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振亚道：“我救不了你。你从窗口逃走吧，跪我也没用。”
戴笠被沈振亚提醒，爬起来，从后窗跳出，越过几堵墙，终于脱离了危险。
骑兵营再也待不下去了，戴笠只有投靠胡靖安这条路了。其实，蒋介石并不在上海，一直在南京没动，那是戴笠为了欺骗学生代表随便说的假话。
戴笠来到南京，在蒋介石的官邸找到侍从室。胡靖安见了，老远问道：“戴笠，你不好好学习骑马，跑到南京来干什么？”
戴笠也不言语，径直走到胡靖安身边，“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声泪俱下道：“胡副官，你要救我！”
胡靖安吓了一跳，道：“怎么？是不是违犯军纪了？”戴笠道：“那些人不知通过什么方法，都知道是我所为。这些人大多返回军校，把我当敌人似的，处处打击报复。有些人还私下密谋要将我处死。结果他们联合起来，设下圈套，硬要陷害，说我贪污军饷，还有人昧着良心作伪证，我一个人奈何他们不得，本想一死了之，不想营长沈振亚还有点人性，把我私放了。现在军校再无我立足之处了，又无其他去处，只求胡副官念在过去情分上，给我指一条出路，当牛做马，我都会报答你的恩情。”
胡靖安一听，信以为真，道：“你且起来吧，我替你想想办法。”
戴笠见胡靖安已经答应，爬起来。待胡靖安一走，用衣袖擦拭一下挤出的眼泪。
一会儿，胡靖安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道：“你的事我已禀报校长，他对你的遭遇颇为同情，指示我对你负责。唉，本来我并不要人，念在以前的情分上，我姑且收留你，给你一个吃住的地方，其他就靠你自己的造化了。”
戴笠当面连连称谢，待胡靖安离开，眼一瞪，冲着他的背影啐道：“呸，看你神气到何时，将来老子定会骑在你头上！”
自此，戴笠在胡靖安手下，无职无权，每天主动去搜集情报，回来后一一呈给胡靖安。这段时间，由于胡靖安没有直接按蒋介石的意图给他规定方向，以致搜到的情报没有多大价值，有时搜到一两件有价值的情报，一转手，就变成了胡靖安的功劳。
但此时的戴笠也只能如此，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仅不敢跟胡靖安争功，而且还得装出对胡靖安感恩戴德的样子。为了装得像，戴笠还经常跑去胡家，给胡靖安抱小孩，有时小孩拉屎拉尿在他身上，他还要说：“我最喜欢这个小侄儿，将来一定有出息，超过他爸爸。”
此时，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还有一个广东海南人蔡劲军，他和胡靖安同样受到蒋介石的宠幸。戴笠在巴结、讨好胡靖安的同时，大拍蔡劲军的马屁，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戴笠是半途脱离黄埔军校的，按规定，应作自动放弃军校学籍处理，这样一来，对自己的前途就会大有影响。戴笠向胡靖安请求，再由胡靖安出面和蒋介石说情，戴笠的学籍才保住。
话说蒋介石此时在政治上的处境并不十分乐观，一方面，他虽在南京设立政府，但汪精卫也在武汉设立政府与之对抗；另一方面，在南京政府内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自恃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府立下汗马功劳，不肯对他称臣。蒋介石目睹桂系的势力日见壮大，尾大不掉，于是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剿灭桂系。
何应钦得到密令，并未执行，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暗忖：蒋介石与李宗仁实力不分上下，若要应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之自己与白崇禧交情颇深，这命令还是不执行的好。
通过内线，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灭桂计划，迅速加紧各方面的反蒋势力，准备找准机会对蒋发难。恰在此时，何应钦因迟迟不执行命令，被蒋察觉，两人的关系日趋恶化。这机会给桂系抓到了，利用白崇禧与何应钦的关系进行挑拨，遂使何应钦倒戈，逼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拼、乱杀一气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驰骋，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杀得精疲力竭时，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介石于1928年1月复出后，交替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先后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领袖。至1928年3月7日，他先后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党政军大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痛定思痛，总结了8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能及时制止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制敌先机。于是，蒋介石决定成立情报组织，核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28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举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是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曾留学美国。
除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蒋介石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还准备任命数十名侍从为联络参谋。
得到这个消息，胡靖安念及戴笠平时拍马屁有功，有意给点好处于他，在蒋介石面前道：“校长，如果您要选拔情报联络参谋，戴笠倒是位不错的人选。”
蒋介石道：“你说的就是那个在骑兵营当学员的戴笠吧，他现在在干吗？”
胡靖安道：“正是他。他现在没有正式的职位，自动在外搜集各类情报，可卖力了。”
蒋介石此时所戴的假牙松了，用舌头在嘴里抵来抵去，弄好了，才与胡靖安说话：“这个戴笠还算乖巧，曾要求到我身边来当差，我没有答应。”
胡靖安道：“他对您可忠心了，在下面逢人就宣传校长英明伟大，是当代最优秀的领袖。”
蒋介石道：“噢，他是这么说的？嗯，这种人难得，大多数的人是当面说奉承话，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套。好吧，我应了你的意思。”
几天后，戴笠果然被破格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名单一公布，胡靖安就找到戴笠，拍着他的肩道：“老兄，祝贺。”
戴笠嘿嘿傻笑道：“多亏校长的提拔与栽培。”
胡靖安不悦道：“校长那么多人不栽培，怎么就偏偏栽培你一个？嗯？”
戴笠红了脸，低下头去。
胡靖安搭着他的肩，一边慢慢地走，一边道：“这一次本来是没有你的份儿的，因为你资力不够嘛，连军校第五期的毕业证都没拿到，就算拿到毕业证，一开始也只是少尉，可你一下子就成了上尉。比如和你一起被任命为上尉联络参谋的，有一位郑介民，他是什么来头？人家是第二期毕业生，毕业后被校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又毕业了，无论资力、学历，你都没法跟人家比。”
戴笠已经听出胡靖安的言下之意，忙道：“我知道一定是胡副官在校长面前力荐，古人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此大恩，戴笠将永远铭记于心，将来一定报答。”
胡靖安这才大度地摆摆手，道：“也没什么，我不过举手之劳。最主要还是你有这个能耐，不然我再力荐，校长也不会听的。我这人其实心地是很善良的，只是嘴臭了一些。唉，人太直爽了也不好！”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新任的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无非说了一些情报工作很重要，你们都是我的耳目之类的话。
由于胡靖安的提醒，戴笠便有意和郑介民接近。一开始，两个人并不熟，见了面打个招呼，郑介民不善言辞。
戴笠凭着自己的如簧巧舌，给郑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蒋介石的官邸出来，戴笠就与他攀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
戴笠道：“走，介民兄，去街上喝杯酒，我做东。”
郑介民生得比戴笠魁梧，国字脸，厚嘴唇，一字眉，眼睛不大，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与戴笠的活泼、好动截然不同。
两人在邻街的一家小酒店坐下喝酒、聊天，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身世。
戴笠很快了解到，郑介民字耀全，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1897年），比自己小几个月。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人，出身贫寒，兄弟四人，他是最大的。因幼年丧父，兄弟又多，家无田产，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岁时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学徒工，收入微薄，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还能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郑介民便一心想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学邢森州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便投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学校，并积极复习功课，准备继续报考黄埔军校。当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报考，总算被录取了。从此决心发愤读书。
说到此处，郑介民感慨道：“唉，一个人如果没有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着郑介民，认真地听着。
郑介民道：“我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马上投考了莫斯科的中国劳动大学，与康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
戴笠问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学些什么课程？”
郑介民喝了一口酒，用手指抹抹嘴唇道：“主要是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学。不过这些学科只要认真钻研进去，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二年，我就根据所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写了一本名叫《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书，阐明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观点。”
戴笠道：“听说这书出版后很得校长赏识，能不能送一本给我？我一定认真拜读。”
郑介民连忙摆手道：“惭愧惭愧，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了，是用课余时间写的，因时间紧、思想不集中，没有发挥出我的正常水平。待以后写出满意的，一定奉送。”
戴笠不过随口捧他几下，并不是真心的。
郑介民接着道：“我于1927年8月初毕业回国，那时正赶上校长被李宗仁、何应钦逼下野，去了日本。我因无地方落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去找贺衷寒。当时他在中央军官学校任第六期总队长，他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等到校长复出后，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关系很好，便要我任联络参谋，专门搞情报工作。这不是干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么？可不干也得干，这也是做人的无奈。对了，雨农兄（戴笠字雨农），我光顾自己吹牛，倒忘了问你。”
戴笠见对方是黄埔军校二期生，还留过学，出版了专著，一比较，自己就矮了半截，自卑感油然而生。很快，他不服输的本性又苏醒了，干咳了几声，道：“我呢，经历没有耀全兄那么丰富，十二岁考取秀才，本寄希望于仕途，正当饱读经书准备一显身手之时，科举制废了。只好回家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二百亩山林、一百顷田地度日。我这人天生不安分，又去外面读了高小、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本应考大学，可刚好潘国纲的浙一师和周凤岐的浙三师打仗，我素来信奉草莽出英雄的古训，投到浙一师当了一名连长。后来浙一师失败，我发现上海斧头帮的王亚樵是条汉子，便和他换了帖子，结拜兄弟，唉，谁想王亚樵也不过是个草莽之辈，跟了他不会有大出息，就出来在上海滩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结拜兄弟。就在这个时候，在上海金园路交易所和校长认识，才发现校长是真正的英雄豪杰，随了他才会有出息。就这样，我追随校长入了黄埔军校。”
郑介民道：“想不到雨农兄的经历如此传奇，像王亚樵、杜月笙、黄金荣等都是社会名人，非等闲之辈，与他们结为兄弟的人绝非泛泛之辈。”
戴笠见自己吹的牛皮果然征服了郑介民，心里非常高兴，道：“他们算什么？三教九流，我若和他们一般眼光，也肯定没出息，跟了校长，才叫弃暗投明。”
郑介民高兴道：“雨农兄说的是。”
戴笠道：“刚才校长在接见我们的时候，反复强调要立即行动，整顿国民革命军，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击败各派势力，掌握军权。因此，我们这些情报人员的工作就会相当艰难和重要。耀全兄千万别产生他念，希望我俩能成为校长最有用的耳目，帮助他紧盯李宗仁、何应钦。”
两个人正谈得起劲，一个人从外面匆匆走过，戴笠眼尖，一眼认出是胡靖安，遂喊道：“胡副官，你去哪里？进来喝杯酒！”
胡靖安听到有人叫他，向酒店窗口一望，发现了戴笠，立即装成很生气的样子，指着戴笠道：“原来你们在这里，找得我好辛苦，快回去，校长找你们有事！”
两位听得，顾不得还有许多酒菜没吃完，抬起屁股就走，也不管胡靖安在后，径向蒋介石的官邸走去。
在蒋介石的官邸外头，郑介民被先招进去。一开始，戴笠心里不快，认为蒋介石器重郑介民，转而一想：可能是后面的话重要，校长才最后和我说。如此一想，就平衡了。
一会儿郑介民出来，宣戴笠进去。戴笠诚惶诚恐，进得门去，连眼睛都不敢抬，垂手而立—这毕竟是第一次召见。
沉默了一阵，对面沙发上的蒋介石动了一下，仍跷着二郎腿，道：“去了哪里？怎么很久不见人来？”
戴笠心里一紧，道：“我跟郑介民研究搜集情报的事去了，所以来迟了。”这样回答的原因是估计郑介民有可能和蒋介石说了去外面喝酒。
蒋介石并未追究，口气一转，问道：“你知不知道国民革命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戴笠不知蒋介石问此话的用意，如实答道：“学生知道，第一军是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是校长的嫡系部队。”
蒋介石道：“说得对。第一军的确是我的命根子，是我打天下的本钱，我的学生大多是好的，听我的话的。就军长何应钦不好，这一次‘逼宫’就暴露了他拥兵自重的野心。还没长几根毛出来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要反叛我，这还了得。”
说到这里，因气愤，蒋介石脸上的肌肉开始搐动，道：“我不会便宜他的，我首先就要惩治他。第一军是我的，我要让最忠于我的学生掌握军权！”
戴笠这才听出一点点眉目来，蒋介石又道：“戴雨农，胡靖安说你对本座很忠心。这很好，我的学生都应该这样。现在，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戴笠此刻兴奋得脑门都发热了，立正道：“学生明白，学生坚决完成任务！”
从蒋介石的书房出来，戴笠发热的头脑一冷却，马上纳闷起来，暗忖：校长说有重要任务交给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怎么没有明确指示呢？
这时，恰好胡靖安家的厕所堵了，要找戴笠帮忙疏堵，戴笠趁机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
胡靖安听罢，一阵大笑，道：“还说你是灵巧之人，校长的指示再明确不过了，他的指示是叫你去监视何应钦。唉，我告诉你吧，校长一般是不直接下指令的，只把大概的话说出来，让下面的人去猜。这样做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测试下层的应变能力；第二，可以考验下属对他的忠心程度。”
戴笠恍然大悟，红着脸道：“校长这一招果然高！”
此时，第一军驻扎在徐州，戴笠整装待命，蒋介石马上任命他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这样一来，对他调查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就方便多了。
戴笠来到徐州，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频繁活动，利用一套鸡鸣狗盗的本领，挖空心思地了解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的言行，然后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2月，戴笠通过努力，总算摸清了第一军高级将领中谁和何应钦打得火热、谁是中立立场、谁对蒋介石忠诚……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情报，由戴笠秘密书写出来，呈送到蒋介石手里，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就产生了。
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刚刚开完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带着几个亲信随从，悄悄来到徐州前线，很快与戴笠接上头，秘密策划排除异己分子的行动。戴笠根据掌握的内部情况禀报道：“这两天，何应钦会去郊外的山上打猎。”
蒋介石听完，认为这是最好的下手机会，马上领了亲信随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第一军总司令部，以总裁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宣布撤销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由他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
还不等与会者反应过来，蒋介石又根据戴笠提供的名单，对何应钦的亲信予以打击，对忠于他的当场升职……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报告何应钦从外面打猎回来了，蒋介石为了避免和他正面遭遇，马上派人把决定送交给何应钦。
蒋介石这招确实厉害，令中立派对他肃然起敬，倾向于他；令异己分子兔死狐悲，不敢轻举妄动；令忠诚者更加坚定立场。
第一军重新整顿后，权力已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第一军团的控制，戴笠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身份，留在第一军秘密活动，调查了解各级部队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应，主要注意何应钦的亲信将领的动向，一有情况，随时密报。
徐州第一军整顿完毕，蒋介石马上提出二次北伐，消灭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奉系集团。
2月，戴笠接到急电，火速从徐州返回南京。这一次，蒋介石没有转弯抹角，直接令他先去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部的思想动态，以及张作霖的部署情况。戴笠二话没说，领取了活动经费立即行动。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国民革命军的动态，然后据实相告，供蒋介石决策参谋。
蒋介石根据情报，部署好了向北进攻的行动方案，于4月7日发表《北伐宣言》，4月10日对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进攻命令，开始了总攻。
然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一纸密令，又把戴笠召回了南京。
南京中山陵园，蒋介石的官邸矗立在略带寒意的冷风中。戴笠风尘仆仆从北方赶来，一早就在门外徘徊，想寻机会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搭上话。此时的戴笠，因地位不高，人微言轻，虽是蒋介石召见，但蒋介石一天要见的人那么多，说什么也不会把一个小小的情报员放在心上，如果无人通报，有时在外面坐一整天的冷板凳也是常事。去得慢了，蒋介石还会责骂办事拖拉，受了委屈也不得分辩。
自从那次在黄埔私闯蒋介石住宅以后，戴笠再也不敢冒失，第一次属于不懂事可以原谅，现在若那样，就叫作不明事理，不仅蒋介石不能容忍，连旁人都会小瞧。戴笠在外面等了好一阵，见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丫鬟之类的进进出出。
这些人戴笠也是得罪不起的，每次见面，都得装笑脸赔小心，不时还得送上些小礼品。但即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戴笠。一个勤务兵提了一袋垃圾出来，抬头见了戴笠，随口对门边的警卫道：“你看，小瘪三又来了。”
警卫道：“我早看到了，不要理他！”
戴笠曾经想办法贿赂过卫兵，可自从得罪了王世和以后，王世和就用恐吓的手段不许卫兵理睬戴笠，以后，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替他通报了。
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王世和是始终与戴笠作对的。王世和亦是奉化溪口人，他与毛庆祥、蒋的侍卫组长蒋孝先、侍从室出纳兼会计蒋和畅四人，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王世和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粗痞，其父王良鹤原是蒋母王氏的族人，早年就追随蒋介石，当过贴身马夫、勤务兵，忠实可靠。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世和被其父引荐给蒋，在广州先给蒋介石的小妾陈洁如当了一段时间的勤务兵，然后进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留在蒋身边，代其父任随身侍卫，负责警卫、接待、传令等。
戴笠要见蒋介石或要进入官邸，必须经过王世和这一关。王世和以黄埔军校一期老大哥和蒋的心腹自居，历来看不起戴笠的出身和他鬼鬼祟祟的行迹。加之戴笠囊中羞涩，难以有王世和看得上的“孝敬”，只得求其次，在蒋的门房、勤务、厨师、娘姨等佣人身上下工夫，绕过王世和这一关，这更犯了王世和的大忌。王本是瞒上欺下，专横跋扈之人，现在小瘪三戴笠居然敢在他眼皮底下弄手脚，自是怒不可遏。王世和每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并令人将他赶走。戴笠虽对王世和恨之入骨，但只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里咽。每见到王世和，便避之如见瘟神。
如果蒋介石身边都是王世和一类的人物，戴笠这一辈子算是完蛋了，幸亏还有一个毛庆祥一直很同情他。
毛庆祥是浙江奉化人，曾赴日本、法国留学。北伐时，由其父介绍任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凡军政大员的任务、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与多方联络通信，各方面递送的情报资料或情况反映等，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于是就拼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工夫。但凡毛庆祥有所暗示，戴笠无不想尽办法去办。
一开始，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并不在意，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做事极勤奋，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便有所感动。加之戴笠的情报确有价值，也就愿意代为转呈。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因而戴笠的情报总是能及时反馈，往往要比别人快。蒋介石对戴笠的情报也青睐有加，不但仔细审阅，有时看不到戴笠的情报，还要向毛庆祥查问。戴笠听到蒋介石对自己送的情报如此重视，也就不敢掉以轻心，脚踏实地地去做。
戴笠刚从骑兵营逃出，在胡靖安手下跑单帮的时候，每天一清早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然后连夜把每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请曾在上海一起混过的、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由戴笠校阅后定稿。然后，戴笠草草睡一会儿，天不亮再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如有钱，戴笠就花上一两个大洋租一辆车去，如没有钱，就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每到官邸门前，戴笠总是默默地念叨，千万别碰上王世和那个凶神。只要戴笠能比较顺利地把情报交到毛庆祥手上，蒋如看得有意思，需要补充或跟踪调查，则批给戴笠一些活动经费。戴笠有了这些钱，照例给蒋身边的人一些好处，然后再雇人帮助搜集调查。这样，他的情报更多，内容也更充实，蒋看了也满意，便亲自召见予以嘉奖。到后来便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笠有了这笔较为固定的经费，便开始布置眼线，雇请帮手，情报工作也更为活跃。蒋也常常直接向戴笠交代任务，戴笠的地位逐渐突出，开始受到器重。
戴笠如在官邸门前恰与王世和撞上，那就苦了，只能远远地离开官邸，在清晨的寒风中苦守蒋的汽车从官邸里出来，然后上前拦车递上情报。这时，即使王世和在车上也无可奈何，因蒋看到戴笠拦车，照例是会停车的。王世和则恨得牙根痒痒，对戴笠怒目而视。戴笠则佯装视而不见，迅速向蒋敬礼后离开。
一次，戴笠陪同一位客人去进见蒋，从官邸出来，恰被王世和看见，王当着客人的面对戴笠破口大骂：“我下次看到你私闯官邸，非把你关起来不可！”戴被王世和一顿痛骂，虽狼狈不堪，却不置一词，默默离开。
戴笠在外头转悠了一个小时左右，还好，不见王世和这个瘟神，而毛庆祥的身影却在门口出现了几次。
大概王世和不在，守门的警卫站了很久，却一直不曾赶他走。终于有了一次机会，毛庆祥送一位官佐出来。
“毛秘书，毛秘书！”戴笠大声叫喊道。
毛庆祥一眼就看见了，和官佐挥手作别，招手道：“戴笠，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不来找我？”
戴笠这才喜滋滋地跑上前去，向守门的警卫深深地鞠了一躬，走了进去，警卫见有毛庆祥在，眼睛看向别处，假装不曾看见。
戴笠言明是得蒋介石急电前来进见，又道：“我昨天下午到了南京，今天一早就来了，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等到毛秘书，不然连通报的人都没有。”
毛庆祥隐隐约约听说王世跟戴笠不和，也不细究原因，只领了他速去蒋介石的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门口，戴笠按规矩在外面站立不动，由毛庆祥先进去通报，征得蒋介石许可，方才进门。
蒋介石今天比以前和蔼多了，并挥手示意他坐下。戴笠谢了座，才把半边屁股轻轻地放在椅子上，洗耳倾听蒋介石对他的吩咐。
蒋介石道：“嗯，最近表现不错，你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军动态的情况都由毛秘书转给我了，很有价值。现在第二次北伐总攻已经开始了，我再交给你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赶在北伐军的前面先期北上，潜入敌军境地，打探敌情。”
说到这里，蒋介石停住了，眼睛盯着戴笠，道：“这项任务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危险的，我知道你一向对我很忠诚，我相信你一定会圆满地完成任务。”
戴笠头脑一热，道：“只要校长一句话，学生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保证完成任务！”
蒋介石满意地昂着头，站起来，走到窗前。毛庆祥眼快，知道蒋介石要干什么，忙近前铺了纸，备了毛笔、石砚。蒋介石蘸墨，运足神，在宣纸上书写了四个字：艰苦卓绝。蒋介石把字赠给戴笠，道：“这是我给你此行的赠言，希望你能够照我的意图办事。”
戴笠接过，眼睛潮了，他觉得这是蒋介石给他的“真传”，类似于江湖上师父向得意弟子传秘籍。
临行，蒋介石转过身叮嘱毛庆祥：“以后戴笠的情报就交给你，希望你能及时送达。对了，还有一事，你向警卫人员打个招呼，今后戴笠回到南京来找我，必须尽快通报，不得拖延，更不得阻拦！”
戴笠听了蒋介石最后一席话，感到眼前一片光亮，心中长吁一口气，暗道：总算熬出头了，王世和，今后看你还敢拦我！
戴笠很兴奋地从蒋介石的书房出来，一路喜不自禁，连走路都有点飘飘然。然而时间一长，风把他吹醒，一个新的忧虑又涌上心头：这一去是深入敌军腹地，危机四伏，凶险难测，一不留神就有丢脑袋的可能。真是才熬过被王世和压制的苦恼，又陷入了置身虎穴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