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死后被追谥为皇帝的太子不乏其人，如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追谥生父景穆太子拓跋晃为景穆皇帝；隋哀帝杨侗被拥立为皇帝后，追谥生父元德太子杨昭为孝成皇帝；明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追谥生父懿文太子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可以说，追谥曾经当过太子的父亲为皇帝，是后辈子孙称帝后从下到上表现孝道的一种惯例。与他们相比，唐高宗李治以父亲身份从上到下追谥儿子李弘为皇帝，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上元二年（675）五月，唐高宗下诏，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丧葬“制度一准天子之礼”（《旧唐书》）。在中国历史上，被父亲追谥为皇帝的太子，李弘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唐高宗以太子宏（弘）薨，而赠孝敬皇帝，则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经之甚矣”，即批判唐高宗此举荒诞不经；蔡东藩在《唐史演义》中也称“所有丧葬制度，竟许用天子礼，谥为孝敬皇帝。太子死谥皇帝”，是“从古未有”之事。那么，唐高宗为何要置封建礼制于不顾，破例追谥亡故不久的李弘为皇帝呢？
李弘（652—675），字宣慈，唐高宗第五子，也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子。李弘的名字颇有寓意，据说隋末唐初道教中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预言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来拯救众生。唐高宗为其取名李弘，可见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因系武则天所生，唐高宗爱屋及乌，对李弘系非常宠爱。四岁时，李弘被封为代王；五岁时，唐高宗废掉原先的太子李忠，改立李弘为太子。为了培养李弘，唐高宗除了为其选聘名臣作为辅弼老师，还经常让他实习参政，如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次年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咸亨二年（671）正月，唐高宗“幸东都，留皇太子弘于京监国”；次年十月，又命“皇太子监国”。
李弘为人宽厚仁慈，“深为帝及天后钟爱”。被立为太子后，李弘“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有过之地”。对父母如此，对臣属如此，对普通士兵和百姓同样如此。监国期间，李弘关心将士，体恤民情，做出了很多宽仁爱民之举。当时，大唐正对高丽用兵，军中经常有士兵“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因此会受到“身并处斩，家口没官”的严厉处罚。李弘知道后，引经据典，强调“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希望朝廷可以修订法律，以后再出现有士兵逃亡者，家中人不用再受连坐之罪，唐高宗“从之”；李弘“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唐高宗“许之”。一个“从之”，一个“许之”，不难看出唐高宗和武则天对李弘的欣赏。然而，李弘接下来做的一件事，却极大的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
原来，武则天将情敌萧淑妃被残忍杀害后仍不解恨，又把萧淑妃所生的义阳、宣城二位公主“幽于掖庭”，致使两位被幽禁的公主年龄很大了却没办法嫁人。李弘猛地见到这两位“以母得罪”的姐姐时，先是“惊恻”，继而动了怜悯之心，于是“遽奏请令出降”，恳请唐高宗让她们过上正常女人的生活。唐高宗对萧淑妃之死本就心存愧疚，再者两位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只是迫于武则天的淫威不敢造次。李弘的上奏道出了唐高宗的心声，于是“许之”。武则天闻讯后，既是出于对萧淑妃怨恨的延续，也是为了防止这两位公主日后兴风作浪，便随便将她们许配给了两个普通侍卫。在武则天看来，作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不站在自己这边，反倒帮助敌人，武则天从此对李弘产生隔阂甚至怨恨，李弘“由是失爱”。
咸亨四年（673）二月，唐高宗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准备纳左金吾将军裴居道之女为太子妃。为此，唐高宗还下令为李弘新建一座宫殿。裴妃“甚有妇礼”，是个相当有妇德的贤淑女子，唐高宗满意地对侍臣说：“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意思是说，李弘有这么个贤内助，将来即位执政，就不用朕担心了。七月，“太子新宫成，上（唐高宗）召五品以上诸亲宴太子宫，极欢而罢”。唐高宗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次畅饮后，身体便出现了故障。八月，唐高宗“以不豫，诏皇太子听诸司启事”。这一安排，表明唐高宗虑及自己身体不支，有禅让太子之意，而这恰恰是早已习惯“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的武则天所不愿意看到的。从此，武则天与李弘的私人恩怨，已经上升到涉及将来掌权的政治对立面。
武则天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一步步提升自己，进而问鼎皇权，是武则天实现女皇梦的必由之路。上元元年（674）八月，在武则天的鼓动下，唐高宗下诏“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内外称为“二圣”，武则天已经与唐高宗平起平坐。这么多年夫妻下来，唐高宗对武则天是了解的，为了权位，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包括害死自己的亲生骨肉。作为当朝皇帝，唐高宗都无法遏制武则天在政治上的强悍势头；自己百年之后，谁又能控制得了这位身居高位的女强人？知子莫如父，李弘万万不是武则天的对手。为了保护李弘，唐高宗甚至萌生了“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的念头，也就是想把权力交给武则天。但是，迫于群臣关于“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的劝谏，唐高宗才把皇帝继续当下去。
这件事过后不久，也就是上元二年(675)四月，李弘在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洛州合璧宫时，突然暴死于宫中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李弘之死，在唐朝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一桩疑案。李弘究竟怎么死的，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其中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李弘患有严重的“痨瘵”，即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李弘处理国事积劳成疾，病情加重，属于自然死亡。其二，李弘虽然有“仁孝”的一面，同时也有“英果”的一面，不顾武则天之感受而上奏让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出嫁就是一个例子。当太子的时候如此，李弘将来一旦即位，武则天将很难驾驭这个柔中带刚且不太听话的儿子。李弘的存在，成为武则天实现女皇梦的绊脚石。为了能继续把持朝政，武则天伺机将其害死，李弘属于非正常死亡。
其实，关于李弘的死因，早在唐肃宗时代就开始有了死于非命的说法，《旧唐书·承天皇帝传》就称“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李弘）”。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在《本纪·第三》中这样写道：“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用了春秋笔法，“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以及对当时政局的分析，笔者认为李弘确系死于非命。其一，李弘虽然身体有病，而且是不治之症，但他能没事一样的陪同唐高宗“幸合璧宫”，说明当时他的身体并无大碍，决不至于暴薨。其二，唐高宗想把权力交给武则天的念头被否定后，只能“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也就是将来要把皇位传给太子李弘。武则天因此生恨，对挡了自己掌权道路的李弘更是怀恨在心，尽管李弘因患“痨瘵”命不长久，但为了早日操控权力，武则天还是动了杀机。
李弘是个好太子，监国期间的一系列仁举，使他赢得了芸芸众生的拥戴。难怪李弘遇害后，普天之下会“莫不痛之”。痛，既是对李弘二十四岁突然死亡的悲痛和惋惜，更是对武则天为了权位不择手段的痛恨和谴责。其实，儿子死了，武则天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毕竟李弘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而且是死于自己之手。李弘死后，“天后心缠积悼，痛结深慈”（《孝敬皇帝睿德记》）。这其中，既有武则天当众表演的成分，也有对儿子之死无限内疚的因素。李弘之死，作为父亲的唐高宗心里最明白，但没有证据，又苦于惧内，索性泪往心里流。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死于非命，唐高宗悲痛欲绝，大病了一场。不久，唐高宗下诏：“太子婴沈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谥为孝敬皇帝。”将李弘死因说成“因感结，疾日以加”，无不表现出了唐高宗的懦弱。
然而，再懦弱的男人也有刚强的一面，唐高宗也不例外。李弘生前没有当上皇帝，死后也要让他当上皇帝。以父亲身份把李弘“谥为孝敬皇帝”，既是唐高宗对没有保护好儿子的愧疚，更是对武则天心狠手辣的不满。此外，唐高宗还下令将李弘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并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以示哀悼。永淳三年（683），唐高宗病逝，临终前教诲太子李哲（即唐中宗李显）“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鉴于李弘之死而对李哲个人安危的忧虑。唐中宗即位后，将李弘牌位祔太庙，号义宗，并追封太子妃裴氏为哀皇后。景龙四年（710），姚崇与宋璟进言李弘不曾即位，不应该与先帝们同列太庙，于是唐睿宗将其移到东都祭拜。唐玄宗开元六年（718），有司奏称“孝敬皇帝宜建庙东都，以谥名庙”，于是罢义宗号，从此只用孝敬称之。（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