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新鲜空气是《一位十五岁的船长》带给我们的；一部幽默的幻想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遭遇》
　　1877年，他在南特度过夏天，从而恢复了与大海的接触。他已暂时从他儿子给他造成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米歇尔跟我们在一起，大伙都觉得挺高兴，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特之行和全家团聚对他大有好处。”他高兴地把儿子带到圣米歇尔号上。一上船，他的想象便随着波涛一起澎湃奔腾。这个儿子，缺点不少，优点挺多，稍遇机缘，很可能变成另一个人。他既聪明，又热情，只是缺少一点辨识力，难以应付各种事变。一个15岁的小伙子，倘若性格刚强，满可以作许多事情，若有机会，甚至能作出一些英雄壮举，在海上怎么样？让一位小伙子驾着一艘船单独与海浪搏斗？他会作出什么事来呢？
　　这一连串想像使他渐渐看到一个“15岁的英雄”的身影。这位英雄就在流浪者号捕鲸船上。作了一次收获不大的海上狩猎后，这艘捕鲸船正靠泊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为了加重这位十五岁英雄今后的责任，他让像米歇尔那样当普通见习舵手的迪克-桑、船东的妻子沃尔多姆夫人、她儿子雅克、她表弟昆虫学家本尼迪克特和年老的黑人女佣南，搭乘这艘双桅纵帆帆船返回旧金山。在茫茫的太平洋上，流浪者号遇着一艘破船。该船因遭受碰撞，船员全部失踪，仅剩下奄奄一息的5名黑人和1只狗，在船上受着口渴的严酷折磨。
　　赫泽尔了解到渐渐形成的创作提纲后，希望将这几位遇难者变成戴着脚镣手铐、被扔在一艘黑奴贩运船的舱底里的奴隶。他最后同意不把尼摩写成一个搜捕黑奴贩子的人；他本来希望这一次能如愿以偿；因为贩卖黑奴的问题一直缠绕着他。但儒勒-凡尔纳却认为，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他坚持说，这5名遇难者是作为乘客而在1艘被撞毁的船上的自由人。他答应，关于贩卖黑奴的暴行，等这几位黑人落入走私贩手里之后再作描写。这些可怜的人在舱底里并没遇到会饿死的危险……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将那只狗吃掉！我们知道，这只狗在小说中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
　　至于那位历岁的英雄，作者提醒出版商说，“他肯定不是您头脑里所设想的那种小天真。”赫泽尔特别偏爱伽弗洛什①式的人物。他早就希望将这样一个人物插入到《米歇尔-斯特洛戈夫》之中；因此，要是迪克-桑跟雨果笔下的那位给人好感的英雄相似，他
　　“因此，他决不是一个懒鬼；船上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显得英勇无畏，而且像1位船长那样行事。”当赫尔船长忍不住要去补充他船上的货物，让他的船停止前进，跟5名水手一起上了1只捕鲸小艇去追捕1条巨大的座头鲸时，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
　　①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一个角色，后来成为巴黎街头机灵调皮的流浪儿童的象必定感到非常高兴。“在这位美国小青年的身上，我决不可能找到半点与巴黎街头的流浪儿相似的地方！”《一位十五岁的船长》的作者振振有词地分辩说：“我宁可让迪克-桑保留我原先塑造的那个样子。”
　　赫尔船长委任这位小伙子当几小时大副，将流浪者号交给他照管了。但捕鲸活动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小艇被狂怒的座头鲸撞碎，船上的人全部落水葬身大海。
　　如今，流浪者号只剩1名水手：l名没别的船员协助的见习水手；他要负责将船东的妻儿、年迈的女佣南和5名黑人遇难者遣送回国。我们可别忘了那只叫登戈的狗和那位令人担心的厨子内戈洛。内戈洛处处跟小船长作对，因此，这位小船长不得不对他行使自己的权力。相反，小船长对那5位黑人和登戈的忠诚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且，登戈恰好憎恶内戈洛。
　　迪克-桑向东行驶，一直朝这个方向，他肯定可以返回美洲南岸。在跟一场飓风搏斗的过程中，他显示出自己是个出色的海员；要不是内戈洛从中作梗，使船上的罗盘发生差错，他兴许能把船驶回瓦尔帕莱索，可这么一来，他却绕过合恩角，横渡大西洋，被抛落在非洲而不是美洲的海岸上。
　　到处是黑奴和走私贩的非洲；赫泽尔对作者描写贩卖乌木的商人的那些章节必定感到满意。内戈洛和突然出现的哈里斯合谋，将遇难者带到安哥拉的腹地，却坚持说他们到了玻利维亚！后来，他们被人逮住，强行归入一个阿拉伯人贩子的奴隶行列中。
　　儒勒-凡尔纳认为有必要提醒那位易受感动的出版商，“我先给您打个招呼，他将死在非洲的土地上。”第二卷绝大部分是描写贩卖黑奴活动及其残忍性的，叙述非常准确，以致赫泽尔也无法接受。“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这些习俗实在太可恶，”作家表示让步说，“我将把它们写得和缓些。”
　　经过许多曲折和一次越狱——这次越狱是因本尼迪克特对昆虫学的酷爱所引起的——之后，我们的这几位朋友终于得救了；哈里斯被迪克亲手杀死，登戈要替它的主人——被内戈洛杀害的一位探索者——报仇，咬断了内戈洛的喉咙，这时，我们的忧虑解除了。只有那位可怜的女佣因疲劳过度而身故，无法返回美洲。
　　这部航海和地理小说一直使青少年感到兴趣，他们被扣人心弦的情节和一系列富于戏剧性的插曲深深地吸引住。书中不乏出色的描写；有不少描写很有教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关于赤道非洲的习俗和人贩子惨绝人衰的暴行的描写。如果说，这仅仅是文学效果，我们是难以信服的；作者不仅想到要极力排除华丽而空泛的词句，而且还考虑到准确性，给我们列举了他的材料来源，并引用了一篇喀麦隆游记中的一个片断。
　　斯坦利①直至1872年7月12日才返回马赛；利文斯顿1874年4月22日死于桑给巴尔。这两个日期是很有意义的。这部作品写于1877年，书中描述的情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早60年。这些地区的平静只是近来的事。倘若G-德-迪斯巴赫注意到这一点，他阅读《一位十五岁的船长》时兴许会客观一点，不致于轻率地说什么他感到费解的是，这位性情温和的亚眼布尔乔亚似乎认为法国推进到安蒂波德斯群岛去奴役黑人和巴布亚人是理所当然的。
　　①斯坦利（1841－1904），中非地区的探索者，曾在中非找到利文斯顿。
　　作者的立场似乎十分明确。他虽然赞成殖民化，但他仅在这种殖民化有利于结束令人愤慨的残暴这种范围内表示赞成。他认为，如出于对贫困民族的歧视和旨在开发他们的领土而采取粗暴的方式实行殖民化，那么，这种殖民化是可鄙的。对作为统治大国的英国进行冷嘲热讽，并不是歪曲事实；时赶尽杀绝澳洲野人和在新西兰实行“教化大屠杀”进行抨击，更不是歪曲事实；而所有这些都没妨碍他对殖民化后来作出的成果表示钦佩。
　　不管西方文明如何先进，儒勒-凡尔纳并没对这种文明表示过赞赏，尼摩说，“你们所说的野人难道比别的人更糟糕吗？”在《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中，巴加内尔在承认毛利人的勇猛和正直之后，又说这个种族吃人肉是合乎逻辑的，这无疑再客观、再公允不过了。
　　1878年在地中海巡游时，圣米歇尔号的船主一边消遣，一边草拟“一个像《牛博士》的幻想故事”的创作提纲。这个故事将描写一个“故意让人杀害的人”。起初，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美洲。但经仔细考虑，他又似乎觉得，在一位美洲百万富翁的头脑中兴许难以产生假第三者之手进行自杀的念头，因为这种富翁对豪富不大可能感到厌倦；这事可能发生在一个懒散成性的人的身上，而这又不符合大西洋彼岸人的性格。他认为，一个笃信孔教的哲学家倒是善于作出这样一种规劝，而一个腰缠万贯的中国人更有可能接受这种规劝。
　　“他把故事移到中国，在一个比美国更富于色彩的背景中去写，”而且，“他眼前摆着20卷书，现在只需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1879年，《时报》的读者终于读到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遭遇》。这个幻想故事包含了相当多的戏剧情节，使故事充满天真的情趣，读后不禁令人发笑。
　　1889年，儒勒-凡尔纳到了昂蒂布角，大概还在考虑他的这位中国人；他跟当纳里合作，试图将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这事作起来可不容易。1889年1月底，剧情梗概搞出来了。这位小说家说，“如今我只需把剧本写出来。”
　　1890年9月，他把这个关于中国人的剧本写出来了，但跟原作有不少出入；德凯纳尔要求得到这个剧本，罗夏尔也希望得到这个剧本，以便在1891年10月圣马丁门剧院开张时演出。克洛德-法雷尔也被这个题材所吸引，想在1925年前后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萨拉-伯恩哈特剧院的演出非常动人，但并不成功：倘若不使这位中国人欧化，那是很难获得观众赞赏的。