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获得了胜利，但是真正的困难很快就出现了。对此我早有准备。我始终相信这句话：在取得重大的胜利之后，往往会出现更具破坏性的危机。在局势危险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敌对分子，但是此时我们要面对自己、反对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反对自己的犹豫不决和自大自满，反对贪图享乐和放松警惕。事实上，要战胜这些是很难的。
我认为我们已经排除了主要障碍，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仍旧处在最后的危机之中。我还知道，此时的那些主要障碍就存在于同我们一起管理政务的人群中。尽管我们利索地击溃了山岳派，但我们并没有消灭掉他们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快就会影响到我们了。也许，如果我们没有打败他们（不能彻底打败他们，就不如不打），我们反而会更有力量。
组成多数派的主要是三个政党（总统派在议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不仅人数很少，而且名声不够好），其中跟我们有着同样的愿望（真诚地希望建立稳定的共和制政府）的大概有六十人到八十人，他们是我们在议会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唯一的支持者。其余的多数派成员主要是正统派和七月王朝的追随者，前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后者则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众所周知，他们曾经掌权十八年。
很快我就意识到，在这部分人中间，最有可能支持我们的是正统派。在旧政权统治时期，他们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既没有地位，也没有获得利益，也就没有昔日的荣耀值得他们恢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大地主，不需要担任政府官员，也没有养成资产阶级那种奢侈的生活习惯，这一点与资产阶级有天壤之别。他们比其他人更讨厌共和制，但这只是原则上的分歧，实际上由于共和制推翻了七月王朝，给他们提供了担任政府官员的可能，满足了他们的复仇欲望，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接受共和制。对于他们而言，共和制只是让他们觉得有些恐怖。
作为多数派主体的七月王朝的追随者才是一心一意希望脱离共和制的人。但是，由于对恐怖活动的恐惧压制了他们对共和制的仇恨，由于他们已经养成的顺从现政权的习惯，因此我们能够轻易地迫使他们说服自己的领导人，选择保持中立甚至支持我们。当时，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是梯也尔和莫莱。
在做出上述分析之后，我又认为，次要目标应该服从于主要目标，当时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有人推翻共和制政权，特别是防止出现路易·拿破仑的王朝。这是眼前最重要的目标。第一步，我想到的是，不能犯我们的朋友犯过的错误。我一直记着诺曼底民族的一句古老的俗话，“主啊，请你保佑我不被朋友伤害。如果能这样，我就能不被敌人伤害”。
我们在国民议会中的支持者的领导人是拉莫里西安，我曾经担心过他，因为他性情冲动急躁，这是很大的缺点。我知道他是个特别希望能把事情处理好的人，但是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做点儿事情，一旦把事情弄糟了又自认倒霉。我想让他到远处的一个大国担任驻外大使，这个国家就是俄国，他们主动承认了我们的共和制政权。担任驻俄大使的人应该是一位著名的将军，我认为，拉莫里西安是最合适的人选，很适合修复在上届政府时几近中断的法俄关系。为了能够让他顺利驻俄，我费了很大的工夫说服总统。总统有反对意见，但他并没有坦率、直接地告诉我，而是委婉地说道（他从不通过语言表露他的想法，相反，语言有时甚至成了他隐藏想法的工具），他希望担任俄国那种大国的大使的人，是他本人中意的人。但这与他中意与否无关，大使归我领导，而我只要求他们能够让法国中意。我选择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我还是担心法卢尔也会反对我，在内阁成员中，总统最信任的人就是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法卢尔竟然没有表示反对。就这样，拉莫里西安去了俄国。我早就跟他说起过要派他出使俄国的事。
我的朋友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让我很放心，于是我进一步想到，我有必要拉拢一些支持者，至少应该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11]。在政府做事，我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面临着困难，我要做好外交部的工作，如果得不到内阁中其他成员的配合，就不可能如愿。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品行方面诚实可靠，但他们观念保守，对政治一无所知，很多时候，我被迫和他们纠缠不清。
我还认为，应该让正统派在国民教育的管理工作上发挥作用。我知道这种做法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这是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唯一办法。我相信，当总统意图推翻宪法的时候，他们会出面支持我们，对总统的行为加以阻止。我的这个计划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允许法卢尔在教育部有一定的自由，还通过了他在议会上提出的国民教育纲要。这个纲要在后来成了法案。此外，我尽力劝说内阁同僚们，请他们务必与正统派的主要成员保持良好的交往。我自己带头做到了这些，原本就与正统派有交往的内阁成员也立即做到了这些。后来，我成了正统派与我们之间唯一的中间人。
事实上，由于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方面的原因，我比其他内阁成员更容易做到与正统派保持交情。要知道，虽然原来的贵族在此时已经不能算一个阶级了，但他们仍然互相帮助，就好像互助会。尽管这个“互助会”成员有各自不同甚至对立的个人见解，但他们可以通过某种纽带实现互相理解。只是，这个纽带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加入内阁以后，我很快就自动与原先的敌人法卢尔成为好朋友。他是一个值得我拉拢和利用的人，我不知道在我的从政生涯中能不能再遇到这样的人。他具有两种必需的党派特征，一是即使遭遇困难或挫折，他都不会失去信心，都能够始终坚持朝着既定目标迈进；二是具有坚忍不拔和干净利落的办事风格，这种风格可以帮助他巧妙地实现唯一的计划。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诚实表现在不仅仅考虑公共利益，同时还兼顾个人利益。但总的看来他不仅不真诚，反而还十分虚伪，欺骗性极大。但是，由于他将虚伪隐藏进信念之中后，又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将虚伪放进了别人的信念里，所以成效不错。这种诚实只是让虚伪披上了诚实的外衣，把他的下属或友人引上弯路。
为了让狄福尔和法卢尔之间能够建立起我所希望的良好关系，我费尽了心思，依然没有能够如愿，他们之间甚至都没有建立起恰当的关系。这两个人在优点和缺点方面是恰恰相反的，狄福尔的优点是法卢尔的缺点，而法卢尔的优点又是狄福尔的缺点。将西方资产阶级真正的特点保留在内心深处的狄福尔极为反感贵族和神职人员，也无法忍受法卢尔中庸圆滑的处事原则，但我对这一点却极为赞赏。通过我的努力，狄福尔同意不在教育部的工作上故意刁难法卢尔。我还希望在他主管的内政部的工作上允许法卢尔在必要和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发挥一些影响，但他拒绝这样做。
在法卢尔控制的安茹地区，有一位在法卢尔看来应该被治罪的省长，但法卢尔不仅没有提议将他撤职，甚至还允许他被提拔重用，法卢尔唯一的要求是将他调离安茹。法卢尔认为，如果不调走他，他就当不成省长了，因为来自曼恩·卢瓦尔省的议员们强烈要求将他调走。然而，这位省长是共和制的忠实拥护者，这让狄福尔产生了联想。他坚信法卢尔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他拽进一场斗争之中，利用他来打击拥护共和制的省长。
这位省长拒绝被调离，法卢尔坚持要调离他，狄福尔的态度也很坚决。我看着法卢尔着急得在狄福尔身边转悠，想要说服狄福尔，又找不到门径，觉得真是令人愉快。起初，狄福尔对法卢尔不理不睬，后来都不想看他一眼了，最多只是用眼睛的余光扫上一眼，简单地说道：“我很想知道，在你的朋友弗歇尔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着手操办这件事？”尽管法卢尔很愤怒，但他忍住了心头的怒火。他找到我，跟我诉说他的心情，从他的语气中我知道他的心情的确很痛苦。我出面调解了这件事。我努力地让狄福尔明白，法卢尔是把他当作同僚而提出这个要求的，不应该被拒绝，或者说不应该因此而与法卢尔交恶。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调解这件事，为此耗费的精力，比处理欧洲的一些大事耗费的精力还要多。甚至就为了这件小事，还差点儿导致内阁的垮台。终于，狄福尔作出了让步，但此时的让步已经不会得到任何人的感激了。他没有理睬法卢尔是否满意，就直接将那位省长调走了。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多数派的主体力量——旧保守派。这个派别有着能够让人们认可他们的优势的共同意见，也有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个人热情。他们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希望政府能够建立起强有力的秩序。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秩序，甚至希望做得比他们希望的更好。为此，我们在里昂及其相邻的省份实行戒严，查封了巴黎的六家宣扬革命的报社，逮捕了七名议员，严厉谴责了三十名议员。法国的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政府发出通告，声明现政府将带头严格守法，愿意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推行上述政策时，议会中残存的山岳派成员多次攻击狄福尔，狄福尔就用充满力量的话语回击他们。他用语巧妙，态度坚决。
旧保守派企图实行严酷的统治，他们打算利用短暂的胜利，迅速推出《预防法》和《镇压法》。我们的意见是，这么做是迟早的事情，但我们并不想追随旧保守派的道路。我个人在这方面的意见是：对人民情有可原的抱怨和恐慌情绪应该作出让步，在革命之后，应该通过限制享有自由的范围的方法来维护自由。
我的内阁同僚们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总共提出了三个法律议案：一是《禁止集会法》；二是《新闻管理法》，这项法律用于打击超出范围的报纸，在七月王朝时期都没有施行过；三是《戒严法》，能够让戒严更加合法。有人提出抗议，认为我们在搞军事独裁，狄福尔回应道：“是的，这是独裁，但这是议会的独裁。虽然它剥夺了一个自救的社会应该享有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利，但它不是占据优势的个人权利。君主制政府和共和制政府都应该这样。是谁给它赋予了必要性的呢？是谁让我们经历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动乱、阴谋和叛乱的呢？是的，你们说对了，在以争取自由为名义爆发的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又破坏了自由，将武器交给了政府。这是可悲的。犯这种错误的人是谁呢？不是你们吗？最支持共和制的人又是谁呢？是支持叛乱的人还是真心想要平息叛乱的人？”
尽管上述法律措施和狄福尔的言论一度使旧保守派感到高兴，但并没有令他们感到满意。坦率地讲，如果想让他们满意，那么只有破坏共和制这一个办法了。尽管他们的行为受到理智的约束，但他们的本性却推动着他们始终走在破坏共和国的道路上。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将敌对分子的职位夺过来，分配给自己人或追随者。在这种时候，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使七月王朝灭亡的那种激情，二月革命让它感到些许满意，但没有消除它。对我们而言，这是很大的威胁，是长期存在的威胁。我认为我们有作出让步的余地。
有很多能力一般或业已腐败的共和主义者，趁着革命的时机混进了政府之中，成了政府官员，我认为不必等到人们提出清理他们的意见，应该立即将他们清理掉。这样做能够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决心，也能够让能力突出、信念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具备保护自己的权力，但是狄福尔拒绝这么做。我劝他道：“我们准备怎么做呢？跟这些人掺和在一起，能保卫共和制吗？共和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只是个名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企图利用共和制打倒我们。议会中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最多也就一百人，我们是在跟一些并不热爱共和制的人共事，共同拯救共和制，这不是个笑话吗？除了最大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只能一再地妥协，否则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只有这样，一切才能走上正轨。对我们而言，保住政权也许是维护共和制的最好的和唯一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切合理的手段达到保卫政权的目的。”
狄福尔回答我说，这种斗争与反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样，如果想让多数派感到满意，就不能惊动他们的虚荣心，不能剥夺他们的个人利益，只要这样做，即使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也能感到满意。在回绝我的建议的时候，他依旧表现得彬彬有礼，相比于拒绝的理由，他的拒绝形式更让我感到不快。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在演讲席上能够高谈阔论，能够引经据典，能够说出令所有人满意的言论，既能把握好分寸，又能让人们愉快地接受他的意见，但是，在私下交谈时，却是那样的拘束和愚笨。
在我看来，狄福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智，因此，与其说他是个理智的人，倒不如说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理智。在年轻的时候，他足够刻苦，但性格内向，甚至显得很孤僻，一直到了四十岁才结婚。但是，婚姻带给他了另一种孤僻，尽管他经常离家外出，但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家里，与家人在一起，不再独自生活。是的，那个时候他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他不参加任何阴谋活动，甚至不与任何一个党派交往。尽管只有站在议会的演讲席上他才能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但他依然厌恶议会，害怕登上演讲席。他也有雄心壮志，但即使是雄心壮志也显得很平凡，也容易控制。在他看来，对政治的态度不应该是管理，而是控制。
在他担任部长期间，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表现令人惊讶。有一天，卡斯特拉纳[12]（这个人很狂妄，但也值得信任）拜访了他。在谈话期间，卡斯特拉纳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述了自己的愿望和自认为应该做好的事情。他认真地听完这些，然后站起身来，礼貌地将卡斯特拉纳送到门口。这让卡斯特拉纳备感尴尬。得知这件事之后，我批评了他，他回答道：“我不可能说让他听了不高兴的话，但是又没有让他听了很高兴的话。”遇到他这样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火冒三丈。
在生性粗鲁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相比于狄福尔，这位主任的做法更加无礼和愚蠢。比如说，当部长办公室将一些请愿者推到秘书长办公室时，这位主任用粗鲁的态度接待了他们，这让请愿者们觉得，好不容易翻过了篱笆又掉进了荆棘丛中。虽然这位主任有这些缺点，但是当他在议会上斥责山岳派时，就会得到保守派的支持。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真正赢得保守派领导人的好感。
虽然保守派并不打算让政府独立，但也不愿意让某个政党单独领导政府，这是我明确地预见了的。我认为，从6月13日起，一直到最后一次讨论罗马战事，在内阁的整个生命期，保守派每天都在给我们制造困难。在议会的会场上，他们从来不公开攻击我们，但是却在私下暗中鼓励多数派，让多数派反对我们。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打算打倒我们，而是让我们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只要他们想让我们倒下，我们就会立即倒下。在这种状态下，狄福尔的信心就很不坚定。
多数派希望能利用我们实施严格的措施，推行严酷的法律，以便当我们倒台之后，接任者能够更容易接手。在他们看来，相比于保守派，我们更接近他们的这一目标，因为我们信仰共和主义。他们的计划很明显，利用完我们之后，就将我们扫地出门，让他们的代理人接替我们。他们不仅阻止我们在议会中发挥影响，还阻挠我们对总统产生影响，他们甚至想象过让总统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傀儡。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纠缠上了总统。我们通过自己人得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梯也尔和莫莱）经常去拜访总统，劝说总统同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翻共和制政权。从6月13日开始的每一天，我们始终提高警惕，防止路易·拿破仑听从他们的怂恿，走上暴力夺权之路，之后，就像我对巴罗说过的那样，某一天，他将复辟帝制[13]。从这些分析中，我确信我们的担心比想象更有依据。在我退出内阁之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总统和议会曾经在1849年7月有过密谋，企图通过武力改革宪法。当时，总统和多数派打算发动突然袭击，如果不是贝里耶担心被他们欺骗或不敢贸然行动而拒绝提供援助，他们就会真的发动袭击。
事实上，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夺权，只是将时间推后了而已。于是，当我写下这一段的时候，也就是在上述事件之后两年，当我回忆起这些人看到群众像他们当年那样怂恿总统，或者因为有人破坏宪法而愤怒时，我觉得这个例子最能说明人的无耻，他们大言不惭地表示热爱共和制，私下却竭力维护个人的利益，这是多么虚伪。
事实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信任总统，也没有故意诬陷多数派，路易·拿破仑始终是共和制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威胁。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在更仔细的观察之后，我发现我们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很牢固，这一点没有让我感到失望。很快我就发现，他虽然与多数派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虽然也接受他们的一些意见，虽然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与他们联合，但他也反感于他们对他的制约。他对自己容忍多数派的做法感到丢人，因此在暗中设法摆脱他们。毫无疑问，这为我们接近他和揣摩他的心理提供了机会，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与多数派打交道时要保持独立，杜绝他们干预行政的可能。
我并不认为参与了路易·拿破仑的密谋就得放弃我们的主张。想到这个特别的人（我是说，使得他表现得平庸的环境是特别的）的遭遇我就感到焦急，因为我认为他的心灵需要一种精神食粮，才能变得心平气和。在担任四年的总统之后，他还能够安心地过普通人的生活吗？我不敢相信他能够做到，让他接受普通人的生活简直是做白日梦。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想要让他高兴或感到满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让他停止冒险的举措也是困难的。
我在向路易·拿破仑发表了能够让他满意的观点之后，又对他说道：“我不会帮助你推翻共和制政权，但是我愿意帮助你在共和制政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最后也会这么做。宪法不是不可以修改，有关禁止总统连任的条款也不是不可以修改，这就是我们愿意帮助你的原因。”
由于修改宪法的时机尚不成熟，我就劝慰他，让他把目光放长远一些。我告诉他，如果他能保证不成为法国的独裁者或窃国者，只是做首席行政官，而且还能保证始终开明、仁慈地领导人民，那么，即使不修改禁止连任的规定，他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得到几乎所有人的支持，进而实现连任。这也是保皇派和共和派可以接受的。对保皇派而言，他的任期延长，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而共和派则认为，他领导的政府可以让人民逐渐习惯共和制或者愿意观察共和制。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因此我对他说得很真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始终认为我给他的这些劝告都是有好处的，对他有好处，对法国也有好处。
路易·拿破仑耐心地听我说完了这些，但没有做任何表示。他一贯如此，不论谁跟他说话都好比是往水井里扔石头，只能听到石头掉进水里的声音，却不知道下落如何。不过，他似乎对我有一些好感了。只要条件允许，我愿意尽量让他高兴。当他向我推荐某人担任外交官时，只要那个人忠诚而有能力，我会立即照办；如果那个人能力一般，但只要忠诚，将要担任的职务也不太重要，我也会照办。但是，他总是将一些品行和能力都不合格的人推荐给我，这些人都是一些因为对前途绝望才投靠他的人，都是笨蛋和无赖，他之所以推荐他们，是为了对他们过去的帮助表示感谢。另一个原因是，他希望担任驻外大使的人是他所谓的“自己人”。总是言之，他经常给我推荐一些蠢货和阴谋家。我不得不在见到他时跟他解释一些规则，或者说明一些理由，这些规则和理由不符合他的心愿，阻止了他的行动。我有时还得暗示他，我宁愿辞职也不能完全听他的话。我发现在我拒绝他时，他没有特别的想法，也没有反驳的意愿，我也就不再要求他怎么样了，打算以后再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我的缘故，路易·拿破仑的朋友们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他们追求高官厚禄的热情令人难以置信，总是态度恶劣地向我提出各种要求，有时甚至是没有礼貌的要挟，我很恼火，真恨不得把他们扔到窗户外面去，但我还是控制住了怒火。又一次，他们中间的一个家伙说道：“真是怪事！路易·拿破仑公爵居然没有权力回报为他吃过苦的人。”我回答道：“路易·拿破仑公爵是法国总统，应该为整个法国服务，而不是为你们服务。”正如在后来说的那样，在出征罗马的问题上我始终站在总统那一边，即使他的决定不够合理，我也支持他。他因此对我加深了好感，在后来的一天，他明确地向我表达了好感。
1848年年底，短暂担任驻英大使的博蒙对路易·拿破仑发表了一些近似侮辱的言论。当时的路易·拿破仑是总统候选人，他听到博蒙的言论并没有生气。我加入内阁以后，曾经多次试图让他对博蒙产生好感。尽管如此，我始终都没有推荐博蒙出任公职，虽然博蒙能够胜任，而我也很想这么做。1849年9月，驻维也纳大使缺人。当时，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原因，维也纳是法国外交的重点，这个职务很重要。他主动对我说道：“我认为你可以让博蒙担任驻维也纳大使。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既然如此，我就可以做这个决定。”我很高兴，没有人比博蒙更合适这个职位了。就这样，博蒙去了维也纳。再也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让我感到愉快的了。要知道，在内阁同僚中，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在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愿望或者职责范围的情况下得到总统的这种待遇。
在总统面前，狄福尔保持着他固有的严肃态度，这与人们对他的期待大大相反。我认为他只能让总统感到五成的满意，因为总统喜欢简洁迅速。在内阁成员中，帕西似乎很喜欢让总统不高兴。我总觉得，帕西不屑于担任内阁的部长，因此他自称“冒险家”，总是故意与总统唱反调，不仅对总统的朋友不客气，曾经还反对过总统上台，用显而易见的蔑视态度攻击总统。他很瞧不起总统。
法卢尔是总统最信任的内阁成员。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总统自始至终的信任，是因为他替总统做过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是我们其他几个人不愿意做的。不论是从出身还是从教育或者兴趣爱好来看，法卢尔都应该属于王朝正统派，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他是为教会而生的。他自己也不相信正统派能取得胜利，因此他希望借助革命发现一条让天主教掌权的途径。只要他还在内阁，就会始终为此而努力。在内阁成立之初，他告诉我，神甫说教会有着无上的权威。我认为，在总统拉拢他为自己的目的做事的时候，法卢尔的认识发生了错误，他希望能够利用总统成为共和制政权和法国的主人的机会，为教会谋求一些利益，于是，他满怀憧憬地帮助了总统。他让他的盟友们全力支持总统，但没有让自己成为总统的人。
从我加入内阁那天到8月13日，这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争取多数派的支持，甚至为此忽视了他们的态度。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多数派与敌对势力做斗争，当他们的敌对势力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同情我们了，可是总统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好感。总统似乎要求我们支持他，我们没有照办。
六个星期之后，局势被逆转了。各个地方都将议会议员赶了回来，因为地方政府打算自行处理地方事务。我们不同意地方政府的这一做法。此时，总统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至于原因以后再讲。有人认为，我们在一个方面受了损失，在另一个方面则有了收获，总体而言没有吃亏。我们依靠着两个方面，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能在两个方面之间摇摆，时而偏向这个方面，时而又偏向那个方面。
导致内阁垮台的是出征罗马这个问题。1849年10月1日，议会复会了，罗马的这个问题随之摆上议事日程。这是议会第二次讨论这个问题，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