卡芬雅克给我派来几个帮手，被我拒绝了。在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选择就是继续献身，义无反顾。”
我们正说着话呢，梯也尔走了进来。他亲密地抱住了拉莫里西安的脖子，称赞他是大英雄。看着梯也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向很紧张，然而，共同的危险就像美酒一样，缓和了人际关系。
我离开了正在和梯也尔握手的拉莫里西安，去了议会。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没有必要为了满足好奇心把脑袋丢在战场上，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愚蠢的了。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和昨天晚上一样，议员们依然惶恐不安，依然吵吵闹闹，依然什么都没有做，依然那么坚定。来自各省的志愿军连续不断地进入巴黎，偶尔还有一些惨痛的事情和某个大人物阵亡的消息传到议会。议会听到这些消息，一方面感到悲伤，另一方面也会更加坚定决心。一些勇敢的议员冒着招致众怒的风险提议与叛乱分子妥协，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斥责。
傍晚的时候，我打算去市政厅打探一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次叛乱让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它不仅是一次武装暴力事件，而且还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人知道法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里昂这种聚集着大量工人的城市）最后会出现什么结局，没有人知道这些地区历时很长的战斗的结果，更没有人知道长期动荡不安的巴黎的未来。
在经过费莱伊码头时，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我那个街区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他们用担架抬着两名受伤的军官和几位士兵。在和他们交谈时，我的心底有一丝伤感，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一些原本爱好和平的人以惊人的速度加入到内战之中，在这个惨痛的时期，他们对暴力的兴趣和对生命的漠视达到了顶点。和我交谈的这几个人，在和平时期都是本分老实的手艺人，他们甚至温和到了软弱的地步，与英雄主义无关，与残忍更是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混乱的时期，他们也爱上了搞破坏，也爱上了杀人。
他们向我抱怨说，应该用炮弹轰炸被叛乱分子占据的街道，或者挖地道偷袭也不错。他们还说，他们不希望在叛乱分子占领的街道上留下一个人。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这些疯狂的羔羊恢复了平静。我告诉他们，明天就会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实际上，拉莫里西安已经告诉我了，他准备用榴弹炮轰炸那些堡垒。我还得知，都埃的一个工兵连也来到了战场上，负责在被围困的房屋的墙壁上打洞，以便炸毁这些房屋。我还告诉他们，没有必要杀死全部的俘虏，只需枪毙掉那部分试图反抗的就够了。
告别这些逐渐平静下来的士兵之后，我继续向市政厅走去。我边走边反思自己的论据的性质，以及在这两天里产生的对破坏和凶残行为的看法，结果让我惊讶。当我再次经过两天前还布满坚固的堡垒的街道时，发现堡垒已经被打破摧毁了，只留下了一些残痕。
马拉斯特市长接见了我。他告诉我，市政厅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但是叛乱分子可能在今晚试图夺取我们刚刚占领的一些街道。我发现他并不完全相信战报。他带我见了在战斗的第一天就受伤的贝多。在市政厅的一座哨所里，贝多的两位助手都战死了，贝多身负重伤，但捡回了一条命。在他受伤之后，迪维维耶和内格里耶在同一座哨所战死了。贝多自认为伤势不重，因此仍旧关注着战斗。虽然他的精神还算不错，但我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因此很是担心。
在返回议会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马拉斯特和贝多打算派卫队护送我回去，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很快我就后悔了。为了防止叛乱分子得到来自愿意帮助他们的街区的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在这天一大早，我们就封锁了所有的道路。路人如果没有通行证，或者没有卫队的护送，就会被逮捕。因此，在回来的途中，我被抓了好几次，只得出示议员肩章以亮明身份。有十多次，我被哨兵拿枪顶在了胸口上。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因为他们都来自外省的乡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巴黎。
我回到议会时，议会已经开完了很长时间的会，但会场里还是吵吵闹闹，不得安静。据说，戈洛·卡尤水泵站的工人要趁着夜色进占议会。在战斗了三天之后，战场已经推到了叛乱分子占领区中心的现在，议会反而陷入了危险之中。再也没有比下面这则消息更离谱的传闻了，再也没有什么更能说明这场叛乱的特征了。这则消息说，这场战争的敌人随时就在你身边，你已经被破坏的家园可能会再次遭到破坏，而且，这场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
为了避免议会遭到突然袭击，在当天晚上，就在通往议会的所有路口修筑了堡垒。后来，我知道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传闻，于是就睡觉去了。
关于六月事变，我没有要说的了。对最后两天的情况的回忆，都已经穿插在之前几天的回忆之中了，有些分不清了。众所周知，我们的军队在星期一才夺取了叛乱分子最后的据点圣安托万郊区。这个据点是最后一个投降的，距离开战有四天了。
在这天早晨，芒什省的志愿军到达巴黎。这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是急匆匆地赶来的，在没有铁路的地方行进了三百二十公里。这支队伍里有地主、医生、律师、我的朋友和邻居们，能见到他们我非常感动。家乡的旧贵族们在这一次全都参加了志愿军，法国的其他地方差不多也是这样。在这种时候，居住在乡下的贵族绅士以及名门望族的继承人，想起自己曾经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像先辈那样勇敢，做出了表率。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遭遇彻底的失败，多次试图从永远跌倒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之时，展示曾经的光辉形象的好机会。
在六月事变期间，夏多布里昂去世了，老一辈的人可能对他还有印象，由于家庭关系和童年的记忆，我对他也有极深的印象，觉得他还在我的眼前。他一直痴呆失语，随时都可能丧失记忆。但即使这样，他还能听到关于二月革命的传闻，并且尽力打听消息。有人告诉他，路易·菲利普国王被推翻了，他说了一句“太好了”，然后就陷入了沉默。四个月之后，他听到了轰鸣的炮声，问身边的人是什么声音。人们告诉他，是攻打巴黎的炮声。他说了句“我也要去巴黎”，然后挣扎着想坐起来，但失败了。他又陷入了沉默。这一次，他是永远地沉默了，因为他第二天就死了。
这就是六月事变，必然而又惨痛的六月事变。它虽然没有熄灭法国的革命之火，但却使被称为二月革命的固有任务暂时停了下来。全国人民在六月事变中挣脱了巴黎工人的压制，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社会主义理论依然向人民灌输嫉妒和贪婪的精神，依然向人民播撒革命的激情。然而，他们却没能挽救自己的失败，终于渐渐地失去了力量。山岳派不是社会主义的成员，但他们也受到了牵连，认为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一向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在此时发现，尽管六月事变的胜利拯救了他们，但同时也将他们推向了跌出共和国的下坡路。于是，他们试图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本人一直厌恶山岳派，又不执着于共和主义。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因此，在六月事变之后，我的态度转向了支持共和国。在当时我就认为六月事变是一场必然发生的危机，危机过后，法国人民就发生了某种气质上的变化。在热爱过独立之后，就会出现对自由的恐惧甚至厌恶。尽管自由曾经被到处滥用，但终究会回归本来面目。这个趋势是从6月27日开始的。起初，速度慢到肉眼都无法察觉，然后越来越快，以至于后来无法阻止。它要停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但我确信，如果不退回二月革命之前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很困难。我可以预见，包括山岳派、社会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因此失掉名誉，直到关于1848年革命的一切记忆都被遗忘。到那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将是再次出现的时代的普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