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就像刀子，握住刀柄就可以为我们服务，拿住刀刃则会割破手。
——艾米·洛威尔
华为终于开始阻击港湾网络，不过任正非用得都是可以拿到台面上的竞争方法：首先占据对方的市场；接着将对方的技术人员挖过来；然后阻止港湾网络上市或者卖给他人。
港湾网络被华为阻击后，开始一蹶不振，它四处突围，可是却深陷泥潭，拔足无力。港湾外有华为公司的重兵包围，内部也是四面楚歌，最后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
面对港湾网络的崛起，华为公司并非一无警觉，任正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排兵布阵了。
2002年，任正非一声令下，断然收回了华为授予港湾网络销售华为产品的代理权。随着2003年华为与思科官司的结束，任正非终于有时间、有精力和李一男在国内的商场上正式交手了。
港湾的电信网络产品主打的是国内中低端数据业务市场。任正非与3COM成立的合资公司开始运营后，这家合资公司专注的也是港湾网络的所有数据业务。换句话说，这家合资公司就是华为公司安排与港湾网络竞争的一招“妙”棋。
“打港办”，就是打压港湾公司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阻击港湾网络公司，让它无法再和华为公司为敌。
任正非在“打港办”成立伊始，就给办公室的负责人定下了几条“原则”：1.如果华为的销售人员丢单给中兴、思科不要紧，丢单给港湾要受到重罚或者开除的处分；2.对于港湾的大客户，华为的数据和项目可以白送给他们。如果该客户已经在使用港湾的设备，华为将全部回购，回购完成后，港湾的大客户购买华为的产品，华为将实行买一送一的巨大优惠，借此来全面封锁和废除港湾的品牌标识；3.下大力气开展“反挖人”运动，只要是港湾的人才，华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将其挖过来。
港湾没有了客户，没有了市场，没有了技术人员，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任正非为了让“打港办”快速行动起来，据说当时为其准备的“打港”经费，一年最多时竟达4亿元。
华为的狼性团队在“打港办”的指挥下，四处出击，努力开拓市场。经过一番市场运作，此消彼长，港湾网络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少。李一男在经历了2003年的辉煌后，2004年，他就开始觉得市场越来越难做，而且货发出去，很多货款根本就收不回来。
华为的“反挖人”运动也随后成果显著——港湾接入网产品线的研发人员，在华为人的运作下，纷纷跳槽，都到华为上班来了。
随着港湾的研发人才大量流失，他们推出的产品已经跟不上市场的发展。港湾的市场下滑之后，产品卖不出去，回款又没有着落，很多当初给用户个人的承诺，也开始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随着恶性循环开始，港湾的产品更难卖，回款更没有着落，而客户对港湾网络的信誉也产生了怀疑，带之而来的则是更坏的一轮恶性循环……
2005年，港湾的国内市场已经陷入停滞期。这一年，港湾对外公开的收入是1.25亿美元，但国内仅有8300万美元，与前一年持平。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年甚至出现了国内所有电信运营商集体清退港湾DSLAM产品的情形，而这个产品则是港湾当时的主盈利产品之一。
李一男确实是个科研奇才，但他却是一个不太合格的企业领导者。他的经历太顺，他没有经历过失败，面对失败，他并没有任正非那种东山再起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李一男比任正非差了一个“段”位。
港湾网络度日艰难，派出去的业务员只能去捡华为员工漏下的一些小单，而后来就连几百块钱的小单也不放过。
当时李一男的朋友曾经劝过他：“这么做下去，你耗不起，不如服一下软，我替你向任正非去求求情？”李一男性格倔强，他自然不会同意朋友的提议。更何况港湾公司还有一个最后翻盘的机会。
由于港湾的经营没有起色，那些风险投资一个个也开始做起了壁上观，再也不肯给李一男投钱了。李一男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上市才是港湾公司起死回生的唯一出路。
那些风险投资商们一个个也精得很，如果贸然撤资，必然损失惨重，他们也只能助推港湾网络上市。港湾只要一上市，必然能圈回大量的股金，那么他们的投资也就能收回来了。
李一男想让港湾突围，可是任正非早就给过“打港办”一个指示，那就是一定要阻止港湾网络上市。上市是港湾公司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如果港湾借着上市复活，势必以后还要跟华为抢占国内市场。李一男有着一颗技术型的头脑，如果再让他从股市上圈回大量资金，华为想要战胜李一男这个强劲的对手，势必将耗费更大的力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有一条规定：一个公司想申报上市，必须在最近3年内无重大的违法行为。
2005年9月2日，一份律师函由华为公司发出，最后被寄到了港湾公司的法务部。这封律师函虽然字不多，但措辞严厉。华为的律师让对方公司解释其产品对华为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
李一男是否在自己的产品中应用到了华为的技术，他心里自然清楚。李一男对于华为知识产权的问题确实是解释不清。因为解释不清，港湾网络公司上市就变得障碍重重。
2001年的时候，美国本土发生了一桩安然(Enron)公司破产案的丑闻。安然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之一，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的第七名。然而，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突然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该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破产案，严重挫伤了美国经济恢复的元气，重创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信心，引起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高度重视。
美国在出了“安然事件”之后，政府部门在涉及到公司上市的申请时，已经变得相当小心，甚至达到了“宁可让一千家好公司错失，也不愿意让一家坏公司混进来”的谨慎程度。
港湾网络两次在美国纳斯达克申请上市的过程中，美国证监会都会收到大量匿名信。这些匿名信反应了很多港湾网络公司侵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很是庞杂，如果要一一查清，恐怕也得几年之后。当时负责港湾网络上市的一名经理这样感慨地道：“一收到这种信之后，整个进程也就拖累了，很多情况下你只能不了了之。”
那一封封匿名信，就好像是一阵阵惊涛骇浪，彻底冲断了港湾网络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道路。
上市不成，李一男还有最后的一招，那就是忍痛卖掉公司。港湾公司可是李一男努力的结果，公司能有今日的规模，处处都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现在港湾所有突围的路都已经被堵死了。李一男离开华为自己出来创业，他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在对决港湾的战役中已经胜券在握的任正非，此时衣冠楚楚，穿戴整齐。今天，他要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见一位重要的客人，这个客人就是不久之前，跟华为公司在法庭上斗得不可开交的美国思科CEO钱伯斯。
“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讲的一句话非常经典的名言。这句话已经道尽了在全球合作日益频繁的今天公司企业想要合纵连横、有所发展就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思科和华为虽然互为竞争，他们曾经相互敌视，有时还会兵戎相见，但在那场跨国大诉讼结束后的第18个月，就在深圳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办公室里，任正非和钱伯斯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华为公司在马歇尔联邦法院进行了一场漂亮的绝地反击，华为人的风采终于赢得了钱伯斯的“尊重”。钱伯斯的来访已经表明，华为公司终于能和思科这样的跨国电信巨头平等地对话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当他的手和毛主席的手握到一起的时候，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了正常化。
钱伯斯到华为公司拜访任正非，在国内电信界的意义，不亚于尼克松总统对着红色的中国伸出的和平友谊之手。
商界尊重强者。以后，思科、阿尔卡特、摩托罗拉、北电和3COM等世界级企业的总裁们，都已经成了任正非的“老朋友”。几乎每一年，任正非都会对他们进行拜访，或者接待他们的来访。
任正非要走向世界，就免不了和这些友商们打交道，华为以前的“狼性文化”在国内开疆扩土，抢夺市场，堪称利器，可是在国际竞争中却有些水土不服。
因为那些跨国电信巨头动辄就是上百年的积累，年轻的华为如果非要硬碰硬，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华为在国际电信大舞台上，应该是一个穿着燕尾服的绅士，绝对不能以“搅局者”的面目出现。
华为和思科的一场跨国官司让华为人清晰地明白该如何地走出去，该如何避免和竞争对手正面血拼，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兼容并蓄，联手合作，共谋发展，这条路才是真正的“王道”。
任正非曾经说过：“当然，方向是不可以妥协的，原则也是不可妥协的。但是，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协，只要它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什么不能妥协一下？‘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在恰当时机接受别人的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名单。只有任正非与当红影星章子怡两个中国人入选，而其他入选的IT界名人包括微软主席比尔·盖茨、苹果电脑CEO史蒂夫·乔布斯、Google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等。
任正非的影响力已经遍及世界，华为公司已经融入了电信业的大家庭。但任正非知道，华为人走向世界的脚步才刚刚开始。
2005年年底，华平投资终于为李一男的港湾网络找到了一个大买家——西门子。西门子在国内外都是华为的强劲对手。港湾网络在下一代网络NGN产品、VOLP业务(模拟声音讯号数字化)等技术领先，西门子公司对此非常感兴趣。
任正非绝对不允许港湾网络被西门子公司收购，为了让收购计划搁浅，任正非的“挖人小组”，立刻使出了浑身解数，终以1000万的价格，将港湾深圳研究所的语音小组全都挖到了华为。
港湾VOLP业务离不开语音小组的支持，没有了这个小组，VOLP业务立刻全军覆没。随着港湾网络对西门子吸引力的降低，任正非又用知识产权为西门子收购港湾设置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门槛。西门子也怕收购成功，会为自己惹上接连不断的产权官司，他们手里那支准备在收购意向书签字的笔，终于停了下来，港湾网络卖给西门子的计划也半路夭折了。
港湾网络上市无望，市场断绝，想要将其卖掉，可是买家们却怕惹上官司，纷纷关上了收购的大门。李一男面对股东的联合施压，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忍痛被华为收购。当时，港湾市场部主管正打算去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公司领导的一个电话，告诉他不用做业务了，港湾网络要卖给华为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属下员工，其中有个员工因为前几天陪客户喝酒喝得胃出血，倒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他听到这个消息当即痛哭失声。
后来，一位港湾的员工这样说：“我们一直憋着劲儿与华为干，才有过去的迅速发展，现在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去了，那么多从华为出来的弟兄们，脸往哪儿放？”
也有员工这样说：“丢失了自己一生中最后翻盘的机会！”
2006年5月10日，任正非和李一男在杭州华为3COM总部见面，任正非握着李一男的手说：“你们的回归对中国科技史来说是一个贡献，不一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我们双方都赢了！”
任正非通过这次成功收购，彰显了自己在国内电信界老大的地位，同时也敲山震虎地警告了那些准备和华为对着干的电信业后来者，华为国内电信霸主的地位不容许任何人觊觎和挑战。
6月6日，华为付出了17亿元的高价，虽然这个价码不被华为有关部门所承认，但毕竟华为成功收购了港湾。港湾网络与华为联合宣布，港湾转让部分资产、业务和人员给华为公司，并达成了意向协议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李一男在签署了所有的文件后，他给所有员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怀着歉疚的心情，对员工表示了歉意：“由于管理层，尤其是我本人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欠缺，导致在公司战略的制定和内部的管理上都存在很多不足，错失了企业发展的机遇，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对此也感到深深的自责。”
任正非当时这样安抚港湾的员工：“如果华为容不下你们，何以容天下，何以容得下其他小公司？你们开始创业时，只要不伤害华为，我们是支持和理解的。当然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作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后来我们发现并不是和你们竞争，主要面对的是基金和竞争对手，如果没有基金强大的力量，你们很难招架得住我们的竞争压力。我们感到基金的力量与巨大的威胁，如果我们放弃竞争只有死路一条。如果基金这样做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是一场灾难，它波及的就不只有华为一家了。我们之间真正的出路是重新走向合作，我代表EMT团队，会真诚地处理这个问题的，不要担心会算计你们，也会合理地给你们安排职位的，不光是几个，而是全部。我们认真地来探讨合作的问题，构建我们真正的成功……”
华为收购港湾网络是一种绑定性的收购，就是说，港湾一些重要部门的员工必须在华为工作两年才可以离开，这也是电信界收购的一种特色，毕竟收购科技公司和收购企业不同。企业有车间、机床，而科技公司最重要的是人，是科技人员头脑中的知识和数据，绑定收购，就是为了避免买家收购一家“空壳公司”。
2006年9月，李一男重新回到深圳坂田华为公司总部上班，并出任了“华为副总裁首席电信科学家”，工号为59056。因为李一男名气太大，经常有华为的员工隔着窗子来窥视工作的李一男，后来李一男的办公室窗户上都换成了毛玻璃。
时隔不久，李一男被调到了北京工作，他的新办公室不足4平方米，而且靠近厕所。在两年的收购绑定期结束后，李一男一个人形单影只地离开了华为。
李一男离开华为后，2008年10月6日，百度宣布任命李一男为该公司首席技术官(CTO)；2010年李一男加盟中国移动，任12580运营部CEO；2011年8月18日，李一男加入金沙江创投……
李一男的老同事李玉琢曾经给过他如此评价：“我倒不是怕华为打压他，而是担心他没有经营管理一家企业的经验和能力。”毕竟搞好技术挺难，当好领导则更难，而当一个既有科学技术又有领导艺术的领导则难上加难。
港湾网络和华为公司之争的“刀光剑影”，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远去，可是给我们留下能够思考的东西却很多。胜败寻常事，沉淀而出经验，却值得每一个商界的同仁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